兩岸關係的變遷來論兩岸關係的定位

前言 　　對於兩岸變遷的探討，主要是希望尋求兩岸之間互動關係的歷史演變情況，並希望藉著各種不同的階段的分類來認識兩岸互動的情況。不過由於兩岸的變遷不盡然祇由歷史研究途徑作為唯一解讀的管道，因此也設法藉由西方理論模式的運作來解析兩岸變遷的過程。這樣兩種研究方法兼用的目的，就是希望因而能夠創造出另一種分析兩岸關係演變的架構，因為既可以透由史觀的方式去了解變遷的階段，也可以用理論的模式去解析這變化的斷層。 　　韓德遜（Gregorn Henderson）所提倡的「分裂到統一的四個階段理論」，以及「賽局理論」（Game Theory）。至於Louis Snyder的「少數民族主義」（Mini-Nationalism）理論與「大型民族主義」（Macro-Nationalism）理論則運用到來解釋兩岸關係現狀的發展。　　

至於影響兩岸關係變遷的幾個可能因素例如： 中共內部環境變化對中共對台的政策的影響 台灣內部環境變化對大陸政策的影響 國際環境因素 　　其次，對於兩岸定位的分析，則以兩岸一些過去所浮現出的現象為區分標準。兩岸當局對雙方關係在變遷過程當中，因呈現不同的內涵給予彼此什麼樣不同的定位後，進而從雙方對於彼此定位的看法裡，在來延伸出兩岸關係整個定位的結論。

兩岸關係的變遷 共可分為以下五個時期： 一、軍事對峙時期 二、法統爭執時期 三、交流緩和時期 四、意識對立時期 五、磨合過程時期 一、軍事對峙時期　　二、法統爭執時期　　三、交流緩和時期 四、意識對立時期　　五、磨合過程時期 一、軍事對峙時期 　　1949年政府因大陸內戰失敗撤退到台灣起，歷經1949年金門古寧頭戰役，1954年第一次金門砲戰，1955年大陳戰役，1955年一江山戰役，直到1958年第二次金門823砲戰為止，稱得上是兩岸之間軍事最嚴重對峙的階段。

二、法統爭執時期 　　法統爭執時期之內，也隱含著一段兩岸「軍事對峙時期」。兩者至少在1950~1958年期間是有重疊的。只不過法統爭執在軍事對峙1958年結束後仍在兩岸之間持續。這段聯合國的「中國席次」之爭，歷經大約長達二十年的時間，直到1971年中共遂得所願進入聯合國並取得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為止。 　　北京進入聯合國之後，當以中國合法政府自居，設法減少台北的外交國數字。而台灣則在退出聯合國之後，雖有不少建議提出雙重承認或多國體制模式的觀點來防止中華民國在外交上的連續挫折，但是在兩位蔣總統堅持法統並採取漢賊不兩立的政策情況下，兩岸在外交上的較勁仍然延續到1979年中(共)美建交，以及之後中華民國的重要友邦，包括南韓、沙烏地阿拉伯與南非，都逐漸的以斷絕邦交為收場。

三、交流緩和時期 　　從1987年台北正式宣布在大陸有三等親的台灣居民可前往中國大陸之後，兩岸的文化交流秩序迅速建立，從最初的人員往返，進而經貿交流，甚至在進一步是學術、文化、宗教、科技等純屬「文化」的交流，雙方接觸之頻繁都可用數據來說明。1988年8月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成立，台北才開始協調各主管機關逐步建立兩岸經貿交流次序。次年6月，台灣地區正式開放大陸地區物品間接輸入，並允許輸入物品可標明大陸產製，1990年8月再開放台灣地區廠商對大陸地區間接輸出貨品，並同意在出口報單上直接說明大陸為目的地。至此，可說兩岸的雙邊貿易，雖仍界定在「間接貿易」與「轉口貿易」的名詞上，不過，已正式走出過去只能偷偷摸摸走私往來的陰影了。經過多年來的兩岸經貿往來，雙方已近有1,300億8,270萬美元的貿易額往來(自1988年至2002年止)。其中1988年雙邊貿易額是27億2,090萬美元，1955年首度突破100億美元關卡，貿易額高達114億5,700萬美元，2000年貿易額是創下新高的115億7,360美元。台灣對大陸貿易依存度比例自1988年起逐年攀升，到了1994年後百分比就上升到10.02%，2002年攀升到最高的15.39%。其中這一年統計裡有關台灣對大陸出口的依存度則是在22.56%。2002年台灣與大陸的貿易總額446億美元，已超越南韓與大陸的貿易總額440億美元，躍升至第四位。

四、意識對立時期 　　2000年5月，台灣因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導致長期執政的國民黨下臺，進而連帶也使得傳統的大陸政策「國統綱領」被傳言是否要修正或存廢，而使得兩岸關係受到影響，儘管新上任的總統陳水扁在其就職演說中，曾經力陳所謂「四不一沒有」的承諾，但是基於他植根甚深的「台獨」理念，加上對「台灣要走自己的路」之信念，遂在2002年8月3日提出了台灣與對岸中國是一邊一國的宣示。 　　形成這種意識對立情勢的原因，並不在兩岸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而在雙方對各自未來走向認知的不同。北京當以國家統一與一國兩制為指標，但台北則希望多一份除統一之外的選擇。加上兩岸僵局形成之後，美國一直在鼓吹兩岸應多予對話，台北在面臨可能的兩岸政治性談判之後，為求避免因談判而被矮化與地方化，因而提出國與國之間定位的建議。但這由於剛好觸及到北京最敏感的一條神經，兩岸關係遂爆裂嚴重的對立。

五、磨合過程時期 　　　 有關雙方變遷過程解析兩岸應有一些發展的模式可用來證明彼此的確有意進行「磨合作用」的過程。譬如說在2000年之後兩岸都會願意在對峙中尋求和解，但又不願祇為取得和解而捨棄本身原有的立場與原則，因此早期彼此祇採比較短線的彈性策略去因應雙方需求；然後等到兩岸稍微有點平靜的局面下，又相互開始提出可商談或接觸的議題或條件，設法為對方鋪設可落台階的階梯。最後則是雙方應該想到是各退讓一步，以求得整合的一種結果。 在台北方面的磨合過程中，陳水扁曾提出兩點： 　　1. 重申「四不一沒有」的背景意涵 　　2. 「台灣主權獨立國家論」是承諾對縣也是籌碼運用

陳水扁主導下所呈現的台北磨合過程應是： 1.先讓國際社會與北京安心，台北不會走向台獨，以突顯兩岸尚有整合的選擇空間。 2.為了再次取得國內民眾支持與認同，有些原則與立場還是不能輕易拋出，以表現出是一種承諾要兌現的責任。但換個角度來說，又何嘗不是顯示出與對手下次交手時的一個籌碼。 3.在策略上要做到立場即使不便台北也不會是個現狀破壞者，不管兩岸是否陷入僵局，至少台北要提出解套方案讓北京能有所因應，也讓國際社會了解台北並非麻煩製造者，而是願對兩岸對話盡份心力的貢獻者。

北京方面的磨合過程則可分為以下兩點： 「平等協商」與「彈性一中」提出的意義 　 江澤民呼籲兩岸展開對話進行統一談判，希望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至少擱置某些政治爭議，儘早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江澤民並建議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能談。 胡錦濤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基本方針的用心： 　(1)反獨促統的立場不見有輕重之分，但已分順序先後 (2)迴避台北當局，直接訴求台灣人民 (3)因應台北出招，北京採取軟硬兼施，彈性以對的手法

兩岸關係的變遷的理論解讀 一、「分裂國家模式」理論解析兩岸關係早期變遷現象 　　從1949年到1998年的歷史上來看，兩岸在過去五十年的對峙，曾經歷最初雙方武裝對抗，稍後彼此緊張情勢緩和，展開交流，然後再發展到90年代初期追求和平統一目標的局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雙方特別是台北都在1993年辜汪會談之前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只是中共經常援用一國兩制論調，而台北則傾向兩個政治實體的事實。 二、「賽局理論」解析兩岸關係早期變遷現象

「分裂國家模式」理論解析兩岸關係早期變遷現象 韓德遜（Gregory Henderson）認為有以下四個階段： (一)在初期分裂期間，分裂國家雙方之間敵意增強，這種敵意有幾種方式來表現： 　1.互相不承認。 2.對現狀採取與對方相反的態度。 3.加強意識形態的衝突。 4.企圖增強防禦並關閉邊界。 5.採取企圖顛覆對方的政策。

(二)中期分裂期間（消極的和平共存），分裂國家雙方之間敵意降低，其表現方式為： 　1.默許或正式接受共存政策。 2.意識形態對抗的消弱。 3.邊界緊張的緩和，允許較廣泛的人員思想交流。 4.減少對雙方的顛覆行為。 5.彼此抑制軍事衝突。 自1987年開始，兩岸開始進行交流，加上北京與華府建立起邦交，也在美國的要求下，中共從過去對台政策採用「武力解放」改為「和平統一」。

(三)和解階段（積極的和平共存），分裂國家雙方的表現如下： 相互觀光、貿易、行政交流等經濟合作更密切。 對共同的對外問題作政治合作，對國內外的威脅作安全合作。 政府間聯繫的加強。 在1992年確立一個中國意涵，讓台北與北京均可透過各自授權的民間團體「海協會」與「海基會」於1993年在新加坡進行了「辜汪會談」，兩岸之間自此之後不僅呈現全面和解現象，而且尚有跡象可碰觸到類似「三通」與「打擊海上犯罪」較具政治層次的議題。

(四)統一階段，雙方尋求政治上的整合 　　自1993年辜汪會談後，台北與北京本應有更寬廣的空間可望在這「和解階段」中所列的方向邁進，特別是兩岸可進行官方接觸，商討比較具體的「終止兩岸敵對狀態協議」與「直接通航」等協議的簽訂。但是由於台北對「一個中國原則」前提無法全盤接受，而北京也沒有對「對等尊嚴」談判要求有具體回應，遂使韓德遜的整合理論的分裂國家四階段論，在兩岸關係變遷中進行到後兩個階段之中便宣告腰斬，韓德遜等理論無法全盤兌現實際的關鍵所在，就是台北與北京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知有所不同。

三、民族主義的實踐理論解析兩岸關係後期變遷現象 (一)適用於台灣的「少數民族主義」理論 而台北在1999年的「兩國論」與2002年的「一邊一國」主張就像是Snyder筆下的少數民族主義(Mini-Nationalism)。台灣一些鼓吹應與中國大陸脫離關係的人士是認為台灣有其獨特的歷史與傳統，是有如此的權利來尋求他們自己覺得可以接受的未來。 (二)適用於北京的「大型民族主義」理論 中共是利用Pan-Movement中所謂的「相同背景因素」，例如強調同文同種的血緣、共同歷史的傳統以及主權領土不可分割的法律基礎，對台灣進行民族主義的攻勢。它並沒有借鏡向歐盟中那種尋求「超國家超民族」的建立，反而更多是希望將緣起於同民族同文化的個體再予整合。

對峙：涇渭分明的兩岸關係定位 一、死亡政權VS.叛亂政權(1949~1978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華民國的滅亡」。這實際上就是認為國民政府即使遷台後，已形同死亡政權，不復存在。而台北方面，除了在1948年5月10日國民政府公佈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已認定中共為一叛亂團體之外，到了1954年3月11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時，議決條款繼續延長有效。這樣同時也間接追認了中共政權即使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但是在台北當局的看法，仍然被視作為「叛亂團體」的地位。

二、地方政府VS.叛亂政權(1979~1990年) 將北京與台北界定成一個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關係的時刻是在1979年10月，當鄧小平接受日本《朝日新聞》訪問時透露：中共可承認台灣為地方政府，它不但可保有軍隊及高度自治地位，同時社會制度亦可保留，就如同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國民黨允許中共在陜北設立「特區」。 1978年中、美斷交似乎並沒有使得它的大陸政策面貌有太多的變動。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仍然存在的前提下，中共仍然是台北眼中的叛亂政權。

交流：政經分離的兩岸關係定位 一、互惠互利的兩岸關係經濟定位 有很多經貿學者在分析兩岸經濟互動影響時，是純從經貿角度出發面觀察，列出一些利弊得失的優缺點，譬如說兩岸經貿條件互補互賴，可以創造雙贏。「對台灣而言，大陸市場的開拓，不但有助於出口與經濟的持續成長，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也加速內部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對大陸來說，港台資金的流入，促進沿海地區經濟的起飛，對其他國家資金的投入，起示範作用。『三資』企業的勃興，大大提高大陸對外輸出能力，加速大陸經濟的國際化。」

二、屋頂理論的兩岸關係政治定位：一國兩體VS.一國兩制 「國統綱領」中條文對兩岸的角色定位除了認定是「一個國家，兩個政治實體」的說法之外，尚有下列的詮釋： (一)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 (二)互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 (三)建立對等的官方溝通管道 「一國兩制」說明在北京的考量裡，即使在統一之前，它已將兩岸關係的定位界定在一個國家之內，可有兩種制度在實施。「屋頂理論」，就是兩岸均不脫一個中國的框架，而在這框架下，各自建築自己所偏好的形式。也許這可以形容為兩岸在這段既有交流又有接觸階段的政治關係定位。

分合：各有所圖的兩岸關係法律定位 兩個國家VS.一個中國 一、兩國論的法律定位與政治意涵 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與陳水扁的「台灣與對岸中國是一邊一國」看法，因為特殊國與國的主張是當時為兩岸所作的定位，但到最後兩岸還是要追求中國最終的統一。陳、李兩人的說法，聽起來似乎替目前兩岸關係做對等定位而已，並非為未來的兩岸走向作結論，陳、李兩人的談話應沒有關閉未來兩岸統一的可能性。

二、一個中國的彈性解釋及其企圖 「一中原則新三段論」的觀點下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 (一)當中共官方提及「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時，並沒有完全否認「海峽兩岸尚未統一」的事實。 (二)中共一個中國原則在增加「大陸和台灣同屬中國」與「兩岸尚未統一」的較鬆條款之後，對台北過去要求「對等定位」以及「承認分治事實」已漸備具體回應。

競合：走向不獨但整合中需有磨合過程的兩岸關係定位 一、兩岸關係的發展呈現一種「競合」的現象 (一)兩岸關係，呈現平靜但雙方予以冷處理的局面 (二)兩岸交流，呈現窮則變、變則通的模式 (三)兩岸政治交往，呈現官方沉寂、民間熱絡的現象 (四)兩岸關係定位，呈現「競合」現象

二、台灣確定走向「無法獨立」的趨勢 (一)陳水扁的自我克制 (二)美國強烈不支持「台灣獨立」 (三)北京建立依法涉台原則之牽制 三、兩岸可能走向整合但需有磨合過程的局面 (一)兩岸均有整合意願，但台北不認為「整合」等同「統一」 (二)台北的整合是追求「過程」而非「目標」

結論 台北所追求的目標最終若不是希望消滅中共的存在，則是企圖擺脫中共的主控。北京所尋求的目標也不外乎是鼓吹中華民國的死亡事實以及企圖主控台灣的走向。兩岸的各自政策或許在原則與立場方面非常堅定清晰，雙方所運行的策略卻見極具彈性並具因應功能。 兩岸關係的「變遷」，是從早期的「對峙或分裂」情勢走向於中期的「交流或互動」階段，在面臨「意識對抗或可能分離衝擊」之後，目前已走向「磨合作用」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