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e Building And Late Development 国家构建与后发展 State Building And Late Development [美] 戴维·瓦尔德纳 David Waldner 报告人：郑晓玲、安洋

目 录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第三章 建立联盟与构建国家：土耳其 第四章 建立联盟与构建国家：叙利亚 目 录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第三章 建立联盟与构建国家：土耳其 第四章 建立联盟与构建国家：叙利亚 第五章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的实践 第六章 东亚精英的凝聚力与国家建设 第七章 后发展的集体困境 第八章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发展结果 第九章 源自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第十章 理论与方法的再思考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制度 起源 制 度 经济 后果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狮子造了笼子却把自己困在了笼子里。” 为某种特定功能而建立的制度经常反过来约束制度创建者本身。 为什么国家构建有时候促进经济发展，有时候却阻碍甚至破坏经济发展呢？ 涉及两个一般性命题： 提供一个框架来解释特定的国家制度的起源。 提供一个框架来系统分析国家制度与造成经济后果的政策之间的关系。 制度 起源 制 度 经济 后果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非直接统治型国家： 国家精英通过与地方权贵的联盟进行统治 直接统治型国家： 制度和机构取代权贵并把国家、经济和社会联系在一起 非直接统治型国家 制 度 形 成 直接统治型国家 国家社会关系 官僚制的性质 国家财政 国家经济干预模式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转型的两种路径： 路径不同的原因：精英冲突的强度 精英冲突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与吸纳平民同时发生 高 低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转型的两种路径： 国家转型与吸纳平民同时发生——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国家构建先于吸纳平民——发展型国家 路径不同的原因：精英冲突的强度 精英冲突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与吸纳平民同时发生 高 低 国家构建先于吸纳平民 发展型国家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假定领导人所确定的政治经济安排，从原则上说是与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并支持这种长期发展的。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假定领导人所确定的政治经济安排，从原则上说是与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并支持这种长期发展的。 制定政策时，他们可能会用物质利益交换阶级平民的忠诚。 可操作的发展定义的四个维度： 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新投资 建立部门间和产业间的互相关联 提高任何一个给定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 走向附加值较高的产品生产 发展的这四个构成要素的变化以解决集体困境为基础。 两种集体困境： ①阻碍新工厂的资本积累和投资的格申克龙困境。 ②阻碍既有工业企业经济绩效提高的卡尔多困境。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为什么是叙利亚和土耳其？ 二者在大多数方面是迥异的，存在相似性的就是高强度的精英冲突。这点是比较研究的基础。 基本逻辑： 当一个结果出现而一个特定的解释变量没有出现时，该解释变量就不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而我们的任务是找出一个共有的自变量。 A B C D 甲 E F G 乙 结果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因变量 第一项因果机制 中间变量 第二项因果机制 自变量 充要条件 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 高强度的精英冲突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高强度的精英冲突 广泛的跨阶级联盟的构建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克服格申克龙集体困境但没克服卡尔多集体困境 无法提供创造价值的能力；缺少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无法可持续发展。 低强度的精英冲突 小范围阶级联盟的构建 发展型国家 克服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 创造价值能力的提高；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变量 第一项因果机制 中间变量 第二项因果机制 自变量 充要条件 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从非直接统治型到直接统治型的国家转型 联盟、转移支付和制度变化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从非直接统治型到直接统治型的国家转型 联盟、转移支付和制度变化 国家构建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塑：支持—庇护主义 国家构建与政治化的官僚机构 国家构建与分配性财政政策 国家构建与国家经济干预模式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一、从非直接统治型到直接统治型的国家转型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一、从非直接统治型到直接统治型的国家转型 国家构建：从非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国家转型。 非直接统治型的国家结构是前现代国家缺乏能力的结果，向直接统治型国家转型是维护统治的需要。 公共物品的扩大既是转向直接统治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 一方面，国家提供的服务扩展；另一方面，国家对公民生活的涉入加深。 转型带来两种类型的发展变化： 制度网络建设，国家对公共物品的供应扩大。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一、从非直接统治型到直接统治型的国家转型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一、从非直接统治型到直接统治型的国家转型 制度和公共政策的产生 早期的国家构建者们试图汲取更大的财政和军事资源来抗衡权力的竞争者与维护统治，他们为了提高创造和控制权力的能力，必须与社会中产生的集团和阶级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构成直接统治型国家的制度和公共政策。 国家建构的两种路径： 国家建构先于吸纳平民（谈判）：西欧，日本等 国家建构与吸纳平民（谈判）同步：发展中国家 是什么导致路径的差异？ 激烈的精英冲突是吸纳平民的必要条件。 精英采取措施创造互惠的利益以吸纳阶级盟友，以此将联盟的战略与制度和政策的结果联系起来。

制度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一、从非直接统治型到直接统治型的国家转型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一、从非直接统治型到直接统治型的国家转型 总结作者的论述： 激烈的精英冲突迫使斗争中的精英的某部分去吸纳平民：国家与平民阶层谈判，通过交换物质收益来换取政治支持。这种状况导致了国家向直接统治的转型与吸纳平民汇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精英通过付出高水平的转移支付来建立跨阶级联盟。 精英冲突 谈判 高水平转移支付 跨阶级联盟（吸纳） 制度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二、联盟、转移支付和制度变化 论述目的： 高水平的转移支付使国家具有以下制度属性：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二、联盟、转移支付和制度变化 论述目的： 高水平的转移支付是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的充分条件。 低强度的精英冲突是发展型国家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高水平的转移支付使国家具有以下制度属性： 以支持—庇护主义为基础的国家社会关系 通过公共政策和政治组织制度化的、强制性的，并包含所有阶级。 因政治化而受外界支配的官僚系统 经济决策政治化、高水平转移支付阻碍独立官僚机构的发展，损害了其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发展政策的能力。 分配性的财政政策 提供转移支付的关键机制，影响国家汲取国内资源的能力。 出于维护忠诚的国家经济干预模式 为支持者提供租金，对特定产业实行保护主义的政策。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三、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引入第三个变量：长足的工业发展的时间。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三、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引入第三个变量：长足的工业发展的时间。 指的是国家构建的一种特定模式：建立广泛的跨阶级联盟、国家转型发生在处于工业发展的初期社会中。 相对于凯恩斯主义，它是精英冲突的产物，包含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处于工业发展初期的社会中国家结构转型的主要部分。 “早熟”体现在： 政治经济的关键制度尚未建立 社会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 民粹主义风格扩展到全部人口

第七章 后发展的集体困境 集体困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固有的。 它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分歧，导致了社会的次优结果。 第七章 后发展的集体困境 集体困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固有的。 它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分歧，导致了社会的次优结果。 不同的制度具有不同的解决集体困境的能力，对集体困境的解决情况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果。 本章结构：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 定义发展 集体困境与发展 格申克龙集体困境 卡尔多集体困境

第七章 后发展的集体困境 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指责国家干预导致的结果次于自由市场的结果。 第七章 后发展的集体困境 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指责国家干预导致的结果次于自由市场的结果。 现实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东亚的经验对该理论提出质疑。 作者观点： 并没有证据证明国家干预对快速发展是必须的，也没有否认广泛的国家干预在发展上导致的失败多于成功。 作者论点： 应该关注的是政府干预会采取的不同形式，并阐明政府的经济干预与不同的发展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

第七章 后发展的集体困境 二、定义发展 传统的经济学家对发展都采用纯粹量化的定义，用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来衡量发展的结果。 第七章 后发展的集体困境 二、定义发展 传统的经济学家对发展都采用纯粹量化的定义，用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来衡量发展的结果。 作者强调对经济变迁的讨论不仅应该关注生产了多少，还应该强调生产了什么以及生产方式。 作者对发展的定义：经济结构和过程的变化，这种变化提高了创造价值的能力。 发展操作化的四个维度： 创造人均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的新投资 部门和产业关联的建立 任何既定产业部门中生产过程的生产效率的提高 转向较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

第七章 后发展的集体困境 三、集体困境与发展 发展过程中的每个要素都牵涉到特定的集体困境。 第七章 后发展的集体困境 三、集体困境与发展 发展过程中的每个要素都牵涉到特定的集体困境。 鉴于国家干预的不同模式，有些干预可能会解决集体困境并促进发展，另外一些则可能加剧集体困境并阻碍发展。 集体困境的两个种类： 格申克龙集体困境 资本积累及之后有利于社会的对新企业的投资变得很困难，没有制度的创新，尤其是直接的国家行为，后来者难以进行工业化，资本家在面临巨大风险时抵制将自己的资产用于生产性的投资。 卡尔多集体困境 大规模外部经济、不完全的市场信息阻碍了投资者进行扩大生产的投资，国家既有的制度框架限制创新能力，这些都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工厂无法在产品周期上进步。

几个基础变量 自变量：精英冲突 因果机制：联盟形式 中介变量：国家制度 因果机制：对两个集体困境的解决情况 因变量：经济后果

只有当冲突产生的原因是精英的直接物质利益及其长期的地位基础受到了威胁时，才将精英冲突界定为激烈。 一个基本定义 什么是激烈的精英冲突？ 只有当冲突产生的原因是精英的直接物质利益及其长期的地位基础受到了威胁时，才将精英冲突界定为激烈。

一、自变量——精英冲突 （一）土耳其 土耳其精英冲突围绕的核心是对市场的不同概念。 20世纪30年代，创造相对封闭的经济，损害富有阶层的利益，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精英冲突。 二战时，国家动员资源的政策激化国家与私营部门的紧张关系。 战后，被认为是对经济的极大专断和限制。

一、自变量：精英冲突 （二）叙利亚 叙利亚精英冲突围绕的核心是根本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角色等。 独立后，有产阶级对公共投资的需求为国家干预提供了机会。 公务员择优录取的官僚制代替传统的土地精英安插亲信的官僚体制，导致土地精英的不满。 围绕如何解决根本的政治经济问题，改革派和土地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突出。

一、自变量：精英冲突 （三）韩国 李承晚政权时代，来自各种社会和经济背景的韩国精英在土地改革的问题上发生激烈的竞争。 朴正熙执政伊始为巩固政权，寻求广泛的社会支持。 当政权巩固之后，与财阀进行合作。 由于在土地改革中已经铲除了寡头政府的结构前提，不必动员农民反对农村精英。

二、第一因果机制：联盟形式 （一）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的跨阶级联盟 土耳其跨阶级联盟：包括私营部门的商人、大中型规模的农村生产者以及主要来自公营企业部门的工人。 叙利亚的跨阶级联盟：包括一小部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核心军官、商人、平民以及农民。 千差万别的集团组成一个单一联盟需要推行转移支付。

二、第一因果机制：联盟形式 国家与农民 土耳其：公共政策一直偏向农民；转移支付构成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直接纽带。 叙利亚：土地改革；呼吁农民依附国家。 国家与劳工 土耳其：国家与劳工关系的三个特征。 叙利亚：政权由处于软弱地位到完成对工人运动的统合。

二、第一因果机制：联盟形式 国家与商业集团（资产阶级） 土耳其：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能够同时实现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 叙利亚：国有化；阿萨德重新吸纳私人资本巩固统治。 国家与官僚 土耳其：民主党精英把政治权力的核心从官僚转移到以政党为基础的政府。 叙利亚：重塑官僚机构；阿萨德削弱政党控制，在官僚机构引入技术理性。

（二）发展型国家的保守联盟 保守联盟是基础狭隘的联盟 特征： 二、第一因果机制：联盟形式 具有排他性，对下层阶级没有转移支付； 国家拒绝给工人物质好处； 没有对农民的承诺可根据形势灵活调整政策。

发展型国家：政治体制允许经济决策相对的去政治化 三、中介变量：国家制度 政体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支持—庇护主义 发展型国家：政治体制允许经济决策相对的去政治化 官僚机构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政治化、自主性低 发展型国家：嵌入式的自主性

三、中介变量：国家制度 财政政策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分配性 发展型国家：财政政策由国家精英控制 经济干预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土耳其、叙利亚 发展型国家：国家干预局限于两类措施

土耳其： 三、中介变量：国家制度 农业市场：贸易条件有利于农业。 劳工市场：支持劳工。 信贷市场：国家利用对金融系统的控制抵消持续的财政赤字。 贸易战略：重商主义、进口替代战略、转移支付。

叙利亚 三、中介变量：国家制度 农业市场：总体上支持农民获得高收入。 劳工市场：劳工数量大增、高工资、福利制度完善、提供培训等。 消费者：对基础商品进行高水平补贴。 银行系统：实现国有化后沦为国家预算的附属机构。 对外贸易体系：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利用外部资源资助工业工资等。 BACK

（一）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四、第二个因果机制：对集体困境的解决 土耳其： 土耳其在建立产业关联方面相对缺乏能力； 没有通过干中学、改善管理规则或吸收技术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资本积累没有得到有效的生产活动和技术吸收的补充，带来收益非常有限。

四、第二个因果机制：对集体困境的解决 叙利亚： 对格申克龙集体困境的解决方法增加了工业产能，但未能趁机建立产业关联； 叙利亚计划人员倾向于建立冗员的工厂； 受困于对成套工厂的外国供应商的技术依赖。

（二）发展型国家 四、第二个因果机制：对集体困境的解决 以广泛的政府干预为基础解决了两个集体困境。 对格申克龙集体困境的解决：建立前沿产业，所有产业都给工业家提供了资金，建立产业关联。 对卡尔多集体困境的解决：促进大公司增长，实现规模经济和促进干中学；协调卖主垄断的市场结构与公司竞争；向高附加值升级产业。

五、因变量：经济结果 （一）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土耳其： 制造业停滞 经济危机严重 外汇获取途径减少 系统性生产效率低下

叙利亚在海湾国家的移民工人的汇款变得更少 五、因变量：经济结果 叙利亚： 国有产业缺乏效率 经济危机 来自叙利亚油田石油出口的财政收入下滑 80年代初石油价格下跌 海湾石油生产国减少对叙利亚的转移支付 叙利亚在海湾国家的移民工人的汇款变得更少

五、因变量：经济结果 （二）发展型国家 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总结 自变量 因变量 第一因果机制 第二因果机制 中介变量 高强度的精英冲突 广泛的跨阶级联盟 支持—庇护主义、政治化官僚、分配性财政政策、国家干预迎合支持—庇护主义 部分解决了格申克龙集体困境，没有解决卡尔多集体困境 财政危机严重，制造业停滞，外汇严重短缺 低程度的精英冲突 保守联盟 允许经济决策去政治化、嵌入式自主性官僚机构、国家精英控制财政政策、有效的国家干预 解决了两个集体困境 创造了独特且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路径 自变量 因变量 第一因果机制 第二因果机制 中介变量

第九章 源自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本章考察了叙利亚和土耳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 讨论局限于五个主题： 第九章 源自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本章考察了叙利亚和土耳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 讨论局限于五个主题： 试图解释为什么改革在叙利亚是渐进的，在土耳其是激进的 论述厄扎尔如何建立新的联盟，以支持其自由化和融入国际经济 探讨新联盟的建立如何为厄扎尔提供重塑制度的机会和限制 考察土耳其经济改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考察叙利亚渐进的经济改革工程

第九章 源自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一、解释结构调整的战略 第九章 源自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一、解释结构调整的战略 国家精英在设计经济改革战略时，首先设计一个发展战略，然后努力使政治联盟符合这种战略。 假定：现任的精英偏好维持系统的改革甚于转型的改革。 改革战略选择极大地受到以前的政治经济现状约束。 叙利亚 土耳其 工业发展主要在国有部门 私营商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渐进动员私有资本进行下一轮投资 激进改革，改变私有资本促进发展的条件，减轻国家负担 领导人的个人信念 政权类型

第九章 源自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二、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逐步消除庇护政治的核心支柱，转向出口导向型增长 第九章 源自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二、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逐步消除庇护政治的核心支柱，转向出口导向型增长 用城市中产阶级的新联盟取代旧联盟 大选需要，被迫重新向农民示好 失败根源：长期的经济目标因为执政者的当务之急而牺牲。 三、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改革 建立的新官僚结构过分受厄扎尔政治命运影响 政府没有能力引导产业投资与发展 与私营部门的敌对关系 对金融体系的微弱控制 四、土耳其自由化的发展成果 出口虽然改善，但在发展的其他维度上仍然不足

第九章 源自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五、叙利亚的渐进改革 经济改革表现出严重的矛盾： 一方面坚持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采取反商业集团的措施。 第九章 源自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五、叙利亚的渐进改革 经济改革表现出严重的矛盾： 一方面坚持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采取反商业集团的措施。 基本原则：最小化转移支付的同时维持广泛的联盟基础。 最终结果：私人经济活动扩大但对经济发展贡献微不足道。 六、蹒跚迈入新千年 叙利亚和土耳其都采取了脱离早熟的凯恩斯主义路径的举措，形成促进发展的政治经济新纲要，但未能成功，反而设计出混杂的体系，将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要素与缓和其不理解过的措施结合在一起。

第十章 理论与方法的再思考 作者的论点基于四个要点： 第十章 理论与方法的再思考 作者的论点基于四个要点： 精英冲突并不仅与联盟战略相关，但联盟战略可通过精英偏好分析 高水平的转移支付会塑造一种特定的制度框架 借助集体困境概念可以揭示经济发展系统的内在障碍 谈判模型揭示国家应对集体困境的能力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 作者对自己理论与方法的评价： 在第一章所阐明的研究设计排除了一些可供选择的单一因果论和决定论的假说，采用这一研究设计，加上演绎式的框架和因果追踪过程，证实了他的假说，同时也证伪了其他假说。 作者承认自己观点的适用性在时间范围上是有限的： 全球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创造了新的机会，也增加了新的限制 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克服这些障碍的工具组合也与时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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