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朦胧诗运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写作成为新时期朦胧诗运动的先声。新时期文学中在价值论与形式论上第一次引起极为尖锐评论的，是朦胧诗。“三个崛起”的讨论、争论甚至是批判，是集中的体现。朦胧诗的人道主义思潮与诗歌重现朦胧美，诗重新与1949年以前的诗歌接轨。 回目录

第一节 朦胧诗、“三个崛起” 与当代诗歌革命 一、朦胧诗运动初期及其论争 第一节 朦胧诗、“三个崛起” 与当代诗歌革命 一、朦胧诗运动初期及其论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食指及“白洋淀诗群”的出现，为朦胧诗的出现积聚了力量。 1978 年底，同人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代表诗人有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等。 论争起于顾城的《生命幻想曲》等几首小诗。公刘在1979年《星星》的复刊号上发表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 1980年8月，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在《诗刊》发表。文章从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的角度对“朦胧诗”采取了否定态度，并把这一类的诗称为“朦胧诗”，引起诗歌论争的全面展开。“朦胧诗”这一最初带有贬斥意味的命名也在这场论争中而广为流传。

二、“三个崛起”及其论争 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被视为“朦胧诗”最初的理论阐释与宣言，肯定了青年诗人的探索创新，指出这是势在必然的“挑战”、“突破” 和“崛起”。 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1981年3月在《诗刊》发表。孙文指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第一期发表了徐敬亚的长文《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大胆而认真地以“现代倾向”和“现代主义文学”概括了新诗潮的性质，全面阐释了“朦胧诗”的文本和艺术特征，将对朦胧诗的美学和理论阐释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谢冕、孙绍振、徐敬亚这三篇带有“崛起”字眼的文章，后来常被合称为“三个崛起”。

三、朦胧诗与当代诗歌革命 朦胧诗人的启蒙主义意味与“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有颇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一次修复和继承，体现出典型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个性主义追求。 朦胧诗人在张扬 “主体性”启蒙意识的同时，又具有了与现代主义艺术相通的美感面貌和艺术面貌。 朦胧诗人对诗歌语言最大的贡献就是：“自觉地行使了个人的话语权力，把诗从中心意识形态和公共感情的表达，领到了具体的个人话语空间，为主体经验与情绪感觉进行了新定位。”

第二节 舒婷与北岛的诗 舒婷（1952— ），原名龚佩瑜，生于福建漳州，后一直生活于厦门。1969年下乡至闽西太拔，1972年返城。70年代末，结识了北岛等诗人，成为《今天》的 撰稿人之一。1979年4月，她最初发表于《今天》的《致橡树》被《诗刊》转载， 她也随之被推向全国，成为朦胧诗派中最早被接受的诗人。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散文集《心烟》等多种，其中《双桅船》获全国第一届新诗集优秀奖。

舒婷诗作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历史正义和人性价值的坚守，对理想未来的追求和歌颂。 其次对“人”的关切与对“爱”的呼唤，并以此对现实和历史进行反思，也是舒婷作品的重要内容 舒婷在其诗作中还充分展示了女性曲折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就艺术气质而言，舒婷的诗歌明显地标志着当代中国诗歌由浪漫主义时代向现代主义时代的过渡。一方面，舒婷是一个注重内心情感的诗人，情感纯正庄严，追求理想的诗化境界。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用现代主义手法尤其是象征主义手法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 。

北岛及其诗歌 北岛（1949— ），原名赵振开，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 70年代初开始写诗，也写过《波动》、《幸福大街十三号》等中、短篇小说。他是《今天》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也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者。1987年出国，现留居海外。

北岛诗歌特征，首先是他借助自己的深刻体验和直觉思维，以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为抒情内核的冷色调，突出表达了一个孤独的觉醒者对苟且生活，混乱、迷惘年代的怀疑和坚决的拒绝，如《回答》、《雨夜》。 其次是对正义的坚守，对苦难的承受，不接受怜悯布施，对自我理想人格的悲 壮歌颂，如 《宣告———献给遇罗克》、 《结局或开始》。 艺术上，知性思想与略显阴冷的形象相融合，形成了北岛独有的坚硬质地 和冷峻风格。 北岛受西方超现实主义和直觉主义美学影响，多运用象征、暗示、夸张、蒙太奇等手法，并与清醒的思辨意识相结合，有了更多的现代主义特征，这是北岛前期和中期诗歌显著的艺术特征 ； 第二大特征是，十分自觉地使用密集状态的意象符号，而且这些意象，也大多带有某种程度的象征性 。

第三节 顾城等人的诗 一、顾城的诗及意义 顾城（1956—1993），祖籍上海，生长于北京、山东等地。1987年出国，旅居新西兰等地。1993年9月杀死了妻子谢烨，同时自缢身亡。 顾城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87年顾城移民海外之前的国内创作时期可划定为前期，1987 年开始的海外创作时期为后期。前期是其创作的黄金时期。

顾城的诗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少年时代的追怀和对美好生命的咏唱。顾城用“孩子”纯真的眼光观察和探索外部世界，“阳光、沙滩、松树、海浪、瑚草、昆虫”是他诗中永远不变的主角。 第二类是观照历史、人生，委婉地表达他对时代的反思。顾城的诗在梦幻和童稚的背后，充溢着一股成年人的忧伤。 第三类是顾城作品中最具探索倾向、也最受指责和争议最多的作品，强调直觉感受、瞬间印象，用一些并无确定意义的意象来表达这种感受和印象，给读者留下较大的想象空间。 顾城后期诗作，由于与世隔绝而过于沉入内心主观世界，大多数诗都是对超现实的自我潜意识、梦境、直觉的描摹，语言虽简洁朴素，而意象呈现的跳跃性 或突然折断往往让人感到曲折隐晦，扑朔迷离，主要作品有《墓床》、《电传》、《我把刀给你们》等。

二、其他朦胧诗人的诗 江河（1949— ），原名于友泽，世居北京。 在70年代末，江河与杨炼一道提倡“现代史诗”的写作，主要作品有《没有写完的诗》、《纪念碑》、《祖国啊，祖国》、《遗嘱》、《葬礼》等。 80年代初，江河曾有四年的沉默，当他再写诗时，已从惠特曼，聂鲁达、帕斯的影响中逐渐走出来，转到对汉民族审美特征的探寻。 到了1985年，江河发表了以现代精神进行神话重构的“中国史诗”《太阳和他的反光》，堪称“文化寻根”诗歌的总结性作品。

杨炼（1955— ），生于北京。 杨炼最主要的作品是几部篇幅庞大的组诗。如《礼魂》（由《半坡》、《敦煌》、《诺日朗》等组诗构成）、《西藏》、《逝者》、《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 其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史诗”倾向。同时，杨炼还提出了“智力空间”的理论。 从杨炼、江河开始的“现代史诗”诗歌实验，直接影响了后来四川“整体主义”等的诗歌创作。

王小妮（1955— ），生于吉林长春。 重视表现对事物和情境所产生的印象和感觉的展示。和以往类似诗人不同的是，王小妮的印象、 感觉，常常包含明确的思想主旨，有着明显的理性的内核，表现出这一代诗人对社会思考的执著。 代表性作品有《我感到了阳光》、《风在响》、《假日、湖畔、随想》等。

梁小斌（1955— ），山东荣成县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 1980年以《雪白 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引起强烈的反响。 作者执意以一种童稚纯真的眼 光来审视复杂的社会历史，并积极寻求心灵的解放和自由，而这样的主题又往往通 过单纯质朴的意象传达出来。

第四节 其他诗人的诗与流行歌词创作 一、繁荣期其他诗人的诗 第四节 其他诗人的诗与流行歌词创作 一、繁荣期其他诗人的诗 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中国诗坛的主要力量有两支，一支是“朦胧诗派”，另一支则是“归来诗人群” （一）艾青复出后的诗 艾青的作品，从内容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取材于当下社会政治现实，具有明显现实针对性的作品，如《在浪尖上》、《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等。 二是有着开阔视野或浓郁哲思的诗作，如《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以及《鱼化石》、《镜子》等。 三是有关“域外题材”的作品。大多是记游时的随感短章，也有一些包含深沉哲理之作，如《墙》、《慕尼黑》、《维也纳的鸽子》、《芝加哥》等

（二）曾卓、绿原、牛汉等“七月派”诗人的诗 “七月派”诗人是一个深受胡风“战斗的主观精神”美学思想影响和艾青诗歌文本启示的诗人群，他们的诗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 绿原在80年代将自己的作品以《人之诗》为名结集出版。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于受难时期的几首诗歌，如《又一个哥伦布》（1959）、《重读〈圣经〉》（1970）。 复出后，写得更多的是情感较为内敛凝重、注重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诗，如《尽管我再也不会唱》（1979）一诗，运用象征、隐喻等手法曲折含蓄地表达了一个“归来者”又惊又喜的复杂心态。。在《1986年诗抄》中出现了一些变化，选材、表现都更走向淡泊、自然，哲思更多包含在对日常生活貌似信手拈来的吟咏中。

曾卓的诗显出温煦的一面。 诗人牛汉说过:“他的诗，即使是遍体伤痕，也给人带来温暖和美感。不论写青春或爱情，还是写寂寞与期待，写遥远的怀念，写获得第二次生命的重逢，读起来都可以一唱三叹，可以反复地吟咏，节奏与意象具有逼人的感染力，凄苦中带有一些甜蜜，极易引起共鸣。他的诗句是温煦的、流动的:像泪那样湿润，像血那样流动。” 曾卓80年代的诗集有《悬崖边的树》（1981）和《老水手的歌》（1983）。

牛汉六七十年代的诗，大都收在他复出后出版的诗集《温泉》（1984）、《蚯蚓和羽毛》（1986）、《海上蝴蝶》（1986）里。 牛汉“归来”后发表的诗，往往把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思考投射到客观物象中去，即通过对客观物象的描绘来暗示主观意念的在场。这里既有对中国古典诗词“意境”传统的继承，也融入了西方现代诗的象征手法。 《悼念一棵树》、《华南虎》等诗是其代表之作。

（三）西南联大诗人群 穆旦直到1976年才又重新拿起了笔，在生命的最后半年多的时 间里，写下了数十首诗作。这里有“青春的爱情”、“喧腾的友谊”、“迷人的理想” 所带来的欢欣和慰藉，但更多的是在感受了人生的艰难与酸楚之后，生命“已走到幻想底尽头”时刻冷静、苦涩的思索。 穆旦的诗常常由自然而反射人生，由人生而介入社会，追求知性与感情的融合，把思想知觉化，处在情与智之间真正成熟的现代主义阶段。 《神的变形》、《城市的街心》、《听说我老了》、《理智与情感》等都是诗人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真髓之作。

杜运燮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更多凝重的特点。诗人重视作品的知性深度。通过灵动的想象、联想、比喻、推断，使一些作品具有心理分析的特征和妙趣横生的理趣。作品有《占有》、《火》等。 郑敏在寻找与40年代创作的衔接过程中，逐渐恢复形成了静穆、幽邃 的哲理抒情，这在《古尸》、《昙花又悄悄地开了》、《白杨的眼睛》、《第二个童年与海》以及《心象组诗》等作品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陈敬容常以人生和宇宙的探求作为诗的主题，从诗人的直接感觉出发，化为时空旷远浩阔的冥想。陈敬容在新时期出版的作品有《陈敬容选集》（1983）、《老去的是时间》（1983）等。

复出后，唐湜出版了两部叙事诗集《海陵王》（1980）和《泪瀑》（1985）。此外，还出版了十四行抒情诗集《幻美之旅》（1984）、《遐思———诗与美》（1987）。 他40年代至80年代诗歌评论的文字，结集为《新意度集》于1990年出版。 唐祈复出后，写作了表现西北现实与历史的“新边塞诗”。《敦煌组诗》、《西北十四行组诗》等表现了诗人对甘肃这片旷漠土地的热爱和新的体验。 唐祈的另一部分作品是写于1957—1958的组诗《北大荒短笛》与复出初期的《北京抒情诗及其他》。

（四）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等诗人的诗 公刘，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7年重新发表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性，并带有理性思辨的色彩。如《哀诗魂》、《为灵魂辩护》、《哦，大森林》、《关于〈摩西十诫〉》，以及收入另外诗集中的《解剖》、《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等，以其炽烈的激情、坦诚的襟怀和沉郁的色调，重现复出后公刘的风采。 复出后，邵燕祥在不到十年间，共出版了八部诗集和诗论集《赠给18岁的诗人》（1984）。其中像《历史的耻辱柱》、《诚实人的谎话》等诗，表现出邵燕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曲折历 史、复杂现实的反思和剖析。 90年代初，邵燕祥发表了一组颇有分量的长篇组诗《五十弦》，代表了邵燕祥复出后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白桦复出后，诗作方面有诗集《情思》（1980）。另一部诗选集《白桦的诗》（1982）的第二辑“沉默和思考之后的歌”，收有《情思》未及编入的部分新作。 复出后的白桦把他的全部注意力放在传达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的心声上，诗中抒情主人公成为人民的代言人， 如《阳光，谁也不能垄断》。 流沙河在1957年因《草木篇》获难，并遣送原籍。 复出后的作品，有着浓厚的伤感和拂拭不去的宝贵年华逝而不再的失落感，这在《重逢》、《故园别》、《文学讲习所旧址》等中都有表现。 另外还有一些表达重大政治问题的抒情诗诞生，如《太阳》、《老人与海》、《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等。

二、少数民族的现代汉语诗歌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被称为“新边塞诗”的诗歌运动出现。 当代中国诗坛关注的热点第一次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部，转向浩渺、旷远的大西北。 主要诗人包括昌耀、周涛、章德益、杨牧、马丽华、林染、李老乡、魏志远等。还有一些以中文写作的兄弟民族诗人如汪玉良等。

周涛（1946— ），山西榆社人。周涛的创作，基本上表现为两种视角、两条感情线索。一是作为军人，表现生活在边疆的士兵孔武、刚毅、狂放而又忠贞的品格和献身精神。二是作为天山的儿子，抒写他对这块冷峻、神秘而又多彩、热情土地的爱、探寻和思考。 诗集《牧人集》（1983）、《神山》（1984）、 《野马群》（1985）。 杨牧（1944— ），四川渠县人。他珍惜并强调那种蕴含着冷漠，交织着悲怆的豪壮情感，追求生命飞扬的精神。 杨牧80年代以来出版的诗集有《复活的海》（1983）、《夕阳和我》（1983）、《野玫瑰》（1983）等。

章德益（1946— ），生于上海。 章德益是一位典型的浪漫派诗人，其诗作体现出主体巨大的生命力和征服一切的雄性气概和伟力。 诗集有《绿色的塔里木》（1980）、《大漠和我》（1983）、《西部的太阳》（1986）等。 昌耀（1936—2000），湖南桃源人。1958年被打成“右派”来到青藏高原。 复出后，昌耀延续着这份对高原土地的挚爱，从古老的，带有原始表征并且世代绵延不息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美。在这种时候，昌耀冷峻、雄浑的诗行，总有一种动人的情感力量。 《慈航》和《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诗歌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三、流行歌词的创作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了流行歌词创作的第一个浪潮，那就是抒情歌曲的普遍出现。《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再见吧，妈妈》等歌曲迅速流传开来。 80年代，由于题材和语言的禁区逐渐被打破，歌词内容与抒情方式也日趋丰富，并呈现出自我化的发展倾向。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内地，并迅速在民间流传开来。 除了邓丽君的歌曲外，台湾校园歌曲《童年》、《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等也在祖国大陆广为流传。 这些歌曲的传播，极大影响了大陆流行歌词的创作。而诗歌界的“朦胧诗”运动也促进了流行歌词创作观念的转变和语言运用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