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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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

第七讲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认清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权的本质,懂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了解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苦历程,懂得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创造。 了解这一时期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认识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懂得端正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

一、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失败后领导中国人民同国民党新军阀进行英勇斗争、勇于探索的突出表现,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迈出的最有实际意义的一步,是对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全国的建立 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 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的血泊之中宣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是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统治的开端。在国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仍然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1928 胡汉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现了宁汉合流与分裂的混乱局面。当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之后,在他一手操纵下,国民党于1928年2月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会议改组了国民政府,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委主席、国民党中常委,后来又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组成,国民党内出现了暂时统一。在暂时统一的基础上,国民党四派新军阀开始了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 谭延闿

2、全国形式上的统一 1928年4月,国民党四派军阀联合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霖败退入关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炸死。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司令。 冯玉祥 阎锡山 李宗仁 张作霖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从此,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这样,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东北易帜

3、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第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对华扩张敞开大门。由于国民党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没有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反而使外国垄断资本不断深入中国,从而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小资料 抗战前夕,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控制了煤产量的55.2%,新法采煤量的77.4%,冶铁工业的95%, 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1%。在中国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外国银行资产也要比华商银行多1/3。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 小资料 对南京惨案的处理。1927年北伐战争时,英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炮轰南京,残杀中国军民。该事件本应追究英美帝国主义的责任。但在1928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与美国代表达成的解决南京惨案换文中,竟把事件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承认美国军队炮轰南京是为了保护美侨生命,答应向各国道歉、赔偿,甚至顺着美国代表的旨意,下令通辑在南京领导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共党员林伯渠,以此向美国表示忠诚。

第二,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和土地关系中仍然居统治地位。中国广大的乡村基层政权被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所把持,地主阶级逐渐变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国民党政权继续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承认中国有土地问题,拒绝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从而使中国广大农民处在死亡线上。 第三,利用超经济的力量,即依靠国家政权力量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资本,对人民巧取豪夺,聚敛大量财富,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逐渐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官僚资本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是蒋介石政权统治的基础。

由上可见,国民党政权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其内外政策,既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说:“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

国民党政权的欺骗性: 一是由于国民党政权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度对它作出过一些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时使人认为它仍在维护民族权利。 二是由于它在形式上暂时统一了中国。因此这个政权曾经在一个时期之内,使一些人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过幻想,以为中国可能由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其特点如下: 第一,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1929年军队达到200万,20个省的主席全是军队出身,建立了黄埔系的军队。 第二,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如“中统”和“军统”,其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和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

第三,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内各户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在保甲内强制实行“连坐法”。当时湖北流行谚语:“保甲保甲,人民批锁又戴枷” 第四,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批进步作家被迫害,甚至被枪决。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处境 中国革命处于低潮: 第一,革命势力遭到了极大的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1928年上半年,被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其中中共党员为2.6万人。全党人数有1927年5月五大时的57900名锐减到1万人。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第二,工农斗争走向低落。工人斗争有政治斗争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斗争为主,而且取得胜利的很少;农民斗争此起彼伏,分散而不集中。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 第三,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民族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离开了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

上述事实表明: 第一,中国革命有高潮转入了低潮。问题是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革命的高潮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敢不敢革命?怎样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面前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郭亮(1901-1928)烈士被国民党杀害时仅27岁,头颅被挂在城墙上。就义前给妻子李灿英的遗书云:“灿英吾爱: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此嘱。”

夏明翰(1900-1928)就义前写下了四句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蔡和森(1895――1931)党的早期创始人,牺牲时非常惨烈。被敌人摊开四肢,订在墙上,活活处死。

刘伯坚(1895-1935)被捕后敌人给他带上沉重的手铐和脚镣游街示众,他气宇轩昂写下了《带镣行》等不朽诗篇。

方志敏(1900-1935)赣东北根据地创始人,1935年1月被捕,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不朽的著作。

正如毛泽东所言: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徐特立 郭沫若 一些追求进步和真理的有志之士,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徐特立、郭沫若、贺龙、彭德怀等人都是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正如古人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贺龙 朱德

2、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与土地革命 (1)八七会议的召开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其一,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其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的斗争方针(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其三,会议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形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 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大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2)武装斗争 第一,发动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第二,发动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遭遇严重挫折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起义军最后上了井冈山。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中国革命把从城市退却和向农村进攻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发动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是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的又一次英勇的反击。

第四,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在海陆丰、琼崖、鄂豫皖、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中国革命新道路,曾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经验不足和对待马列主义理论、共产国际文件与苏联革命的经验的态度不同,由于对待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和历史经验的态度不同,党内曾出现过意见的不一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只有经过反复的革命实践检验、比较与总结,才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逐步形成了共识。

第一,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 毛泽东:“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农村还是城市呢?这个问题,无法在短期内完成,也不是几次革命起义的实践所能够解决的。只有遵循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加以回答。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看,革命成功的经验就是十月革命,而它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因此,大革命失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内普遍的认识也是:革命工作应以城市为中心,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中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

从中国革命的实践看,辛亥革命时是从大城市爆发的,1924-1927年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也是以广州这个大城市为根据地的,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先例。 问题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一是中国本身同俄国和西方国家情况不同;二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保留下来的部队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

事实表明:国民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中国革命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即是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客观环境迫使中国革命者深入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使然。

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 六大会址

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上述事实进一步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发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三,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总结,是根据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逐步充实、发展和完善的。

毛泽东在总结1927年国民革命局部失败的教训时,曾经提出了“上山”的思想。 八七会议上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瞿秋白同志曾要求他留在中央工作,但他坚持要去乡村。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的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主要特征。同时还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30年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依据,就在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 首先,由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以下几点: 其一,在中国,农民依然是主要群众。 其二,国民党反动派相当牢固地控制着若干近代工商业都市,农村却是它无法牢固控制的地方。 其三,半殖民地的中国城市乡村问题和资本主义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中国当时的城市虽具有领导性质,但不是经济的中心,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 其四,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主要的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

其次,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与1927年革命失败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的长期性”这一点也是直接有关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成为最杰出的代表呢? 第一,毛泽东始终非常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进行理论思考与概括。 第二,毛泽东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三,毛泽东非常善于根据变化了形势提出新的对策。

2、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

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过程 土地革命时期土 地革命路线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 对土地革命的初步认识 抗战时期减租 减息的土地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彻底的 土地革命纲领的形成 建国初期封建地主土地所 有制的彻底废除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对土地革命的认识过程 井冈山土地法 (1928年12月): 兴国县土地法 (1929年4月): 井冈山土地法

1931年2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 江西苏维埃政府, 解决了农 民所期待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1931年基本形成一条正确的 江西苏维埃政府, 解决了农 民所期待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1931年基本形成一条正确的 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 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 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 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毛泽东在苏区

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 减租减息 土地政策变化的原因: 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减租减息 政策的意义: 既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 又在一定程度上团结 了地主富农,巩固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变化的原因: 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阶级矛盾再次 上升为最主要矛盾。

《关于清算减租及 土地问题的指示》 (即《五四指示》 ) 《中国土地法大纲》: 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1948年毛泽东提出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发展农业生产。

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极大的调动了 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从物力和人力 上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农民支援前线

正如当时的歌中所唱:最后的一口粮,做的是军粮; 最后的一块布,做的是军装;最后的一个儿子啊,送到了部队上。 积极参军 正如当时的歌中所唱:最后的一口粮,做的是军粮; 最后的一块布,做的是军装;最后的一个儿子啊,送到了部队上。

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了生产力。 建国初期的土地政策 实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 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了生产力。 农民在分得土地插上界碑 获得土地的农民

二、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的发展极其挫折 1、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二、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的发展极其挫折 1、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4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鄂豫皖、湘赣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得到了发展。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土地革命法令、劳动法令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景象和国统区民不聊生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地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雏形,它使苦难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

2、土地革命的严重挫折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召开前,左倾错误三次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1927、11――1928、4,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当时认为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制造总暴动的局面。这次错误主要是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影响,主要的贯彻者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罗米那兹。

第二次,1930、6――1930、9,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他错误的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已进入高潮,盲目要求进行全国暴动和进攻武汉等中心城市。当时的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第三次,1931、1――1935、1,形成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内容包括: 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革命性质,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主张红军配合中心城市; 在土地问题上,主张地主不分田,地主分坏田; 在军事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在党内斗争上,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3、中共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 其一,八七会议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一直没有得到认真清理。 其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预和瞎指挥。 其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生的占大多数,使党处在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中。 其四,我们党还处在幼年,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缺乏,,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全面正确地结合起来。

4、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或不对他们随身附和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其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临时政府工作。1933除,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方针,他们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直指毛泽东及其正确思想。 赣南会议

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其中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南方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使国统区党的力量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二)中国革命的转折 1、红军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中旬,中国中央机关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2、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17日)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并吸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中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又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这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革命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和所犯错误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事业坚持下来并不断推向前进。

3、红军长征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 遵义会议结束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夺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又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贯彻北上方针,红军穿过茫茫草地,力尽艰险。10月19日北上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北吴起镇会师。1936年10月,红军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自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尽管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党员从30万锐减到4万左右,中国工农红军曾发展到30万,三大主力会师时,人数已大大减少。但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经过千锤百炼的骨干,是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精华。 毛泽东说过: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

据统计,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历时1年,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雪山行程2700里),走过人迹罕见的草地(600里),渡过24条河流,进行重要战役战斗38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到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8个省,行程2万余里,进行重要战斗120多次。红四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3月到1936年10月,历时19个月,转战四省,行程1万余里,进行重要战斗80多次。红二十五军长征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9月,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近万里,进行重要战斗10余次。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大会上说:“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久,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的一次报告中指出:长征是历史计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 第一,伟大的红军长征,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篇章。 第二,伟大的红军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三,伟大的红军长征,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 第四,伟大的红军长征,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1、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总结胜利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更有利于今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基于过去党内同志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主要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毛泽东早就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红军长征达到陕北以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党内的关门主义和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内的政治路线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著作,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方面的诸问题,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

2、迎接抗战的到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进行的理论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