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之 曹禺与中国现代话剧

关于现代话剧的发展简况 文明新戏时期 爱美剧时期 小剧场运动时期 左翼戏剧运动时期 剧场戏剧时期 广场戏剧时期 剧场戏剧再兴时期

文明新戏时期 　　话剧是一种西方的戏剧形式，19世纪末由在上海的西方侨民引入中国。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组织的春柳社被看作是最早的话剧团体。他们演出的这种不同于传统戏曲，而主要适应于现代文明需要的西方戏剧形式，被称为"文明新戏"或"文明戏"。

爱美剧时期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新文学作家和理论家们一面更加猛烈地批判传统旧戏，一面竭力提倡西洋新戏。他们大力提倡非营业性质的爱美剧（爱美，即Amateur的译音，意为"业余的"、"非职业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天津南开学校、北京清华学校为代表的学生业余演剧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

小剧场运动时期 小剧场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自由剧场”的艺术实验活动，后风行于欧美与日本，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戏剧取代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戏剧，从而占据剧坛主导地位的一次戏剧革新运动。 中国的小剧场运动以爱美剧的形式进行艺术实验，建立起不同于文明新戏的话剧体制，其核心是以"导演制"取代"明星制"。

左翼戏剧运动时期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激发起了1928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1929年秋，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 的口号。 1930年8月，成立了上海剧团联合会，后改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成为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力量，左翼戏剧运动，也成为30年代最有声势的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左翼戏剧运动以提倡"戏剧的大众化"为特色，在各个领域向着"广场戏剧"的方向发展，

剧场戏剧时期 剧场戏剧（即“大剧场”演出）以职业化和营业性为特点，是中国话剧从业余走向专业的标志，也是中国话剧从幼稚期走向成熟期的标志。 剧场戏剧必备条件：一是必须是一种艺术，二是必须有票房号召力。而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剧本的创作。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面世之后，使剧场戏剧的理论真正得以实现。这就是《雷雨》对现代话剧的特殊贡献：达到了文学性与舞台性、艺术性与欣赏性的高度统一。

广场戏剧时期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话剧再次向"广场戏剧"倾斜，并出现了三次高潮。

广场戏剧的第一次高潮 　抗战初期，组织救亡演剧队（抗敌演剧队）分赴各地成为当时戏剧演出的主要形式，其演出形式主要有街头剧、广场剧、活报剧、茶馆剧、游行剧、谐剧等多种样式，其中，被称为"好一计鞭子"的《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最为有名。

广场戏剧的第二次高潮 抗战中期，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即"解放区"），以秧歌剧和民族新歌剧以形式的广场戏剧最为活跃，其中，秧歌剧的代表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民族新歌剧的代表则是《白毛女》以及《赤叶河》、《刘胡兰》等。

广场戏剧的第三次高潮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反内战、反饥饿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热潮的高涨，具有极强的政治的广场活报剧成为当时戏剧的主要形式。 这时期，职业剧作家创作的作品，陈白尘的《升官图》、吴祖光的《捉鬼传》、宋之的的《群猴》、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都具有广场戏剧的特点，也是学生剧团经常演出的剧目。

剧场戏剧再兴时期 在广场戏剧不断掀起高潮的同时，在大后方（以及沦陷区）剧场戏剧在大中城市也继续得到繁荣。 剧场戏剧在大中城市繁荣的主要表现： 一是历史剧的创作繁荣。 二是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繁荣。 三是讽刺作品的繁荣。 沦陷区"市民化"戏剧创作和演出也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态势，与后来解放区戏剧的"农民化"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倾向。

关于曹禺的生平 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 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他的姓氏“万”的繁体字为一个“草字头”和“禺”字，草字头与“曹”谐音，故“曹禺”即“万”）。 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

曹禺的创作简况 他一生共写下了14部剧本（包括改编和合著）。 《雷雨》（1933年） 《日出》（1936年） 《雷雨》（1933年） 《日出》（1936年） 《原野》（1937） 、《全民总动员》（ 1938年合著）、《蜕变》（1939）、 《正在想》（1939年、改编）、《北京人》（1941）、《家》（1942年、改编）、 《柔蜜欧与幽丽叶》（1943年、改编）、 《镀金》（1943年改编、《桥》（1944）、 《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年合著） 《王昭君》（1979）。

创作分期： 从《雷雨》到《原野》是曹禺创作的第一阶段。其总的特点是“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善于构思，但不墨守成规”。 从《全民总动员》到《桥》是曹禺创作的第二阶段。现实性明显加强，直接以抗战的现实为题材，并塑造了具有高尚品质的正面人物形象。 从《明朗的天》到《王昭君》是曹禺创作的第三个阶段。

曹禺的"四大杰作" 《雷雨》、《日出》和《北京人》被称为曹禺的"三大杰作"。这三部作品再加上《原野》又称曹禺的"四大杰作"。

《雷雨》主人公形象分析： 在《雷雨》中，上场的人物共有八位：周朴园、蘩漪、侍萍、周萍、四凤、周冲、鲁大海、鲁贵。其中，前三位都曾被人看作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也是应该重点了解的三个人物形象。 左图为《雷雨》剧照

周朴园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剧中各种悲剧的根源。 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 周朴园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形象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

作品周朴园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 一是他与妻子蘩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 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

蘩漪形象 蘩漪形象的塑造，深受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 蘩漪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

侍萍形象 侍萍形象的塑造，深受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 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 ，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 左图为《雷雨》剧照

《日出》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 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 左图为《日出》剧照

《日出》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 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 “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 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日出》中的人物链 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 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 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原野》 《原野》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讨。 《原野》的故事背景：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抢占，仇家的房屋被烧毁，仇虎的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儿子焦大星强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上图为《原野》剧照

曹禺话剧中的诗意特征 　　"诗意"现象，是文体风格问题，也是对曹禺剧作进行整体把握的关键之一。有人认为，从《雷雨》到《王昭君》，曹禺一直在追求"诗与戏剧"的融合，在追求戏剧的诗的境界。

曹禺戏剧诗意特征的主要表现 曹禺总是带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和理想的情绪去观察和描写生活。他不是先有主题，而是在朦胧的诗意般的感受和想象中，抓住最激动人心的创作冲动或灵感开始创作构思。 剧情与现实的联系并不紧密，生活表现的逻辑也不严密。曹禺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 时空感不确定，常带有偶然性或传奇色彩。

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曹禺在少年时代就接触到《圣经》，并经常跟着继母去教堂做礼拜，在大学时代还曾专门研究过《圣经》和“圣经文学”，大学毕业后还曾在河北女子师范用英文讲授过《圣经》，基督教文化对他的人生观和创作观都有相当的影响， 在《雷雨》的序幕中就有在教堂做弥撒的合唱场面，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氛。 曹禺开始文学创作的动机正是为了"劝恶从善"，他的前期创作也多是表现善恶较量的社会道德剧，而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浸透了基督教的人文意识，如原罪情结、忏悔意识等。

希腊悲剧的影响 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有突出的命运观，在他们看来，人的悲剧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是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因而希腊悲剧也称为“命运悲剧”。 在《雷雨》中，世界的残忍和冷酷，人的盲目的挣扎，情爱不可避免地走向乱伦，特别是四凤自觉不自觉地重蹈母亲侍萍的覆辙等等，都表现了某种命运悲剧的因素。 希腊悲剧对曹禺话剧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内容上，还更多地表现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

莎士比亚的影响 曹禺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则是“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 莎士比亚被称为“第一个把精神痛苦写到至极的作家”，他对人物很少作单一的或静止的描写，而是对其性格和情感作生动细致的描写，其人物大多复杂丰富，富于发展变化。因此，莎士比亚悲剧也称“性格悲剧”。 《雷雨》的悲剧可以说直接与蘩漪的"雷雨式"性格有关，而曹禺笔下的许多人物（包括次要人物）都具有复杂而偏执的性格。

易卜生的影响 易卜生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广泛的，五四时期出现的大量的“问题小说”和“问题剧”都是学习易卜生结果。 曹禺从易卜生那里学会了如何关注妇女问题，关注社会问题。 学会了如何安排人物与事件的复杂关系，如何制造悬念，处理高潮，如何运用象征的手法等等。

奥尼尔的影响 曹禺是中国的奥尼尔，因为两人的情况更为相似：他们都学习过易卜生，都富于激情，都善于写悲剧，都喜欢表现人物的命运，都热衷于新的样式和新的技巧，也都对自己国家的戏剧事业作出过特殊的贡献，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奥尼尔的出现使美国的现代戏剧走向了成熟，而曹禺的出现也正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 曹禺与奥尼尔的相似，主要还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是同样喜欢用不平常的人物命运来吸引观众，是同样喜欢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进行精确的描绘，对人物的命运进行出色的处理。

契诃夫的影响 无论是希腊悲剧，还是莎士比亚和易卜生，都很重视戏剧的集中性和动作性，都要求有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曲折跌宕的戏剧情节，剧中的中心事件往往都是生活中少有的，人物性格也过于强烈，戏剧结构更是力求紧凑严密。但这一传统的戏剧观念在契诃夫这里得到了改变。 契诃夫曾经影响了曹禺整个40年代的创作，给曹禺戏剧风格带来了全新的变化。

曹禺创作的成功及后来创造力的衰退与他的人格心理的关系 《雷雨》等作品的成功以及后来《明朗的天》等作品水平下降，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从作家的人格心理的关系这一特定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发现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身居高位后反而创作力衰退，由于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与他的处处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完全放弃自己以前的创作个性与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创造力的衰退便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