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 領導者的人格特質(一)： 仁愛、氣度 授課教師：何世同博士/將軍

「領導者」應具備的條件，概可區分為「人格特質」 與「領導能力」兩個部分。前者，是「先天而生」，加 上「後天修養」；後者，是「天生即有」，加上「後天 磨練」。 本課程，先以兩個講次，討論「領導者」的「人格特 質」；之後，再以一個講次講授「領導者」的「領導能 力」。 老師將「領導者」的「人格特質」，大致歸納成「仁 愛」、「氣度」、「謙恭」、「誠信」等四項。本講次 討論前兩項，下一講次討論後兩項。

「人格」( personality)，是「心理學」名詞，代表 某個人在對「情境」作反應時，自身所表現出的「結構 」與「動態」性質。 (Lawrence A. Pervin原著，鄭慧玲編譯，楊國 樞校閱《人格心理學》，桂冠，1982) 因此，「人格」也是一種源自「情緒智商」(EQ)的價 值判斷，用來檢視某人的特徵；一般而言，一個人受歡 迎與否，常取決於其「人格」的高低良窳。 「人格特質」，就字面意義而言，即是一個人在「人 格」上，所顯現予人「刻板印象」的特色，其涵意與「 氣質」相近；亦是所謂的「本性」、「個性」或「本質 特性」。

「人格特質」會隨人之成長而逐漸定型，使其在「行 事風格」與「人際互動」上，投射出一定的「行為模式 」；吾人常說：某人「脾氣大」，某人「架子大」，某 人「太小氣」，某人「沒有耐心」；等等，都是在形容 一個人的「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有些雖屬「天性」，但是大部分還是可 以透過後天的教育與自我修養而調適長進，這就是常謂 的「變化氣質」。 由於「領導者」主導組織之成敗，故其「人格特質」 特別重要。惟人非萬能，要「領導者」完全具備「仁愛 」、「氣度」、「謙恭」、「誠信」等「人格特質」， 並不容易。

一、仁愛 但是老師認為，一個好的「領導者」，應以此為自我 要求目標，具備其中條件愈多，愈能成為優秀、且「孚 眾望」的「領導者」。論述如下： 「仁愛」，是當今的普世價值，也是古來「領導者」 最重要的「內在修養」與「外部形象」條件；可以看成 「領導者」的「道德意識」投射。 簡單地說，也就是孟子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孟子‧盡心上)的「仁民愛物」概念；此亦前章歸納 儒家「領導思想」的主軸。 孟子又曰：「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其意思是， 「仁愛者」不會有敵人，也沒有人敢與其為敵。

老師亦認為，最好的「領導」，就是讓「被領導者」 懷恩，其動能即源自「仁愛」。因此，古來賢德的君王 ，無不以「行仁愛」自居；而即使窮兵黷武、惡蹟昭彰 的獨夫，也都會披上「仁愛」的外衣，以包裝掩飾其殘 暴劣行。 「仁愛」，通常與「道義」、「道德」連體，其具體 表現，就是「寬厚」與「忠恕」；一個「仁愛」的「領 導者」，每能形塑「眾望所歸」的「領導態勢」。 孔子曰：「鳥擇木，木豈能擇鳥？」(春秋左傳‧哀公十一 年條)及古諺云：「良禽擇木而棲，賢才擇主而事」(三國 演義‧卷3)，均出自此一思維。 東漢名將馬援，在光武帝與稱帝於蜀地(今四川東)的 公孫述之間，選擇投效前者時所曰：「非獨君擇臣也， 臣亦擇君矣」(後漢書‧馬援列傳)，亦此理。

一個以「仁愛」治國的君王，也易營造「全民擁戴」 的「領袖形象」；例如，被司馬遷贊為「德至盛也…豈 不仁哉」(史記‧孝文本紀)及「施大德，天下懷安」(史記‧孝 景本紀)的「文景之治」創造者─漢文帝、景帝，就是最 好的例子。 因此，「以德服人」就成了成功「領導者」的千年古 訓；三國時期蜀漢丞相諸葛亮，「七擒七縱」南蠻首領 孟獲，令孟獲輸得心服口服，心甘情願地歸順蜀漢，用 的就是「以德服人」方法。(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引晉‧習 鑿齒‧秦漢春秋) 而即便是尋常的平民百姓，有了「仁愛」之心，也會 受人尊敬，甚至成為眾人的「精神領袖」。

晉人朱沖「閑靜寡欲，好學而貧」，晉武帝咸寧四年 (278) 「詔補博士」，朱沖「稱病不應」；尋又詔其為 「太子右庶子」，朱沖「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 朱沖居住的地方，靠近少數民族的羌人部落，他一方 面尊重這些羌人的習俗，一方面以華夏的禮儀來教化羌 人，使得這個漢羌混居的地區，能夠「路不拾遺，邨無 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為害」；羌人對待朱沖，就像對待 他們自己的君王一樣。(晉書‧列傳第六十四‧隱逸‧朱沖傳) 此外，「仁愛」的極致，就是「勇敢」；而與「勇敢 」相伴而生者，即為「負責」。 此「勇敢」，非「暴虎馮河」(論語‧述而)、「敵一人」 的「匹夫之勇」(孟子‧梁惠王下)；而是「我死則國生」、 「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的「大勇」。

唐肅宗上元初年，京師乾旱，一斗糧食要值幾千錢， 老百姓餓死很多。曹王李皐居京師，覺得「俸不足養」 ，乃申請調任外官，但朝廷不允。 於是他故意犯小錯，被貶為溫州長史，不久就代理知 州。當年農作收成不好，溫州官倉存有「粟數十萬斛」 ，李皐準備拿出這些「皇糧」來拯濟飢民，但承辦官員 磕頭請求李皐要皇帝下旨才行，隨便動用「皇糧」會有 「殺頭」之罪；李皋曰： 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 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舊唐書‧李皐傳) 李皐認為，救人要緊，那裡有時間上報「請旨」；如 果能犧牲自己一個人的生命，而救活幾千人，那該有多 好！

於是「開倉盡散之」，再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 ，向皇帝請罪；但肅宗並未怪罪，反而下詔嘉許。(舊唐 書‧李皐傳)李皐因對百姓的「仁愛」，而不懼己身生死， 當為而為，是「大勇」的表現，也是一個「領導者」的 「負責任」精神投射；李皐贏得了老百姓的愛戴。 進而言之，一個有「仁愛心」的「領導者」，更要有 源自倫理的「正義感」，與消除虛偽不仁的嫉惡如仇「 是非心」。還是李皐的例子： 有一天，李皐在溫州巡視屬縣時，看見一位白髮老婦 在路邊哭泣，於是李皐上前「哀而問之」；《舊唐書‧ 李皐傳》載兩人答問，及李皐對此事之處置狀況，曰：

(婦人)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鍔，宦 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為殿中侍御 史，鍔為京兆府法曹，具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 。皐曰：「『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後 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於是 舉奏，並除名勿齒。 李皐雖同情老婦人，但卻不能容忍那些「讀聖賢書」 出身，棄孝道不顧，只知追逐名利的偽君子；李皐上書 彈劾婦人兩個兒子，是為天下人爭公道，這才是真正的 「大仁大愛」，否則就成了「鄉愿」的「濫愛」，反而 「不仁」。 歷史給李皐的評語是：「宗臣之英」，認為如果李皐 能領軍，則一定是一位「治軍旅，禦寇戎，謀必臧，戰 必勝」的軍事指揮官。(舊唐書‧李皐傳)

再進一步站在「現實」的角度看，領導講求「力」與 「勢」，因此「領導者」的「仁愛之情」，如不能化為 「仁愛之術」，而收「整齊人心」之效，那麼「仁愛」 就無價值可言。 也就是說，有時候不能以「道德家」的標準，來看待 「仁愛」。韓信批評項羽，「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 ，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但是對有功部下的分封與 賞賜，卻很小氣，是所謂「婦人之仁」(史記‧淮陰侯列傳) ；即應是出於此一觀點。 而在戰場上，以「仁愛」對敵，就是「殘忍」對己。 公元前638年(春秋時期)，宋、楚兩國戰於泓水(故道在 今河南拓城西北)之濱，史稱「泓之戰」。

本戰，宋襄公「不忍」擊楚軍於半渡，結果等楚軍完 全過了河，排好陣勢，反而擊敗了宋軍，造成了「公傷 股，門官殲焉」的嚴重後果；(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條)這可 說是另類的「婦人之仁」。 因此，老師認為，站在「領導權力」的立場，能塑造 「仁愛」形象，又能獲得「眾望所歸」的「領導目標」 ，才符合「領導藝術」的「造勢」與「用勢」神髓；而 如何達成，則端賴「領導者」的性格修養與智慧判斷。

二、氣度 一個成功的「領導者」，必須要有「寬闊的胸襟」與 「恢宏的氣度」；這就是俗語所說的：「宰相肚裡能撐 船」。史家評唐朝名相房玄齡所曰：「聞人有善，若己 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 (舊唐書‧房玄齡傳) ；即是。 有了「胸襟氣度」(以下簡稱「氣度」)之後，跟隨而 來的，就是「包容」、「能捨」與「謙虛」，進而收到 「上下一心」的「領導效果」； 反之，上下之間就會產生「疏離」與「冷漠」現象， 導致領導失敗。

《孟子‧離婁下》所載：「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 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 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亦此理也。 因此，「氣度」應為「領導者」不可或缺的行為修養。 不過，「氣度」與「仁愛」，在本質上雖有部分相似 ，甚至可以說是重疊，但老師認為，有「仁愛」之心者 ，大致擁有基本的「氣度」，然而有「氣度」者，卻不 一定是有「仁愛」之心的人。 例如，後面談到的秦始皇與曹操，兩人在某些問題點 上，是具有一些包容的「氣度」，但兩人的「人格特質 」，則難與「仁愛」劃上等號。 故從領導的角度看，「氣度」與「仁愛」同中存異， 並無絕對關連，這也是老師將兩者分而論之的理由。

秦始皇為秦王時，一度想要人才「本土化」，而欲驅 逐來自六國之「客卿」，身為「客卿」的楚人李斯遂上 書秦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李斯諫逐客書」。(史記 ‧李斯列傳)曰： 是以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 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 李斯以泰山與河海高深之隱喻，規勸秦王，必須心胸 開闊，容得下不同的人，聽得進不同的聲音，才能對天 下產生「物不產於秦，可寶則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 者眾」的號召效果。

如果硬要將非秦國血緣的「客卿」，一律逐出秦國， 那麼秦國不用，別國用，即是「逐客以資敵，損民以益 讎」，就會陷國家於「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的不 利環境中。如此，要想求國家不危險，那裡有可能呢？ (史記‧李斯列傳) 秦王聽從了李斯的諫言，拋棄狹隘的「地域觀念」， 廣納各國人才，終能擊滅六國，統一天下，成就帝王之 業。 亦可見秦王的「氣度」，源於「霸業」考量，而非「 仁愛」致之。

春秋時期齊國公子小白，與其同父異母兄公子糾， 爭奪齊國國君之位；前者有鮑叔牙佐之，後者有管仲 傅之。 在君位爭奪過程中，管仲曾用利箭射中小百衣帶， 小白裝死，逃過一劫；因此，管仲可以說是小白的生 死仇人。 但後來，小白成為齊國國君(齊桓公)，卻不計舊仇 ，在鮑叔牙的推薦下，以管仲為相，推動富國強兵之 策，終能使齊桓公「九(糾)合諸侯，一匡天下」，成 為「春秋五霸」的第一霸。(史記‧齊太公世家‧桓公) 齊桓公的成功，就在於他「外舉不避仇」的「恢宏 氣度」。

蕭何與曹參，都是協助漢高祖劉邦開國的大功臣，但 兩人感情不睦，蕭何素來不與曹參交往。 蕭何先後擔任高祖與惠帝之相國，後來蕭何病重，惠 帝親臨相府探視蕭何病情，君臣二人在蕭何病榻旁，有 一段精彩的對話，《史記‧蕭相國世家〉載曰： 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 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 。」孝惠曰：「曹參如何？」何頓首曰：「帝 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在這段以宰相「接班人」為主題的君臣談話中，蕭何 站在「為國舉才」的立場，拋開私人恩怨，臨終為他不 喜歡的人當宰相而背書，這種不以私害公的開闊心胸， 何等光明磊落？其高風亮節，亦足所有領導人物效法。

公元24年，光武帝劉秀在未當皇帝前，奉更始帝劉 玄之命，「持節」北渡黃河至河北地區，代表更始帝 「鎮慰州郡」。 更始二年(24)五月，劉秀攻下邯鄲，殺自立為天子 的王郎。劉秀從邯鄲城中虜獲的文件中，發現許多自 己的部下與王郎私通，誹謗劉秀的書信竟有好幾千封 ，但劉秀看都不看，就當著眾將軍們的面，一把火將 這些書信全燒燬掉，同時說：「令反側子心安！」(後 漢書‧光武帝紀上)意思是：讓那些立場反反覆覆的人，都 安下心來。 戰場之上，私通敵人，並向敵人毀謗自己的長官， 是何等嚴重之罪？在傳統中國的「威權政治」氛圍中 ，「誅九族」都不為過。

但劉秀卻輕鬆放過，一燒了事，其寬闊的「胸襟氣 度」，幾人能及？無怪乎在東漢建立的過程中，包括 「雲臺二十八將」 (亦稱「中興二十八將」；後漢書‧朱景王杜馬 劉傅堅馬列傳) 在內的各路英雄好漢，會傾心相隨，緊密 團結，共同協力劉秀成其帝王之業。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東漢末年的曹操身上。 東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十月，曹操大破袁紹於官渡 (今河南中牟境)，是謂「官渡之戰」。 曹操獲勝後，俘虜了很多袁紹軍眾，盡收其「輜重圖 書珍寶」；在曹操沒收的文書中，有來自許 (曹操根據 地，今河南許昌東) 的官吏與軍中人員，寫給袁紹的信 件，曹操都當場焚燬。(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第一)

由此觀之，曹操雖非「仁者」，但亦不是一個氣度狹 窄、猜疑心重、沒有包容心的人；其「人格特質」在《 三國演義》中，多遭羅貫中扭曲，予人以歷史頭號奸雄 的「刻板印象」，對曹操並不公平。 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以「恢宏氣度」治國的最成功 典型。雖然其帝位來自「逆取」(弒兄)，但其即位後頗 能勵行簡樸，勤政愛民，知人納諫，尤其用人唯才，做 到了「順守」要求。 在他起用的文臣武將中，有關隴士族，有山東豪族， 有農民寒素，有突厥將領，更有昔日敵人。儘管他們出 身不同，才能各異，但唐太宗均能以寬闊的心胸接納他 們，用其所長，終於組織了一個同心協力、近悅遠服、 沒有種族界限、沒有意識型態的統治集團，成就了歷史 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武德九年 (626)六月，唐王朝皇子間爆發了嚴重的宮 廷內部武裝權力鬥爭事件，唐高祖次子李世民在宮城北 門(玄武門)埋下伏兵，襲殺其兄建成太子與其弟齊王元 吉，奪取了政權，史稱「玄武門之變」。 八月，唐高祖退位，李世民即皇帝位，是為唐太宗， 次年改元貞觀。 上述的「昔日敵人」，是指對唐太宗一生事業影響最 大的「諍臣」魏徵而言。 按，魏徵本為建成太子的幕僚，他見到時為秦王的唐 太宗「勳業日隆」，每勸建成先下手為強，除掉秦王， 但建成未聽。

其後，建成在「玄武門事變」中被殺，事後秦王召見 魏徵，責問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魏徵對曰： 「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舊唐書‧魏徵傳；貞 觀政要‧任賢)結果「王器其直，無恨意」 (新唐書‧魏徵傳)， 並重用之。 魏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報 答唐太宗，並勸唐太宗應「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 」(新舊唐書‧魏徵傳)，開創中國歷史上「明君」與「良臣」 互動最成功的例子。 此種君臣理性互動的基礎，即建立在唐太宗「恢宏氣 度」之上。

貞觀十七年(643)正月，魏徵死，唐太宗「親臨慟哭， 廢朝五日」，並嘗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 ；以古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 (新舊唐書‧魏徵傳) 「領導者」的「氣度」，亦表現在勇敢對部屬「認錯 」之上。 漢初匈奴之患嚴重，漢七年(前 200)，漢高帝劉邦親 率三十二萬大軍(步騎混合，以步兵為主)征伐匈奴，但 高帝輕敵，以皇帝身分充當先鋒，率孤軍冒進，結果被 匈奴冒頓單于四十萬騎兵圍於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七 晝夜。 本戰之初，匈奴佯敗，漢營中所有到過匈奴的使者， 都慫恿高帝向北追擊，只有剛從匈奴出使回來的郎中劉 敬，以匈奴必「伏奇兵以爭利」而反對。

不過劉敬的忠言，卻激起高帝的大怒，將其「械繫」 廣武縣(今山西中部勾注山南)大牢，並不顧酷寒天氣， 繼續揮軍北進，準備與匈奴決戰，以為這樣可以「活捉 」單于。 後來果然如劉敬所料，高帝中了匈奴「後退包圍」之 計，幾乎被俘；不過，高帝戰敗又回到廣武後，立即殺 掉那些慫恿他北進的人，卻親赦劉敬，並對劉敬曰：「 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史記‧劉敬傳) 劉邦稱劉敬為「公」，並誠懇地向劉敬認錯，展現了 他的「氣度」；至少比後面所論「官渡之戰」敗後殺田 豐的袁紹，光明磊落得多。

不止如此，劉邦的大「氣度」，還表現在「用人」之 上。漢五年(前 204)五月，劉邦初登帝位之時，曾「置 酒雒陽南宮」，款待「列侯諸將」，分析他能擊滅項羽 ，而取天下之原因，曰： 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 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 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 所以為我擒也！(史記‧高祖本紀) 換言之，劉邦比同一時期的項羽，懂得「領導藝術」 多多。

由此看來，「氣度」在「領導藝術」的領域中，也 有「時空性」與「相對性」。劉邦並不是一個「寬厚」 之人，其「氣度」亦遠不如光武帝與唐太宗之恢宏開闊 ，甚至不及曹操之理性包容。 但其在歷史的「時間點」上，卻只有一個「競爭者」 ─項羽。而劉邦與項羽相較，劉邦的「氣度」，明顯勝 過項羽，因此很容易在當時製造「眾望所歸」的形象效 果，這就是劉邦自認能擊敗項羽的主因。 此外，「領導者」的「氣度」表現，亦應持之以恆， 貫徹終生。

惟觀察歷史，古來之「領導者」，多能慎始，卻鮮以 克終；甚至以「納諫」起家的唐太宗，在晚年都曾不聽 宰相褚遂良之勸諫，而一意孤行，親征遼高麗，結果勞 民傷財，無功而返，形成了唐太宗晚節的缺陷；(舊唐書 ‧褚遂良傳)也反映出做為一個「有始有終」好領導者不易 的事實。 而更有名的「慎始」但不「克終」例子，則是出在晉 朝開國皇帝晉武帝司馬炎身上。 關於晉武帝荒謬事，前面已述，其前半世概能「仁以 御物，寬以得眾，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晉書‧武帝紀) ；是一個心胸寬闊，從善如流的明君。 但其後半生(平吳之後)，卻志得意滿，「讓而不為」 ，「驕泰之心」起，最後淪為奢侈好色、任用佞臣的大 昏君，造成晉朝的快速滅亡。(晉書‧武帝紀)

「領導者」慎始但不能克終之狀況，史上屢見，值得 警惕！ 綜合以上所述，「氣度」是「領導者」成功不可或缺 的行為修養，其核心概念，就在於「包容」、「能捨」 與「謙恭」。 觀察歷史，但見「恢宏氣度」者，近悅遠來，受人擁 戴；未聞「心胸狹窄」、「睚眥必報」、「吝嗇小氣」 者，能孚眾望，能成大器。「領導者」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