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三部分传送。这是第二部分。

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与青年朋友漫谈民主 （第二部分） 中共无锡市委教育工委党校 陈南进 中共无锡市委教育工委党校 陈南进 （ 2005年2 月2 日在市委教育工委学生业余党校上讲课稿 ）

4、穷人如果不绝望，就不太可能跑到美国去反对民主 反恐是当今世界的一件大事。看看西班牙的爆炸和俄罗斯别斯兰的悲剧就知道，恐怖主义的危害是令人发指的。非此不一定即彼。美国现在把反恐作为一面旗帜，宣称谁同他站在一起就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结果在这种“9.11综合症”的作用下，风声鹤唳，树敌越来越多。伊拉克战争就是在反恐的大起旗下进行的。但是打了一年多的战争，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反恐越反越恐。

2004年12月3日，《印度教徒报》刊登了普京总统的谈话：“和阿富汗已发生的情况一样，伊拉克已经变成一个恐怖主义威胁的温床，一个恐怖威胁的发源地和好战争分子的‘孵化器’。” 他说：“正是在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个时候，成千上万名未来的恐怖分子被吸收为恐怖网络成员。这些未来的恐怖力量极有可能会驻扎到世界各地。” 面对恐怖主义，除了那些骑虎难下的国家外，一切有正义感的人都在思索治本之道。

欧盟主管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最近撰文道：“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恐怖分子辩护，但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忽视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显然有一些狂热分子组成的组织，这些人并没有政治诉求，但不满和不公平为这些人提供了土壤。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像左图被虐待的那些阿拉伯穷人，他们压根儿就不明白什么是美国的民主，他们最想要的是食物、水、住房和工作。他们不会跑到美国去反对美国的民主，他们自小所看到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无作非为，看到的是

几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了家园，迄今也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重返故土。就像今天他们关心台海问题一样，美国人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长久控制阿拉伯的石油，是美国自己能否长久地控制世界，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和政客们自己的利益。眼前的现实与高尚的民主反差实在太大。

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2004年9月写道：“迄今为止，全世界最主要的潜在不稳定源就是贫困，还有贫困给全球大批民众造成的无助和绝望情绪。” 他说：“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30年里，大多数冲突的根源不是种族、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缺乏经济机遇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争夺。这项研究为一种颇具洞察力的观点提供了论据，即：如果人们有工作，如果他们有希望，他们不太可能诉诸暴力。”虽然说富裕不等于必然会产生民主，但经济落后却制约民主，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这段话对我们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5、比较中国和西方民主的四种方法 由于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的社会发展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社会的过程，由于封建势力十分强大，再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本国的资产阶级发育不健全，虽然资产阶级也发动过民主革命，但都未能取得最终成功。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假如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最终获得成功，没有袁世凯等人的封建势力的复辟行为，也就没有后来的军阀统治和混战，五四运动也许不会很快发生，人们不会很快想到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会那么快进入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许会推迟好些年。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到了封建军阀的手里，才引起后来的历史走向：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

历史的走向是客观社会发展的必然，它和学生做数学作业不一样，是不能这样或那样地做假设的，更不能任人随意地选择。五四运动实质上就是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开端。有人总认为中国的民主建设不如西方民主发展得早，静止地比较，是这个情况，但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过程来看，中国的民主发展得迟，进步得快，这是许多史学研究者的一个共识。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建设也不是革命一成功，民主制度就建立起来了，而是经过了多次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才得到巩固和发展的。英国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算得上是打头阵的，从1640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君主立宪制确立，花了近48年时间。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示范和“发酵”，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从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算起，到1848年二月革命成功，法国资产阶级政权完全获得巩固，花了59年时间，期间多次经历了封建王朝的复辟。如果我们从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算起，经过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38年时间。这是一种比较方法。

另一种比较方法，从1688年英国确立君主立宪算起，至今已经有317年，中国从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国，至今近56年，虽然我们的人均GDP不高，但我们今天能够立足于世界之林，让13亿中国人能够安稳地生活，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国，被世人公认为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最近包括英美等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就是一个反证。

第三种比较方法是，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在工业革命有了一定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充分发育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而中国的民主制度是从打破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生产力的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困难程度要大得多。

第四种比较方法是，要看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目标是为了巩固和维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在现阶段虽然允许多种经济制度形式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改变。由于这个质的不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将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要广泛和深刻得多。

6、“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谁成功了 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从2004年5月起，世界上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展了一场讨论，而且这场讨论到目前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讨论的焦点是“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谁成功了。中国人自己反倒没有十分在意这场讨论，只是通过《参考消息》等报刊略知一二。

本来没有“北京共识”这一提法，只有“华盛顿共识”。2004年5 月，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顾问雷默写的《北京共识》的论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1990年针对拉美严重的债务问题而提出的对策。他强调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特别强调资本的自由流动，它要求解除管制、向直接投资完全放开和放开汇率和利率。这位似乎不谙（an）世事的教授从教科书上抄写的“药方”，结果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害苦了拉美一些国家，并且后来波及亚洲，造成亚洲金融危机。这件事一直到今天，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都怕和世界银行打交道，这次大海啸过后，世界银行欲向这些国家贷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连连摇头说不用。

因为“华盛顿共识”的失败，雷默有感而发，写了《北京共识》。他所说的“北京共识”是什么呢？雷默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

“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有空想，它是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 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邓小平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最近写了一篇《“中国模式”广受世界关注》的文章，对所谓的“北京共识”作了诠释：“‘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早就开始重视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对本国经济得不到发展、民生得不到改善一直忧心忡忡，苦于找不到 好的模式。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历来就主张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民主政治模式。很多国家也的确在这方面作了诸多尝试，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反而政治失序，经济落后，民生艰难。”

“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国家，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第三世界产生很大影响。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发展模式。”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大本营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开始对‘中国模式’另眼相看了。二战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不遗余力，花费了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结果不佳。很多人对最近在中东地区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的前景也不乐观。美国民主似乎只能在美国本土运作，出了国门没有成功的希望。”

7、要冷静地看待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无论是“北京共识”或称为“中国模式”，并不否认民主、自由、人权。中国强调的是要根据国情来发展自己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模式。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反对一些人的霸权主义，也用不着随意地去否定美国的民主，更犯不着因为美国打着“民主”的旗号陷入伊拉克泥潭而幸灾乐祸。西方的民主是西方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研究和借鉴别人的民主成果，但不是照抄。

世界上的人无不在以自己的经历和思维在构建着自己的认知体系，同时也在以自己的认知方式和心理背景认识着我们这个世界。所谓“北京共识”是许多人对中国发展的共同感受。我们要以感激和冷静的心情面对世界对中国发展变化的积极评价。 为什么说要感激？这是因为我们国家过去很贫弱，经常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负，别人瞧不起中国人，许多中国人既容易自卑也特别自尊。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受到世界上许多人的认同，中国的软实力有了提升。

为什么说要冷静？这是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既有旁观者清的一面，也有受到局限性的一面。我们不能总是拣好话听。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涉及到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切身利益，中国人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不能听了一些好听的话，就感觉特别好，把外国人赞扬的话搬过来作为套话，自己糊弄自己。 有许多事情对于中国的局外人，别人是感受不到的，或者说感受上是不深的。譬如，我们国家的经济确实发展得非常快，一面是林立的高楼不断地出现，一面却是乌黑的河流散发出恶心的臭气；一面是一条条高速公路奇迹般地建成，一面却是一座座青山被剃成了“秃顶”；

一面是 一座座钢铁厂在不断地建设，一面却是煤炭供应紧张，煤矿事故不断；一面是城市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一面却是农业的耕地在不断地减少，粮食供应面临新的危机；一面是有些人用钱像流水，财富在不断地膨胀，一面是贫困的人口缺医少药，生活面临着许多困难；一面是国家的许多的法律制度不断地出台，一面却是干部贪污腐败的风气时不时地出现；一面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充满着活力，一面却存在着经济失序，假冒伪劣产品不断现身······这些，外国人知道一些，但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最深刻。

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看待上面所说的现象，当我们在讴歌中国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时候，就不得不非常冷静地思考如何克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和谐、不协调的现象，就能够非常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战略意义。为什么说十六大以及它的几次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等重要思想是指导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法宝，个中的道理非常明确。

8、以国情意识认识中国的民主进程 民主政治的建设是以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为基础的，同时民主政治又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和体现。首先要让人民吃饱穿暖，有一个基本的生存条件，人们才有足够的兴趣关心政治。人的生存权力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力。但是这又是同国情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中国社会经济的现状究竟是什么？不然容易错把自己当富国来认识。

中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接近2个欧洲，是美国6倍。每年新增加人口超过1000万，每年需安排就业的达到2000多万人。人均国土面积仅仅12亩，为世界人均量的29% 。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却排到第138位。中国的山地丘陵占2/3；半干旱、干旱地区约占国土的1/2。东半部半湿润、湿润地区集中了90%以上的人口，每平方公里225人，特别在沿海和平原地区，生存空间狭小。

各类资源的人均量是：人均耕地1. 65亩，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3；人均草地5亩，为世界平均数的1/2；人均森林面积1 各类资源的人均量是：人均耕地1.65亩，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3；人均草地5亩，为世界平均数的1/2；人均森林面积1.5亩，为世界平均数的1/6；人均森林储积量为世界平均数的12.2%；人均水资源是2300多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数的1/4；人均可开发的水力资源装机0.31千瓦，仅为世界平均数的3/4；人均矿产储量总值1万美元左右，至于各类矿产资源如果按13亿人口平均，绝大部分均低于世界人均占有量。

人均占有资源量少是中国资源的一大劣势，一个国家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量或消费量，中国人口目前仍然在持续增长，人均占有资源量还将继续降低，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表明中国人口对资源的压力过大。

中国资源相对紧缺，特别是决定国计民生的耕地人均量过小与淡水供应不足，成为约束性的两大稀缺资源。至本世纪20—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那时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2亩以下，人均占有淡水资源也下降到1800立方米，资源供应形势将越来越严重。人口多，耕地少，供水不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消除大面积的、普遍的贫困是对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我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相比，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3000万左右。我国衡量贫困人口的标准有两个，一是需解决温饱的特困人口标准，即按2000年价格计算625元/人年，这个标准下的特困人口2000年为3000万人左右。

二是按世界银行制定的国际贫困标准为人均1天1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我国低收入人口标准为865元/人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625元至865元这个收入段，平均每增加一元，贫困人口增加26万左右；如增加100元，贫困人口增加2600万；如按865元作为贫困标准，就增加贫困人口6200万。那样，这个收入下的贫困人口将为9000万人以上。另外，我们还有6000万需要社会帮助的残疾人口，还有2300万领取社会最低保障金的城镇人口。虽然我们不同意以人的生存权来为不民主的行为作辩护，但解决好贫困人口的问题却是中国民主建设必须要重点解决好的实际问题，因为让人民贫穷的民主只是纸上富贵、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