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影子银行与银行业稳定性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于殿江

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影子银行这一领域便受到颇多关注，近几年来中国的理论和实务界对其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2009年以来中国的影子银行迅速发展壮大，银信合作产品、民间金融机构等种种形式纷纷涌现，引发了学术界以及监管部门对其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担忧。

有研究显示，就中国影子银行问题而言，其中最关键的风险触发点是信托公司领域，而最可能的系统性风险爆发点则在商业银行系统，并且整体来看，影子银行引致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是随着时间逐渐增长的（首届中国金融发展学术论坛论文集，2013）。 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测度研究[C]. 首届中国金融发展学术论坛，2013-10-11

2014年初，国务院发布了被外界称为“107号文”的文件，就中国影子银行的监管问题定下总体基调。这份文件首先表明了当局对影子银行在多方面发挥正面作用的肯定态度，并首次颁布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监管系统框架，显示了政府对影子银行这一存在的重视。

一、影子银行的基本含义 影子银行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首次提出，意指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与传统、正规、接受中央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系统相对应的金融机构，它们筹集到的多为短期不确定的资金，没有再贴现的权利，也不能加入存款保险组织。 这些机构处于银行体系之外、业务类型与传统银行。

一般意义上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债券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结构性投资工具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可见，影子银行这一概念产生于实务界，最初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名词，再加上各国金融环境不同（结构和发展阶段均有差异），因此，影子银行在不同国家的构成并不相同，且不同机构和学者对影子银行体系的范畴、本质的理解也有差异。

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定义：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 影子银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期限错配、流动性转换、信用转换和高杠杆。

在中国，学者和有关部门对影子银行的界定存在分歧。中国银监会发布2012年报 首次明确影子银行的业务范围：“银监会所监管的六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商业银行理财等表外业务属于影子银行。” 中国学者王浡力、李建军（2013）认为从功能角度界定影子银行内涵更加全面，将影子银行界定为具有信用转换、期限转化与流动性转化的信用中介 。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展室主任易宪容认为：只要涉及借贷关系和银行表外业务都属于“影子银行”。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包含两部分：一部分主要包括银行业内不受监管的证券化活动，以银信合作为主要代表，还包括委托贷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进行的“储蓄转投资”业务；另一部分为不受监管的民间金融，主要包括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典当行等。

在中国的市场现实中，影子银行主要涵盖了两块：一块是商业银行销售得如火如荼的理财产品，以及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销售的类信贷类产品，比如信托公司销售的信托产品，另一块则是以民间高利贷为代表的民间金融体系。 其中，规模较大，涉及面较广的是“银信合作”，银信合作的信托方式属于直接融资，筹资人直接从融资方吸取资金，不会通过银行系统产生派生存款，这样就降低了货币供应的增速。

2014年初，国务院的“107号文”指出：我国影子银行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无监督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 二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 三是机构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部分理财业务等。

二、影子银行的规模 虽然说“影子银行”的概念出现于2007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但普遍认为美国“影子银行”产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这时欧美国家出现了所谓脱媒型信用危机，即存款机构的资金流失、信用收缩、赢利下降、银行倒闭等。 为了应对这种脱媒型信用危机，不仅政府大规模放松金融部门的各种管制，而且激烈的市场竞争形成一股金融创新潮。各种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组织及金融经营方式等层出不穷。

随着美国金融管制放松，一系列的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影子银行”体系也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比如，在各类金融产品中，美国衍生产品和结构性产品发展更是远远超过传统金融产品。1999年至2007年间，衍生产品名义合约额超过了165万亿美元，其年均增长为21.7%，而同期传统金融产品的年均增长率只有5.9%。 而住房按揭贷款的证券化是美国“影子银行”的核心所在。这种住房按揭贷款融资来源方式的改变，不仅降低了住房按揭者的融资成本，也让这种信贷扩张通过衍生工具全球化与平民化，成了系统性风险的新来源。（金融危机的源头）

巴塞尔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数据显示：美国拥有最大的“影子银行”系统，2011年资产达23万亿美元；其次是欧元区，22万亿美元；英国9万亿美元，日本为4万亿美元。 不过美国在全球“影子银行”系统中的份额近年来在降低，而欧元区和英国则有所增加。

FSB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影子银行总规模超过75万亿美元，这相当于这些经济体GDP的120%，已接近2007年123 影子银行占全球整体金融资产的1/4，相当于银行业资产的1/2。 美国和欧元区的影子银行系统在全球所占比重各约为三分之一，英国和日本分别占12%和5%，中国为4%。

据中国银监会2013年估计，其规模达到8. 2万亿元人民币（合1 据中国银监会2013年估计，其规模达到8.2万亿元人民币（合1.3万亿美元）。不过许多分析师表示，真实数字要高得多，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估计，中国影子银行业规模为2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2012年至2013年，一场信贷繁荣推动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增加了38%。 下面表格中的数据显示的是中国影子银行的绝对规模，显示出影子银行自身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中国信托业协会网站，并结合高盛高华证券研究报告 综合整理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影子银行体系在宏观动态环境下的变化趋势，用“影子银行绝对规模/当年GDP”来表示影子银行的相对规模。

2002-2012年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示意图

通过上述图表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审视历年影子银行的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影子银行的绝对规模逐年上升，尤其是从2009年开始，其上升势头显著，每年增长额度明显扩大；影子银行的相对规模也始终呈现上升趋势，仍是以2009年为分界线，在2009年之前，其增长较为平缓，而2009-2012这4年间，影子银行的相对规模急速上升，从最初的22.38%飞速升到了47.78%。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影子银行机构牵涉的资产达27万亿元人民币(4.39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正规银行体系资产的五分之一。 FSB的报告显示，依据最广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衡量标准，中国在全球影子银行体系中所占比重在2007年末至2013年增长了三倍，达到4%。

三、影子银行的特征 其一，交易模式采用批发形式，有别于商业银行的零售模式； 其二，进行不透明的场外交易。影子银行的产品结构设计非常复杂，而且鲜有公开的、可以披露的信息。这些金融衍生品交易大都在柜台交易市场进行，信息披露制度很不完善； 其三，杠杆率非常高。由于没有商业银行那样丰厚的资本金，影子银行大量利用财务杠杆举债经营；

其四，影子银行的主体是金融中介机构，载体是金融创新工具，这些中介机构和工具充当了信用中介功能； 其五，由于影子的负债不是存款，主要是采取金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最初目的是要分散风险，因此，不受针对存款货币机构的严格监管，存在监管套利的行为。 也就是说，它具有和商业银行类似的融资贷款中介功能，却游离于货币当局的传统货币政策监管之外。

另有观点认为：我国影子银行具有以下特点： 1、流动性转换： 无论是以吸收存款、投放存款为主的传统商业银行，还是通过批发融资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进行投融资的影子银行，其业务中都包含着对流动性的转换，一边是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如项目贷款和房地产贷款，另一方是流动性较高的负债，如存款或批发融资。因此，任何银行，包括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或多或少都面临流动性错配的问题。

2、期限转换 传统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业务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用短期负债支持长期资产，即进行期限转换。商业银行的存款期限通常短于贷款期限，影子的这一特征更加明显，美国危机前影子银行的负债中大部分是短期甚至是隔夜的借款，而资产方则最终是长期的房地产贷款。 期限转换是银行体系的基本功能之一，没有期限转换，长期投资就很难获得融资，但期限转换同时也造成了期限错配的风险，这也是所有银行，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影子银行，面临的基本风险之一。

3、信用转换（信用中介） 银行在一定程度上都应从经营风险中获利，这体现在银行的资产和负债风险水平并不一致，也就是银行进行了信用转换，高风险的资产（如贷款）对应的是低风险的负债（如存款）。商业银行实现信用转换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自身的风险管理和合理配置资产组合等方式，西方的影子银行实现信用转换的方式则更为复杂，包括资产打包，分层，评级和使用增信工具等，其中一些用于增信的工具，事后被证明不仅没有在实际中实现信用转换，反而放大了风险。但是，银行在经营中提供的信用转换这一功能，在本质上也导致了银行不得不面临资产和负债风险错配的问题，这一问题既适用于商业银行，也适用于影子银行。

4、使用杠杆 绝大部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都要大于自身的资本金水平，换言之，金融机构通过使用杠杆来放大资本金从事金融活动，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也不例外。这中间的差距主要是杠杆率的高低，和与之对应的风险承受能力。商业银行由于受资本监管限制，杠杆率存在上限。金融机构如果不受资本监管限制，则其杠杆率可以达到很高，西方的影子银行在危机前就存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

5、监管缺失 影子银行的关键特点之一是监管少或者根本不受监管。事实证明，缺少官方监管，仅仅依靠市场自律的结果是发生了在影子银行体系过度的流动性错配、期限错配、风险错配和高杠杆率。影子银行体系发生的“挤兑”和随后的崩盘，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加剧的直接原因。

6、最后贷款人和处置机制缺失 与传统商业银行不同，影子银行体系在出现流动性困难时并无直接机制从央行获得流动性，在资不抵债时也没有存款保险等机制进行接管和处置。这就导致了暂时的流动性困难就可能引发金融机构发生“挤兑”从而倒闭，金融机构的无序倒闭（雷曼兄弟是最典型的例子）则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

以上的前4个特征都是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共同具有的特征，也就是银行的特征。影子银行所以被称为“影子”，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业务“虚拟”或者其功能不服务实体经济。事实上，国外通常所指的影子银行中所涉及的机构（如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金融公司和房贷公司等），产品（如资产抵押证券和票据）以及交易（如回购），如果合理发展和运用，对实体经济是可以起到促进作用的，也是对商业银行的有效补充。影子银行成为“影子”的原因主要在于后2点。

四、影子银行的风险 1、影子银行体系过度的杠杆操作导致风险扩大。 由于没有商业银行那样丰厚的资本金，影子银行体系大量利用财务杠杆举债经营。影子银行体系的高杠杆率在金融市场下行中将放大风险，造成一个自我强化的资产价格下跌循环。 杠杆操作本身是一个信用创造的过程。影子银行对信用创造的作用很大，对流动性的依赖很强，一旦这些产品和运作在金融动荡的条件下丧失再融资功能，则会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整体流动性大幅萎缩，即信用骤停，从而产生系统性风险。

影子银行通过杠杆操作进行大量的金融创新，并实施以风险价值（VAR）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若在安全的模型范围或资产价格一路上升的前提下，影子银行不仅可以有效运作，而且这些金融创新产品表面上还可以分散风险。 但一旦资产价格下跌，影子银行就被迫启动去杠杆化操作，或出售风险资产来偿还负债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或吸引新的股权投资扩充自有资本规模。

投资者同时间大规模对风险资产进行抛售会压低风险资产价格，引发市场动荡，造成风险资产账面价值再度下降，形成自我强化的资产价格下降循环。 而如果采取短时间从资本市场吸纳资本金的方式则会导致流动性紧张，引发整个信贷市场的系统性危机。

2、影子银行体系的高流动性风险。 负债方面，影子银行的负债主要通过短期资本市场发行资产支持票据取得融资，期限较短；由于影子银行必须要求高利息以获得利润，从而在资产方，须投资相对期限更长的资产。经过上述方式，影子银行就与货币市场上的投资者、资本市场上的长期筹资人进行了资产和期限的互换，结果资产组成从原本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资产转变为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信用期限结构的错配造成影子银行体系的期限错配。

一旦市场出现不稳定因素，实体经济运行存在阻碍，会引发影子银行体系的机构投资者资金抽逃，影子银行体系出现“挤兑”现象。而由于影子银行期限错配的业务模式，此时影子银行体系无法将其长期资产在短期内进行变现，从而产生流动性危机。 更重要的是，由于影子银行体系具有系统重要性，在出现了“挤兑”和去杠杆化操作之后，就可能产生系统性的的流动性危机。任何源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反向波动都将给予影子银行机构带来致命的流动性风险。

3、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贷款机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道德风险剧增。 影子银行业务本身产品结构复杂，进行场外交易，信息披露不完全。金融创新越来越复杂导致业务产品已严重脱离资产价值，且众多的机构投资者无法清除了解这种精密设计的产品的定价，只能依靠信用评级来进行投资决策。 而在利润驱动和激烈的产品竞争下，一方面贷款银行放松对借款人贷款条件的要求，使杠杆程度较高的结构性金融产品一开始就存在极高的风险，

另一方面由于产品风险较高，其发行者往往愿意支付更高的评级费用，这就很难让评级机构作出独立公正的评价，在投资者没有没有其他更多的信息来源时，只能相信评级结果，导致一些本身蕴藏着巨大风险的金融产品反而收到了热烈的追捧。 由于影子银行体系本身对信息、流动性需求和资产价格波动的敏感性更强，在市场出现危机时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大增加。

4、影子银行体系和传统银行体系关联性增加引起风险交叉传递。 一方面由于影子银行体系经营着除吸收存款以外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务，影子银行体系和传统银行体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这种竞争迫使商业银行进行较为大胆的资本运作和业务创新以实现更高的回报，而这会使整个金融系统由于过度的竞争造成风险定价过低，从而蕴藏更大的系统风险。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深度参与了影子银行体系的资产证券化和结构性投资，其资产和运作游离于资产负债表之外，但由于防火墙机制不完善加之隐形担保、声誉风险等原因，风险并未实现实质性的剥离。 且部分银行的业务已经覆盖了传统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等多个方面，已经成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一个部分，导致危机爆发时，巨大的证券化产品风险从影子银行倒灌回商业银行。

5、影子银行的批发型业务模式导致风险集聚 影子银行突破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界限，深刻地改变了整个金融体系的业务模式。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体系采取零售的方式进行业务经营不同，影子银行体系一般采取批发型的业务模式。 商业银行的零售模式可以较为有效地进行个体风险的鉴别与控制，影子银行的批发模式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获得较为完整的信息，从而“批发”了信息不对称的重大风险。在金融体系业务模式从传统的以“零售并持有”为主的模式向“创造产品并批发”的模式转变的过程中，金融风险的集聚度显著提高了。

6、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缺失风险。 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避开了传统银行业务和金融市场交易业务的监管体制，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地住房政策及全球流动性过剩等外部环境促使影子银行体系不断膨胀，影子银行体系在获得巨额收益的同时却由于不直接吸收存款而基本上不受货币当局的监管，其信用创造情况和业务经营的外部性在金融审慎性监管体制中也几乎不受约束。

此外，有别于传统商业银行在面临破产时可以依靠最后贷款人制度降低发生挤兑的风险，影子银行体系游离于最后贷款人的保护伞之外，在市场波动时极度容易遭到挤兑，引发市场恐慌。 影子银行体系外部监管缺位，导致对整个金融体系统稳定性的极大冲击。

五、影子银行的发展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一）银行体系稳定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银行是指经营存贷款业务及其他业务、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运营需要遵守稳健这一原则，即应该重视银行体系稳定性这个指标。 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内涵是研究银行稳定的起点和本质认识，也是构建测度一国或经济体银行稳定性的重要基础。

根据IMF卡尔•约翰等的看法，银行体系稳定性定义为：银行在保持体系的健康运行和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基础上能为经济发展分配所需的金融资源。 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含义的理解：一方面，银行应当保持足够的偿付能力和良好的盈利能力，流动性较好；另一方面，偿付能力是一个相对静态的概念，仅仅能描述银行在某个时间点的状况，因此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内涵的正确理解也应该包括其动态发展，如资产质量、内部和外部的控制状态、管理水平和外部事件造成的潜在影响等相关因素。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银行体系的稳定其实是一种状态，即在这种状态下，当银行体系（乃至金融体系）受到冲击时，能够保证其内部机构和部门正常履行各自的职责，即能够抵御外部冲击。 应该说银行体系的稳定涉及到银行体系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一个银行体系中既有机构参与者也有个人参与者，既有金融产品也有作用渠道，既有国内金融交易也有国际外汇结算。因此考察银行体系的稳定应考虑这个体系内的所有组成部分。

Diamond与Dybvig（1983）在研究银行挤兑时认为，客户对银行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等的高度信心对银行而言非常重要，单个客户对银行流动性的怀疑、银行资产流动性的不足等会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从而导致银行挤兑的发生 。 Dowd(1992)认为，公众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等商业银行公开财务信息进行评判，如果这些指标满足公众对银行的稳定性期望，那么公众就不会对银行产生怀疑，挤兑也就不会发生 。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主要是研究哪些因素对银行体系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 凌亢、赵旭（2001）认为银行体系不稳定部分是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造成的，部分是贷款给新兴企业的内在风险造成的； 伍志文（2002）认为银行体系脆弱性是金融变量和宏观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一种因素使然的结论； 冯宗宪、叶欣（2003）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对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存在显著性影响。

刘卫江（2002）利用相应的宏观经济变量、金融变量以及其他变量，通过相应的数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终表明宏观经济变量对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产生的显著性影响最明显； 陈华（2004）选取1978-2000年这一时间区间中的微观和宏观变量，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稳定性进行了量化研究，结论表明宏观经济变量与金融变量共同对银行体系稳定性有显著影响。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影子银行对整个银行体系甚至金融体系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关于影子银行与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关系，从现有文献来看： Bailyetal（2008）认为在信息不透明的条件下，影子银行的高杠杆操作增加了金融市场流动的脆弱性，放大了系统性风险，从而对银行体系稳定造成威胁； 何德旭、郑联盛（2009）认为影子银行体系与传统银行体系的竞争与合作导致商业银行系统的不稳定，给银行体系带来了风险；

袁增霆（2011）认为，非银行机构若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影子银行，还需要抓住机会分享商业银行的资源；他认为银行机构内部的影子银行部门和业务同样属于影子银行领域，其中又以金融业的理财业务在国内最具突出性 。 李扬（2011）指出，从某种程度上看，影子银行体系和金融创新是无法剥离的，影子银行的发展会逐渐侵蚀如今商业银行赖以生存的传统业务、并削弱货币当局的调控基础 。

周莉萍（2012）认为，影子银行体系之所以被称为银行是由于信用创造，但其信用创造过程存在固有缺陷，因此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从监管的层面上讲，要注意监测其可能存在的内在风险，但要力求保持客观。尤其是在当下的我国，当局更要做到避免盲目监管、多多引导影子银行健康发展 。

毛泽盛、万亚兰（2012）采用了1992-201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影子银行的发展与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之间存在阈值效应。（经济学中的阈值定义为：在两个相关经济要素中，一个经济要素对另一经济要素能够产生影响或变化所必须的最小变化量或变化幅度即为阈值。如果小于这一变化量，前者对后者量的变化不会产生作用或影响。同时，可以把两个因素之间这种关系称之为“阈值效应”的关系。即突破阈值，打破原有均衡引起的改变称之为阈值效应。）

李春红等（2014）选取1987－2012年的年度数据，采用三个主要的银行危机先行指标，即银行体系的存款总额、银行对非政府部门的贷款和金融系统净国外资产进行稳定指数的计算。 他们测算了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和银行稳定性的量化水平，并建立非线性模型研究影子银行相对规模（影子银行规模/GDP）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程度。

研究认为，影子银行规模对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具有双重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满足中小经济主体的信贷需要，因此影子银行应运而生，成为了我国银行体系的必要补充，其相对规模的变化能够相对准确地反映出我国中小经济主体信贷缺口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随着影子银行的不断发展，其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我国单一融资结构的金融体系下，影子银行的存在可以极大地弥补企业的融资缺口，为资金需求方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成为间接融资的渠道，因此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变向提高了银行自身经营水平，从而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得以提升。

可是当影子银行达到一定的规模后，自身的盲目性和透明度低等特点会导致银行稳定性下降，同时高杠杆率和高度期限错配的特征也会增加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而且在人才和资源上与商业银行的竞争也愈发激烈，也会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稳定性下降。 即由于市场的杠杆倍率大幅提高、交易规模大量增长以及金融当局的“恶意”，影子银行的发展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

六、政策建议 解决我国影子银行问题需要从大处着手，在联系我国当前实际的基础上作出应对。目前，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仍处于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其主要是复制商业银行核心业务，许多基于金融创新、类似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活动尚未开始发展；复杂的信用创造机制还未建立；而且，当前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已高达148万亿（2013年底） ，影子银行的规模相对于这一数字显得很微小。

并且，整体而言，我国当下仍是金融管制体制，影子银行体系的存在有助于改变金融抑制局面、进而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但是，近几年影子银行规模的急剧扩张又的确可能触发潜在的风险。 因此建议：首先要对中国影子银行作出“中性”定位，正确认识其正负效应；其次必须要对其进行管控，而这种监管必须是“好的监管”，其最终目的应是能减少可能的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间找到平衡，从而使经济能稳中向好地发展。

具体而言， ①做到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允许影子银行适度发展，并致力于破除金融体系中实际存在的隐性担保，使信用风险能被合理定价； ②规范影子银行监管体系，可以对不同种类的影子银行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做到分类监管、加强监管协调，阳光化影子银行； ③以金融改革与创新引导影子银行有序发展。在我国，影子银行产生的一大根源在于实体经济需求过大而金融体系发展滞后。

其实，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中央107号文件中指出：影子银行的产生是金融发展，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作为传统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在服务实体经济、丰富居民投资渠道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我国影子银行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无监督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二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三是机构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部分理财业务等。

当前，我国影子银行风险总体可控。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影子银行风险具有复杂性、隐蔽性、脆弱性、突发性和传染性，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 要认真汲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坚持一手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创新，一手加强金融监督、防范金融风险，落实责任，加强协调，疏堵结合，趋利避害，在发挥影子银行积极作用的同时，将其负面影响和风险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