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Unit3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实践史 西方翻译理论史 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现状 1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总序言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翻译简史 陈福康编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则是按照中国历史的分期来划分的，即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部分 ： 古代翻译史起于先秦时有关翻译的零星论述，至清干隆初年《番清说》为止 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 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 明清的宗教、科技翻译 近代翻译史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五四”运动 现代翻译史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当代翻译史则从建国后至今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翻译简史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 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 第二阶段从苻秦译场和姚秦译场开始，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隋朝，上林园里设置了翻经馆。 支谦突破了以往的直译法，开始追求文字的典雅； 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 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 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 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 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 探索。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在唐朝 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 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翻译简史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 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甲午战争后 最著名的翻译家当首推严复，其次便是梁启超。严复总结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翻译简史 晚清时期中国译者对国外文学名著的翻译也情有独钟，所出版的译作主要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鲁宾逊漂流记》、《茶花女遗事》、《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妮娜》等等。这一时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探索文学翻译理论的翻译家主要有林纾、周桂笙、徐念慈、伍光建、苏曼殊和王国维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译坛又陆续涌现出一大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大家，其中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如鲁迅、胡适、林语堂、茅盾、郭沫若、瞿秋白、朱生豪、朱光潜等。这个时期翻译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并有了长足的发展。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翻译简史 董秋斯发表了《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后，中国译论开始了有目的的建立体系，开始了“转型”。期间傅雷提出“传神”、钱钟书提出“化境”，又为传统翻译理论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文革期间，翻译工作基本停止。改革开放后，译界长期徘徊于原有的认识水平上。80年代后半期，谭载喜等人主张“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声目益高涨。 到了1990年，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出版，译界公认此书为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传统译论也就圆满地划上了句号，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成体系的现代翻译理论。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实践史 第一次翻译活动高潮罗马文学三大鼻祖之一的安德罗尼柯于公元前3世纪翻译的拉丁文版《奥德赛》被视为西方翻译史上最早的译作，其后的一些大文学家们也都开始尝试用拉丁语翻译或改写希腊戏剧作品，从而掀起了西方历史上。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将古希腊文学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罗马帝国后期。此时圣·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成为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同样重要的地位。 第三次高潮出现在11－12世纪。此时，西方世界出现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西方翻译家把大批阿拉伯语作品译成拉丁语，在翻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实践史 第四次高潮发生在文艺复兴时代晚期。这时候，除了宗教之外，翻译活动已经深入到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和译作。其中英王詹姆士一世1611年命人翻译的英文钦定本《圣经》则标志着英国翻译的一次飞跃。这部译着至今仍被奉为英语语言的经典之作，对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五次高潮是在17－20世纪。这一时期的翻译比文艺复兴时期稍为逊色，但仍有大批西方文学名著被翻译出来，此时东方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也开始被译成各国文字。 第六次高潮开始于二战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二战以来，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科技领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翻译的范围随之大大扩展，科技和商业翻译日趋成熟。各种国内、国际翻译协会和团体的组建，为集中翻译力量多出翻译精品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人们对机器翻译的研究也已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目前计算机翻译的质量远远不如人工翻译，但其速度却是人类无法比拟的，这无疑对人工翻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未来的世纪里计算机到底能不能代替人脑还是个谜。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理论史 如果将符号学计算在内，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始于公元200年左右的盖伦；若只将有关翻译的论述视为西方译论之始，那么从公元前1世纪的西赛罗就开始了。 ——刘宓庆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著名哲学家西赛罗（Cicero）。公元前55年，他首次提出整体意义应重于单个词的意义，并指出了修辞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从西赛罗之后，西方翻译界便围绕着相关问题不断地发展完善起来。公元400年基督教学者圣·哲罗姆（St.Jerome）也曾发表过重要的翻译理论论文，提出了“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的观点。1530年马丁·路德（Luther）提出了必须采用民众语言使译文通俗自然的重要观点。文艺复兴时期，但丁提出了“文学不可译”论；多雷提出了所谓“翻译五原则”，即译者必须理解原作内容，必须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取通俗形式和讲究译作风格。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理论史 17－19世纪，巴托、德莱顿和泰特勒（Tytler） 等理论家也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其中最著名、对中国和世界译界影响最大的要数泰特勒。1790年，英国的泰特勒发表了世界翻译史上影响深远的专著《论翻译的原则》。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即：“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相同；译文应和原文同样流畅自然”。他认为好的翻译应该“能够把原作的长处完全地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使译入语国家的人能够清楚地领悟、强烈地感受，就像原语国家的人所领悟和感受的一样。”奈达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泰特勒的这部著作标志西方翻译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理论史 在20世纪里，出现了诸如费道罗夫、雅可布逊、卡特福德、奈达、纽马克、穆南、威尔斯、斯坦纳、图里等一大批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50年代我国建国初期，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传入中国，这部著作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分析研究，其核心内容就是“等值论”。 “有两项原则，对于一切翻译工作者来说都是共同的：①翻译的目的是尽量确切地使不懂原文的读者（或听者）了解原作或讲话的内容；②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费道罗夫讨论了“可译性”和“等值性”问题。他认为“实践本身已经证明可译性原则是现实的”，但同时他又指出了两种使可译性原则受到挑战的情况：“在原文相当明显地违背某一民族全民语言准则而具有该语言的地方特色或狭隘的游民集团用语时，可译性的原则就受到一定的限制。”所谓“确切性”，其核心就是“确切”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并且在不违背原文的基础上可以在必要时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

Unit 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理论史 （美）奈达博士是一位以翻译《圣经》而著称的伟大的翻译实践家。奈达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纠正了以往有人认为语言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的错误观点，从而确立了“可译性”原则。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即“功能对等”理论，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上的一致和形式上的一致必须同时兼顾，但在五种情况（这五种情况是：直译会导致意义上的错误时；引入的外来语形成语义空白，且读者有可能自己填入错误的意义时；形式对等引起严重的意义晦涩时；形式对等引起作者原意所没有的歧义时；形式对等违反译入语的语法或文体规范时）下必须改变形式，优先照顾内容的一致性。

Unit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理论史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英国语言学会会长纽马克的主要观点――“文本中心论”。纽马克把要翻译的对象看成文本，并根据语言的功能把文本分为表达型、信息型和召唤型三大类。表达型包括严肃的文学作品、声明和信件等；信息型包括书籍、报告、论文、备忘录等；召唤型包括各种宣传品、说明书和通俗小说等。他认为不同的文本应该用不同的翻译方法（纽马克把翻译方法分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前者强调忠实于原作“原作者”；后者强调忠实于译作“读者”）,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等效”要求。 1

Unit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现状 国外译学的四个共性，认为国外译学尽管国家不同、流派不同、作者不同，但归纳起来可有四个共同点：体系上的完整性，阐述上的理论性，目的上的针对性和内容上的创建性。其后，文章接着指出了国外译学研究的四个弱点：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倾向于纯理论研究；译学研究者搞“学术保密”，互无往来；缺乏“宏观调控”，无法就一些重大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 我国目前译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必须铲除的四种偏见：一是很多人存在“求全责备”的心理，希望一篇文章就能解决全部问题，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二是有的人一味追求研究深度，甚至到了故弄玄虚的地步，违背了研究目的。三是片面地强调理论而忽略了实践，使研究陷入“无本之本”的境地。四是由于英语在我国的长期统治地位使一部分研究者紧抓英语不放，忽略了对其他语种的研究。 ——桂干元在《普及指导我为本――论中国译学特色》 1

Unit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现状 我国译学研究与国外相比所存在的四大差距。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译学研究仍处于“零敲碎打”的阶段，尚未形成权威的、为我国译界乃至全球译界所公认的系统译学。关于翻译理论的讨论缺乏高度和深度，多局限于具体问题的争论，如“直译与意译”、“可译与不可译”等，对于翻译标准的界定也总是逃不出几个字或是几个词的简单性概括，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的所谓“翻译标准新说”只不过是“信、达、雅”的翻版和解释而已。而西方国家早已出现了不少系统性较强的专著。第二个差距就是相比之下我国的译学研究大广度和深度上还不够，还应进一步探讨翻译实践之外的问题，并加强与其它学科的联系。第三个差距即我国尚未形成一译论研究骨干队伍。第四是指导思想有偏差，过分强调“大而全”、“高而深”。文章认为，我国目前“大而全”、“高而深”的东西虽然还不够多，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这种要求过高。我们现在应该强调的是基础研究，为将来大规模的系统研究铺平道路。 ——桂干元在《普及指导我为本――论中国译学特色》 1

Unit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现状 90年代至今，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有六大流派，他们分别是“多元系统”学派、“描写”或“常规”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学派或译者中心学派以及“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 结束 1

Unit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现状 “多元系统”学派（Polysystem School）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霍姆斯、巴斯奈特、勒菲维尔（比）等荷兰、比利时“低地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埃文-佐哈尔和图里。这一学派提出“多元系统”理论，其中“多元系统”指的是社会中各种相关的系统-----文学和非文学的-----组成的网络。翻译是系统间传递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超越语言，以文化为主。“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尤其是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返回 1

Unit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现状 “描写”或“常规”学派（School of Description; School of Norms）的代表人物是以色列的图里(Toury)。图里发展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这一派主要从目的语出发，强调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学派（Culture School）的代表人物是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这一学派出于对翻译哲学的思考，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 返回 1

Unit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现状 “综合”学派（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ality）的代表人物是斯奈尔-杭贝(Shell-Hornby)，她强调翻译是个综合性的跨文化学科，除了语言学和文学之外，作为面向文化的学科，它还必须吸收进心理学、人种学和哲学的内容，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解构”学派或译者中心学派(School of Deconstructivism )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文努蒂(Venuti)和罗宾逊(Robinson)。他们特别强调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 返回 1

Unit2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现状 “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School of Postcolonialism)的代表人物是印度的尼兰贾娜（Niranjana）、斯皮瓦克（Spivak）、拉菲尔（Vicente Rafael）和谢菲茨（Eric Cheyfitz）。这一派不仅抛弃了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也批判了人文学派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完全是一项国际性的政治活动。 返回 结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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