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 2012环艺（本） 曹 前 1253002

一、梁思成先生生平： 1901年4月20日 生于日本东京（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清朝著名的改革家，为躲避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迫害而出国，所以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 ） 1912年辛亥革命后，随父母从日本回国，曾在北京崇德国小及汇文中学就学。 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1928年之后的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 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未毕业）。 1928年与林徽因在温哥华结婚后赴欧洲考察各地建筑，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张学良时任校长）任教，在那里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同时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东北大学主楼，并测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筑，当时就试图保护沈阳钟鼓楼，但不被当地政府采纳，终于被拆毁。 1930年和张锐参与天津市规划，以《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获奖。

梁思成在美国求学路 在宾大读书期间，梁思成常常沉迷于藏书丰厚的图书馆看书画图，是宾大出了名的。有一次，中国同学相约出外郊游，梁思成仍在画图，同学们与林徽因打赌，问她是否能请得动梁思成一同出游，林徽因特意换了身儿漂亮衣服，神采飞扬地敲开梁思成的画室，梁思成饶有兴趣地跟林徽因讲起了他正在研究的一处古建筑结构，林徽因几次想打断他，最后硬着头皮跟他说：一起去郊游吧，我跟同学打过赌了，你不去太不给我面子了！梁思成却说：你跟他们去玩吧，我还要画图。林徽因只好失望而去。可见梁思成是个多么专心用功的学生。 　　 梁思成以其钻研精神和优异成绩荣获了他大学时代的两枚设计金奖。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不满足，写信告诉了父亲。梁启超对他的忠告是：“你觉得自己的天才不能符合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工匠。你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的学问在进步的象征，我听见倒很喜欢。” 　　 192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梁思成2月拿了建筑学士学位，7月获得硕士学位。林徽因以高分获得美术学士学位，四年学业三年完成。 　　 此时，梁思成已取得建筑师资格，但他还想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学会怎样教书。他明白要教书，就得对学术文献有更广泛的了解。他尤其想知道，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建筑，这些年在西方出版的著述。1927年8月，梁思成向哈佛人文艺术研究所提出了入学申请，理由是“研究东方建筑”。哈佛录取了他，于9月离开费城来到麻州剑桥。 　　 在哈佛这段时间，梁思成通过哈佛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开始了密集阅读，来熟悉用东西方文字写成的相关建筑文献。哈佛的东方艺术讲师，朗敦华纳(Langdon Warner)帮他找到主要的参考书，看西方人究竟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和建筑。而梁思成后来在1947年评论道：“这些作者都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以外行人的视角描述中国建筑，语焉不详。“ 　　 在哈佛图书馆，梁思成四处搜罗有关建筑的中文书籍。可惜藏书颇少，除了一些散页外，几乎一无所获。梁思成在哈佛阅书时做了大量资料卡片，但他发现，有关中国建筑史部分，他在哈佛学到的东西很少。无数的宫殿、庙宇、塔楼、园林，中国自己还不曾根据近代科学技术观念对它们进行过研究。中国建筑结构上的奥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学原则，在世界学术界中，还是一个未解之谜。至此，梁思成也立志回国研究中国的古典建筑，解答未解之谜。 　　 转至下一年2月，梁思成完成了他去哈佛研修的目的，准备归国。 　　 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总领馆举行婚礼。这一天是宋代为建筑家李诫所立碑刻上的唯一日期，他们选择这个日子，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古代建筑师。 　　 还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期间，梁启超给思成寄去一本新发现的古书《营造法式》重印本。这是北宋京城宫殿建筑的营造手册，为宋徽宗时工部侍郎李诫所著。梁启超在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正是父亲所寄的这本书，为梁思成夫妇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大门。 　　 婚礼一完成，他们便启程到欧洲度蜜月，转而回到祖国。

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也受到了“ 包豪斯” 思潮的影响，当时主要的教学思想是巴黎美术学院的教学思想，这一时期的学习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们以后的建筑成就作了很好的铺垫。宾大教设计的是斯敦凡尔和Paul-Cret 两位著名教授。他们都曾在巴黎美院深造,是当时欧美最有影响的“学院派”的主流人物,很受学生崇拜。 知识补充： 学院派建筑： 由19世纪巴黎的法国美术学院创造。两个半世纪的积累中，学院派建筑吸取了皇家建筑学院及法国美术学院建筑系的成就。法国美术学院为旧王朝时代设立的罗马大奖提供了竞争平台，获胜者可以获得去罗马学习的机会，在这种选拔体系下，学院派建筑深深地烙下了罗马风格的印记，并在第二帝国时期(1850-1870)以及第三共和国时期达到顶峰。巴黎歌剧院是学院派建筑的招牌，被佐拉称为“所有风格的奢华杂交”。 学院派风格有以下特性：1.外观装饰豪华、繁复，有一层或多层的画龙点睛立面，通常还搭配设计一排气派的双柱式的柱廊。2.墙面、窗户、窗顶、屋檐均有精致的雕花装饰，表现华丽气质。3.墙体由石块砌成，立面呈现对称感。4.学院派风格通常有两种外观设计形态：平式或低坡度屋顶、「孟莎顶」（Mansard）式。 学院派（或称布杂）建筑风格（Beaux Arts）在美国落地生根，开始于1983年芝加哥博览会上，有建筑师采用这种风格，尔后逐渐在美国各地蔚为风潮。

1931年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梁思成入营造学社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1932年著成《清式营造则例》手稿（1934年出版）和《营造算例》 。 1937年时有关宋代建筑的资料，有如凤毛麟角，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决定到中国各地找寻中国古代建筑的实例。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时代，他冒很大风险和妻子林徽因等一起，在十几年间，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二千多件从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 。

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中国私人兴办的、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的学术团体。创建于1929年北京，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学社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6年停止活动。中国营造学社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学术贡献 　　 在成立之后的短短5年间，学社成员先后调查了全中国137个县市，1823座各类古建殿堂房舍，详细测绘建筑206组，绘制了测绘图稿1898张，经他们调查被重新发现的珍贵建筑遗存上起汉唐下至明清各历史时期均有分布，整理出了清晰的中国古建筑发展脉络。许多现在名扬海内的珍贵古建筑如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辽代观音阁均系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经田野调查和详细测绘研究而被人们重新认识的。从这一角度讲中国营造学社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对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所作出的贡献是空前绝后的。 培养人才 　　 营造学社不仅在学术上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专业人才。不同于一般的学术团体，一般的学人若想加入营造学社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进入营造学社后还需经过专业训练，这使得营造学社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团体，同时更加像一所专门学校，因而培养了大量建筑专业人才，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罗哲文等许多建筑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均出自中国营造学社门下。 出版专著 中国营造学社还有大量专业著作刊行，共撰写和出版了有关我国古建筑专著30多种，包括： 　　《中国建筑参考图集》 　　清 李斗著 《工段营造录》 　　梁思成编订 《营造算例》 　　明 计成著 《园冶》 　　梁思成著 《清式营造则例》 　　等珍贵资料。此外营造学社的会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也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史料。 “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7年后梁思成先生在全国各地考察研究的古代建筑 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 沈阳钟鼓楼 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 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 山西五台山中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佛光寺

山西辽代应县木塔 大同辽代寺庙群善化寺 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 大同辽代寺庙群上华严寺 大同辽代寺庙群下华严寺

1936年梁思成与史坦因（Clarence Stein， 美国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有所交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邀请他组建“中日友好协会”，他和全家撤退到后方，先后在昆明和四川宜宾李庄定居，在此期间培养了许多建筑师，并绘制了重点保护文物地图。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创办营建（建筑城市规划）学系，毕生志力教育工作。 1946年10月—1947年应邀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并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被指名作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在此期间和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共事。和史坦因交流城市规划，将这些列为他日后研究课题。平津战役中，绘制北平古物保护的地图区块，避免受到炮击。 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除了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热情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联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在《文汇报》发表“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

1950年和陈占祥发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他坚决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他的远见不能为那时代的人理解，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和北京城墙（城墙在他去世后仍然被拆毁）。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梁思成还积极参加了国家的政治领导活动，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届人代会常务委员。 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复古”的典型而被批判并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都被没收。抄家者在其家中发现属于其早已去世的四弟梁思忠的中正式军刀上刻有“中正赠”（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讳），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1972年，梁思成在贫病中去世。中共在文革后宣布对梁思成恢复名誉。 　　 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

保护北京团城（北海公园)和老城墙

二、梁思成先生主要设计作品 东北大学主楼 王国维纪念碑（1929年） 梁启超墓（1929年） 吉林省立大学礼堂和图书馆（1930年） 北京仁立地毯公司铺面改建（1932年） 北京大学地质馆和女生宿舍（1934-1935年） 人民英雄纪念碑（1952年） 任弼时墓（1952年） 林徽因墓（1955年） 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1963年）

1、东北大学主楼

2、王国维纪念碑 清华大学第一教室楼北端后山之麓，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正面端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这是为纪念我国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先生而建。 　　 碑式为梁思成所拟。闽县林志钧（宰平）书丹，郭县马衡 篆额。

3、梁启超墓 梁启超墓，位于北京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地总面积1.8公顷，墓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为墓园，西部为附属林地。墓园背倚西山，坐北朝南，北高南低，面积达4300平方米。四周环围矮石墙，墓园内栽满松柏。 　　 墓园由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让家人在九泉之下也享受他一贯所主张的环境与人充分和谐的氛围，走在其中像是进了一座庭院。 　　 说是梁启超墓其实不完全准确，应该是梁启超家族墓园才是，梁启超、他的两位夫人、弟弟梁启雄还有三位儿子均葬于此地。 墓园内北墙正中平台上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墓呈长方形，高1.08米，宽2.75米，长4.52米。墓前立着“凸”字形墓碑，碑高2.8米，宽2.18米，厚0.71米。阳面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14个大字。碑阴刻“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男梁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礼，女适周、思顺、思庄、思懿、思宁，媳林徽因、李福曼，孙女任孙敬立”。碑前有75厘米高的供台，两侧各有一段带雕饰的直角形衬墙。墓碑、墓顶及供台衬墙，均为土黄色花岗岩雕筑而成，前后连接，浑然一体。墓碑没有碑文，也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这是梁启超生前遗愿。梁启超曾嘱咐他的子女，将来行葬礼时，可立一小碑于墓前，题新会某某，夫人某某之墓，碑阴记我籍贯及汝母生卒，子女及婿、妇名氏、孙及外孙名，其余浮词不用。 　　 合葬墓东略靠后的一块卧碑显然为新制。此碑的题目为“母亲树”，这就是碑后那株松树的题名。镌刻在石碑正面的文字说明了植树的缘起：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

4、人民英雄纪念碑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前广场上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政协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土，奠下纪念碑的基石。后经全国广泛讨论，确定碑型。到1952年，全国优秀的建筑师和专家们共设计了一百多种图案，经有关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征求各界人民的意见，归纳、修正成最后的图样。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北京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工程处，分设计、施工、采石、美术工作等7个组，进行工作。此外，专设一个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领导下，研究浮雕画片所需的史料题材。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修建，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 纪念碑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纪念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筒体，将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块牢固地拉结浇注在一起。碑心石正、背面的题字都有阴文镌刻在石面上，然后采用中国传统的镏金方法，做成钢胎金字镶嵌进去。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余两。整个纪念碑用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纪念碑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纪念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筒体，将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块牢固地拉结浇注在一起。碑心石正、背面的题字都有阴文镌刻在石面上，然后采用中国传统的镏金方法，做成钢胎金字镶嵌进去。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余两。整个纪念碑用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

5、任弼时墓 任弼时同志之墓，位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在北京因病逝世。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遗体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灵柩下葬后，刘少奇代表中央。献花圈，乐队高奏国际歌。墓碑名“任弼时同志之墓”，为毛泽东亲笔题写。

6、林徽因墓 林徽因的墓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体是由梁思成亲手设计。墓碑上只有“建筑师林徽因墓”七个字。林徽因的遗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体是由梁思成亲手设计，体安墓身没有一字遗文。然而就像北京的城墙没有幸免一样，她的墓碑在“文革”中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砸碎；她在病榻上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画的图稿被付之一炬，她成熟时期的诗作文章，也有很多在浩劫中毁失殆尽。 梁思成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

7、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唯一唐代风格的建筑作品是扬州大明寺的鉴真和尚纪念堂 概述：鉴真纪念堂位于扬州市古大明寺内，1973年建成，以纪念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鉴真和尚。由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参照鉴真在日本的主要遗物唐招提寺金堂设计建筑，典雅古朴，保存了唐代的建筑艺术风格。前面是门厅，上悬匾额；中间为碑厅，内立横式纪念碑；后为殿堂，按唐代寺庙殿堂的风格建造，堂内正中为鉴真楠木雕像，仿鉴真圆寂前塑造的干漆夹紵像制作而成，神态安详而坚毅。东西两侧壁上是鉴真东渡事迹的饰布画，分别是西安大雁塔、肇庆七星岩、日本九洲秋妻屋浦和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向人们展示了鉴真生活和经历过的地方。 设计思路：纪念堂由我国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设计，他接受任务后专程赴日，参观奈良唐招提寺和日本其他一些古建筑，回国后，又对我唐代庙宇建造风格进行研究，精心设计这座纪念堂，体现了1963年中日两国商定的精神：不仅从意义上，而且建筑物本身也要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纪念堂分为两组，一组为四松堂构成的清式四合院，南为纪念馆，北为门厅，由游廊周接，天井内有四棵古松，廊悬云板、木鱼，精舍巧建，清幽雅洁。另一组为仿唐式四合院，由纪念碑亭、纪念堂，再由超手游廊将两建筑周接，园内植佳兰芳卉，其中樱花为1980年鉴真大师像回故里探亲时，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所赠。这两组纪念堂一为清式，一为唐式，分之为二，但同处一条中轴线上，又合之为一。 纪念碑：纪念碑是梁思成一夜之间设计而成的，他设计成功后，高兴地告诉陈从周教授，说是我国传统的纪念碑以竖碑为多，碑面光滑，天花饰边框，而鉴真纪念碑采用横式，周围边框突出，中间阴文镌字，正面为郭沫若题“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背面刻赵朴初在纪念堂奠基典礼上写的文章。这就打破传统格局，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有了时代感。底座的花饰采用莲花座作底，莲花座托碑，因莲花独具神圣，“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空外直，不枝不蔓，且莲的丝长（思长），象征佛教思想天下众生，所以莲花一直成为佛教的象征。莲花座之上有卷叶草为主题的纹样花饰，原来梁思成在快设计完毕时感到“唐”这个字不好体现，陈从周立刻提议用该草为纹饰，因其是唐朝特有的草，以象征鉴真生活的年代。正堂完全仿照日本招提寺主体建筑金堂样式，只是型制由七楹变为五楹，金堂是鉴真当年亲自设计，保持了中国盛唐的建筑风格，又揉和了日本当时建筑的特点，现在纪念堂又仿照金堂，其用意当然是体现中日文化互相交融的特点。 纪念堂方位：纪念堂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四周高大的台基上粗可两人合抱的檐柱，柱为腰鼓状，柱头斗拱三重，线条浑圆飞动，正殿中央坐像为鉴真干漆夹像，是我市雕塑艺术家刘豫按照日本招提寺“模大和尚之影”而造，结跏趺坐，合闭双目，神态安详。殿前石灯笼是鉴真大师象回故里时，现招提寺住持森木孝顺长老所赠，已经十多年，长明不灭，站在灯前，不由使我们想起郭沫若先生对鉴真的赞誉：“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三、梁思成先生主要著作 《世界史纲》（英）威尔斯著作 梁思成等译 1932 商务印书馆 《中国雕塑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 梁思成著 《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 ISBN 7530641689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图解》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 7-302-13229-1 《清式营造则例》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1 《营造算例》 梁思成编 《营造法式注释》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1 《建设设计参考图集》 梁思成主编 梁思成著 《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 ISBN 7801063848 《梁思成全集》第一卷至第十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Liang Ssu Ch'eng: Chinese Architecture， A Pictorial History， Edited by Wilma Fairbank ISBN 048643999S 梁思成 2001《图像中国建筑史》。香港：三联书店（费慰梅编／梁从诫译。繁体汉语英语版） 梁思成，张锐 1930《城市设计实用手册—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9月，天津：北洋美术印刷所。（繁体）. 梁思成 1945 “市镇的体系秩序” 重庆：《大公报》8月。（繁体）. 梁思成 1949 “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文汇报》7月10－12日。（繁体）. 梁思成，陈占祥 1950《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2月，北京（梁陈方案，繁体）. 梁思成 1950. “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新建设》第二卷第六期，5月。（繁体）. 梁思成，林徽因 1951 ”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新观察》第二卷第七期，4月。（繁体）. 梁思成，林徽因 1951 “序”《城市计划大纲》清华大学营建学系译。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0月（《雅典宪章》单行本，繁体）. 林徽因，梁思成 1952 “译者的体会”《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5月，上海：龙门联合书局（繁体）. 梁思成 1952《人民首都的市政建设》北京：科普出版社，12月。（单行本，繁体）. 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 1954 “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 《建筑学报》第二期12月。

四、梁思成先生的贡献及对其相关评价 1、保护战争中的古建筑 战争是破坏古建筑文物和一切文化遗产最为严重、最为悲惨的事件。曾经，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把北京圆明园等明清两代几百年经营的皇家园林破坏殆尽。我想，日本朋友也有同感，除京都、奈良外，东京、大阪等城市的许多无价之宝在二战中被破坏。 1985年，我和郑孝燮先生受奈良县知事上田繁洁的邀请，参加“奈良古都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当时，日本专家得悉在二战中梁思成先生曾向盟军提出建言书，得到多方证实后，《朝日新闻》以醒目标题称“古都的恩人是中国学者”。当时菅谷文则先生是我们的翻译和照顾者，至今感激不忘。     早在1944年，梁思成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盟国前线部队多附有专家，随军担任保护沦陷区或敌国古建筑职责。”他是这一理念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并身体力行开展了大量实际工作。后来，据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回忆，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大上课时提到，他曾向美军提议保护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这正是他珍视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思想的体现。后来，梁思成先生还编制《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绘制北平（今北京）古建筑文物地图，并主持编写《全国建筑文物简目》，以避免古建筑文物因战争受到损毁。我曾跟随梁思成恩师参加了其中的一些工作，对梁思成恩师在战争中保护古建筑文物的理念和行动感触颇深。      后来，在战争中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理念。《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于1954年获得通过。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把保护人类共同的遗产纳入了各个国家政府间的行为，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2、中日专家学者共享、共同研究古建筑文物      梁思成先生曾长期主持中国营造学社，除致力于对中国古建筑的科学调查研究，还特别注意与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学术交流。成立于1929年的中国营造学社从一开始就联合了日本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如荒木清三、松崎鹤雄、桥川时雄等。日本知名学者关野贞、伊东忠太、富田晋二等还与朱启钤社长共同发起了“古瓦研究会”。      1940年，我刚一跨进中国营造学社大门，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就教我学习日本古建筑保护知识。他们翻译介绍了许多日本古建筑研究与保护的文章和日本专家学者研究中国建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是我经常学习和研究的资料。      梁思成先生对研究古建筑的日本前辈专家学者十分尊敬，把他们当做师长来对待。他曾在《唐招提寺金堂和中国唐代的建筑》一文中写道：“在我开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时候，日本先辈学者如伊东、关野等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      中日学者在古建筑文物研究和保护领域的交流从未间断过。我亲身接触到的前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清水正夫先生，他是学建筑的，对梁思成先生十分尊重。清水先生上世纪50年代来中国专门去拜访了梁思成，后来梁思成先生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又和他相会过。1975年由清水正夫先生率领的青年建筑代表团来中国考察古建筑，开启了中日建筑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3、不燃结构的民族性的现代建筑，热爱“大屋顶” 　　 如今社会上有一种偏见，一提起梁思成，就联想起“大屋顶”，似乎大屋顶就等于梁思成。其实这是对梁思成先生的误解。他爱中国的古代建筑，对紫禁城的宫殿、天坛、颐和国、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以及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如数家珍。但是他从来不主张照抄木结构的古建筑格局。在他设计或在他指导下设计的建筑物，最讲究得是建筑的艺术性，建筑的民族性，传统与革新，美观实用、经济、坚固，还要防火性能良好。他所设计或在他指导下设计的建筑物，都是一级防火等级的建筑物，从来没有一幢是木质结构的宫殿式建筑。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其避雷针是带状的，而不是针状的，能同主体结构造型相适应。美观的建筑艺术同防雷实用效果相结合。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也是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其建筑设计也是相当好的，并被评为优秀设计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图案，也是在梁思成先生的主持下由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     4、始终不渝地提倡“中而新”的建筑创作观 　　 所谓“中而新”，就是不割断历史根脉的现代创作实践之路。“中”是中华民族个性的文化基因遗传。“新”是无限而有序的现代发展。“中”与“新”的有机结合，才具有合而不同的建筑文化的现代生命力。这种建筑创作观，现代城市“开辟新区、保护故城”有机的疏散理念，可以使古代建筑同新区的开辟同步发展，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居乐业。 　　 梁思成先生提倡空间理论。所言“建筑是组织空间的艺术”。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时，我国汽车工业尚未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梁恩成就提出重要公共建筑场所，要留出较大广场和车道，以便用于停车和通行车辆。这已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先见之明。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许多大城市汽车保有量逐年上升，而在这些城市中，凡是交通不畅，救援空间不足，必将造成惨重的伤亡与损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对于现代城市的管理而言，是不科学的。 　　 经批准的北京市总体规划，终于确定了北京的城市性质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确定了要大力保护古都风貌，决定要将城内一切工厂迁出城外，即使城外工厂，如果对环境不利，有碍于消防安全，也不能发展，并将逐步外迁。这个规划的实施，必将为北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这也是梁思成先生生前最大的愿望。

5、古建筑文物和城市规划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北京不断传说着当拆除北京城墙的时候梁思成痛哭了三天三夜，拆除牌楼时他含泪送别。这里有些艺术加工的成分。但他对古建筑的真挚深厚的感情我是深深感受过的。比如1954年，为了保护北京团城，他和当时的文物局长郑振铎多次找周恩来总理，总理亲自考察之后，让出国务院一块地解决了交通问题。1965年，明十三陵失火，他考察后向周恩来总理报告，由国务院下令在古建筑上安避雷针。这些我都是共同参加的。梁思成先生在对古建筑的艰苦调查研究中体会到,这些瑰宝是先辈们的智慧与血汗铸就的，来之不易。他把每一座重要古建筑都当成心中的宝贝去精心呵护它，好像亲生儿女一般，稍有损毁他都感到伤心。     梁思成先生对日本古建筑的感情同样深厚，他小时候为奈良某大寺维修献上的一块瓦，永远记在心上。他曾说过，中日两国建筑一脉相承，特别在木构建筑上，日本保存的古老建筑超过中国。要研究中国古建筑，就必须研究日本古建筑。在法隆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终审会上，我曾作为中国的代表首先支持通过。因为对法隆寺的确只有中国才能真正了解其价值。记得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先生听传法隆寺失火，不禁含泪悲伤。    

大同古城的保护： 1933年9月4日，梁思成、刘敦帧、林徽因和莫宗江一行，冒着绵绵秋雨，从北京西直门站出发，历时16个小时，来到大同，开始了为期20余天的大同古建筑调查。77年过去了，大同这座饱经历史沧桑的文化名城，在回望历史的深刻反思中，拂去岁月的尘埃和迷雾，重新找回梁思成先生，展开了大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复兴的宏大篇章。 梁思成先生关于大同古建筑全面而详实的调查，为大同文化名城保护与复兴提供了历史和考古的依据。大同虽曾为辽金陪都，但辽金两代文献残缺，更没有古建筑专著。梁思成先生坚持“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首先对华严寺、善化寺的9座建筑调查测绘，开启了大同辽金古建的奠基性工程。从平面到布局、从结构到形制、从装饰到用材、从年代到变迁，都认真分析、考证、测量、绘图、记录。辽金文献缺失，梁思成先生就借用同时期北宋官式术语，即李明仲营造法式所载者代之。如果李书所无，则以清式术语替代，以此形成大同辽金古建筑完整的营造法式记载，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这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大同文化名城修复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建国初期，经济凋敝、材料匮乏，华严寺海会殿的大材不幸被地方官员看中，一声令下，整体拆除，材料用于小学修建。今天大同华严寺整体修复成为可能，钟楼、鼓楼、宝塔、海会殿等建筑群依原样复建，正是基于梁思成先生杰出的历史贡献。      梁思成先生关于文物整体性保护和“整旧如旧”的原则，为大同文化名城保护与复兴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范例。梁思成先生提出不仅要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而且也要保护它们的环境，对那些有重大价值的建筑群甚至一座古城，也要做整体性的保护。梁先生主张“在重修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中，一般应以‘整旧如旧’为我们的原则”。特别值得敬重的是梁思成先生独立思考的精神，他在尊重《威尼斯宪章》古迹保护基本精神的同时，基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价值和审美要求，提出了与《威尼斯宪章》古迹修复可识别性原则不同的主张，修补部分最好要与原貌相协调，新旧浑然一体。这与那些食洋不化、机械照搬国际规则的专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重大指导原则，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整体性的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贯穿了中国传统建筑几千年修复的规则。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大同文化名城整体性保护，整旧如旧、原汁原味的修复原则，追根溯源，来自梁思成先生的思想启迪。      梁思成先生关于“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城市规划的理念，为大同文化名城保护与复兴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路和经验。当历史老人发出沉重的叹息，当伴随推土机的轰鸣，一座座历史文化名城渐次消失，一座座千城一面的平庸城市拔地而起的时候，我们想起了梁思成先生，想起了上世纪50年代“保护旧城，建设新城”的“梁陈方案”。在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上，“梁陈方案”是最具历史远见、独一无二的杰作。今天大同“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不求最大，但求最佳”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思路，正是梁思成先生那永远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具体实践。      梁思成先生关于民族传统建筑保护传承的人格力量和情怀，为大同文化名城保护与复兴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想养份。梁思成先生视民族优秀建筑文化如同生命，为此不惜燃烧自我，付出沉重的政治和生命代价。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一块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泣血的呼喊，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使命。让我们想起那个穿越千年的古老声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梁思成先生的后人，我们有责任肩负起保护文化名城的历史使命，沿着梁思成先生的足迹，紧步梁思成先生的后尘，昂首阔步，奋然前行。

►北京古城的保护： 梁思成：北京拆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 引自：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5月31日  1949年春天，梁思成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特邀代表参与了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几个月后，1949年秋天，他又在病榻上完成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 　　 新中国诞生后，北平恢复“北京”的名称，成为共和国的首都。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开始着手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工作。 　　 正如林洙所言：“北京是从一个旧的城市、一个皇家的城市，变成新中国的首都，有很多需要重新建设，需要重新考虑的。比方说，中央人民政府应该设在什么地方？是集中呢，还是分散呢？中央的各部委是不是应该集中办公呢？等等，这些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数据室中，林洙找到了1950年梁思成与另一位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的原稿，后来的人简称它为《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设想。刘小石分析，两位中国专家的想法与当时参与北京城规划的苏联专家存在两个重要的分歧：“首先是北京的性质是什么，他提出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没有提工业中心，他这个见解和当时苏联专家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应该有强大的工人阶级的主张很不一样。”双方的另一个分歧集中在了行政中心位置的设立上。苏联专家团提出，应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梁陈方案》则提议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梁思成当年自费印制了他和陈占祥的计划书，在寄给周恩来总理的方案中，梁思成附手书一封，并以“恩来先生总理”称呼。此时，他的心情是焦灼而又热切的。 　　 正如林洙描述的那样：“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觉得是应该这样来做的。不管从北京市、新中国首都的发展来看，还是从保护旧北京城市来看，他觉得都是可行的，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然而，梁思成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是不可想象的事。 　　当然，不可否认，新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正如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高级规划师黄艳所说： 首先，一个新政府，缺乏管理和建设这个城市的资金。如果让它在一片郊区的空地上去建造这样一个行政区，在财政上可能是行不通的；第二，当时北京老城存在很多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失业和城市垃圾等。如果完全建造一个新城，老的城市该怎样规划？这也是一个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

北京新城的建设很快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新的街道，新的建筑，展示着新中国成立以后蓬勃而富有朝气的新气象。然而，当梁思成欣喜于新中国变化的同时，那些凝聚着几个世纪沧桑的古建筑的拆除，又让他不由得发出遗憾的叹息。城楼没了，牌楼没了，梁思成最钟爱的城墙也没了。 　　 梁思成与城墙的情愫可以追溯到1912年，这一年，11岁的梁思成随父母辗转从日本回到中国。这是他第一次穿越古老的城门，走进被城墙环绕的古城——北平。此时，他还不可能以一种科学的眼光去审视深藏在这个城市背后沧桑而深邃的韵味。然而，那巍峨的古城墙和悠缓的驼队撒下的一路铃声，却深深地印在了梁思成童年的记忆中。 　　 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当时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梁思成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护文物的指示组织编制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这本油印的小册子被分发到准备南下作战的解放军各部。翻开第一页，其中提出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在梁思成心中，北平不但是他的家，更是他在几十年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中最珍视的一座古城。在他看来，城墙围起的这座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于是，当建国之初，随着北京新城建设的开展，古城的城墙和城门也随之面临被拆除的命运时，梁思成，成为了第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为了拯救他所钟爱的城墙，1950年，梁思成写下了《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不但表达了城墙不阻碍城市发展的观点，还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城墙之上的画卷。“这应该成为一个全长将近四十公里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环城公园。登上去，可以壮阔我们的胸襟，舒活人民疲劳的筋骨，古老的城墙可以担负起新的使命。”学者王军说。 　　 195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精心描绘了他们寄予在城墙之上的理想，对他们而言，古老的城墙无疑是具有永恒的生命的。然而，梁思成热情的建议和美好的憧憬并没有挽回城墙即将消失的命运。1952年年底开始，北京外城城墙因为妨碍交通，限制首都的发展被陆续拆除。 对北京旧城的根本性改造，很快波及到了北京中轴在线的建筑，王军在他的著作《城记》中，记述了50年前的一段往事。 　　他说：“对于中轴在线的建筑，梁先生一直是非常的爱护，那么中轴在线的建筑的拆除对他的刺激是很大的。你比如像永定门瓮城，1951年年底拆的。第二年又把阜成门的瓮城给拆了。那会儿梁先生到苏联访问，回来之后就知道没了，气得说，怎么没跟我讲！气得不得了。后来又拆地安门，他说现在关键是要考虑怎么把地安门给保护下来，地安门是皇城的北门，也是中轴线上很重要的一个建筑。我们得早点做规划，否则要被动。但他说过这句话没几个月，地安门就荡然无存了。” 　　 1952年，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拆除。 　　 1954年，地安门拆除。 　　 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拆除。 　　 20世纪50年代，面对他钟爱的城门和城墙被拆毁时，梁思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一块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然而，疾速前进的历史并没有眷顾那曾经在风霜雨雪中挺立了八百多年的老城墙。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良知与责任感的学人，梁思成并没有因为挫折而停止他的建议与呼吁。1953年，当听说北京的牌楼也即将因为改善交通的需要而拆除时，梁思成更加不能平静了。

　　 提起此事，林洙十分动情：当时吴晗先生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要坚决执行这个指示。可是梁思成坚决要保护牌楼，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有一次二人僵持不下，梁思成就直接就跑到中南海去见周总理。当时在历代帝王庙前有东西两个牌楼。梁思成指着牌楼，对周总理感慨地说：“你看，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通过这个庙看过去，是非常非常美的景致。”总理笑了一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淡淡地回了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梁思成为保护古建筑所做的努力也曾经为他带来几次胜利，其中之一就是对北海团城的保护。团城曾是古代帝王的观景台，登上团城，旧京白塔碧湖，绿树红墙的景色被称为天下第一美景。团城脚下的金鳌玉蝀桥及两侧牌坊，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此时，为了贯通阜成门至朝阳门的东西马路，一些工程负责人在讨论会上提出了拆掉团城和金鳌玉蝀桥的决定。 　　 梁思成当年的愤怒，林洙今天仍记忆犹新：“他特别特别生气，站起来指着对方的鼻子说，既然你们认为一定要这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那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不必讨论了，就把团城拆掉，把金鳌玉蝀桥拆掉，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好了！然后他就不再讨论了，直奔中南海，找到周总理，跟总理说这个团城为什么一定要保护下来。总理亲自带着苏联专家，视察了一下团城，最后决定团城不再拆除。”团城就这样保留下来了。 　　 在那个破旧立新的年代，梁思成保护古建筑的理想毕竟是不合时宜的，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势必会淹没于声势浩大的建设浪潮中。然而，今天，当我们以冷静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不禁会想起50年前梁思成说过的话：“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曾笑着回答他说：“你在对待古建筑方面，简直是个‘暴君’”。然而，人们又怎么能够想象出梁思成像个“暴君”时的样子呢？在人们的眼中，他是那么温文尔雅，又是那么谦和。5圆梦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外城城墙基本被拆除。随着1965年地铁的开工，内城城墙的拆除工作也随即开始，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达到高潮。此时，病中的梁思成在家中听说了即将拆除西直门城楼的消息。 　　 罗哲文拍摄的元代城门洞林洙说：“拆西直门时，忽然听说发现西直门城墙里边包着一个元代的城门洞，梁思成简直兴奋极了，他跟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帮我拍几张元代的城门洞？我当时想都没有想，就说你干吗呀？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往枪口上撞。刚说到这儿，他就特别特别痛苦地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意识到，这个话说得太过分了。我就说，其实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丈夫的健康。可是他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 　　 幸运的是，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拍下了当年林洙没能拍到的照片。从开始拆，搭上架子，到拆了一半，到最后全拆出来了，罗哲文差不多隔几天就去看：“西直门是当时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城门，有箭楼，有城楼，有瓮城，有栅门，有栅楼。西直门要拆，我就照了相。” 　　 然而，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健康状况，梁思成已经没有机会再看到这些照片了。 　　 1972年，梁思成结束了71年的生命历程，也是在这一年，有着八百余年历史的北京城墙彻底拆完了。 　　 许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又从起点回到了原点，当年梁思成构筑在城墙之上的理想，如今在北京城仅存的东便门明代城墙遗址上实现了。尽管，这梦想姗姗来迟了半个世纪，但这毕竟是一段圆梦的城墙。远处的现代建筑提醒我们，今天的北京，正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展现着现代大都市的魅力。与此同时，如何保留北京古都风貌，仍然是今天许多人正在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北京正在改变，历史终将远去。然而，或许只有留住昨天的记忆，我们才能更加清醒地面对今天和未来。

最佳观看点：地安门内大街上+景山公园山顶上往北看 梁思成先生钟爱的大屋顶 西大楼，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大手笔，与之和谐相配的东大楼对称地矗立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漂亮，壮观，古朴，厚重。 曾经听到过很多传言，这对漂亮的东西俩个大楼因国家对北京城中轴线“申遗”要高价收回了，作为京城的标志性建筑和梁思成的作品，国家要用于“藏书阁”或者其它什么......各种传说很多很多，但迟迟没见动静。住在这里的居民依旧循规蹈矩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占据了中厅隆重开张的“翡翠阁”饭庄继续着红火的生意，一切都那么祥和而安然。 最佳观看点：地安门内大街上+景山公园山顶上往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