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跨文化能力、国际化人才与英语专业教学改革”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张旭春 英语专业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使命 ——兼论“跨文化能力、国际化人才与英语专业教学改革”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张旭春

一、问题的引入 二、英语学科在英国的兴起及其社会使命 三、英语专业的学科定位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使命 四、川外英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方向建设思路简介

一、问题的引入 英语为何有博士？

应该如何来理解英语专业？ 英语与其他所有语言一样，既是工具，也是人文学科的组成部分。即所谓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cultural competence的两个方面。 就其工具性而言，英语不是专业，是公共英语的教学任务。 就其cultural competence而言，它不仅是一个专业，而且是人文学科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这个专业的设置应该有相当高的要求。

二、英语学科在英国的兴起及其社会使命 1831年英国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伦敦国王学院被正式确立下来。此后经过维多利亚文化主将的艰苦努力，英语或英国文学英国大学课堂的学科设置终于在维多利亚晚期得到了全面的确立（牛津大学1894年剑桥大学1911年才设立英国文学课程）。 其背景是从“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以中产阶级的出现为标志）和精神信仰的危机（宗教的衰落）。

在T. Eagleton和Chris Baldick等人看来，英国文学学科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确立有诸多意识形态控制的因素，其中教化粗鄙的中产阶级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驯服工人阶级、培养民族想象和帝国认同、从而取代宗教成为整合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粘合剂（social cement）等。

但也有许多人——如巴里——不同意伊格尔顿对英国文学兴起的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解读，认为那太过简单化，事实上，在早期倡导设立英国文学学科的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如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愧疚、传播文化和启蒙心智的宗教般热情等。 （“the reality wa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ere was, behind the teaching of early English, a distinctively Victorian mixture of class guilt about social inequalities, a genuine desire to improve things for everybody, a kind of missionary zeal to spread culture and enlightenment, and a self-interested desire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但不管怎样，提炼从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提炼民族文化精粹（distilled essence）、并用于全社会文化启蒙和抵抗Utilitarian empiricism、提升英国社会的文化敏感、道德修养和现代公民意识，从而培育出一种新型的英国文化来引领英国实现社会的现代转型——是英国文学在维多利亚时代兴起的主要原因。这个思想被F. D. Maurice 、George Gordon等早期英国文学教授表述得非常清楚。

1840年，F. D. Maurice被任命为伦敦国王学院的英国文学教授，在起就职仪式上，莫里斯阐述了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目的，那就是“把我们从……这个时代（狭隘庸俗的）观念和习俗中解放出来”，从而把“我们的生活”与“某种永恒的价值维系在一起”。（“the study of English literature would serve ‘to emancipate us … from the notions and habits which are peculiar to our own age’, connecting us instead with ‘what is fixed and enduring’.”）

在其牛津Merton Professor教授职位的就职演讲中，George Gordon说：“英国生了病，英国文学必须救治英国病。教会在这方面已经失败，社会改革又太慢，英国文学现在负担起三重功能：除了寓教于乐之外，她还必须负担起拯救我们的心灵治疗我们的国家的功能。”(It is briefly this: that England is sick, and that English Literature must save it. The Church (as I understand）having failed, and social remedies being slow, English Literature has now a triple function: still, I suppose, to delight and instruct us, but also, and above all, to save our souls and heal the State. )

这些思想经过以阿诺德等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文化主将几代人的阐发和努力，并随着1921年《关于在英国进行英国文学教育的纽伯特报告》（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England,1921”）的出炉而得到了国家层面上的确立。从此，英国文学学科作为一种教育国策终于被确立了下来。

三、英语专业的学科定位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使命。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文化价值危机所面临的问题与18、19世纪的英国非常相似。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正在经历的在许多方面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所经历过的。 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无需过多空泛的理论或主义争论——英国文学学科在维多利亚英国的确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

当然国情不同，文化不同，维多利亚的英国文学学科建设思想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英语专业建设中来。然而，用文化的精粹来教化社会、熏陶社会、启蒙社会、培育心智健全、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从而引领中产阶级以至于整个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这些出发点却是共同的。

就此而言，中国大学的英语系所肩负的任务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语言训练、复合型人才培养，甚至也超出了所谓批判性思维苍白等表面问题，而应该有更为庄严的社会使命——那就是为当代中国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的、能够汇通中西文化精粹的新文化引领者。

中国文化虽然也源远流长、不乏精义，然而，“周邦虽旧、其命维新”——事实早已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难以为现代性提供原驱力，所以我们必须“别求新声于异邦”，吸纳域外具有普世性的文化因素以改造我们的文化、甚至我们的国民性。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对此有深刻的揭示（如《李尔王》和《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简言之，作为英国文学传统中主要组成部分的“自由人文主义精神”（liberal humanism）以及对人性的拷问和批判、追问精神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化的弱项。

四、川外英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方向建设思路简介 本方向定位：坚守英语作为人文学科的学科根基。 招生规模与课程设置：小规模招生、精英化培养和中外文学文化以及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等必修和选修课程设置（如英语小说选读、英语戏剧选读、英语诗歌选读、圣经选读、西方思想史与经典选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入门、中国思想史与经典选读等。

呼吁国家教育行政当局和业内人士： 请尊重这个学科！请尊重这个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