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開放經濟的總體政策

本章大綱 第一節 高度互動的國際經濟 第二節 區域經濟整合的模式 第三節 The Mundell-Fleming模型 第五節 國際間總體政策的協調 第六節 國際間經濟、金融合作的安排 尖鋒對話：ECFA是台灣的唯一選擇嗎？

高度互動的國際經濟 自1980年代以來，大多數國家已顯著地推展經濟自由化，並大幅放寬了對資本移動的管制，因而使得全球經濟趨向於更開放與高度整合的情況。可由下列的證據來加以支持： 進出口占各國GNP的比例明顯提升。 國內市場中，外國參與者的活動規模擴大。 工業化國家的通貨膨脹率漸趨一致。 銀行間境內和境外市場的資金成本，其利率差距不斷縮小。 拋補的利率平價關係在許多短期金融市場是存在的。

區域經濟整合的模式(1/2) 區域經濟整合的利益 靜態效果 貿易創造效果，係指因經濟整合導致原先由較高資源成本的國內生產者所提供的產品，移轉至較低資源成本的會員國生產者。 貿易轉移效果，則是將原先自較低資源成本的非會員國生產者進口的產品，移轉至較高資源成本的會員國生產者（例如德國原本向美國購買小麥較有利，但經濟整合後，由於對美國課徵關稅，但對法國免關稅，結果造成德國向法國購買反而較有利，不過，貿易條件卻惡化）。

圖10-1 區域經濟整合的模式

區域經濟整合的模式(2/2) 動態效果 競爭力提高 規模經濟效果 投資的誘引 資源的有效使用 整體效果 區域經濟整合＝貿易創造－貿易轉移＋競爭力的提高＋規模經濟效果＋投資的誘引＋資源的有效使用

The Mundell-Fleming模型 開放經濟的IS/LM模型 政策有效性分析 政策自主性的政策

開放經濟的IS/LM模型(1/3) 國際收支的均衡：BP曲線 國際收支餘額係由經常帳餘額與資本交易餘額所構成。 國際收支的均衡條件可由BP曲線來描述，該曲線代表國際收支達成均衡時，各種利率與所得組合的軌跡。其斜率之所以為正，是因為所得提高時進口增加，導致經常帳收支的惡化，而為維持國際收支的均衡，就必須吸引資本的淨流入。為了吸引資本淨流入，國內利率應較既定的國外利率為高。所以，較高的所得應該配合較高的國內利率，才能維持國際收支的均衡。關於BP曲線的導引，請參閱圖10-3。

圖10-3 BP曲線之導引

開放經濟的IS/LM模型(2/3) 不同形狀BP曲線的經濟涵義 正斜率之BP曲線如果愈平坦（如圖10-4(a)），代表資本移動的能力愈高；反之，如果BP曲線愈陡峭，則代表資本移動的能力愈小（如圖10-4(b)）。 影響BP曲線移動的因素 由於圖10-3中BP曲線的導引，係建立在既定的自發性輸出淨額及匯率水準上，因此任何使出口、自發性進口或匯率改變的因素，皆將導致BP曲線的移動。

圖10-4 不同形狀的BP曲線

開放經濟的IS/LM模型(3/3) 全面均衡（對內、對外同時達成均衡） 開放經濟下全面均衡的達成，取決於IS、LM及BP三條曲線的相交點。在圖10-5中，此一均衡點位於A點，該均衡點相對應的所得及利率水準，分別為y0及i0。

圖10-5 開放經濟下的全面均衡

政策有效性分析(1/4) 資本不完全移動的場合 固定匯率制度 財政政策 資本不完全移動的場合　 固定匯率制度 財政政策 如圖10-6(a)所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導致所得水準由y0提高至y2。 貨幣政策 寬鬆性貨幣政策無效，因為其並未使所得水準提高。

圖10-6 固定匯率制度下之政策有效性分析——資本不完全移動的場合

政策有效性分析(2/4) 浮動匯率制度 財政政策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之後，所得係由y0提高至y2，利率則由i0上升至i2。 貨幣政策

圖10-7 浮動匯率制度下之政策有效性分析——資本不完全移動的場合

政策有效性分析(3/4) 資本完全移動的場合 固定匯率制度 財政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結果，係使所得提高、利率不變。 貨幣政策 寬鬆性的貨幣政策在此一場合之下完全無效。

圖10-8 固定匯率制度下之政策有效性分析——資本完全移動的場合

政策有效性分析(4/4) 浮動匯率制度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此一場合之下完全無效。 寬鬆性貨幣政策的最終結果是，國內利率回復至世界利率水準 i0，所得則由原先的y0增加至y2 。

圖10-9 浮動匯率制度下之政策有效性分析——資本完全移動的場合

政策自主性的限制 在開放經濟下的IS/LM模型，若資本可以自由移動，則國外的經濟政策對國內經濟表現的影響至為明顯。 就圖10-12而言，當國外利率降低──或是起因於外國的寬鬆性貨幣政策，或是源自外國的緊縮性財政政策──導致在原先BP曲線上的每一點都產生國際收支的盈餘，BP曲線遂由BP0右移至BP1。 此舉將使本國貨幣升值而輸出淨額下跌，IS曲線亦因之由IS0左移至IS1。結果，最後的均衡所得與利率，分別為y2及y1。 在這個例子中，即使本國的經濟政策維持不變，惟國內的所得、利率卻因外國經濟政策的改變而低於原先水準。

圖10-12 國外利率下跌之影響

The Mundell-Fleming模型的限制 馬婁條件短期內難以成立 忽略存量和流量具有相互的作用 忽視長期預算的限制 未考慮財富效果 忽視了供給面因素 對資本移動的處理有欠周詳 對匯率預期的處理有待商榷 政策工具的彈性問題

國際間總體政策的協調 政策協調的意義 早期政策協調的分析 哈瑪達的圖形分析 晚近政策協調的學理性研究 政策協調的型式

政策協調的意義 按照瓦歷許(H. Wallich)的定義，如依合作程度的高低，由高而低可排成協調(coordination)、調和(harmonization)、合作(cooperation)及諮商(consultation)。如圖10-13。

圖10-13 政策關係的範圍

早期政策協調的分析(1/3) 學理上有關協調的例子，經常以賽局理論(game theory)作為分析的架構，早期是以靜態賽局理論(static game theory)為基礎，可歸功於哈瑪達(K. Hamada)的研究 納許－古爾諾均衡(Nash-Cournot equilibrium) 此一均衡觀念也稱為不合作均衡(noncooperative equilibrium)，是指每一個國家係短視地假定另一國家在維持政策不變的前提下，來制定他們的政策（假定是兩國模型）。

早期政策協調的分析(2/3) 斯達克貝爾均衡(Stackelberg equilibrium) 斯達克貝爾均衡（或稱為追隨領袖）的觀念，是指二國中的其中之一不是短視的，因此他們在制定政策時，係預期另一個國家將被迫採行與其極大化自身利益一致的政策。換言之，它是將另一國的反應視為已知的情況下，去制定自己的政策，以極大化本身的利益。

早期政策協調的分析(3/3) 合作均衡(cooperative equilibrium) 理論上，合作均衡較之斯達克貝爾均衡有明顯的利益，因為它係將所有國家的可能反應皆考慮在內。由於沒有一個國家有力量，或者期望，去命令其他國家遵循相同的政策，此時合作的意願是來自共同的自身利益，職是之故，它明確反映了各國相互關係的程度，以及分享共同目標的程度。

哈瑪達的圖形分析 利用哈瑪達有關政策協調的圖形分析，可以說明政策協調的重要性。 圖10-14中，橫軸代表A國的政策工具IA；縱軸代表B國的政策工具IB。 效率政策是落在二國無差異曲線圖相切的那些點，而那些點則是位於連結B1點和B2點之契約曲線(contract curve)上。由於這些政策是達成柏瑞圖效率(Pareto-efficient)，從而欲提高一國之福祉，必須以犧牲另一國的福祉為代價。

圖10-14 哈瑪達的圖形分析

晚近政策協調的學理性研究 1970年代及1980年代有關國際性政策協調的研究，皆係根植於賽局理論的政策協調模型，這些模型泛稱為第一代的國際性政策協調模型，他們的主要發現是，國際性協調可以改善福祉，歸因於它可抵銷來自基於自身利益之國內政策所帶來跨境負的外溢效果之傷害。 第二代的國際性政策協調模型，則係建立在以廠商行為的個體基礎(micro-foundation)之上；根據歐蒙斯特費爾德與羅高夫(Maurice Obstfeld and Kenneth Rogoff, 2002)的模型推導，得到迥異於早期文獻的結論，認為兩國由貨幣政策協調所獲致的利益，將輕易地被個別國家追求自身穩定政策的利得所掩蓋。換言之，國際性協調的意義不大。

政策協調的型式 政策協調的型式可區分為法則型式的協調(rule-based forms of coordination)及權衡型式的協調(discretionary forms of coordination)。

國際間經濟、金融合作的安排(1/4) 七國集團(G-7)、八國集團(G-8) 1997年俄羅斯正式加入後，乃擴大為八國集團(Group of Eight, G-8)。

國際間經濟、金融合作的安排(2/4) 二十國集團(G-20) 為了擴大重要經濟體間就關鍵的經濟暨金融議題展開非正式對話，據以推動合作來達成穩定及持續的世界成長，1999年9月25日G-7財長會議後，為重要國家的財長及央行總裁創設了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的新對話論壇。 G-20成員包括G-7/8與伴隨區域平衡而納入的重要新興經濟體，所有成員的名單為：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中國、法國、德國、印度、印尼、義大利、日本、墨西哥、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南非、南韓、土耳其、英國、美國及歐盟。 G-20會員國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4%，經濟產值占全球經濟產值的85%，重要性不言可喻。

國際間經濟、金融合作的安排(3/4)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圖10-15 OECD的組成分子

國際間經濟、金融合作的安排(4/4)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係亞太地區各經濟體高階代表間之非正式諮商論壇，由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Robert Hawke)於1989年元月倡議組成，旨在加強亞太地區之區域經濟合作，目前共有21個成員及3個觀察員。

亞太地區中央銀行間的合作組織 (1/5) SEANZA SEANZA旨在處理會員間密集的、每兩年一次的中央銀行訓練課程。 會員國有20個，包括澳大利亞、印度、紐西蘭、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中國、印尼、伊朗、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尼泊爾、巴布亞紐幾內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香港、澳門及蒙古。

亞太地區中央銀行間的合作組織 (2/5) SEACEN SEACEN總裁會議 總裁會議的目的則擴大為就各會員國之經濟、金融情況、中央銀行業務操作與貨幣政策，提出報告及交換意見；並提供亞太地區各會員國的中央銀行總裁業務溝通及聯繫之正式管道。

亞太地區中央銀行間的合作組織 (3/5) SEACEN Centre 1972年的吉隆坡會議上，終於確定選擇在吉隆坡創設單一的研究及訓練中心(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並定名為SEACEN Centre。 SEACEN這個組織由於日本刻意打壓，再加上其功能主要在提供訓練課程，因此其政策協調的影響力微不足道。

亞太地區中央銀行間的合作組織 (4/5) EMEAP 這個集團是在日本銀行扶植下而成長。第一次會議在1991年2月舉行，出席成員有澳大利亞、印尼、日本、南韓、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未幾，會員擴大至11個，新增加的成員為中國和香港。 EMEAP會議每年舉行兩次，由日本銀行和另一個會員中央銀行輪流主辦；一般係由總裁或副總裁層級代表出席。

亞太地區中央銀行間的合作組織 (5/5) 亞洲六國集團(Asian G-6) 清邁倡議(CMI) 清邁倡議係由ASEAN的各成員國與中國、日本及南韓（稱為ASEAN＋3）個別簽訂雙邊換匯協定(bilateral currency swap agreements)，同意在成員國遭受通貨危機時，可以由簽約國提供緊急紓困。 迨至2009年4月6日，上述國家彼此簽訂的雙邊換匯協定有17件，總額度已達900億美元（見圖10-16）。

圖10-16 清邁倡議下簽訂的雙邊換匯協定（截至2009年4月6日） 圖10-16　清邁倡議下簽訂的雙邊換匯協定（截至2009年4月6日）

尖峰對話(1/2) ECFA是台灣的唯一選擇嗎？ 贊成意見 ECFA的簽訂與主權爭議無關，它既不是CEPA，也非FTA，而是介於兩者之間。ECFA是因應中國與東協將於2010年1月1日正式實施FTA後，對台灣經濟衝擊的必要選項。 出口是台灣經濟成長的命脈，因中國從中作梗，造成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不願與台灣簽署FTA，使得台灣出口市場占有率節節下降，所以要先跟中國達成某程度的共識，才能促使其他國家與我們成立FTA。

尖峰對話(2/2) 反對意見 與中國簽訂ECFA所產生的磁吸效應會比過去更強，台灣資金、技術、人才將被大量吸往中國，被邊緣化的速度反而會甚於以往。 ECFA絕對脫離不了政治的考量，說穿了，ECFA就是中國與香港所簽訂之CEPA的翻版，這將使台灣喪失主權，淪為像香港一樣的地方政府。 ECFA簽署後，就能毫無阻力地與主要貿易大國完成FTA，這種推論過於樂觀。台灣不需依附中國，應將經濟發展重心投注在對外能輸出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以及對內能改善生活品質的內需型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