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港督名字及 紀念地點

砵甸乍爵士 (Sir Henry Pottinger) 1843年6月至1844年5月 一八四二年，滿清政府因於鴉片戰爭中戰敗而簽訂「南京條約」，當中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一八四三年英維多利亞女皇簽署「香港憲章」，宜佈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並委派砵旬乍爵士為香港第一任總督。

除了港督外，砵甸乍爵士同時亦兼任香港註軍總司令。他來港後即成立以港督為首的議政局、定例局，可惜在砵甸乍任內兩局極少舉行會議，更可說是形同虛設。由此可見，當時的砵旬乍擁有極大權力。由於受到英國商人的不滿而受到孤立，砵甸乍爵士逐於翌年離仕，亦成為任期最短的港督。

港島中環的砵旬乍街亦以此位首任香港總督命名。後來中區填海，這條街伸至干諾道中，新一段的路面已經不是用石板砌成，但人們仍舊稱它為石板街。

麥當奴爵士 (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1866年3月至1872年4月 麥當奴爵士是香港第六任的總督。在他任內，廣東海關巡邏船進入香港水域搜查走私漏稅船隻，影響正常貿易，英國商人稱為「封鎖香港」，而這次的「封鎖」，影響香港達二十年之久。直至一八七二年他任期屆滿才離開香港。 他在山頂大加發展, 人們為紀念他而建立了麥當奴道。

堅尼地爵士 (Sir Arthur Edward Kennedy) 1872年4月至1877年3月 堅尼地爵士與麥當奴爵士是同鄉及校友，且閱歷大致相同，但他們的性格卻極不相同，直至一八七七年堅尼地爵士離仕才離開香港，他是繼麥當奴爵士後成為香港第七任總督。 堅尼地道、堅尼地街、堅尼地台以及堅尼地城都因他而得名。

軒尼詩爵士 (Sir John Pope Hennessy) 1877年4月至1882年3月 軒尼詩爵士是香港第八任的總督，他允許華人在中區興建商店及建築物，對該地區的建設有重大貢獻。另一方面，他亦委任第一位華人非官守議員伍才進入立法局，並准許華人申請歸化入英籍，由此可見當時華人的地位慢慢提升。 軒尼詩道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寶雲爵士 (Sir George Ferguson Bowen) 1883年3月至1885年12月 寶雲爵士是香港第九任的總督，他本是一教育工作者，更曾任大學校長以及新世蘭總督。可惜他在任兩年後便以身體欠佳為理由退休並返回英國，並由當時的輔政師馬師署任其職務。直至一八八六年，困擾香港達二十年之久的「封鎖香港」事件亦結束。 寶雲道、寶雲徑即以寶雲爵士名字而命名。

德輔爵士 (Sir George William Des Voeux) 1883年3月至1885年12月 德輔爵士是香港第十任的總督，在他任內，山頂纜車正式通車；而香港電燈公司亦開始為香港提供電力。德輔爵士離任後由駐港英軍司令柏立基少將出任署理港督。 德輔道則以其名字命名。

卜力爵士 (Sir Henry Arthur Blake) 1898年11月至1903年11月 卜力爵士是香港第十二任的總督，在他到任前五個月，清廷的李鴻章與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爵士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新界的土地租與英國九十九年。 一九零三年，卜力在主持最高法院（即今立法會大樓）的奠基禮後同日任滿離開香港，調任錫蘭總督，由輔政司亨利‧梅爵士（香港第十五任港督梅含理爵士）任署理港督。而卜公碼頭及卜公花園（卜公乃對卜力的尊稱）皆而其名字命名。

彌敦爵士 (Sir Mattnew Nathan) 1904年7月至1907年4月 香港第十三任的總督彌敦爵士是一位軍人出身的內政官員，他十分重視香港的城市發展，在他主持下，港府制定了一個較完善的中區重建規劃，同時亦開闢了九龍區的主要幹道。一九零七年他任滿離任。 彌敦道因而得名。

盧押勳爵 (Lord Frederick Lugard) / 即盧押爵士 (Sir Frederick Lugard) 1907年7月至1912年3月 盧押勳爵是香港第十四任的總督，他在任期間，曾向英國政府建議將山東的租借地威海衛交還與中國，以作為中國將新界永久割讓與英國的交換條件，雖然當時的殖民地部同意予以考慮，可惜最後卻不了了之。盧押勳爵亦提出香港需要有一所大學的構想，終在一九一二年三月香港大學舉行開幕禮，由他兼任校長。

香港大學教學樓「盧嘉樓」、宿舍中的「盧嘉舍」及山頂的盧押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梅含理爵士 (Sir Francis Henry May) 1912年7月至1918年 梅含理爵士是香港第十五任總督，他曾任香港政府的輔政司，十分熟悉香港事務。當他到香港履新時先由卜公碼頭上岸，然後轉乘八人大轎，突然一刺客對他槍擊，幸他未有受傷，這亦使他成為唯一一位被行刺的港督。自此以後，梅含理爵士便改以汽車代步。直至一九一九年，當梅含理爵士於加拿大休養時，突以健康欠佳為理由，獲准提早退休。 位於中區的梅道則因他而得名。

司徒拔爵士 (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 1919年9月至1925年10月 司徒拔爵士是香港第十六任的總督，亦由他開始，以後的港督都被冠以「漢姓」。在他任內，香港曾發生幾次的罷工，使香港經濟大受影響。一九二二年發生海員大罷工；一九二四年「省港大罷工」發生，香港華工為了聲援上海「五卅慘案」開始罷工，同時要求廢取不平等條約及改善香港華人的待遇。香港經濟受到嚴重打擊，百業蕭條，但港英政府卻束手無策。最後，司徒拔爵士黯然離港。 司徒拔道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金文泰爵士 (Sir Henry Clementi) 1925年11月至1930年2月 金文泰爵士是香港第十七任的總督，他能說粵語及國語，同時亦深愛中國文化。在他任內，歷時一年零四個月的「省港大罷工」終於結束，香港經濟開始復甦。此外，啟德機場亦正式啟用。 港島的金文泰道、金督馳馬徑及金文泰中學俱因他而得名。

貝璐爵士 (Sir William Reel) 1930年5月至1935年5月 一九三零年貝璐爵士到港就任第十八任總督，同年港粵兩地首次有飛機通航；此外，本地電話亦邁進自動化年代。一九三五年貝璐爵士離任。他離任後由輔政司修頓任署理港督，任內港英政府放棄銀本位，改革幣制，自行發行港幣。 貝璐道因此而得名。

羅富國爵士 (Sir Geoffre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 1937年10月至1941年6月 羅富國爵士是香港第二十任的總督，他上任後，正巧抗日戰爭開始，他遂頒佈緊急條例，宣佈香港為中立區，以置身事外。後來，廣州為日軍攻陷，大批難民紛紛來港避難，使當時人口大增。另一方面，港府亦開始進行如燈火管制演習、建築防空洞等措施以應付當時日軍以進駐深圳的緊急局面。羅富國爵士任滿離港。 羅富國徑以及在其任內創辦的羅富國師範學院都以其名字命名。

楊慕琦爵士 (Sir Mark Aitchison Young) 1941年9月至1947年6月 楊慕琦爵士是香港第二十一任總督，可惜他上任後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結果在當年的聖誕節，香港淪陷。當日，楊慕琦爵士扛白旗，渡江到九龍半島酒店向日本投降，最後更被關進集中營，而香港亦進入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直到日本戰敗，大戰結束，楊慕琦爵士才被釋放，但他並沒有即時回港，而是返回英國休養。此時的香港，由夏准將以軍政府代執行職務。

直至一九四六年二月，楊慕琦爵士才再重臨香港，重新履新，他組織民政府，發展空運，奠定了香港日後發展旅遊業的基礎。直至任期屆滿，他才離開香港。他亦是第二位沒有以其名字命名街道或建築物的港督。

葛量洪爵士 (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 1947年7月至1957年12月 葛量洪爵士是香港第二十二任總督，由於他曾來港作官學生，故此對香港事務十分熟悉。而他亦是歷史上第二位任期最長的港督。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當時的石硤尾木屋區發生嚴重火警，致多人無家可歸，故政府於災區興建徙置大廈以安國災民，這亦標誌政府的房屋政策進入一個新階段。葛量洪爵士在一九五七年任滿離開香港。 葛量洪師範學院及葛量洪醫院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柏立基爵士 (Sir Robert Brown Black) 1958年1月至1964年4月 柏立基爵士是香港第二十三任總督，他和楊慕琦爵士一樣，都曾在日本侵略亞洲時期成階下囚，當時他身在馬來西亞。在他任內最為人們所談論的一定是在一九六三年的嚴重水荒，當時實施四日供水一次，人口較稠密地區每次供水四小時，而人口較少的更只獲供水三小時，市民都要排隊輪候食水。柏立基爵士任期屆滿離開香港。 柏立基健康院及柏立基師範學院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 1964年4月至1971年10月 戴麟趾爵士是香港第二十四任總督，翌年，洋紫荊正式被市政局選為香港的市花。而他離任前開始實施六年的小學免費教育，為香港日後的教育發展踏出一重要的步伐。戴麟趾爵士任滿離港。 戴麟趾美沙酮診所則以其名字命名。

麥理浩勳爵(Lord Maclehose of Beoch) / 即麥理浩爵士 (Sir 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 1971年11月至1982年5月 麥理浩勳爵是香港第二十五任總督，亦是有史以來任期最長的港督，比葛量洪爵士的任期多出十二日。他在任內成立了「廉政公署」，致力提倡廉潔的風氣；而九年免費教育亦於當時開始。但最為香港市民留意的，必然是越南難民問題及香港前途問題。

自一九七八年開始，大量越南難民擁到香港，香港亦成為「第一收容港」，越南難民問題在以後的十多年對香港十分困擾。而隨英國租借新界的限期日近，商人都對香港前途極其關注，直到一九八二年鄧小平向包玉剛爵士表示中國決定於新界租約期滿後收回香港主權，情況才遂漸明朗化。 位於新界大帽山的麥理浩徑以及灣仔的麥理浩牙科中心皆以麥理浩勳爵的名字作命名。

尤德爵士 (Sir Edward Youde) 1982年5月至1986年12月 尤德爵士是香港第二十六任總督，亦是唯一一位在任內逝世的港督。和以往的港督一樣，他亦是一名外交家。在他的任內最重要的事莫過於中英雙方對香港前途的談判以及於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這亦標誌過渡期的開始。此外，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亦分別成立。可惜，尤德爵士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於北京英國註華大使館官邸睡眠時逝世，其職務由當時的布政司代為處理。而香港亦於翌年成立「尤德爵士紀念基金」及尤德亭以作為對他的紀念。

衛奕信勳爵 (Lord Wilson of Tillyorn) / 即衛奕信爵士 (Sir David Wilson) 1987年4月至1992年2月 衛奕信勳爵十分熟識香港事務，曾任香港政府的政治顧問，並於八七年成為第二十七任的港督。在他的任內最為人談論的絕對是他提出在大嶼山興建一新機場，當時被稱為「玫瑰園計劃」。另一方面，十八名由香港市民直接選舉的立法局議員產生，改變了以往立法局議員全由政府委任或間選（功能組別）產生的局面。直到九二年，衛奕信勳爵才黯然離開香港。 「衛奕信勳爵文物基金」及港島衛奕信徑則以其命名。

彭定康 (Christopher Patten) 1992年7月至1997年6月30日 彭定康是香港第二十八任同時也是最後一任的香港總督。他本是英國保守黨的主席，但由於他未能在大選中取得議席，故辭去保守黨主席的職位，並被委任為香港總督，成為出任此職位的首位政客。與其他的港督不同，他到任時一反常態，並沒有穿上殖民地官服，反而一身便服，作風親民，並且經常到香港各區巡視，故受到香港市民的熱烈歡迎，人們都以與他握手為榮。

但在彭定康任內最為市民所談論的，卻是他與中國政府在香港政制發展的爭議。自他上任後，積極推行香港的民主發展，提出「政改方案」。他不單在區議會、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推行全面直選，廢取委任議員的制度；在九五年的立法局選舉中他增設九個新功能組別，選民差不多包括所有市民，加上十個由所有區議員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所選出的議員，以及原有的二十名直選議員，使立法局的民意代表大增，同時亦大大促進香港的民主步伐。可惜他的改革卻被中方指其違反基本法，更被稱為「千古罪人」，他的一言一行皆受到責備，這段時期的中英關係可說是自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以來最惡劣的。

隨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權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結束，彭定康的港督任期亦同告屆滿。但彭定康並沒有因此而離開政治舞台，現在他是「歐盟」的對外事務專員。雖然彭定康在任內為香港帶來很多衝擊，但他仍深受市民歡迎，就算是他已經離開香港多年，人們並沒有忘記他。每當他重臨香江，市民都爭相前往所賞他的風采，這便足以証明他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地位。

The End.

組員名單 符麗霞(24) 鄭壁妮(20) 張嘉榆(22) 李淑芬(31) 姚玉珍(42) 黃紹寧(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