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 研究的几个问题 罗平汉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Presentation on theme: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 研究的几个问题 罗平汉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Presentation transcript:

1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 研究的几个问题 罗平汉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2 一、关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社会性质 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 1949—1956：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改造/革命时期）； 1956—1966：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66—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 1976—1978：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78—今 ：改革开放新时期。

3 这种划分带来的问题：中国从何时起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如果说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意味着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4 于是，有人据此认为： 其一，中国共产党没有信守革命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承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过是一种策略； 其二，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中国跳过了资本主义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在要补资本主义之课。

5 1949年至1956年应划分为两个阶段： 1949—1952年：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 1953—1956年：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

7 《共同纲领》中没有写社会主义，也没有写“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不是疏忽，相反，它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表明我们党当时确实真心实意地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
——薄一波：《见证新中国民主法制的曙光》，载《百年潮》2004年第6期。

8 1、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权形态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权形态上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各级人民政府具有统一战线性质，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联合政府。

9 开国大典油画 开国大典油画

10 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构成： 主席副主席共7人，其中非中共人士3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其中非中共人士27人。 政务院总理、委员、正副秘书长共26人，非中共人士14人， 政务院下属3O个行政机构的93名负责人中，42人是非中共人士，占45％以上，其中14人是正职；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共2人，非中共人士1人。

11 民主人士章乃器在建国之初被任命为粮食部长。范式人奉命就任中共粮食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一见面，章乃器就声明：
　　 你是共产党员,我是民主建国会成员，我们的领袖都是毛主席，我们的共同经典都是毛主席著作,我们是革命同志。但在工作上,我是部长,你是副部长,你是我的下级和助手。因此,你必须绝对服从我的领导,你们党组不许背着我自行其是。这是原则问题,必须首先讲清楚! 　　 为此，这位党组书记拂袖而去，拒绝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不得不另换人选。

12 2、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结构： （1）多种所有制共存

13 国营：19.1%；合作社：1.5%；国家资本主义：0.7%；私人资本主义：6.9%；个体：71.8%。

14 （2）国营经济日益壮大 《共同纲领》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从1949年至1952年，国营经济发展迅速。1949年国营工业的总产值为36.8亿元，1952年达到了142.6亿元，增长了387.5%。国营商业机构1950年的批发和零售额分别占全国的23.2%和8.3%，1952年则上升到60.5%和19.1%。

15 （3）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力量 1949年至1952年私人资本主义其总量也是呈增长的趋势。与1950年相比，1951年私营工商业发展情况 ： 私营 工业 增加数 14632户 职工206907人 总产值28.4亿无 增长率 11% 11.4% 39% 商业 56万户 职工100万人 营业额64.5亿元 11.7% 12.5% 38.7%

16 由于国营经济的快速增长，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则显下降之势。在1951年之前，私营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超过了50%，即1949年63
由于国营经济的快速增长，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则显下降之势。在1951年之前，私营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超过了50%，即1949年63.3%，1950年51.8%，1951年50.1%，而1952年下降到了39%。

17 （4）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 “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得侵犯”。 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农村在消灭地主阶级之后，还存在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阶级——富农。

18 《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亦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土地的权利。”

19 土地改革完成后人民政府发给农民的土地证。

20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按照《共同纲领》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当时的社会性质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是确定无疑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21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的原因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过的一个特殊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它的结束具有历史必然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在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一二十年）后，再进入社会主义，而是将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时间大大提前。

22 1、建国前后的设想：搞十五年左右的新民主主义再过渡
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23 “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1948年9月)
“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1949年7月4日） ——毛泽东

24 我们与资产阶级是继续合作下去，还是同它搞翻？四个阶级搞垮它一个，今天没有哪个同志这样说，大家都还是说搞社会主义要十五年左右。那么在这个期间，总还有跟资产阶级搞团结合作吧！因此不是搞垮它的问题。
——周恩来(1950年4月) （向社会主义过渡）“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 ——刘少奇(1951年7月)

25 2、1952年9月：毛泽东认为现在就应考虑过渡问题 在这年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26 1952年10月，刘少奇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共中央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的条件，并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
“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斯大林（1952年10月）

2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有很好的信誉，各民主党派也愿意召开人民政协，而不积极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选举的准备工作也做得不够，准备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到三年以后去召开。在过渡时期可暂不制订宪法，以待在中国基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再来制订宪法。 ——中共中央（1952年10月） （中国）“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因此，政府就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派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障”。 “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能组织一党政府。其他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但你们在组织政府时可给其他党派以恩惠，这样对你们更好。” ——斯大林（1952年10月）

28 3、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同年12月形成了完整的表述：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启动。

29 1952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0 1949年 1954年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朱德 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 国务院总理 政务院副总理 董必武、陈 云、 郭沫若 、黄炎培 国务院副总理 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钧儒 董必武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罗荣桓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鼎丞

31 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的原因： ——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急切向往 （苏联）集体农民的生活真是令人羡慕。他们吃的是面包、肉、牛奶，星期天穿的不是哔叽就是绸子，睡的是钢丝床，房子里有自来水、电灯、收音机，柜橱桌椅齐备。每个集体农场都有俱乐部、图书馆、无线电转播站、电影场。集体农民一面工作一面唱歌。那里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大家都很快乐。这种生活只有集体化才能得来。看了之后，真使人羡慕。 ——河北饶阳“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耿长锁

32 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的原因： ——对农村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的过早担心 1950年党内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
“应当教育党员，积极参加变工组，大量在合作社入股，搞好变工组和合作社，是农村党员的根本任务。”（东北局） “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刘少奇）

33 薄一波回忆： 据高岗说,他收到刘少奇这个谈话记录后面交毛泽东,毛泽东即批给陈伯达看,对这个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后来,这个谈话记录就成为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个重要借口。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

34 历史之迷：高饶事件真相（参考文献——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版）

35 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的原因： ——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负面作用的过度害怕 “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五反” ：反对资产阶级不法奸商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36 在“五反”运动中资本家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37 三、社会主义改造及其评价问题 1、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党内关于山西试办农业合作社的争论：
“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到否定它”。 （山西省委，1951年4月） “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十三年或十五年之后，才可能考虑到社会主义问题。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 （刘少奇，1951年5月） 1951年7月，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38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互助合作的文件。

39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
农业合作化的主要形式：互助组，分临时性的初级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取消土地报酬的集体农庄，即后来的高级社。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稳步前进；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原则：自愿互利； 农业合作化的主要方法：典型示范。

40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指出：初级社将“日益变成为我们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从这时开始，互助合作运动的重点，也就由发展互助组，转变为重点发展合作社。

41 1954年是农业合作社得到很大发展的一年，也是国家对粮食全面实行统购统销的一年。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农村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和使农民卖了过头粮的倾向，导致1955年初农村形势一度紧张。

42 1955年4月21日至5月6日，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业合作社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秋后看情况再定；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主观力量的地区，要适当收缩一部分。

43 1955年夏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 问题争论的焦点： 一是对农业合作社大发展中的偏差怎么看，如何办?
二是对1955年到1956年的年度农业合作社发展数量究竟定多少？

44 毛泽东对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邓老的思想很顽固，得用大炮轰！”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45 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但对其他来报，例如青海省委关于畜牧问题的请示电报，仍应批交“农村工作部办”。 ——毛泽东（1955年8月26日）

46 毛泽东在主持编辑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47 七届六中全会后，伴随着对“小脚女人”和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195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到这时，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 个，入社农户10668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

48 2、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3、4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到武汉、上海、南京、无锡等地调查。5月27日，调查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

49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用各种形式和 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低级形式的如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高级形式为公私合营（包括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50 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1953年以前，重点放在工业中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中的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上。到1952年，私营工业接受加工、订货、包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占整个私营工业总产值的56%。

51 个别企业公私合营的几种形式： ——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形成公私合营企业 ； ——资本家由于经营发生困难而要求国家投资扶植实行公私合营 ； ——私营企业资金困难，人民政府向其提供贷款和原料，但这些企业一贷再贷而经营仍然困难，政府的贷款无法收回，就只好将贷款转作投资将企业实行公私合营。 ——“五反”运动后私营企业补交的税款作为国家投资，实现公私合营。

52

53 下图为天津盛锡福帽厂挂上了公私 合营的新厂牌，职工们在向经理祝贺。                                                                        

54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

55 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就是将同一种性质的若干私营企业进行合并改组。工业企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主要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合并，将小厂并到大厂里，或者几个小厂合并成一个大厂；另一种办法是淘汰，那些设备很落后的小厂就不要了，将工人、职员安插到大厂、先进厂去。

56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上，则不再实行“四马分肥”，而是采取定息的办法。也就通过核定私营企业的资产，将其总资产额按照当时银行的利率，每年付给一定的利息。

57 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原来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公私共有，转归国家支配。资本家丧失了“三权”：即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管理权、人事调配权。资本家虽然还对生产资料有所有权，但已不能买卖，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起领取定息凭证的作用。

58 到1956年底，全国原有私营工业88000家，职工131万人，总产值72. 66亿元，已有99%的户数，98
到1956年底，全国原有私营工业88000家，职工131万人，总产值72.66亿元，已有99%的户数，98.9%的职工及99%的总资产，以及私营商业82.2%的户数，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

59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
“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60 肯定论者认为： 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适应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任务的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性质，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61 否定认者认为： 我国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搞得快了还是搞得慢了的问题，也不是工作中有什么具体的缺点错误的问题，而是这场“革命”脱离了我国的国情，超越了社会的发展阶段。（方恭温 ：《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思》，《财政研究》1999年第3期） （农业）合作社不仅没有创造出农村应有的繁荣局面，反而隔断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及最终劳动成果之间的联系，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广大农村长期处于贫穷的困扰之中。（李安增、陈招顺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评价《经济评论》1998年第6期）

62 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问题一、当年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可行？

63 现在看来，如果当年新民主主义社会存续的时间更长一些，不要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时间不要那么急骤，情况也许更好一些，留下的后遗症可能会少一些。然而，人们的认识总是受时代条件的限制，既然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既定的奋斗目标，自然希望社会主义能够早日到来。

64 只有将历史放在当时特定的时空环境下考察，才能理解当年的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五十多年前的改造和今天的改革都具有历史必然性。“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议论，并不能对历史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能以今人的认识去苛求于前人，而应是在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吸取营养。

65 问题二、现在能否重新回归新民主主义社会？

66 如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确实没有多大的本质区别，但为什么不能叫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重要的原因，既然已经搞了那么久的社会主义，如果又说现在要搞新民主主义，这样在政治上将会很被动，1956年以后二十多年的历史就不好解释。而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将这个难题破解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两层含义，其一，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不是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其二，这种社会主义是低水平的，即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

67 四、关于反右派运动 1、整风运动的初衷 2、反右派究竟有无必要 3、“钓鱼”之策是何时定下的

68 1957年发生转折的原因： ——1956年的探索成果尚未定型，没有真正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长期的阶级斗争思维很难改变，当出现复杂局面时，各级干部所想到的仍然是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方式； ——广大干部习惯于听歌功颂德的话，而难以听得进批评意见……

69 “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五、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 （一）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 ——强烈的赶超思想 “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70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
“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 ——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

71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72 ——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进行，使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的速度也可更快些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开展对“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的批判，使原本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也应克服保守思想，加快发展速度。

73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1955年12月）

74 由于片面强调反右倾保守，导致1956年国民经济出现冒进的倾向，一些地方和部门纷纷修改计划指标，追加基本建设投资，滋长了急躁冒进情绪。对此，周恩来等领导人主张反冒进，以使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而毛泽东对此却有不同看法，认为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冒一点。

75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虽然不赞成，但也没有坚决阻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反冒进的后果如何，他还有待观察；二是不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的主力精力集中在国际形势的观察和波匈事件的处理上。

76 ——反右派运动的影响 “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相互促进的”，“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充分巩固。” ——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

77 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毛泽东1958年3月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重写的按语

78 党的领导人认为，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必要在继续取得这种革命胜利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我国建立起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物质上贫穷和文化上落后造成的被动地位。

79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毛泽东认为，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对这几项东西要恢复。

80 ——莫斯科之行的承诺 毛泽东在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81 “ 今天主席出席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 ——杨尚昆日记

82 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83 “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国。”“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把全国发动进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 ——胡乔木

84 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表示：
“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万到2500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15年之后，将是4000万到4500万吨。”

85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能从现在的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而中国这时的钢年产量约500余万吨，按每五年翻一番计算，再过十五年可达到4000万吨。因此，毛泽东认为，作为主要工业产品的钢产量中国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

86 （二）通过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 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87 “这一篇文章（指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报告）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88 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了群众。
——毛泽东在1958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应该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 ——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89 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后，“大跃进”浪潮已席卷全国。

90 “超英赶美”的时间表： 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十五年赶上英国，再用二十至三十年赶上美国； 1958年4月冶金部长王鹤寿提出：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 ； 195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报告：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 1958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报告：两年到三年赶上英国 。

91 为使1959年钢产量超过英国，1958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1958年钢铁产量为1000万吨，并提出要“以钢为纲”。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内部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为1100万吨，对外宣布为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

92 北戴河会议召开时，全国只完成了45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尚有600多万吨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显然是正规的钢铁企业按常规进行生产所无法完成的。于是决定使用老办法——发动群众 ，开展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下图为山西省故县“小土群”一角

93 1958年12月21日，新华社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为止的统计，今年全国已经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535万吨增加了一倍挂零。四个月前，在北戴河举行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出的、要在今年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号召，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战，现在已经胜利地提前、超额完成了。”实际上，全民大炼钢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成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暂时困难的重要原因。

94 随着“大跃进”的发动，人们主观地认为中国的生产力已得到一日千里的发展，不需要太久中国就将实现共产主义。
“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要走到苏联的前面去。”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95 “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96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要问题： 问题一：全民大炼钢造成了工农业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工业内部各部门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问题二：“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 问题三：人民公社实行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推行供给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97 六、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彭德怀？
“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从（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 ——彭德怀

98 彭德怀在信中说：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99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按：指抢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100 毛泽东说：信上说：“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你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中央领导，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101 “主席常说，要敢于得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张闻天

102 八届八中全会最后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认为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们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对全党办工业、政治挂帅的口号，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103 毛泽东为何要打倒彭德怀？ 第一，彭对“大跃进”的评价，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所能允许的“一个指头”的限度； 第二，苏联朱可夫事件的影响； 第三，两人间的一些历史误解 。

104 “我这个人是被很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跟我兄弟也是这样。”
——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

105 “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彭德怀）。”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106 庐山会议打断了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的、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给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07 七、关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问题
随着新一轮“大跃进”的展开，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更为严重。当时，经济困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粮食极度短缺。

108 由于农业高产“卫星”的误导，在制定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10%，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3%。一面是播种面积的减少，一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导致1959年单产的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1亿斤少2000亿斤，跌到了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

109 1958年至1962年的粮食征购量 （单位为万吨）： 年份 产量 征购量 其中净收购 征购量占产量的百分比 1958 20000
5876.0 4172.5 29.4 1959 17000 6740.5 4756.5 39.7 1960 14350 5105.0 3089.5 35.6 1961 14750 4047.0 2580.5 27.4 1962 16000 3814.5 2572.0 23.8 （此征购量按年度计算，即从当年4月至次年3月。净收收购量是指从总收购量中减去返销给农村的粮食。）

110 1954年至1961年全国人口的统计情况： 年份 总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4 60266 37.97
13.18 24.79 1955 61465 32.60 12.28 20.32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3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11 八、关于“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 1、七千人大会的阴影
“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

112 现在，有些问题（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地得出结论。”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

113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114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115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党内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稿的批语（1962年3月20日）

116 对比刘少奇和林彪的讲话，两人的基调大不一样。而毛显然是相当欣赏林的讲话的。这不能不说是毛对刘不满的开始。

117 2、“四清”问题的分歧 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提出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问题，并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这为党的指导思想向“左”倾错误方向发展，作了理论准备。

118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启动全国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 、清理财务，后来发展到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简称“四清”；在城市，主要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五反”。

119 1964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专题讨论“四清”问题。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实际上处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120 “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刘少奇在1964年8月1日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21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还《后十条》（即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批评，认为这个文件“是有些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并认为对于《后十条》“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122 8月16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建议把各县社教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分到地委，在省委、地委的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上万人。中央各机关也抽出人来组成工作队，在北京进行初步训练的准备后，分到各大区的若干省，再分到几个县，由省委领导。这样，工作队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和掌握运动的火候，使运动能搞深搞透有更多的保证，也可少出乱子。

123 1964年8月起，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进行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后十条》修改前，毛泽东提出两点意见，第一是不要把基层干部看作漆黑一团，第二是不要把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很明显，对刘少奇提出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做法，毛泽东虽然一开始时是“完全赞成”的，但不久他就改变了看法。因为这期间毛泽东在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华北各省、市委的书记谈话时，发现他们并不赞成大兵团作战的方法，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倾盆大雨，而且拖的时间会太长。比如河北省141个县，如按这个进度，5年才能搞一半，时间拖得很久；应该主要搞落后区，一般地区可先在面上搞。

124 1964年11月底，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125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歧。

126 刘少奇：“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提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叫贪污犯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127 “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毛泽东（1964年12月26日）

128 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举行。会前，毛泽东向工作人员要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将之带入了会场。就在会议讨论快要结束时候，毛泽东拿出了带来的那两本书，并且说：

129 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第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

130 在随后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131 “四清”运动后期，毛泽东对中央一线的同志逐渐不满，最后形成了一种印象：中国党内也有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些人物已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要解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靠一般的办法、一般的手段，已经不行，只能发动群众进行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其结果，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132 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薄一波

133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