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心学 余仁萍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宁波余姚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其精通儒家、道家、佛教，且具非凡的军事才能和精深的文学艺术造诣。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

一、王阳明的生平简介 二、时代背景、思想渊源 三、王阳明的理论 四、影响

一、王阳明的生平简介 古代人把王阳明称为三不朽的人物，所谓三不朽，是指立德、立言、立功 “立德、立功、立言”这句话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晋国执政者范宣子问鲁国大夫叔孙豹说：“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什么意思呢？范宣子问叔孙豹说：“古时候有人说，有的人死了却能永久存在下去，永不磨灭，这说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叔孙豹回答说：“我听说，(作为一个人)最高层次有树立德业，第二层次有建立功勋，第三层次有著书立说，(只要实现其中的一项，这个人所建立的功德)即使经历再长的时间也不会被废弃，这就叫做这个人虽然死了，却能永久存在下去，永不磨灭。”这是总结判断怎样的人才会不朽——也就是永生的一种见解。

一、王阳明的生平简介 （一）童年生活 （二）贵州龙场悟道 （三）平定江西 （四）擒获宁王

（一）童年生活 十岁时，父亲高中状元，王阳明随父赴京，路过金山寺时，他父亲与朋友聚会，在酒宴上有人提议做诗咏金山寺，大家还在苦思冥想，王阳明已先一步完成：“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四座无不惊叹，又让他做一首赋《蔽月山房》诗，王阳明随口诵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表现出非凡的想象能力和深厚的文化素养。 十一、二岁在京师念书时，他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老师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他当时说：“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 十五岁边关考察。

（一）童年生活 成年后，十五岁之后，一直到他中进士（二十八岁）之前，，研究了大量的道教的经典，他不仅仅研究，也实践，他修炼的程度也很高。佛教的程度也很高。

（二）龙场悟道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他由于上书得罪了刘瑾，最终被发配到贵州龙场，这就是龙场悟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悟道之后，他明确的领会到朱熹的思想和他自己领会关于圣人的真理是不同的，他从此也就开始了他自己思想的建设和发展，也是他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的开始。

（三）平定江西 正德十二年（1517年），江西南部以及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爆发民变。山民依靠山地据洞筑寨，自建军队，方圆近千里。地方官员无可奈何，遂上奏明廷。兵部举荐时任右佥都御史的王守仁巡抚江西，镇压民变。 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王守仁平定池仲容（池大鬓）部，奏请设立和平县，并兴修县学。三月，守仁抵达江西莅任。他迅速调集三省兵力，镇压了信丰等地的起义。七月，王守仁念战争破坏巨大，上奏请求朝廷允准招安。明廷遂委以地方军政大权，准其便宜行事。十月，王守仁率兵攻破实力最强的江西崇义县左溪蓝天凤、谢志山军寨，并会师于左溪。王守仁并亲自前往劝降。十一月，王守仁遣使招安，并攻破蓝天凤部。就是在这烽火连天的两年里，他掌握了一样神秘的工具——知行合一。 9

（四）擒获宁王 王守仁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1519年平定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之乱。

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王守仁总督两广军务，击溃瑶族和僮族等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因功被封为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但铁券和岁禄都没有发下。 病逝归途 两广役后，阳明肺病加疾，上疏乞归，于1529年元月9日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守仁在归途中病逝于江西省南安舟中。在临终之际，他身边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去世后被谥文成，后又追封为新建侯，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二、时代背景、思想渊源 （一）时代背景 （二）思想渊源

（一）时代背景 正值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危机、衰败的转变时期。从英宗到武宗的几十年间，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民起义彼伏此起，规模越来越大，地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之中。 与此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因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自然经济的时期，王阳明的家乡江浙一带尤为突出。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正是在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二）思想渊源 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并无具体的师承关系，但从学术渊源上看是直接继承了孟轲和陆九渊思想的。 正如《明史•本传》中所说的一样：“守仁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王阳明学术思想理论基础的“致良知”学说，是把孟子的“良知”说拿过来而加以发挥的。

在宋代诸儒中，王阳明最为推崇陆九渊。 他说：“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五） 王阳明继承和发展陆九渊的“心学”，以对抗程朱学派的“理学”，具有反教条、反传统的意义。

三、王阳明的理论 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一）心即理 (二) 知行合一 （三）格物致知 （四）良知学说 （五）天泉证道 （六）万物一体之仁

（一）心即理 “心即理”最早由陆九渊提出，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思想成果最为丰富的思想文化运动，即理学运动。关于理学的发展，起点在唐代的韩愈，韩愈首先提出了关于道统的问题，他坚决反对佛教。 后来到了宋代，出现了“北宋五子”，北宋五子将反对佛教的浪潮向前推进，更进一步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北宋开始，到南宋乾淳之际，也就是十二世纪中叶左右，理学思想集大成，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

这一时期，理学大致分为三派： 朱熹理学，认为“理在客观世界”，讲究“格物致知”； 陆九渊的心学，首先提出“心即理”，他认为，“圣人之学心学也”； 浙东学派，追求历史哲学，吕祖谦认为道在生活之中，强调通过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追求理。

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 弟子对“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王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情欲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因此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贽。

（二）知行合一 朱熹讲“知行长相须”，但朱熹强调知先于行，从重要性上认为行重于知，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强调知和行是并列关系，认为知行相互促进。 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认为，真正知道一件事情是一定能够行的，真知即是行，朱熹讲真知未必行，前面的人都认为“知”“行”是“二”，阳明则认为，“知”“行”是一。

王阳明所讲的“知”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讲知识，认为人在知道的同时要去做，做的同时不仅仅是获得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表达知识的过程，知和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知就是行的起点，行就是知的完成，知识的最后形态是生活实践，现实生活是知识的有效性，是知识本身价值最后获得还原的基本境域。 王阳明坚信，知和行作为一个过程本身的统一性就叫知行合一，知和行原本就是同一个过程所显现出来的两个层面。王阳明还认为，知行本体原本合一，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行在王阳明那里还包括思想意识的流动。第二方面讲“良知”认为良知具有自知性，讲自己对自己的领悟；另一层面，良知还要显现自己、表达自己。王阳明强调，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

（三）格物致知 朱熹的格物致知 一本之理（天地之道）、 分殊之理（不同之处，对于事物本身而言是完满的） 一本之理作为大一是完满的， 分殊之理作为小一同样是完满的。

格物致知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去穷尽天下每一事物之理，二程讲我们格一些事物以后其他的可以类推，但二程同时有强调要积习既久，不断积累，只有通过分殊之理的不断还原，获得关于分殊之理的具体知识，才有可能获得类推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获得关于对一本之理把握的前提和基础，这个观点被朱熹完全继承。 朱熹的另一个观点是即物而穷理，就是在一个具体的情景关系当中要穷尽具体事物的本质之理，朱熹更为强调的是格物本身，认为格物是致知的前提，如果没有格物我们不可能获得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

格物就是正心、正心就是诚意、诚意就是致知，作为一个过程它是完全统一的，所以格物致知不是要事事物物去求一个理，而是我作为一个实践的主体，如何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去处理好自己的事，使这个事物得其正。 在王阳明那里，他完全转换了这个意思，把它转换成了一个主体我的实践情境，格物致知不再是获得知识的意思，而是关于道德的实践的，是道德知识的道德实践，要把一件事做的合乎本心、合乎天理。王阳明对“致知”也有特别的解释，在他提出良知学说之后，致知就变成了致良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叫做格物致知。更为突出的强调了我作为一个主体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突出了道德实践的主体性。

（四）良知学说

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据此，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迸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

其要点包括： 第一，良知即是天理。 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

其要点包括： 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 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

其要点包括： 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 朱熹的格物致知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 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百接感觉。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这就是诚意。 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五）天泉正道 嘉定六年，王阳明要离开绍兴去广西的前夕，一天晚上，阳明宴请学生吃饭，饭后弟子们渐次离去，王畿和钱德洪就拿四句教去请教阳明先生，先生很高兴，他们三人就走到了阳明宅院里的一座小桥之上开始谈论关于四句教的问题，因为这座小桥叫天泉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天泉证道”。 在天泉桥上，钱德洪表明：无善无恶心之体，良知原本就是无善无恶的，无善无恶是为至善，对圣人来说如此，但对普通人来说不免有物欲、私心、私意，所以意之动就会有善有恶，这就要求我们在一念发动之处把不善的念头给克倒了，是还是非，良知原本就知道，就是知善知恶是良知，既然知善知恶所以要为善去恶。钱德洪认为“四句教”是王门宗旨，是定本，是一个字都不能更改的，讲学就是要按照四句教去讲。 王畿则认为，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意之动怎么会有善有恶，所以他认为这四句并不是王门讲学的不可改变的最后究竟之说，只不过是权宜之说，不是最后的究竟圆融之说。他认为，如果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动也是无善无恶的；意如果是无善无恶的，那么知也是无善无恶的，物也是无善无恶的。在此基础上，王畿提出了“四无说”，即无心之心则藏秘；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

（五）天泉正道 人原本就有两类，一类是利根之人，一类是钝根之人，这本来是佛家的说法。利根人那是特别聪慧的，一点就透的一类人；钝根之人是比较笨拙、愚昧之人，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学习。对于利根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一了百了，王龙溪（王畿）所讲的正是我这里接利根的人；但对于一般普通人来说，还是要讲为善去恶，要讲知善知恶。阳明先生最后重申了四句教，并且关照钱王二位要相须为用，不要各执一边，如果各执一边，眼前就会失人。 "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六）万物一体之仁 他的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意义，在于强调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人的良知也是草木皆有的良知。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圣人之心便应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良知是非推广到天下，如此便能救社会于水火之中。

四、影响 1、近现代的运用 在明末，有大思想家刘宗周继承阳明思想;在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不仅三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黄宗羲学习王守仁心学，推崇阳明思想，即使是另一个启蒙思想家王夫之也明显地受到王学的影响。 在近代，不仅康有为“独好陆王”，而且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几位著名代表人物都信仰或提倡王学，把心学作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武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不仅李大钊、郭沫若等革命者推崇阳明学，就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受过王学的影响。 在日本，阳明学被一大批幕府末期的思想家所接受，他们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再创造，形成了日本的阳明学，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朝鲜，虽然始终都是朱子学占思想统治地位，而阳明学也通过私淑的渠道，暗中流传，并影响了不少思想家。

2、评价 穆宗皇帝在券文中说：“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联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 《明史》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 ，未有如守仁者。” 他的同乡、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称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称：“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 清初学者魏禧说：“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 清代著名学者王士慎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 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 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 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

3、延续 王艮（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安丰>人，人称王泰州。），王守仁的学生，创建了一个鼎鼎大名的学派——泰州学派（又被称作左派王学）。 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

“百姓日用即道” 其第一个观点就是“道”的内涵是“百姓日用”，把“道”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 第二个观点就是“圣人之道”是一切“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的，群众天天都在实践着它，这就是“道”，反之，则成为异端； 第三个观点就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与百姓，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是根本对立的，而王艮则认为圣人的责任就在于满足百姓的要求，这体现了小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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