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翻译理论概述 第一章：中国翻译理论概述 第一节：佛经翻译 第二节：明朝以科技为主的翻译 第三节：清朝末期至建国以后的翻译理论 第四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翻译理论概况及为建 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作出的努力   第二章：西方翻译理论概述 第一节：古代西方的翻译理论 第二节: 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末期的翻译理论 第三节：二十世纪以来的翻译理论 第四节：当代西方翻译流派及代表翻译理论家介绍

第一章：中国翻译理论概述   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 然而各民族或各国家语言不同，要交流思想就存在不可逾越的“通天塔”—因语言不同而造成的语言障碍。要使交流思想的活动得以进行，翻译是必须依靠的手段和工具。长期以来，翻译在我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对外同各国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曾出过四次中外文化的大碰撞和大融合，分别发生在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晚清时期和最近时期，由此产生了中国翻译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中国的译学思想也就相应而生。 就我国的翻译史而言，原始社会因无文献可考，无法知道当时翻译的情况。夏商两代，因文献记载过于简略，对当时的翻译活动不可能了解得很多。到了周代，由于文明的发展，语言文字的进步，对翻译的记载就较多了。在周王朝的疆域内杂居着多个使用多种不同语言的民族。各民族之间要彼此交流就必须借助翻译。《周礼》和《礼记》里都有关于翻译人员的记载。这些典籍讨论了翻译的必要性，并且提到了当时对翻译人员的称呼：象胥和舌人。 从宋代开始通用“译”或“翻译”。 宋僧法云的《翻译名义集》中说：“今通西言而云‘译’者，盖汉时多事北方，而译官兼善西语故。”“翻”字的出现，源于东汉摩腾之译《四十二章》，而“翻译”两字的连用，至少在南北朝时就已开始了。 孔子对翻译的论述记载于《大戴礼记·小辨》： 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乎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天子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公曰：“不辨，何以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意，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是故循弦以观其乐，足以辨风艺；尔雅以观古，足以辨言矣；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孔子的“尔雅”成为严复翻译标准“雅”的来源。 孔子的另一句话对后来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据《春秋谷梁传》记载：“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孔子虽然在这儿主要谈的是史书在记载历史事件、人物、事物以及地点等所依据的方法，但这一观点成为后来名词特别是专用名词音译的一条重要原则。

第一节：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标志着中国翻译进入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印度，很可能在汉武帝时期开始传入中国。 要宣扬佛教教义，就必须大规模地输入佛教经典。佛教经典的输入必须借助于翻译才能进行。佛经的翻译便应运而生。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开始，盛于唐代，北宋时日渐衰微，到元朝已是强弩之末。 从事佛经翻译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西方来的僧侣，另一部分则是本国的僧侣。 安世高的佛经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冗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据说开辟了“偏于直译”的先河。 佛经翻译造就了不少的翻译理论家和（或）翻译大师。下面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师进行介绍。 据考证，支谦撰写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带有佛经翻译性质的翻译理论作品。虽然讨论的主要是佛经翻译，但其理论对翻译实践活动具有较为普遍的指导意义。他在《法句经序》中写到： 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雨。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蔚、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意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以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义。’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意，实宜迳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厥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从中可以看出，在支谦时代的翻译活动中，普遍崇尚的翻译方法为直译。 东晋、前秦高僧道安在很多的佛经序文中都提到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和见解，其中《摩诃钵罗若菠罗蜜经钞序》最为有名，因为他在其中率先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无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及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已。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已。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在中国译学思想史上可算首创，对后来的译经影响甚大。 “四大译经家”之一的后秦僧人、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但他同时认为，翻译虽然能保存原作的大意，但在文体和美感方面则有很大的损失。他对翻译最著名的一段论述，记载于《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 罗什崇尚意译，使佛经翻译面目一新。僧佑法师对此大加称赞，称之为“新译”，以别于以前的“旧译”。 东晋高僧慧远提出了 “厥中”的翻译观，即将直译和意译有机地结合起来。 唐代是译经的鼎盛时期，最负盛名者是玄奘法师，他著名的“五不翻”理论在华夏译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在中国佛教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人并称为四大译师，其中玄奘最为突出。佛教史家把罗什以前的翻译叫“古译”，把罗什及以后的翻译叫“旧译”，把玄奘及以后的翻译叫“新译”。 玄奘在19年的译经生涯中共译经论75部，1335卷，占唐代新译佛经一半以上，完全可以说成就斐然。他开创了我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玄奘译经的质量创造了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 玄奘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不翻”的翻译原则上。他的所谓“不翻”，并不是省略不译，而是用音译的办法翻译，所谓“不翻之翻矣”。这“五种不翻”实际上就是梵文汉译中的“不可译原则。”可见中国译学界讨论的“原文的不可译性”早在玄奘时期就已开始，只是局限于佛经翻译而已。

在翻译技巧方面，玄奘主要应用了六种翻译技巧：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和代词还原法。 宋赵匡胤时期，由法云主持编篡的佛教辞书《翻译名义集》是中国译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该书不仅收集整理了前朝历代的译学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该书对翻译的本质问题开始了初步的触及。讨论的问题主要有：首次以概念、范畴的形式阐述了翻译的实质；揭示了翻译过程中音与义关系；首次提出了“以所有易其所无”的思想，标志着中国译学思想已从“五不翻”的不可译性探讨转向了“洋化”和“归化”的思考。 我们所说的佛经翻译，主要指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也包括其它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经典的翻译。 除了佛经翻译外，各朝各代也大都设有处理掌管民族和外交事务并配有翻译人员的机构。凡周边民族或外国使节来朝时，翻译人员必须将所呈表文译成汉文。从翻译的内容看，除了佛经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

第二节：明朝以科技为主的翻译   到了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开始与中国的士大夫结合在一起进行翻译活动，在中国的翻译史上特别是科技翻译史上掀起了一个较大的高潮，翻译了一批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社会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对近代西方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具有启蒙作用和推动作用。明朝的科技翻译就是把西方科技介绍到中国的翻译活动。同时，中国的文化典籍也开始被译介到西方。明朝的科技翻译把我国的翻译带入到第二个翻译高潮。 我国的士大夫中，李之藻和徐光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徐光启的贡献尤为突出。 李之藻是我国明代著名的科学家、译著家和出版家。他翻译的著作，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很高。有人认为他的译作译笔非常简洁，信达雅在译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还强调译者应加强译风译德建设。他是继徐光启之后的第二位科技翻译大家。他的主要译学思想可归结为：一，首次提出了“形神并式”的译学思想，这无疑是“形神兼备”的华夏美学传统在翻译中的体现。二，不但提倡翻译的“归化”，而且还注重通过翻译的“洋化”来丰富华夏语言。三，明确提出了忠实原文的译学原则。 徐光启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在介绍西洋自然科学和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方面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他明确提出了他的翻译思想是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重要手段和捷径。他认识到“度数之学”在科学发展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系统科学的思想，试图开展一个以科学化为内容的学术运动，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徐光启是明代科技翻译的先驱，他不仅跟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大量西方科学典籍，而且对中西文体语体也进行了初步的对比探讨，特别是在译文的语体风格方面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徐光启是我国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文学等扩大到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翻译家。 在西方传教士方面首先特别值得一提的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 利玛窦在各方特别是士大夫的合作和支持下在翻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他首创了中西结合翻译西方科技文献的历史；第一个把四书译成拉丁文；与他人合作编写了第一部《葡华字典》。

法国人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和其他人一道编纂了多种书籍，这些书籍被翻译成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在欧洲影响很大。应该说那是有史以来较大规模的汉译外活动。 意大利人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翻译《中庸》（译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二人还合译了《论语》；奥地利人白乃心（Grueber）在所写的《中国杂记》一书末尾附有《孔子传》和《中庸》译文；比利时人卫方济（Francois Noel）用直译的方法将《四书》、《孝经》和《幼学》翻译成拉丁文；法国传教士用拉丁文译《易经》；法国人雷慕沙（AbelmRemusat）翻译《道德经》等。 总体来讲，明末清初来的传教士所译著的三百多种书中，科学方面的书占一百二十种左右，从类别来看，主要有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矿山、冶金等。 在翻译理论方面，庞迪我（D.de Pantoja）认为，由于西中文字差别实在太大，因此翻译工作特别困难。他从实践中体会到，中外人士合作“对译”是解决翻译困难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传教士认为，信是最重要的，翻译首先要“粗达言义”。在信的基础上，力争“兼通雅俗”，这样才能使经文或其它著作的翻译广泛地被人接受。有的传教士主张采用直译加注的办法解决翻译中存在的困难，反对不忠实原文而追求华丽辞藻的翻译方法。

第三节：清朝末期至建国以后的翻译理论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我国的翻译进入第三次高潮。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的80年间，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图存，开始了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艰辛历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从事翻译活动的人各种各样，但总的来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借翻译表达自己的某种主张，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中国开始进入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 在清末大规模组织翻译活动最早的当首推林则徐，他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他设立译馆，编译过多种书籍。其中《四洲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各国地理知识的译著。 魏源在编译的《海国图志》一书中详尽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冯桂芬在《采西学议》这篇文章中论述了翻译的重要性，从文明发展、科技进步的角度讨论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在当时背景条件下翻译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他认为，培养翻译人才对国家非常重要，因此他最早提议建立专门的翻译机构“翻译公所”。在翻译内容的选择方面，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思想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根据恭亲王弈訢的奏折于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负责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衙门。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将翻译作为大事来做，因为他们认识到了翻译与强国的重要关系。除了官方的洋务机构外，在华的教会机构也是传播西学的主要渠道。 当时翻译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李善兰、徐寿及其子徐建寅、华蘅芳、马建中等人。他们中不少人既是翻译家，又是科学家。

在译学见解方面，马建中较为突出。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向朝廷的奏折《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建议设翻译书院培养翻译人才和有计划地进行翻译。他提出了“善译”的翻译标准，即翻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二者的异同，掌握其规律。动笔翻译之前必须对原文的情况有非常清楚明白的了解，翻译时作到忠实于原文，将语法、修辞、文体、跨文化等学科领域的知识应用于翻译，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简繁文体的变化、意义的细微差别，而且还要字斟句酌，把原文的神情语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要求译文读者在阅读之后能产生同原文读者一样的感受。 在外国传教士及其在华翻译机构的翻译方面，英国人傅兰雅及所组建的益智书会较为有名。傅兰雅在中国居留长达35年，以传播宗教始，以传播科学终，一生成就斐然。 在翻译理论方面，傅兰雅认为，中国可创造科技新词汇翻译科技书籍以解决科技方面存在的困难。最早倡导科技译名的统一并制定了译名的具体规则，分别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确立译名的方法。他主张有选择地翻译科技书，强调在翻译时中外译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确保翻译的质量。 洋务派和传教士所译的书籍对普及西方科技知识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甲午战争后的危急局势刺激了一部分统治者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变法图强，学习外国的先进东西。中国因此而进入维新时期。在此期间，维新派非常重视翻译，翻译了大量西方特别是日本的书籍。在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倡导下，译书之风大盛，各报馆翻译了大量的东西文报纸和书籍，如梁启超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严复1897年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等。 维新派所宣扬和翻译的内容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特别是天赋人权论和民权平等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严复在翻译理论方面是我国翻译史上颇有建树的一位。他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较为明确具体提出翻译标准的人。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谈到了翻译标准，对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都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故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词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规，亦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林纾（林琴南）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奇观。他不懂外文，只能通过跟人合作，进行翻译。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将西方近十个国家的一百八十三种小说译成了汉字，可谓世所罕见。 林纾虽然没有严复流传百世的译学思想，但却有跟严复相近的翻译风格。 梁启超把发展翻译事业、培养翻译人才上升到了救亡图存的高度。为了启发民智，他主张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更多地翻译政治方面的作品。他对我国历史上的两个翻译高潮佛经翻译和明清时代的科技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还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通俗易懂、被人称为“日本文体”的新文体。他是译介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第一人，被称为西方诗歌翻译的先驱之一。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掀起了通过翻译宣传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高潮，为大革命的到来进行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这段时间翻译了大量西方（含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作。 在中译外方面有两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一个是辜红鸣，另一个是张庆桐。 蔡元培提出了“横译”、“纵译”、“一译”、“再译”的翻译思想。横译指异域语言的翻译，纵译指古今语言的翻译。由意识而为语言，叫一译。我国独有的文字相同而发音不同现象引发的将语言（方言）转为文字称为再译。 王国维在我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发表了《论新学语之输入》。他在这篇文章中最早从中西思想方法比较和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研究翻译。作为哲学家，他非常强调译语概念的严密性。 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在翻译方面都颇有建树。他们是清末翻译介绍欧洲新文艺的先驱者。他们强调翻译的重要性在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强调文学作品翻译的移情和涵养神思的作用。他们认为直译方法是最恰当的方法，直译有利于保存与中国不尽一致的思想文词，保留译本的原味与洋味。周作人在1951年发表的《名从主人的音译》的文章中提出了“名从主人”的原则和“约定俗成”的翻译原则。 章士钊在二十世纪初发表了关于新学术词汇的正确译名方面的见解。他的看法是，“以义译名”常常不能吻合原意，如Logic意译为“名学”或“论理学”就不太恰当。“以义译名”的最大弊端在于“无论选字如何精当，其所译者非原名，乃原名之定义是也”，容易使人望文生义而生歧义。所以，当原有术语不太妥当或有异议时，不必强求与原文吻合和一致。

他很早就开始应用符号学理论讨论翻译问题。 徐永瑛认为，翻译工作是语言工作的一种。翻译工作既有语言工作的一般矛盾，又有翻译工作本身的特殊矛盾。这两类矛盾对翻译工作都非常重要。具体体现在： 1、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之间的矛盾。2、译文同原文的矛盾。 在矛盾的转变问题上，他认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作品的思想。翻译的主要矛盾是表达同一思想的两种有关语言的矛盾。在确切掌握了作者的思想之后，译者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把思想从出发语言的表现形式解脱出来，用归宿语言里最恰当的形式代替。 从翻译过程看，翻译是由表及里，又由里及表的过程。“里”是一个思想，即原作的思想；“表”是两种语言。翻译工作是由一个表面达到里面，再从另一个里面到达另一个表面。 他认为翻译是绝对的矛盾和相对的统一。绝对而完全准确的翻译是矛盾的绝对统一，也就是矛盾的彻底消失。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所以矛盾是绝对的，而统一是相对的。译品本身是译者对出发语言所包含的思想的了解同归宿语言的表达方式两者之间的矛盾的相对统一。这些构成了译品的统一性的后天的相对性的基础。但是，翻译存在表达同一思想的两种语文的矛盾，翻译传达原文确切内容的可能性又受到限制。所以翻译又是一项相对的统一。这些构成了翻译客观上不可逾越的极限。翻译只能追求逐渐地接近这个极限，却不能完全达到。对校译而言，工作是无穷的。 刘半农谈到的第一个译学方面的问题是“用笔措辞”问题，即翻译的用语和文笔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译名问题，即“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他反对以中国古称“义译”外国的新事物，比如说“Logic”不应译作“名学”，而应译作“逻辑”；反对对音译名词作附会的解释，如“Utopia”不应译作“乌有寄托”而应译为“乌托邦”。 刘半农认为直译是翻译的基本方法，声调对韵文的翻译对保证文艺作品的感染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又是不可翻译的，只能力求得到原作的神情。 傅斯年强调译者应本着对原著者、读者和对自己负责的态度进行翻译。本着这一态度，他大胆地对严复的《天演论》进行了批评。因此他建议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搞清四个问题。

郑振铎认为翻译要注意质量把关，翻译名词术语时对音译的名词最好附原文。在翻译的方法上他认为，单纯的直译或意译都不好，而应该“最好一面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他强调指出，文学书能够翻译的，不但它的思想能够完全从原文移植到译文里面，而且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地移植于译文中。 在译作的“欧化问题”上，郑振铎的看法是为了求文学艺术的精进，语体文的“欧化”是必要的，但不能简单模仿。 许渊冲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了翻译中的几对矛盾。 理解与表达的矛盾：任何语言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或矛盾的问题。翻译涉及到两种语言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或矛盾，要解决的主要是原文的内容和译文的形式之间的矛盾。如果译者用译文的形式正确表达了原文的内容就算达到了翻译的目的。理解是通过原文的形式（词语）来理解原文的内容，表达是通过译文的形式来表达原文的内容。理解是表达的基础，不理解就不能正确表达；表达是理解的具体化和深刻化。要正确理解原文是不容易做到的。表达方面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望文生义，二是辞不达意。 忠实与通顺的矛盾：忠实包括对原文内容的忠实和对原文形式的忠实。有时能两者同时兼顾，有时又只能兼顾其中之一。如果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忠实于原文的形式有矛盾，那译文就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译文忠实于原文要做到“三确”：正确、精确、明确，忠实于原文的文体风格。通顺的译文形式要求做到“三用”：通用、连用和惯用。如果‘忠实’和‘通顺’发生矛盾，那应该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第二位，把忠实于原文的形式放在第三位。” 直译与意译的矛盾：他认为，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应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放第一位。如果不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而只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就不能叫直译而是硬译。如果不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只追求通顺的译文形式，就不叫意译而叫滥译。硬译就是翻译的形式主义，滥译就是翻译中的自由主义。 当译文的形式和原文的形式不一致的时候，就无所谓直译、意译。而当原文的形式和原文的形式不一致的，就有直译或意译的问题，而且直译可以有不同程度不同的直译，意译也可以有程度不同的意译。

他认为，如果译文和原文相同的形式能表达相同的内容，一般可以直译。如果译文和原文的形式不能表达和原文相同的内容，一般应该意译。此外，如果外国语的表达形式比本国语更精确、更有力时，可以直译，以吸收外国的新鲜用语。如果本国语的表达形式比外国语的更精确、更有力时，则可以用意译。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所谓直译意译之分。 茅盾一直非常重视翻译，在译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有： 文学作品和创作一样重要。通过翻译可以学习和借鉴别人好的创作，从而达到建设自己的新文学的目的。在翻译本身的艺术要求方面，强调了翻译作品的“艺术要素”。 茅盾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神韵译”的人。茅盾主张直译，同时又主张保留原作的“神韵”，直译时在遇到“形貌”与“神韵”的矛盾时他认为应该这样解决： 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文学的功用在感人（如使人同情使人慰乐），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作的“神韵”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再就实际上观察，也是“形貌”容易相仿，而“神韵”难得不失。即使译时十分注意不失“神韵”，尚且每每不能如意办到。可知多注意于“形貌”的相似的，当然更不能希望不失“神韵”了。 主张直译并不是去死译。 他提倡翻译批评并以身作则。 朱自清的译论体现在《译名》和《译诗》中。他着重分析了音译与意译各自的利弊，既鲜明地提倡意译，同时也不简单地排斥音译和借用。他认为诗歌是可以翻译的。虽然译诗的损失可能很多，但保存的部分能够增富用来翻译的那种语言。译诗对原作是翻译，但对于译成的语言，它可以增富意境，就算得一种创作。况且不但意境，它还可以给我们以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隐喻。 郭沫若非常重视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对翻译的地位和作用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 郭沫若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语文修养是一切翻译工作的基础，尤其是本国语文的修养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外国语文方面，一个翻译工作者，至少必须精通一种外文，最好是能懂二至三门外文，这样对研究和翻译都有帮助。除了语言文字的修养外，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还需要具备文学修养。

翻译工作者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对原著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必须顾及译著的社会效果。 郭沫若还要求译者在译书时必须象作家创作那样，心中涌起一股按捺不住的创作激情，这种激情甚至是要取得良好的翻译效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郭沫若主张意译为主，但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直译，反对的只是借直译之名而进行的“死译”或“硬译”。郭沫若所主张的意译,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译,而是“风韵译”或“气韵译”。郭沫若对“风韵译”有过精辟的论述：“一种文字有它的一种气势。这在英文是Ｍood。我们为这种气势所融洽，把我们的精神随着它抑扬张驰，才能与作者思想之羽翼载沉载浮。逐字逐句的直译，把死的字面虽然照顾着了，把活的精神却是遗失了。……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以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 郭沫若主张翻译时应寄寓创作的精神，而且还将其发展到翻译等于甚至超过创作这一理论高度，为我国翻译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翻译批评是郭沫若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郭沫若不仅提倡在翻译培养批评和自我批语的风气，以促进翻译质量和译者水平的提高，而且还就如何开展翻译批评作了精辟深刻的论述。 郁达夫认为，翻译者应该具备以下的内在条件：信、达、雅是翻译的外的条件， “学”、“思”、“得”是翻译者的内在条件。 他认为“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不学，当然不知，无知当然不能翻译。……我们所谓‘学’者，是对于一种著作的精湛的研究，并不单指懂外国文的程度而言。”在“思”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是：“原著者既费了几年的汗血，付与他的思想以一个形式，我们想传他的思想的人，至少也得从头至尾，设身处地地陪他思索一番，才能对得起作者。”而“得”“是最要紧的一个条件。我们于动手翻译之先，至少先要完全了解原作者的精神，而原作者的精神的了解，不是单因通外国文字可办得到的……”。

成仿吾在翻译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与他的诗歌翻译理论：“译诗虽也是把一种文字译成第二的一种文字的一种工作，然而因为所译的是诗—一个整个的诗，所以这工作的紧要处，便是译出来的结果也应当是诗。这个必要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十足的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他还认为，译诗应当忠实于原作：“理想的译诗，第一，它应当自己也是诗，第二。它应传原诗的情绪；第三，它应传原诗的内容，第四，它应区原诗的形式。”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诗歌翻译的方法：表现翻译法（Expressive method）（指译者用灵敏的感受力与悟性将原诗的生命捉住，再把它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自己完全投入到翻译活动中，使诗人成为自己，自己成为诗人。）和构成翻译法（Compositive method）（指保存原诗的内容构造与音韵的关系，而力求再现原诗的情绪。其要点是仿照原诗的内容的关系与音韵的关系，求构成原诗的情绪。译者须把原诗一字一字在内容上的关系与在音韵上的关系拿稳，然后在第二的一国语言中求出有那样的内容的文字，使他们也保存那种音韵上的关系。） 他觉得，一种语言丰富与否可以从诗歌中看出来。翻译外国的优秀诗歌的目的就是使汉语的表现力更丰富，还可以丰富汉语的表现方法。 闻一多是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唯美派诗人，在翻译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也是表现在诗歌翻译上面。他强调译者要在三个方面负责，即对原作者、英译者（他翻译的作品原文是波斯文，他是从英文中转译过来的）和对自己负责。 他认为译诗的两个步骤是：第一是了解原文的意义；第二是将了解的意义用译入语的文字表达出来。闻一多强调“以诗译诗”。他认为，诗歌翻译不仅要忠实，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原诗的精神实质。闻一多还在1926年写的《诗的格律》一文中阐述了著名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的论述。 邹韬奋对直译与意译之争的看法是，直译和意译各有千秋，不能一概而论。关于重译或复译问题，邹韬奋的观点是，应该全面规划，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当然越多越好，同时要避免重复选题和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关于人名地名的音译问题，他认为应该把地名人名的音译出来。

在译法与材料的关系上，他认为：“译法与材料很有关系，如是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只需信达而也；至于文学，有许多处须保存原来口吻，故有许多处须得直译，而仍要中国人看了能懂。最好不失本来面目，而使国人阅了，仍觉得文从字顺，所以不容易了。如不能懂，宁牺牲些本来面目。” 在名词的翻译问题上，他指出：“翻译名词，以简短而使人易记者为宜。有意可译者宜用意译，如含义太广或中文无意译可以概括者，似可用音译，唯须力使简短。” 曾虚白1928年在《真善美》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的《翻译的困难》一文中认为，翻译的困难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因为各种族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思想的不同，同样的辞句却能发生绝对不同的感应；第二种，因为各种族文学上的组织不同，没有精神的改造，决计不能充分表现创作里边原来的影响。”他认为解决困难的办法是：“我们译书的人应该认清我们工作之主因，是为着不懂外国文的读者，并不是叫懂得外国文的先生们看的。我们的任务是翻出版来叫看不见那张相片的人们看，所以我们训练的进行应该就着这一般人的心理来定我们的方针。……我们应该拿原文所构造成的映像做一个不可移易的目标，再用正确的眼光来分析它的组织，然后参照着译本读者的心理，拿它重新组合成我们自己的文字；换句话说，必需改换了方法，才可以得到同样的目的。” 他在《翻译中的神韵与达》的文章中说：“所谓‘神韵’者，并不是怎样了不得的东西，只不过是作品给予读者的一种感应。换句话说，是读者心灵的共鸣作用所造出的一种感应”。这种感应因为读者的环境、心境等种种的不同而各异深浅和色彩。他认为翻译的标准是“把原书给我的感应忠实地表现出来”。他还说：“一个翻译家要完成这种表现的感应，不独需要有‘信’的条件，并且也不可缺少那‘达’的手腕。‘信’是对作者的，而‘达’是对译者自己的。换句话说，‘达’者就是把我们灵魂中的音板上的声音传达出来。‘信’的能力只能达到‘意似’的境界，而‘达’的能力却可以把我们所认识的‘神韵’，或可说，原书给我们的感应，表现出来。……”我们要有好的翻译，当然要注重‘神韵’，要把作者‘灵魂’的手指在我们灵魂中所扣出来的声音，用最精巧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而这种方式的应用，必需要经过我在《翻译的困难》中所主张的那种科学式的训练，才可以得心应手地毫无阻碍。” 曾虚白译论的主要特点是将翻译理论与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初步结合的有见解的论文。

陈西滢在1929年《新月》上发表的《论翻译》用美术创作来生动地比喻形似、意似、神似。他说，有时一个雕刻师所塑的，或一个画家所画的像，在一般人看来觉得像了，这就叫形似；而在熟识被塑或被画者的人看来，却可断定不是某人，虽然不容易指摘出毛病在哪里，“因为雕刻师或画家专求外貌上一耳一目的毕肖，而忘了本人是一个富有个性的活人。”可是有时雕刻师或画家的作品，连被塑或被画者的亲友也认为很像了，而在艺术鉴赏者的眼里，还不是极好的作品，“因为他们没有把此人的不易见到的内蕴的人格整个的表现出来。” 这种情况叫意似。他认为，古今只有极少数的大画家、大雕刻家才有洞察主人公的肺腑，看出别人捉摸不到的特性的本领。这种情况叫神似。 在翻译批评方面，他认为翻译工作者应该以懂原文的读者作为自己的译作的评判者，而不能只是时刻惦记着不懂原文的读者的心理，不能迁就这些读者的心理而牺牲原文的精华。 在翻译方法上，他认为翻译就是翻译，无所谓直译意译之分。直译最高的成就，也不过是他所谓“形似”的翻译，因为只注重原文的内容而忽略文笔及风格。 林语堂将翻译视为艺术。翻译艺术依赖的三个条件是：“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相当的见解。” 他认为，翻译的问题其实就是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根据，然后才能得出译者标准、态度等方面的结论。林语堂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基础。 他提出的三条翻译标准为：“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他认为，翻译者的责任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 他大致将“忠实”程度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和胡译。他将翻译的方法分为“字译”和“句译”两种。他说，翻译只能采取以句为主的“句译”，而不能采取以字为主的“字译”。

他对翻译的忠实标准的看法是：1）非字译。“2）须传神。“‘神’字是什么？就是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即一字之暗示力。凡字必有神（即‘传神达意’），‘神’字之义，即语言学所谓Gesfuhiston（依Sapir在英文作‘feeling-tone’）。语言之用处实不只所以表示意象，亦所以互通情感；不但只求一意之明达，亦必求使读者有动于中。……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3）非绝对。“译者所能谋达到之忠实，即比较的忠实之谓。”他还说，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但译者决不可能将其同时全部译出，“译者所能求的只是比较的非绝对的成功。”4）须通顺。 他认为，译者要作到通顺就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以句为本位：“译者必将原文全句意义详细准确的体会出来，吸引心中，然后将此全句意义依中文语法译出。” 须完全按照中文处理。“译者心中必将此原文思想译成有意义之中国话，似通而不不通，决不能达到通顺结果。” 林语堂对翻译中“美的标准”的看法是：“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他赞同真正的艺术作品不可翻译的说法：“因为作者之思想与作者之文字在最好作品中若有完全天然之融合，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失其精神躯壳，此一点之文字精英遂岌岌不能自存。”因此艺术作品的翻译“应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凡译艺术文的人，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他把作品的“体裁”分作“外的”和“内的”。“外的体裁”即句之长短繁简及诗之体格等，而“内的体裁”指作者之风格文体，如理想、写实、幻想、幽默等。 此外，他还同意“翻译即创作”的说法。

贺麟在1940年在今日评论上发表的《论翻译》一文中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翻译理论。他是中国译论史上第一个明确表示从“哲学意义”上论述翻译的第一人：“因为意与言或道与文，是体与用、一与多的关系。言所以宣意，文所以载道。意与言、道与文间是一种体用合一而不可分的关系。故意之真妄，道之深浅，皆可于表达此意与道的语言文字中验之。一个人如能明贞桓之道，知他人之意，未有不能用相应之语言文字以传达之音。今翻译之职务，即在于由明道知意而用相应之语言文字以传达此意、表示此道。故翻译是可能的。因道是可传，意是可宣的。再则，意与言、道与文既是一与多的关系，则可推知同一真理、同一意思，可用许多不同的语言文字或其他方式以表达之。” 他还讨论了翻译本身的意义与价值问题：“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固然有似柏拉图所谓抄本与原型的关系。而在另一意义下，亦可说译文与原文的价值关系。而在另一意义下，亦可说译文与原文是同一客观真理之抄本或表现也。就文字言，译文诚是原著之翻抄本；就义理言，译本与原著皆系同一客观真理之不同语文的表现。故译本表达同一真理之能力，诚多有不如原著处；但译本表达同一真理之能力，有时间于原著，甚或胜过原著亦未尝不可能也。” 在翻译与创造的关系上，贺麟认为，翻译的意义或价值，在于“华化西学”，使西洋学问中国话，灌输文化上的新血液，使西学成为国学之一部分。翻译为创造之始，创造为翻译之成。翻译中有创造，创造中有翻译。 朱光潜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大师。他在1944年《华声》半月刊上发表的《谈翻译》一文中表达了他的翻译观点。他认为，翻译中“信”是最难做到的。他对“信”的理解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必须是完整的有机体，情感思想和语文风格必融为一体，声音与意义也必欣合无间。所以对原文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 他提出求“信”难的原因首先在于字义太多，因此“字义难彻底了解”。他总结了字义的种类： 直指的或字典上的意义。这是最基本、最普遍的意义；因而也是最粗浅和没有个性的。 在文学作品中，每个字都有其个性，有其‘特殊生命’，上下文不同，意义也就有所不同。如果没有文学修养而又粗心，对此很难懂得透彻。

每个字都有长久的历史，和本国很多事物情境发生过联系，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氛围’，就会使人产生种种特有的心理反应和联想的意义。这是很难翻译的。 字还有音，文字传神大半要靠声音节奏，这是情感风趣最直接的表现，而要抓住声音节奏是一件极难的事。 字有历史，即有生长变迁，意义也有沿革变化。如只用现行字义去解，往往陷于误谬。 字有生命，常有引申、隐喻、文字游戏、典故、习惯语等方面的意义，了解不易，翻译更难。 他建议译者采取以下对策： 从事翻译者必须明了文字意义有以上几种分别，遇到一部作品，须揣摩那里所用的文字是否有特殊的时代，区域，或阶级上的习惯，特殊的联想和情感氛围，上下文所烘托的特殊‘阳影’（nuance），要把它们所有的可能的意义都咀嚼出来，然后才算透懂那部作品，这不是易事，它需要很长久的文字训练和文学修养。” 除了字义方面的困难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困难。他认为，这些困难主要有中西文法方面的不同而带来的翻译上的困难。他还讨论了造成翻译错误的原因：“翻译上的错误不外两种，不是上文所说的字义的误解，就是语句的文法组织没有弄清楚。这两种错误第一种比较难免，因为文字意义的彻底了解需要长久的深广的修养，多读书，多写作，多思考，才可以达到；至于语句文法组织有一定规律可循，只要找一部较可靠的文法把它懂透记熟，一切就可迎刃而解。所以翻译在文法组织上的错误是不可原恕的，但是最常见的错误也起于文法上的疏忽。” 金岳霖在其哲学专著《知识论》中从特殊的哲学角度讨论了翻译问题。 他把翻译分成两种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种是“译意”，一种是“译味”。他认为，“译意”就是把字句底意念上的意义，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而所谓的“译味”就是把句子所有的各种情感上的意味，用不同种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有些文字也许显然要译意，而另一些文字显然要译味。译意难免忽略译味，而意味又难免忽略译意。究竟以意味为主还是以译意为主，取决于所译的内容与译者的注重点。

金岳霖指出：“译意底根据是意念或概念。这两者都是思想底内容。所思都是普遍的。普遍的意念无分于特殊的时空，当然也无分于不同的语言文字或引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他认为，译味要困难得多：“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而这些又非习于一语言文字底结构而又同时习于引用此语言文字底历史环境风俗习惯的人根本得不到。得一语言文字所表示的意义是比较容易的事，得一语言文字所表示的味是比较困难的事。”那么怎样才能意味呢？他的看法是： “要译味非习于双方最丰富的生活不行。习于双方最丰富生活的人也许不能译味，能译味的人一定是习于双方非常丰富的生活的人。”译味是更高层次的翻译，也许要重行创作，非有艺术不可。 他接着讨论了翻译中的意义与情感的矛盾问题。翻译时意和味不能兼顾时，就必须有所取舍。文学作品要重味，科学著作要重意。而站在知识论的立场上，当然是注重意。他说：“所谓知识，就内容说，就是我们所能思议的一片有结构的或有系统的真命题。在知识论的立场上，我们既然注重命题，在语言文字方面我们当然注重陈述句子。既然如此，我们所注重的是意念上的意义，因此对于翻译，我们注重译意而不注重译味。” 他还讨论了文学翻译与哲学翻译的异同。他认为，文学翻译是很难翻译的，味是不容易传达的，有时简直就不能传达。诗是差不多不能翻译的。诗之所重，即使不完全在味；即使有时人们注重意，也似乎是想因意得味。诗要传达的，就是意境，而这些意境又大多很特殊，不易言传。因此，诗歌翻译总是要涉及重新创作。 关于哲学著作的翻译，他认为，有的容易翻译，有的不容易翻译。比如理性成分较多的通过分析批评就能理解的较易翻译，而理性成分较少的必须通过综合通过创作才能理解的较难翻译。原文字句意义不确定可做多种理解，意味丰富，译出来却会失去原有的多歧义性和丰富性。有时虽译出了意义，但失去了意味。哲学著作常常引用日常生活用语以表示某种思想，却又不给它们以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意义。其结果是人们很容易把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及意义渗入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翻译困难，而且就是本国人对哲学著作的理解也有困难。 唐人把翻译比作画写生画。写生画要求做到“传真”、“传神”、“惟妙惟肖”、“栩栩欲生”；翻译对原作也要作到这个地步。

的思想感情，才能将原作融会贯通，吸收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成为他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要表达原作的思想感情，译者在翻译上的用心就同画家用手绘画一样。如果绘画是艺术，翻译也应该是艺术。 他也讨论了“信”与“顺”的问题。他认为，只要能信，就一定能顺。原作如果“顺”，翻译出来的东西若是不“顺”，就是损害了原作的面目，就是不忠实于原作，就是没有作到“信”的地步；反之，如果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也没有问题。所以，他认为，“信”、“达“雅”三字，只要作到一个“信”就够了。 他不同意所谓的“意译”。他说，翻译只能是翻译，而不能有所谓的“直译”或“意译”。因为直译可能引起“死译”，而意译可能引起“编译”。 傅雷一生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 他在《翻译经验点滴》中指出，中西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的不同尤其要求中文译者必须很好地掌握辨证的翻译艺术：“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的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其妙。” 他对编写中国翻译史、外语词典和制定翻译计划等发表了见解。 钱钟书关于翻译的文章主要有《林纾的翻译》、《译事三难》、《翻译术开宗明义》、《译诗》、《译音字望文穿凿》等。 钱钟书对“化”作了非常精彩的论述：“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他又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因此，在他看来，“‘媒’或‘诱’就有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在翻译译本的作用方面，钱钟书认为：“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他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须去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他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谈到了两种翻译法：“就文体或风格而论，也许会有希莱尔马诃区分的两种翻译法，譬如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然而‘欧化’也好，‘汉化’也好，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 他还专门讨论了翻译艺术的特点和难点进行了分析：“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事实上往往不能够而且不需要一字一句都透彻了解的。对于有些字、词、句以至无关重要的章节，我们都可以‘不求甚解’，一样写得出头头是道的论文，因而挂起某某研究专家的盘子，完全不必声明对某字、某句 、某典故、某成语、某节等缺乏了解，以表示自己严肃诚实的学风。翻译可就不同了，只仿佛教基本课老师的讲书，而不像大教授们的讲学；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过溜过，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一部作品读起来很顺利容易，译起来马上出现料想不到的疑难，而这种疑难并非翻翻字典、问问人就能解决。不能解决而回避，那就是任意删节的‘讹’；不敢或不肯躲闪而强作解人，那更是胡猜乱测的‘讹’。可怜翻译者给扣上‘反逆者’的帽子，既制造不来烟幕，掩盖自己的无知和谬误，又常常缺乏足够厚的脸皮，不敢借用博尔赫斯的话反咬一口，说那时原作对译本的不忠实。”

此外，他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讨论了译作超过原作的可能性。 赵元任于1967年发表的《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是一篇影响巨大的译学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赵元任强调“信”是翻译中最基本的条件，但要做到“信”必须考虑许多彼此相关的问题，如语言与非语言（音质、语调、手势等）的关系，音位问题，语言单位的层次问题等。他认为，所谓“信的幅度”，其实就是指的是“意义跟功用上的幅度”，也就是说在意思上忠实还是在作用上忠实的问题。他的看法是，在作用上最适应的译法，也就是在意思上最适应的译法。而按意思翻译，从某一角度看也就是按作用翻译。在“直译”与“意译”的幅度上，他认为，这其实就是逐字直译好还是译得地道好的问题。译得不地道，在作用上与原文不对路，那么从整体看仍是不忠实。他还提出了“见次的频率”的新见解。“见次的频率”，即某些事物、名词出现的次数，它与“信”也有关系。有的名物在原文语言中经常出现，为彼国人民所熟悉，而在译文语言中不常用，或为此国人民所不熟悉，就得换一种说法，才能达到“信”。此外，他还讨论了“借词”、“外来词”、数量词以及音调、音律、成语等与“信”的关系。 钱歌川在《翻译的基本知识》一书中阐述了翻译必须动用逻辑方法的重要观点：“自然物的名词是很少被人误译的，人为物的名词被人误译的机会也不太多，最容易出纰漏的，就是抽象名词和行动词乃至修饰语之类。所以有时单是语言的知识还不够用，最后非得乞灵于逻辑不可。逻辑是翻译者的最后一张王牌，是他必须具有的基本要素。俗话说的“岂有此理”，正是翻译者随时需要的考验。凡是翻译出来的一字一句，一事一物，都必须合乎逻辑，合乎情理，否则必然有误。太阳不能从西方出来，父亲不会比儿子年少，小器不能容大物，半数不能表全体，诸如此类，凡是违反人情天地的，都是悖理的，也多半都是译错的。” 此外，他还说在翻译时对原作应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对原文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全盘接受。 在《翻译的技巧》中他详细讨论了汉译英的问题：“汉译英必须采用英文的句法，来表达汉文的意念，不可照汉文直译，如照汉文直译，则译出来的不像英文。为避免写成中国式的英文，首先就要把英文的基本句型学会，而且要记在心上，当我们动手翻译时，便能运用自如，随便采用哪种句型，都合乎英文的惯用句法了。……问题只是在英文这一方面，因此我们在汉译英的时候，还是要从英文着手，要把写作英文的基本句型，来作为翻译的工具。”

谈到古文翻译成英文时，他说：“在翻译文言文的时候，必须有一番准备工夫，译者得先把文言译成白话，然后才译成英文，否则难免差错。” 思果在《译者的十字架》中讨论了翻译的困难。他指出，诗不能译，译就是毁灭。译者只能创造把一首诗用另一种文字重新写出来。一经翻译，原诗的音调、韵律、辞藻等诗歌的生命便烟消云散了。比如说，翻译的人不能把诗歌意境的妙处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英文里的parody无法翻译；中文诗里面文字的美无法翻译成外语；诗歌里面的典故、成语、对仗等也无法翻译；原文的雅俗的特点很难翻译；为了结构的需要在单音的中国字后面再加的一个字无法翻译；原文出现文法不通，用错了字，譬喻不当，结构松弛，自相矛盾，头绪不清等毛病时译者面临着是否完全忠实于原文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构成了翻译者的十字架。 在面临如此之多的困难的情况下，翻译家不可能十全十美，对那些最有学问的翻译家也是如此。 王佐良在《词义·文体·翻译》的论文中着重从词义学和文体学的角度讨论翻译问题。 在词义学方面，他认为词义的确定非常困难。首先，词义不是简单地查字典就可得到，而是必须结合上下文考虑。他强调指出，上下文不仅是语言问题，而且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上下文提供了一个社会场合或情景，正是这个场合或情景决定了词义。因此，要了解词义，就必须同时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情况。其次，词义与用词者的意图分不开，而且在表达说话者的意图的时候有各种语言形式传达细微的差别。翻译者应该在译文里传达说话人的意图以及他表示意图时在口气和态度方面的细微区别。第三，意义是复杂的。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字典上的意义，还有内涵的、情感的、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一句话不只是其中单词意义的简单综合，它的结构、语言、语调、节奏、速度等都会产生意义。所以说一词一句的意义有时不是从本身看得清楚的，而是必须通过整段整篇即通过在不同情景下的多次再现才能一一确定。另外，有时原文故意说一半留一半，更是给翻译造成巨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词义学已不能满足翻译的需要了。

在文体学方面，王佐良认为以下几个基本概念可以实用于翻译。 1、语言要适合社会场合。语域（register）、语类（varieties）、共同语（common core）等基本概念对翻译很有作用。 2、语言的应用常有程度不同的个人变异。他认为，变异的目的是为了造成突出，以引起注意：“每种语言都有应用上的常规，即有若干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惯例，但在应用时则各人的‘表现’不一样，有些人为了造成强调或其它效果，总要来点或大或小的变异，而以文学作家—特别是诗人—所做的变异最多最大胆。变异即是对语言的创造性的应用。”变异包括多种方式，如词汇的，句法的，语调的以及其它方面的内容。 在变异方面，译者肩负着两项任务：一是译者对语言常规很熟悉，有慧眼能在原作里发现变异之处；而是译者对自己语言的各种表达方式掌握很充分，要有本领能在自己的译文里再现这些变异造成的效果。 3、形象语言是变异的集中点。 4、适合就是一切。他说，文体学的灵魂是研究语言适用的社交场合。译者的任务是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应该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想象之翼的，译文也高举想象之翼。文章的风格是作者为表达特定内容而应用语言的个人方式，它与内容是血肉一体。 王佐良认为，虽然现代语言学对翻译的作用很大，但仅有现代语言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其它方面。以文学翻译为例，文艺学、版本校勘学、文学史、文学批评等对译者和翻译都有巨大的作用。译者还需要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同其他译者交流。 王佐良发表了对“对等”的看法。他说，人们喜欢谈翻译中“对等词”的重要，但真正的对等词应该包括情感力量，背景烘托，新鲜还是陈腐，时髦还是古旧，声调是和谐还是故意不协调，引起的联想是雅还是俗等等方面的‘对等’，而且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的翻译中，还是比词对词、句对句的对等更重要的通篇的‘神似’问题。

马谷城认为，科技英语（EST: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现代英语中自具一格的一种文体，它着重客观事实与逻辑思维，不带主观感情色彩，很少使用形象思维和比喻，在词汇和语法结构上都有其不同于其它语体特别是不同于文学语体的特点；所以，科技英语翻译与文学作品翻译的要求不尽相同。但是不尽相同并不等于说科技翻译不需要“信、达、雅”，而是要继续正确处理“信、达、雅”之间的辨证关系，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理解和表达的关系。他认为科技英语的翻译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整体和部分的联系 他说，思想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定的思想内容要用一定的语言形式表达，而一定的语言形式所传达的是一定的思想内容。在原文中，思想内容和表达这个思想所使用的语言形式是统一的。译成汉语后，也要保持这一内容与汉语表达形式的统一。 正确处理整体与部分的联系指的是必须联系上下文，翻译时要求译者从原作的整体出发，照顾段落前后的衔接呼应，而不应脱离整体孤立地考虑某一个部分。只要正确处理好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整体和部分的联系，就能尽可能地做到“信、达、雅”的融汇和谐。 二、怎样理解原文 翻译的全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他认为，理解是表达的前提和关键。所谓理解，是指对原文从形式到内容作统一的、全面的、准确的领悟，把握其精神实质，而不只是辨认单词和分析语法。在特定的搭配关系和上下文里，一个单词、词组或句子，只能有一种确切的理解，只有这一种确切的理解才是作者的原意，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他还从生理、心理的角度讨论理解问题。理解依靠大脑的三种功能：记忆、推理和想象。所以说，理解要依靠大脑皮质所储存的英语词汇、语法、句型和它们的应用习惯以及各种专业知识和其它知识。有了这种记忆，才能对原文的书面信息作出反应。记忆得越多越熟，理解得就越快越准。同时，理解原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理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对具体事物的理解；2）在科技翻译中对专业内容的理解；3）对逻辑重点内容的理解；4）对隐含意义的理解，要善于透过字面去深入挖掘原文深处所蕴藏的内容；5）对历史背景的影响。总之，他认为，在理解过程中须要从原文的语言想象去推敲内容，从作者的意图去揣摩含义，以历史的观点去理解背景，用客观的态度多方查证以抉择疑难。这样反复琢磨，层层深入，步步为营，一口一口吃透原文的精神实质。认为这些是“信、达、雅”的第一部。

推理是指凭现有记忆去理解已经遗忘或陌生的语言现象。把原文的信息经过重新编码，用我们所熟习的本族语进行思索、比较、鉴别的推理过程叫做依靠本族语的理解。当然，推理并不一定非要依靠本族语不可，英文修养较高的译者，对原文大部或全部都能作直接理解。 译者借助想象能理解自己未亲身经历的事物和过程。科技英语反映的新成果、新发现、跨越广阔的时空，涉及远古和未来；宏观大至宇宙，微观小至基本粒子；时间远溯几十亿年前，短则百万分之一秒；距离长达若干亿光年，小到若干分之一微米；而且各种现象和过程，各种假设和结论，错综复杂，相互制约，往往需要对原文内容进行一番逼真的想象才能理解清楚。 三、怎样去表达译文 就科技英语的翻译而言，马谷城认为，表达的任务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合符规范的现代汉语，准确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使译文起到和原文一样的作用。 此外，语言的“约定俗成”也表现在各个专业所惯用的专门术语上，翻译时也必须用该专业的“行话”来表达，力求绝对正确。 表达时还要注意避免“本国化”问题。马谷城举例说，将Talk about the devil, and then he’s sure to appear.翻译成“说曹操、曹操就到”是不恰当的，因为外国没有曹操。 最后，他总结了翻译工作对译者的基本要求：“为使译文符合‘信、达、雅‘的要求，我们除了加强英文修养和专业修养以外，还必须努力用各方面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特别要加强中文修养，广泛涉猎，随时留心，日积月累，以求精通汉语语法修辞，善于锻字炼句，能正确灵活地应用祖国语言的各种表达手段。这是我们应该做到而且也是能够做到的。”

葛传槼先生讨论了汉英翻译的忠实问题。他认为，无论怎样翻译都应该忠实原文或原词。首先，“忠实”就是严复所说的“信”：即在把原文变成另一种文字时做到不增、不减和不改。其次，他讨论了忠于形式还是忠于内容的问题。一般说来，翻译应该忠于原文的内容或意思，同时翻译又不拘泥于原文：即不拘泥于原文的某一个词、某一个语或某一个语法结构。内容相同而形式虽然不同不能看作对原文的背叛。但也有原文的关键不在内容而在于形式，或者要是不把某些文字翻译出来就不能使人懂得原文内容究竟是什么。第三，他讨论了回译的问题。回译就是把甲种语言译成乙种语言后再把译文译成甲种语言。这种译法，作为教学的一种方法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很多外国的人名、地名、书名、科技术语名以及组织机构名等都是从英语翻译成汉语，在回译时决不允许“匠心独运”或“别出心裁”的。另外汉语中的也可能是本来从英语译成的，如“民有、民治、民享”本来是从英语译成汉语的，回译时不许自由发挥，译成别的什么东西。第四，两种语言习惯用法的差别。汉译英时有许多汉语有而英语无的现象有时只好省略不译或换一种说法。由于两种语言的惯用法不同，有时竟会使文字上的忠实导致意义上的不忠实，如“你的意见值得商榷”就不宜译成“Your suggestion is worthy of discussion”，而应译成“Your suggestion leaves much room for consultation”。第五，他讨论了当原文的内容或意思的关键在于形式或文字时的办法问题。 董乐山在《翻译五题》这篇文章中讨论了概念的对等和字面的对等的问题。由于两种语言的不同，一个词的概念和字面都绝对对等是不多的。翻译工作者就是要在翻译实践中处理好词的概念和字面不对等的矛盾。 在形合与意合的问题上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论是汉译英的“中国式英语”还是英译汉的“欧化”现象，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英语句子结构和汉语句子结构之间的形合与意合的不同。英语句子结构是形合的，即句子中各种成分如短语、从句等的关系是有形式表现的；介词、分词等都起了形合的作用。汉语句子中各种成分的关系大部分都靠意思的连贯，甚至词性也没有形式上的表现。 关于统一与多样的问题，他认为，集体翻译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词的统一。所谓“统一”指的是严格按照原文的统一。在翻译理论中叫“一词一译”。但“一词一译”并不是翻译中唯一的标准。这就存在翻译的多样性的问题。除了“一词一译”外还有“多词一译”和“一词多译”。恰当处理“一词一译”、“多词一译”、“一词多译”的原则是正确解决统一与多样矛盾的关键，也是提高翻译质量的关键。

周煦良在《翻译与理解》一文中认为，理解是翻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进行翻译的先决条件。一个人可以说得一口好外语，或者写得一手好外文，但并不足以说明他的理解能力已经很高了。因为在说和写上，我们的选择自由要大得多。这些只能说明我们懂得了多少，而不能说明我们不懂多少。看原文书没有困难，但并不表示真正看懂了。只要翻译能给我们的理解力一个正确的估计。他还着重讨论了词的涵义问题，因为这不仅牵涉到单词的问题，更是牵涉到整个语言的问题。根据字典和语法知识所理解的涵义，具有抽象和概括的特点。而在实际应用语言时，一个字或者一个句子在说话人头脑中的意义却不完全和它的抽象和概括意义完全等同。它表现的是说话人的心情、感觉、动机，是在某个实际情况下的具体意义。我们要理解原文的含义，就不能仅仅只抓住它的一般意义，而是必须通过一般意义去抓住它的具体意义。对原文的真正理解和表面理解的区别就表现在这里。 他还强调翻译了工作者加强语言修养的重要性。 他把直译分为三类：译音而不译意，如林语堂将humour幽默；照字而译，如将crocodile tears翻译成鳄鱼的眼泪；不按照中国语言习惯和词序而按照原文的结构或词序进行翻译，如将“when I was twenty one”翻译成“当我二十一岁的时候”。但总的来说，直译的成分毕竟是少数。所以，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把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章、一本书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金绍禹在《文学翻译漫谈》一文中认为，文学翻译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一个作家的风格翻译出来。翻译无疑也是一种创作，因为这需要译者的创造性。既然翻译同样需要创造性，那么不同译者在文学语言上的运用必然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风格不同效果自然就不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至关重要。只有在熟悉人物性格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翻译方法才能译得灵活。人物外貌描写的翻译对烘托人物的性格也非常重要。而要译出原作的风格，幽默的翻译就不能不重视，情景描写的翻译应该格外留意。他认为，小说家对于人物对话的表情、姿势、语气等的描绘，常有“画龙点睛”之妙，给人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颇有点像剧本中的“舞台提示”。这些描写对于帮助读者想象和理解人物性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最后总结说：“翻译时能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可望接近文学翻译的‘最高的要求’。一是译文词语及句式的选择必须贴切；二是原作者的语言特色如幽默应尽可能保留；三是译者应反映原作不同性格的人物的不同语言。”

冯世则在《风格的翻译：必要、困难、可能与必然》中着重对风格的翻译问题进行了讨论。风格有狭义和广义的定义之分。他认为，翻译上的风格应该取广义。风格的构成除了表现在语言上的特点外，还与作品的题材、主题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息息相关，甚至还与形象、情节、结构语言和表现方法等密切相关。 对原著风格的追求就是对忠实原则的信守。作者有风格，译者也有；原著有，译著也有。按忠实原则，译者需抛开自己的风格，使译文处处紧跟原著，而尤其要注意行文，此外风格学早已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而且风格的可译性早已为翻译实践所证明。这就说明，风格的介绍是文化交流的一项内容，因而是翻译的一项任务，风格的翻译是必要的。 但是，风格的翻又是困难的。风格的可译性之所以长期有争论，一方面诚然是由于传统上有时把名诗名著的风格说得神乎其神，说是鬼斧神工、神来之笔等，给风格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有些原著的风格确实难以捉摸。困难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横亘着一道天然的鸿沟。冯世则着重从诗的格律和双关语角度讨论风格翻译的困难。 （1）格律 诗歌翻译时如果不顾规律，所译的便不是诗。而要顾及格律就会遇到一重天然的障碍：原诗格律的诸内容—字数、行数、平仄及轻重音等所形成的节奏韵律等都植根于母语之中，以母语为基础为根据。译者用得是另一种语言，它虽然也具有形成自己的规律的种种条件，却与出发语言创造的条件南辕北辙，未必恰好能用得上。 （2）双关语 修辞格中，双关语的应用虽不广泛，但妙趣横生，或意义深远，有时用以点名人物或环境的特征，作用尤其重要。例如甄贾宝玉。这种音义双关，译音则失义，译意则把作者不过是把暗示的意思说破，从而显得索然无味。两义相关时，情况也是如此。绝大多数双关语很难翻译，只能求助于注解，但不能保存修辞方式，而且风格也受到影响。出现这种情况，虽属翻译的欠缺，但不是翻译的过失，因为这是由语言的性质决定的。

一方面，各种语言中虽然都有一词多义或同音词的现象，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只能以一音一形表示一义一性，因此才不致误解，语言才有社会性。另一方面，就总体而言，两种语言中表达同一义的词的音（形）必然不同，否则便无所谓两种语言，也就无所谓翻译。实践证明，翻译应当做到、也只能做到的是，要么译义（绝大多数情况），要么译音（少数情况），个还有译形的。问题在于译音时不能存义，译义时不能顾音。音义难以同时兼顾。双关语实际上是把一个词当作两个词用，所根据的是出发语言中某些一词两义（严格说是两个词）或两词同音现象，而且在上下文极力作相应的安排。归宿语言既然是用不同的音表达两种不同的意思，它的一词多义和两词同音便极不易与出发语言相重合。因此翻译中音义二者得兼或两义得兼即使有也是巧合：可以得之于偶然，无法求之于经常。于是往往只能加注。诗之难译，部分原因与此相同：译义的同时必然押韵，亦即兼顾某种程度的音译，而有关的词在归宿语言中未必恰好同韵，于是顾此失彼。 冯世则认为，“表达方式”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同一个意思，不同的语言分别用自己的词汇和句型来表达，称为因语言而异的表达方式；也可以在同一语言之内用作者所选择的词汇和句型来表达，称为因言语而异的表达方式。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言语以语言为根据，不能不受到语言的制约。译文和原文立足于不同的语言，当然不能毫无遗漏地复现原文言语的巧妙之处。 冯世则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风格翻译的可能与必然。他说，对风格构成的具体分析是解决风格的可译性的理论基础：如果这些构成因素大体可译或基本可译，风格的翻译便有了根据。总的说来，不可译是少数，而可译是多数，因为思想、主题、题材、情节、结构早由作者安排妥当。翻译时运用语言有不足之处，并因此影响到表现手法和形象塑造，这毕竟无损于全局。关键是力求忠实，从思想感情到行文用语，步步紧跟原文。抓住了这一点，便能缀次成句，积段为章，主题思想、情节结构等等便都不劳经营而自成，风格便也在其中。 因此，风格的翻译也许应该有另一种提法：不是能否翻译出来，而是能否全部翻译出来。换句话说，原著的风格一定会透过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隔阂，使原文在译文中达到相当程度上的复现。

冯世则反复强调的问题是风格的翻译对原文的忠实，即忠实于原著的或正确的或错误或兼而有之的思想内容，也尽量贴近原文的因言语而异的表达方式，而又不损害归宿语言的规范。这就涉及到直译或意译择善而从的问题，涉及到把握住一词一句的修辞方式、捕捉原文特色的问题。只要忠实，则风格的翻译便有可能。一本书的风格，前后大体一致。但中间由于题材的变化和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而会有起伏变化。一本书一篇文章中风格的变化，译文中同样表现得很清楚，是风格必能译出的旁证，虽然由于主客观的限制，译出来多半要打折扣。 关于翻译的外国味的问题，他认为，使译著迥然区别于创作的特色叫外国味，如外国特有的人、地、文物制度等的名称，但又不仅限于行文用语，更深一层的根源在于译文中反映的外国生活方式。 从表达上看，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文艺创作中的对话。中国的传统方式，是先交代谁讲话，再交代讲什么。西方的办法有时却相反。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翻译之所以成为翻译，是因为一看译文就可以知道是在讲外国的事，至少是外国人在讲中国事；内容是外国人的思想行为，说法是外国人的表达方式；尽管和中国的有若干共通，却总有自己的特色。外国味蕴藏其中，表现为各自的民族风格。翻译只要忠实，便不可能全部漏掉。因此，外国味是译文风格的共性，不仅正常，而且正当。这是风格翻译可能性的又一个原因。 风格的翻译不但必要和可能，甚至必然。另一方面却又有局限。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力求忠实，这是译者主观上必须信守的译德；但翻译要求等值，客观上却不可能做到。但大千世界，万事万物，要完全没有遗漏是不可能的。所以，风格翻译的局限，乃至翻译本身的局限是客观存在的。 丰华瞻着重讨论了诗歌翻译的问题。他首先从诗歌的“上口”问题谈起。诗歌应该上口，便于背诵和流传。无论在中国或外国，从历史上看，“诗”都是和“歌”结合在一起的，是能唱、能记诵的。在谈了诗歌的特点后他紧接着谈了诗歌的翻译问题。他认为，翻译的诗歌和创作的诗歌一样，也应该做到民族化、大众化，应当采用外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应当上口；这样，翻译的诗歌才能为我国的读者所接受、所欢迎，从而起到应有的作用。译诗如力求保存原诗的本国民族形式，则译出的诗往往不能上口。诗歌是含有较多音乐成分的一种文学形式，而不同的语言有其不同的达到音韵谐美的办法；一首诗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机械地保存原来的形式，往往要丧失音韵之美。他认为，译诗应和写诗一样，要民族化、大众化，要做到上口；译诗时要作出努力，将翻译的诗纳入到我国的民族形式。

丰华瞻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忠实”。他认为，译诗应该同译其它文体一样应忠实原诗的意义而不是忠实原诗的语法结构与个别词汇，也不必忠实原诗的行数、韵律等。结构、词汇、行数、韵律等都可改变，而意义必须忠实。除忠实于意义外，也要注意传达原诗的诗情，因为这是诗的特点，也是诗之所以成为诗者。所以他主张，译诗时应忠实于原诗的意义与诗情。] 施颖洲在诗歌翻译上的见解主要是： 1、诗翻译后应该达到使读者看后觉得不再有重译的必要； 2、译诗时应该本着业余的心情与态度，一字一句，谨慎推敲，不敢放松，唯恐对不起作者和读者；3、译诗重在传神，最难也在传神。所谓‘神’，就是指诗人品性的结晶，情感的精髓，灵魂的升华，这些都需要经过传达的工具成功地表现出来。所以译者要与诗人品性互换，情感交流，灵魂相照的时候，才能抓住原诗的神韵，译诗才能传神； 4、译诗在内容方面应该忠实地保持原诗的思想本质、意象的整一及情趣的实体；在形式方面应该追踪原诗的字法、句法、章法、风格、韵律、节奏及神韵； 5、译者应与诗人实现心灵的碰撞和对接； 6、诗歌翻译者应该从古今中外的诗歌佳作学习作诗的方法，学到样样都能应付自如，然后用于译诗。总是诗歌翻译者自己应该是诗人； 7、翻译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完全忠实于原作； 8，品评译诗的时候，首先应该将它拿来与原诗对读，看它有没有将原诗的全部意思忠实地译出；其次便看它是不是好诗，像原诗一样的好诗。只有能通过这双重考验的诗，才称得上是好诗； 9、译诗的人应该既是翻译家又是诗人； 10、一个优秀的译诗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基本文学修养、文笔纯熟、精通原文、高深的诗学造诣、优越的翻译技巧和诗人的天分。

余光中在他的主要译论著作《翻译和创作》、《翻译十讲》等中讨论了翻译和创作的关系：“严格地说，翻译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中，无法完全免于创作。例如原文之中出现了一个含义暧昧但暗示性极强的字或词，一位有修养的译者，沉吟之际，常会想到两种或更多的可能译法，其中的一种以音调胜，另一种以意象胜，而偏偏第三种译法似乎在意义上最接近原文，可惜音调太低沉。面临这样的选择，一位译者必须斟酌上下文的需要，且依赖他敏锐的直觉。这种情形，已经颇接近创作者的处境了。……这样看来，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同样，创作也可以视为一种‘不拘的翻译’或‘自我的翻译’。在这种意义下，作家在创作时，可以说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读者欣赏那篇作品，过程恰恰相反，是将文字‘翻译’回去，还原成经验。）不过这种‘翻译’，和译者所做的翻译，颇不相同。译者在翻译时，也要将一种经验变成文字，而文字化了的经验已经具有清晰的面貌和确定的涵义，不容译者擅加变更。译者的创作性所以有限，是因为一方面他要将那种精确的经验‘传真’过来，另一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还要保留那种经验赖以表现的原文。这种心智活动，似乎比创作更繁复些。” 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上，他认为：“一位作家如果兼事翻译，则他的译文体，多多少少会受自己原来创作文体的影响。反之，一位作家如果在某类译文中沉浸日久，则他的文体也不免要接受那种译文体的影响。”他还说：“理想的译诗之中，最好是不见译者之‘我’的。在演技上，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员’。” 黄龙除了翻译过不少作品外，还攥写了《翻译技巧指导》，特别是花费数十年心血用英文写成的《翻译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在《翻译学》中着重阐述了以下观点： 一、唯物辨证观。翻译受矛盾统一之支配。就交际工具而言，矛盾的双方为两种异语；就表达形式而言。矛盾的双方为口译与笔译；就所用机制而言，矛盾的双方为人脑与电脑；就具体内容而言，矛盾的双方为理论原则与实践手段；就所译范畴而言，矛盾的双方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二、知行统一观。他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书中引述大量译例，以阐明翻译原则与规律。 三、三位一体观。他主张对严复的“信、达、雅”赋予新的解释和新的意义，认为这三者互为表里，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四、体貌相称观。他力主以古译古，以今译今，以文译文，以野译野，以韵译韵，以骈译骈，以谚译谚。

五、寓美于微观。翻译之美，美在微观，于毫末处得精神。他举例说，翻译“人面桃花”时宜“肥”，而翻译“腊梅斗寒”时则宜“瘦”；翻译“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宜“淡”，而翻译“夜半钟声到客船”时宜“静”；翻译“黄河之水天上来”时宜“急”，而翻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时宜“险”，而翻译“但愿一识韩荆州”时宜“不卑不亢”。所有这些都应译得文情相生，曲尽其妙。只有译出心弦之声，曲终之曲，方能臻于微观之美。 六、信息时代观。在信息时代，知识大爆炸，必须了解各门学科的情况，必须将同声翻译、电脑翻译、科技翻译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 七、智能科学观。有几种智能理论：人工智能论者首倡机器翻译乃系物质运动之特殊形式，属于第一性。天赋智能论者认为翻译既为学习外语之目的，又为学习外语之手段，而学习外语之全过程即为心译、口译、笔译之过程。综合智能论者则认为翻译学建立于其他学科基础之上。

第四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翻译理论概况及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作出的努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我国开始了对外国文化的又一轮大规模的译介活动，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中国译学发展进入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国进入翻译史上的第四个翻译高潮，而且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中国当代译学发展的主潮来看，大体有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继承华夏译学传统，注重实践，但对于翻译理论的表述，往往摆脱不了评点式、感慨印象式的传统模式。 第二种倾向是：热衷于译学理论的科学化和系统化，试图把中国当前的译学研究和译学思想纳入一个完备的统一的科学系统或学科体系之中。由于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的不同而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一个方向为运用科学的思辩方式和研究方式，对中国的传统译学思想进行重新发掘、整理、归类，以组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译学思想体系。另一个方向为力图引进西方现代的译学理论和译学思想，创建科学的现代译学学科体系。 从文化角度看，在中西文化全面交融的今天，翻译已不再仅仅是双语间的语言信息转换，而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需要把原语中所蕴涵的所有文化信息尽量完备地转达到译语中去。这是中西文化大融合时期中国译学发展的文化路径。 西方翻译标准互补论的译学思想的创建与提出，给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学的建设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示。翻译标准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多元翻译标准又是互补的。 翻译标准既是多元的，又是相对的稳定性，都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互相对立，补充和转化。这一理论促进了中国翻译研究在东西文化全方位交融的大势下的一种多元兼容的学术思维的形成：中国现代译学思想的建构与重构应该是多元并存，互补共生，即东西兼容，又阴阳同体的。在中西文化际会合的今天，中国翻译理论必须遵循着多元化、多向性发展道路，既尊重传统，又尊重科学。 第四次大规模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引发了人们对翻译问题的种种思考，包括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思考、如何对待西方译学理论的思考以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思考，中国翻译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翻译理论研究热潮。

围绕着建立什么样的中国翻译学进行了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有的主张大力引进和借鉴西方的翻译理论，而有的主张利用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概念建立自成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经过讨论，大家初步具有以下共识： 中国译学的建设必须坚持以汉语为本体，汉文化为本体。同时必须认识到中国译学的特殊性：继承性、兼容性、实用性。 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对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翻译理论的研究，应该是用宽容和平等的态度去尊重古今中外翻译理论的差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 在构建中国翻译学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从与众不同的视角去对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审视，利用中国传统译论在哲学和思维上的独特视角去研究翻译，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对纯翻译理论进行补充。 总之，中国的翻译理论工作者经过不断的努力、批判性地学习西方的翻译理论，并从中国丰富的传统译论中吸取宝贵的财富，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

第二章：西方翻译理论概述 . 早在公元前3000年，亚述帝国就开始了正式的文字翻译。到公元前1800年巴比伦王朝时期，国王颁布的法律、政令必须依靠翻译才能在王国内贯彻执行，不少日常事务的处理也必须通过翻译人员才能进行。到公元前400年，出现了类似今天的口译。那时，犹太人被召集到广场上由译员向其宣传“上帝的法律”。西方的翻译活动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罗马文学家安德罗尼柯用拉丁文翻译了《奥德赛》。公元405年，哲罗姆对照希伯来原文翻译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成为标准的拉丁文本《圣经》，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到了中世纪，教会势力很大，为了使大家有自己能够读懂的《圣经》文本，教会的神职人员纷纷开始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 文艺复兴时期，《圣经》、古典文学作品和其他人文科学著作的翻译进入新的高潮。西方各国翻译活动的高涨一方面对新的翻译提出了新的要求，翻译实践的发展又反过来要求翻译理论对其进行总结，并站在新的高度对翻译实践进行指导；另一方面，翻译理论的新发展又为翻译实践的深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翻译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这一时期翻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事翻译者往往集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文学家或艺术家为一身，从而使翻译理论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的特点。 西方的翻译活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涌现了无数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对繁荣和发展全世界的翻译理论、促进翻译活动日臻完善，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翻译理论。因此，本章除扼要介绍西方古代的翻译理论外，重点介绍西方近现代翻译理论。在翻译流派以及翻译理论家的划分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有的翻译理论家的理论又跨多种流派，给科学分类带来很多问题。本章采取描述的方式给译家与翻译流派归类。这种分类方法可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姑且作一个探索吧。

第一节：古代西方的翻译理论 关于古代西方的翻译理论，我们打算重点推介几位最有代表意义的人物。 西塞罗（Marcys Tullius Cicero）是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演说家、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他对翻译最精辟的见解是：“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句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他认为，翻译家必须照顾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用符合译文读者的语言打动读者；翻译传达的不是原文的语言形式，而是原文的意义和精神。他还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再创作，因此其翻译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或造诣；他还强调原作和译作在风格上的对等。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是罗马帝国初期著名的诗人和文艺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和翻译理论上，他认为翻译应该活译，反对逐句硬译、死译和生搬硬套，赞成“用意义去翻译意义”（sense for sense）。他主张在翻译和创作中在必要时可以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词，以丰富民族语言和作品本身的表现力。 哲罗姆（St. Jerome）是第一部标准拉丁文《圣经》的翻译者。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翻译理论和切实可行的翻译原则： 1.翻译的是原作的内容而不是形式，语言形式的偏离和词汇的更改不但是容许的，而且有时还是非常必要的。 2.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 3.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译者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和原作媲美。 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是与哲罗姆同时代的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他认为优秀的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熟悉拟翻译材料的内容，具有一定的自我校译的能力。译文的风格要考虑读者的情况。他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强调所指、能指和判断的三角关系，将语言的形式和语言的意义区别开来。他认为，词是基本的翻译单位，倾向于直译的翻译方法，强调形式与结构的对称。

第二节 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末期的翻译理论 在中世纪，由于强大的宗教势力的限制和异族的统治，西方的翻译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停顿状态。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翻译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出现新的突破。其最杰出的代表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 马丁·路德是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和翻译家。他翻译的德语本《圣经》成为德语的典范，对德语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翻译理论上,他主张用通俗、明了、能为广大民众接受的语言翻译；认为只有使用意译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原文的形式、风格和精神实质；译者应尊重原文，深刻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而不能轻信教会和神职人员的解释。因此译者可以采取增补的方法以把字面上没有但字里行间蕴涵的意思表达出来。 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期是西方翻译理论史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西方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和人文科学译著，翻译理论的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法国的译论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德·阿伯兰库（Perrot d’Ablancourt）的翻译原则和方法的争论而进行和发展的。他主张译文应该迎合本国读者的口味，强调文学译品的可读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译者有权增删和修改甚至发挥，而译本的忠实性则居于次要的地位。 法国这一时期在翻译理论上最有建树的是巴托（Charles Batteux，1713-1780）。他在《论文学原则》一文中详细地讨论了翻译问题。他认为应该尽可能保留原作语序和意思表达的先后顺序；译语句子长度应与原文相同；需要再现连词；避免意译；可以修正原作但必须首先强调形式对等。 在十八世纪的俄国，罗蒙诺嗦夫不赞成模仿外国语言形式而主张采用本族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 普希金（A·Pushkin）认为，译者在原著的选择上应有独立见解，在原著的处理上应享有充分的自由。主张活译而反对死译，译文应保留原文独具的特色。译者可以对原著进行增删、改写，从而使译文在艺术价值上超过原作。茹科夫斯基（V.A.Zhukovski,1783-1852）认为,诗歌的译者是原作者的竞争者,而散文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因此诗歌的译者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和自由。

英国乃至西方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十七世纪翻译和出版的《圣经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西方翻译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译著有四部，而《圣经钦定本》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三本是《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奥德赛》和通俗拉丁文本圣经》（the Vulgate）。《圣经钦定本》中高达百分之九十三的词汇来自英语本族语，因此该书对其后英国的宗教、文化和英语语言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17世纪的英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德莱顿（John Dryden）的翻译观比较全面和系统。他认为，翻译首先是一门艺术,因此也要求翻译者必须具有艺术家的气质、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和丰富的表现力；其次，译者必须考虑译文读者的具体情况，应以读者能否理解和接受为标准；第三，译者必须忠实于原著，因此译者是原著的奴隶。在翻译分类上，他将其分为三类：逐字翻译、意译和拟作。所谓拟作，是指一种近似于创作的翻译方式，重意义而轻语言形式。 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是18-19世纪最负盛名的翻译理论家之一。他著的《论翻译的原则》是西方第一部翻译理论专著。他在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 1、译者应精通原作语言和题材，完全再现原作的思想。在翻译中译者享有对原著有限的增减自由，可增加必不可少的内容，减少多余而有损原作的内容。 2、译者应具有准确判断和鉴赏原作风格的能力，并想象原作者如果用译语创作应如何表现自己，使译作的风格和手法与原作等同。 3、译作应与原作同样通顺。译者虽与画家一样都从事模仿，但译者不能照搬原作的笔法和使用相同的色彩，必须用自己的手法、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原作的灵魂。 他还认为，只能用诗歌翻译诗歌；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翻译习语；译作的读者能与原作的读者产生同样的感受。 德国近代翻译理论史上最富盛名的翻译理论家有歌德、洪堡等。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对翻译理论的贡献表现在将翻译划分为彼此连贯的三类：信息翻译、近似创作的改译和逐行对照翻译。他认为，第三种翻译是最终和最高级的翻译，才能产生与原作等同的完美的一文。他赞同使用地道的民族语进行直译。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翻译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建立在自己独特的语言哲学基础之上。他认为，语言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由于语言的差异，翻译者事实上处于两难的境地：要么过于贴近原文而失去本族语言的魅力；要么拘泥于本族语而牺牲原作的风采。他的可译性理论、语言系统论以及在言语行为问题上的辨证思想对二十世纪的语言学家，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等产生过巨大影响，为后来的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更广阔的道路，使翻译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跨学科的研究阶段。

第三节：二十世纪以来的翻译理论   二十世纪是世界特别是西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空前繁荣的世纪。 意大利的美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在其名著《美学原理》一书中表达了他的翻译思想。他从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翻译，认为文学翻译不可能完美地再现原作；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译作必然带有译者的风格。译者的目标应使译文本身成为独立的艺术品。 英国翻译理论家波斯盖特（J.P. Postgate）将翻译进行了新的分类。他将翻译分为前瞻式翻译(prospective)和后顾式翻译(retrospective)。前者的着眼点是译文和译文的读者，以便读者能毫不费力地弄懂译文的意义。译者的任务主要是将注意力放在表达上。翻译的方式应灵活多样。后者的着眼点是原作者，以便译者能不折不扣地反映原作的精神，从而不需要考虑译文的读者能否理解。 楚可夫斯基（K.I. Chukovsky，1882—1969）是俄罗斯较早进行翻译研究并取得很大成就的翻译评论家之一。他认为，译作要与原作产生同样的效果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译者与原作者的气质要相同；译者应尽量排除自己的时代和风格对译文的影响，以保证客观地再现原作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和相互渗透，人们纷纷从语言学、文学及文艺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符号学、信息论、机器翻译、人机对话等角度研究和考察翻译，从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具体表现在翻译理论家从个案描写、文本内微观的语言层次的精细分析到宏观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论证，从哲学、语义学、语用学、文学、信息论到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甚至大众传媒、计算机识别和机器翻译等跨学科领域。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向跨文化方向发展、翻译理论的多元互补和东西方翻译理论的交汇融合。 将语言研究的最新成果应用到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仍是研究的重点。比如诺伊贝特（Neubert）从文本角度研究翻译问题。他不仅考察文本与词语、句子以及文本与翻译方法的关系，而且考察翻译的过程与结果，视野大大超出了文本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趋势表现在将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应用到翻译研究中去。如：德国学者研究美国文学作品译介到德国后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加拿大的一些学者将该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联系起来，试图重新评价主导的翻译思想与标准，加拿大的女权主义者戈达德（Barara Godard）甚至将魁北克的殖民化地位与妇女语言上的异化相提并论，提出女性语言是“批判性地转换文本，是劝服或改造男性主导语言。将女权主义引入翻译研究是为了强调译文中存在多种声音，突出译者/作者语言的自反。”加拿大著名女权主义翻译者苏姗妮在所著的《双语人》中着重讨论了翻译和女性的关系问题。她认为，翻译就是用女权主义方法来再改写(translation as a rewri ting in the feminine)。 符号学的引入使翻译的定义与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使翻译成为文化这一大系统中的代码转换。翻译研究的重心从作者到文本再从文本转移到读者和行为阐释。自C. S. 皮尔斯(C.S. Peirce)和索绪尔创立符号学以后，符号学方法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兰伯特（J. Lambert）应用符号学翻译理论时声称每一文本、每一话语均含有“翻译的成分”，翻译不过是永无止境的符号链中的一环。按照这种理论，翻译不仅是在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之间进行，而是在任何互相竞争或互有差异的言语中进行。 信息论和传播学的最新成果对翻译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通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长足发展，特别是信息论与跨文化交际、符号学的结合为翻译提供新的启示。大众媒介对翻译的影响也日渐显著，一些翻译理论家开始从影视和大众传媒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当今影视翻译不再是语言转换，而被看成是一定社会价值、标准、程式和态度的反映和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接受文化需求的制约。德拉巴斯蒂塔（Dirk Delabastita）认为，要使译制片真正影响观众的行为，就应解决有关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若干问题。成功的影视翻译离不开电影电视专业人员、心理学家、心理语言学家、电视符号学家和翻译家的协作配合和共同努力。 此外，不少新兴学科也已应用于与翻译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研究，如模糊集合理论、控制论、接受美学、格式塔心理学、元认知理论等的研究成果对翻译信息的传输、反馈、控制以及如何防止信息丢失和失真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哲学和文学理论的新发展引起了翻译思想与翻译方法的变革与创新；解构主义、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均对翻译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再现与创新的关系、作者、译者、读者的关系以及文本意义的确定因素、时代因素与历史条件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第四节：当代西方翻译流派及代表翻译理论家介绍   （一）、美国翻译培训派 美国翻译培训派（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原因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翻译、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的注意和重视，因为到1963年，全美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翻译机构或翻译工作者协会，更没有专门的翻译出版物。经过努力，相继创办了一批翻译学术杂志，70年代成立了全国性的职业翻译机构《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ALTA），各大学纷纷开设翻译课和翻译培训班，授予文学翻译高级学位。 美国翻译培训派研究的核心是文学翻译。代表人物是里查兹(I. A. Richards)、庞德(Erra Pound)和威尔(Frederic Will)。该流派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通过培训，学生可以加深对文学、语言和诠释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 耶鲁大学教授策德内斯（Jonans Zdanys）认为，翻译是可以进行教学的。这一观点是翻译培训班创立的理论前提。翻译研究能加深对翻译性质的理解。翻译又是一门艺术，不仅可以进行教学，而且可以使学生对诗歌、语言美学及诠释等有更深刻的认识。 哈佛大学教授里查兹创立了一种与信息论（communication theory）比较相似的解码-编码模式。他将原语信息分为七个部分：1.表达暗示；2. 表明特征; 3. 描述事物; 4. 赋予价值; 5. 产生影响; 6. 交代联系; 7. 表明建议。他相信，只要通过适当的训练学习者就能掌握正确的方法，从而正确理解原文。 埃兹拉. 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活动与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翻译理论建立在语言能量（energy in language）这一概念基础之上。他的语言能量翻译理论的基础是：语言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能适应各种环境而变异生存。这种生命力就是语言的能量。语言获取能量的方式有：音韵（melopoeia）、形象（phanopoeia））和思想（logopoeia）。

庞德的译论分为两个时期：早期意象派时期（imagist phase），即与传统的逻辑形式相脱离的时期，这一时期仍包含着一些抽象的概念与表达，写在字里行间的语言和具体的细节不仅仅代表事物的黑白符号，也是作者刻意塑造的意象（image）。译者如同艺术家、雕刻家、书法家和作家一样享有很大的自由。晚期旋涡派时期（vortist phase），这一时期的理论完全基于“行动中的词语（words in action）”和“具体细节（specific details）”，强调陈述事物过程中语言的形式与能量，而并不注重被陈述的事物。他在《论翻译技巧》一文中首次提到旋涡主义这个概念。旋涡主义的意思是：旋涡（vortex）是一种形式，一种形式的系统或者说是一个能量系统，它围绕某个中心旋转。不管什么东西靠近它，都将被卷入其中。旋涡是词群，是词的网络，通过辐射中心聚于一处。 庞德的理论的突出特点就是重现原文能量并给人以顿悟的方法。他并不重视原文的意义，也不重视具体词语的意义，而是重视节奏、措辞和词语的变化。 （二）、翻译科学派 语言学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为翻译理论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学理论在方法和理论上给语言学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大变革，翻译的发展也迫切需要系统化的理论作指导。在这一背景下，翻译科学派（Science of Translation），也叫翻译语言学派，便应运而生。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极大地影响了奈达、威尔斯的翻译“科学论”。这一学派有多个分支：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和俄罗斯语言学派。尽管翻译科学派包括若干流派，但共同点都在于在承认翻译是技巧和艺术的同时，始终认为翻译首先应该是科学，可以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描述，发现其中的规律，并使之公式化。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深层/表层结构的转换规则等为翻译科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系统功能语法是英国当代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通过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综合研究而创立起来的，而且在应用过程中得到检验和完善。它包容了语言的本质特征，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语言的本质、功能和发展。韩礼德强调用符号学的观点解释语言。他不仅把语言看成一套符号系统，而且把符号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符号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而且关系到文化的各个方面。以系统功能观建立起来的系统功能语法包括六大核心思想：纯功能思想、系统思想、层次思想、功能思想、语境思想和近似思想。这种语法体系使人们对语言多层次的内部结构和多种外在因素进行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

照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在翻译上的指导意义是对原文的层次、语篇功能进行全面分析，以便在目的语中寻找相应对等的层次，进行合理转换，使译文与原文在意义上和功能上保持一致。 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卡特福德(J. C. Catford) 1965年发表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是英国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作，在翻译理论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应用层次、范畴以及级阶的语言学理论作为阐述语际转换的理论根据，力求科学地对翻译过程中的转换规律、翻译等值、求得翻译等值的方法和条件进行讨论，提出翻译对等只能是话语对等和功能对等。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开辟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 他对翻译下的定义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 按照卡特福德对等值成分的定义，原语和译语文本或语言单位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互换，彼此在相同的语境中发挥相同的作用。原语和译语语境意义的共同特征，即语境实体特征越多，翻译等值的条件就越充分、越成熟。翻译的目的是选择语境范围有最大的重叠可能性的译语等值成分。 翻译等值关系存在两个限度。其一是媒介之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如不能把一个文本的口头形式“翻译”成书面形式，反之亦然）。其二是无论媒介层次（音位学或字形学）之间还是语法和词汇层次之间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即不能把原语音位译成语法，或把原语词汇译成译语字形等）。此限度是绝对的。 翻译等值关系与形式对应关系并不吻合，再加上各种语言的变体，即个人习语、方言、语域、风格和语气的差异和语言类型的差异等，都会成为使翻译等值关系与形式对应关系之间发生偏离的原因。而偏离又直接跟可译性的限度相关。此限度是相对限度的。 为了建立翻译等值关系，原语和译语文本都必须与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相联系。如果不可能把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建立在译语文本的语境意义之中，就无法进行翻译，或者说出现了不可译性。 翻译中一般存在语言不可译（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和文化不可译（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语言不可译是指译语没有与原语文本对应的语言形式特征。原因有二：一是原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单位或单词共用一个语言形式；二是原语单位一词多义而译语没有相应的一词多义。

卡特福德认为，翻译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翻译理论，以期使翻译研究摆脱评点式、随感式和印象式的翻译批评方法，使翻译研究走上客观、科学的道路。 尤金·奈达（Eugene Nida）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圣经研究及翻译专家，同时也是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奈达在他的翻译研究中应用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翻译研究的种种课题进行了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研究。他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他在1964年和65年先后发表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及《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奠定了他在翻译理论界的地位。 奈达翻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是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理论阶段和社会符号学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1943年发表《英语句法概要》，止于1959年发表《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这一阶段是奈达翻译思想及学术活动的初期。 第二阶段始于1959年发表的《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止于1969年出版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翻译科学探索》、《信息与使命》。在这十年中，奈达确立了自己在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权威地位。1964年出版的《翻译科学探索》标志着他翻译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 第三阶段始于七十年代，奈达通过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翻译理论创建了新的理论模式—社会符号学模式。奈达在继承原有理论有用成分的基础上，将语言看成一种符号现象，并结合所在社会环境进行解释。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书中，奈达强调了形式的重要性，认为形式也具有意义，指出语言的修辞特征在语言交际及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并且用“功能对等”取代了“动态对等”的提法，使含义更加明确。 奈达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将翻译定义为：“从语意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再现原语的信息。”奈达所说的信息指的是原语传达的各种信息：语义的、文体的、文学形象上的、情景的和心理效果方面以及作品本身的成功与不成功的信息等等。与此定义密切相关的是翻译的四个标准：1）传达信息；2）传达原作的精神与风格；3）语言顺畅自然，完全符合译语规范和惯例；4）读者反应类似。

他的“动态对等”指的是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基本等同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是否“动态对等”是衡量译文质量的最主要的标准。他认为，判断译文质量的最终标准基于以下三个方面：1. 能使读者(接受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2. 易于理解；3. 形式恰当，吸引读者（接受者）。 围绕动态对等，奈达建立起了一整套翻译模式和翻译原则。因而大家认为动态对等是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 以奈达为代表的翻译科学派学者应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来支持自己的翻译主张。奈达认为所有语言都有深层结构，试图寻找在不同语言间转换这些实体（entities）的各种方法。他简化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模式以适应自己的翻译理论的需要。此外，奈达认为，翻译必须考虑文化背景。他还对交际的接受者的反应很感兴趣。他将接受因素包括在基础成分之中，并将先前的信息重新定义为“信息的功能（function of the message）”。 奈达假设出一种保持信息不变的解码和再编码的过程：“1）先把原文转化成结构上最简单、语意上最明白的核心句（kernel）；2）再将意义在结构简单的层面上从原语转化到接受语；3）然后生成接受语中文体上的和语意上的对等表达。” 为了取得动态对等，奈达借鉴经典转换生成语法的核心句—非核心句与转换等概念，提出了著名的逆转换翻译(back translation)理论。他认为，翻译过程并非所想象的直接将原文的表层结构转换成译文语言的表层结构那样简单。这个曲折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分析（analysis）、转移（transfer）和重组（restructuring）。具体而言，就是对原文进行语法语义分析的基础上，将其从表层结构逆转换为深层结构，然后传译到译文深层结构，最后再从译文深层结构转换为译文表层结构。 德国的翻译理论家威尔斯（Wolfram Wilss）以描述语言学和生成语法为基础，认为翻译科学应该是认知性（cognitive）、解释性（hermeneutic）和联想性（associative）的科学，翻译是语际交际过程。他是德国翻译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是《翻译科学：问题和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他的翻译科学论分为三部分：1）总论阐述，强调译者必须具有分析文本的能力；2）对等现象实证；3）译事难题对策。 他指出，翻译科学应以经验为前提，力求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研究成果必须在翻译实践中再次得到检验，以解决翻译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威尔斯在可译与不可译、科学与艺术以及等值程度等方面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威尔斯在翻译的局限性和可能性上的观点是：从原则上讲，话语是可译的，任何翻译从客观上讲都是可能的。 在所谓的不可译这个问题上，他认为，这实际上是指该语言的形式具有不可能传达实际关系的功能，话语可译的原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话语都不受限制地具有可译性。在同一语言内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转换，语际之间的完全转换就更不可能。 威尔斯认为，“翻译”一词包括两重含义，既指过程，又指这一过程产生的成品。翻译过程中最关键、最重要的环节是传译。翻译理论必须将翻译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翻译不是静止的状态和既成事实，而是一个可以用符号学概念加以描写的过程，是从一个符号系统转换成另一个符号系统的过程。 从由于原语与译语的词汇和句法结构的表达力上存在差异，译者的语言风格不同，任何一种传译形式都不可能象镜子一样反映出另一种语言形式。翻译过程的重要特征是翻译的语际性、单向性和不可逆性。 翻译时译者必须将语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原作者的意图和接受者的意图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每一段话语的句法、语义和语用意义成为翻译的重要依据。翻译研究不应仅仅是“漫谈式的”、“经验式的评论和漂亮的警句”，要成为一门价值评定的科学，应该具有三种基本形式： 1）普通翻译学：目的在于明确本学科的逻辑特征，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普遍规则具有纯理论的功用； 2）描写翻译学：检验普通翻译学的使用范围，从实践经验的角度研究由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过程中的种种具体问题； 3）应用翻译学：检验普通翻译学和描写翻译学的效用，并从前瞻和后顾的角度研究翻译教学的可能性和限度。 威尔斯认为传统的直译或意译、字面翻译与非字面翻译都存在定义上的严重问题和概念上的不稳定性。就任何一段文字而言，有多少等级结构层次，便可能有多少不同程度的直译和意译。 威尔斯从应用语言学出发，认为翻译最贴切的定义只能是：从一篇书面的原语话语译成一个在最大限度上与之相对等的译语话语。译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具有不同的来源、不同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不同的接受者或对象群的话语。

威尔斯认为，话语具有三种功能，即描述性功能、称呼性功能和表情性功能。他认为翻译研究必须以话语语言学为基础，将话语视为具有主题、功能和话语语用、着眼于交际的结构。 他认为，当今的翻译理论界已提出了三种翻译等值方案。它们分别是以雅各布森和卡特福德为代表的语言学家提出的建立在话语对等基础上的等值标准；以奈达和卡德为代表的交际学派提出的动态等值方案或内容上的一一对应关系方案；以诺伊贝特（Albrecht Neubert）为代表的翻译学派提出的根据语义、文体、欠译和过译四个因素分别设计的四种翻译等值。 威尔斯的看法是，对以上三种等值方案应兼收并蓄，综合其积极因素。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侧重从诗学、哲学、文学批评和文化史等角度对语言进行阐释，而阐述的重点常常落在翻译问题上。他主要的翻译著作是《通天塔：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1975）。 斯坦纳认为，翻译包括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不仅跨符号系统的翻译和不同语种的语际翻译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在同一语言内方言与通用语之间的翻译也不容易。翻译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解。要做到透彻的理解，从理论上讲是永无止境的。翻译的障碍在于一种语言跟另一种语言的差异。必须经过解释性的移植才能传递信息。 在进行语际翻译的时候，仅仅对原文进行详细的词汇和句法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了解重要词语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价值、伦理价值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的隐含意义和语气口吻所体现的整体效果。 他扩大了翻译的范围，认为以任何方式进行的语内交际从本质上讲都是翻译，都是意思的转化。无论是语内还是语际，人们交往的实质就是翻译，所以研究翻译就是研究语言。 斯坦纳在可译与否的问题上采取了折中的态度,即应该通过忠实而又自由的重新述说来进行翻译，译者紧扣原文进行复制，但写出来的文字是译者自己的语言。 斯坦纳认为，正确的方法是“paraphrase（译意）”而不是“free translation”。译者需要紧跟作者的意思但又不死抠字眼；有权对作者的意思加以引申，但又不能改变。译者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实现高度的可译性。

斯坦纳把翻译的过程分为四个步骤：1）信赖（trust）；2）侵入（aggression）；3）吸收（incorporation）和4）补偿（restitution）。 翻译的前提是信赖。信赖是选择的结果，信赖阶段可以说是原作的选择阶段。 在选择信赖的基础上，译者需要深入理解原文，将核心的意思从原文中抽取出来。吸收就是前一步骤取得的成果，包括把原文的意思和形式移植归化到译语中，用译语完整地体现原作的所有信息。补偿的目的是为了平衡。斯坦纳认为，翻译在过程的前段往往失去平衡，译者不是掺和进自己的意思就是偷工减料回避难点。翻译的最后一个步骤应该设法寻求平衡，提供补偿。最理想的翻译就是要使处在翻译过程两端的原文和译文作到完好平衡。 在译文的作用方面，斯坦纳指出，一篇作品一经翻译地位便会提高。 英国现代语言学教授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将文体学、话语分析、符号学、格语法理论、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和研究，并且将这些理论应用于自己的翻译实践，是一位实践型的理论家。他的主要著作有《翻译问题探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1988）、《语义与交际翻译理论》（Semantic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1988）、《翻译论》（About Translation，1991）和《翻译短评》（Paraphrases on Translation，1993）等。纽马克在这些著作中对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语言学和翻译技巧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义结构 纽马克认为，在几乎所有的翻译中都涉及到三种主要的意义：认知意义（cognitive meaning）、交际意义（communicative ）和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 在文本意义方面，特定的文本可以反映出作者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方言、性别、文化背静、客观程度或文本的正式程度等。它还可表示文本的语言是直截了当还是迂回曲折。原语中使用的拟声词、头韵、节奏等都能直接或间接传递某种意义。文本的意义还必须受其它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翻译时必然存在取选择和权衡的问题。

二、翻译原则 纽马克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即填补语言之间的空白”。所以，他认为，翻译除了我们所说的通常意义的翻译外，还必须包括解释和改写，即容许直译和意译，因而原语文本的每一层意义都能直接或间接地翻译成目的语。但是他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文本中的每一层意思都必须翻译出来，都必须在目的语中准确地得到再现。相反，译者必须根据文本的意图和自己的目的进行选择、掂量和权衡，比较不同的对等词或意义载体，确定优先考虑的意义层次和相应有效的翻译方法。 纽马克主张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语义翻译法（semantic translation）或交际翻译法（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翻译前译者必须明确文本属于哪种功能。他将文本的功能划分为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 他阐明了不同的翻译方法的适用范围。语义翻译适用于文学作品、私人信件、自传、散文等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中。翻译时应以原文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为中心，追求词义上的细微差别，使译文尽可能贴近原文。语义翻译的特点是译者无权对原文进行修饰或修正。 交际翻译的适用范围是非文学作品、教科书、学术论文、报刊杂志文章等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体。交际翻译的特点是注重再现原文的要旨，以读者为中心，重视译文的社会影响和价值。译语语言以读者能否接受为标准。 然而，很多文体实际上都以一种文体为主兼具其他功能，因此翻译时译者必须具体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采用符合实际需要的翻译方法。 他认为，翻译方法的确定不但与文本的功能有关，也与译者的翻译目的有关。 纽马克认为，翻译的核心问题是语义问题。要保证准确再现原文的要旨，就必须采用恰当的翻译原则和策略。 随着时间的推移，纽马克的语义翻译法和交际翻译法不断地完善。后来他将两者有机结合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翻译方法——翻译关联法（correl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前苏联时期翻译的语言学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巴尔胡达罗夫（L. Barkhudarov）。他的主要理论包括：

一、翻译的定义与实质 巴尔胡达罗夫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的话语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话语的动态过程，而转换指的是原语和译语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这一语际转换的过程，而翻译理论的任务就是对这一过程进行科学的描述并将其模式化，目的是为了反映翻译的规律，分析同一话语意义在原语和译语中表达方法上的异同，找出差异之处的典型处理方式。他同时阐明，翻译理论的描述功能占主导地位，但并不否定其规定性的一面。总之，描述为主，规定为辅。他强调，翻译理论除了描写翻译过程中带规律性的模式外，还必须具有应用价值。翻译理论不仅是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更是宏观语言学的分析对象。宏观语言学研究的范围覆盖了话语内容、交际环境和话语参与者的经验常识这些领域，即不仅包括语言本身，还包括各种超语言因素。 巴尔胡达罗夫强调指出，翻译的实质是必须确定在原语转换为译语的过程中保留某种东西，保留的程度决定了译文和原文的等值程度。翻译过程中保持内容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与原文完全等值是不可能的。译者的任务是力争尽可能的等值，把意义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翻译过程中译者追求的等值不存在于单个的词和句子之间，而存在于话语的文本等值，即各种话语意义总和的等值。 二、语言理论的定位 巴尔胡达罗夫认为，为了反映翻译活动的重要规律，必须首先明确原语和译语中表达同一意义在方法上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找出处理其不同之处的最典型的方法即通常所说的技巧。这项任务从本质上讲属于语言学特别是对比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对比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构成翻译理论的直接理论基础。他认为，翻译理论属于宏观语言学的范畴。如果把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则属于后者的范畴。 他认为，翻译理论来自于翻译者提供的素材，并根据这些素材来揭示和描写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以及把这些规律作为规范应用于翻译实践。但这些规律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 他认为，翻译学可以视为从各个不同角度研究翻译的各门学科的统称。翻译学的核心部分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其它理论都应当在翻译学这一综合学科的范围内进行协作。

三、语义与翻译 巴尔胡达罗夫将符号语义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其翻译理论中去阐释翻译与语义的种种关系。语言是依靠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来表达语义的。语言本身是由特殊的符号系统组成。研究形式与内容即符号与意义关系的学科叫符号学。符号学的原理广泛应用于语言学的语义研究。符号与事物的关系是：符号标志某个事物，但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符号所表示的那个东西，而是符号同符号外某个东西的关系。换句话说，事物本身不是符号的意义，但由于它的存在，符号才获得意义，符号才成为符号。 语言的使用者在使用话语即语言符号时往往附加了种种主观态度，借以表达它们所标志的事物或概念的主观态度。这些主观态度作为特定的语义构成部分固定在语言符号上，一起进入整个话语语义结构中，参与交际过程并为参与者所理解，成为所谓的语言符号的语用意义。 词语的语用意义不仅在于词汇表达，而且还可以蕴含于整个话语的表述之中。而有的话语意义的表达必须依赖语言符号本身的特征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这些特征与关系体现的内部意义在翻译时必须优先考虑，譬如节奏与押韵、谐音与双关、词形与语法结构等。它们大量出现在韵文、格言、歇后语和双关语、文字游戏以及其他修辞手段和语法形式之中。 他强调指出，对翻译等值的选定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上下文和交际环境。 四、翻译的层次 所谓翻译的层次指的是将哪一级语言层次作为原语与译入语之间对等转换的翻译单位，或者说，翻译单位就是原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的最小的语言单位。 巴尔胡达罗夫根据语言的六个单位把翻译划分为六个层次。音位（字位）层翻译，用于翻译专业名词、人名和地名，翻译时要求在译语中找出与原语发音最接近的音位。词素层翻译，但这种情况很少见。词层翻译，比音位或词素翻译常见，但在句子翻译时并不总是在词层进行，如果不具备对应词，可以在更高一个层次进行。词组层翻译。最常见的词组单位是习语和固定短语，它们由单词组成，但意思并不是每个词或单词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着特定的含义。句子层翻译，等值翻译的基础层次。话语层翻译，翻译的最高层次，也是最大的翻译单位。

这六个层次的翻译不能孤立地看待，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交替使用。翻译者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从语言等级的相应层次中准确地选择翻译单位。 翻译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解原语，确定原语从音素到话语的语言体系的等级；第二阶段是用译语来表达，要求在译语中找到表达各种语言层次意义的相应单位。 他讨论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关系。没有科学的翻译理论就没有成功的翻译实践，但理论和原则不能代替翻译者的翻译经验和技巧。 他认为，翻译不仅是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他说，由于翻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种理论模式不能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地解释翻译过程的普遍规律，必须与其它的翻译理论模式互为补充。 费道罗夫(A.V. Fedorov)是继巴尔胡达罗夫之后前苏联将语言学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费道罗夫认为，翻译理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虽然也可以从其它角度，如从文艺学和文学理论的角度去研究翻译问题，但这并不能改变翻译理论作为语言学学科的特点。因此，翻译的问题只能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解决。 他的见解是，翻译是一门专门性很强的语言学学科，重点在于研究两种语言的规律。任何一种形式的翻译都需要进行两种语言的对比，是一种语言行为。翻译研究依靠语言对比，任务是寻找语言上的对应。翻译的单位是句子、段落和话语。翻译的目的是从整体上再现原作的语言功能。除了一般性的语言对比，翻译理论研究的其它问题是研究译语的任务和条件以及研究翻译体裁各异的作品的任务和条件，其中包括文艺作品。 费道罗夫认为，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活动。翻译的过程非常复杂，要经过许多复杂的阶段。 在翻译的等同性（或等值、对等、等效等）问题上，费道罗夫认为，翻译一般追求的是总体效果。为了追求总体效果，有时不得不牺牲原文里某些次要的东西。这种“牺牲”并非例外，而是规律，这首先是由语言本身的条件决定的；而且语言差异，特别是文化渊源相差很大的两种语言的差异使得翻译过程中的牺牲成为常见的现象。

他因此而提出了翻译的等同性问题。他认为，翻译的等同性意味着详尽无遗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并且在功能和修辞上同原文完全一致。等同性翻译要求传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并且在语言阶段所及的范围内再现原作形式的特点，创造原作的功能对应物，特别要传达原文的各个因素或段落与整体的关系。局部因素的准确传达决不表示总效果的传达。 费道罗夫认为，语言是可译的，而且翻译实践也证明，可译性原则是现实可行的。他同时承认，语言中有些特殊的东西如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方言词语、或有强烈社会特色的行话黑话等确实不可翻译，但那只是语言中的个别现象，不能代表语言的一般规律。 费道罗夫翻译理论的核心是整体翻译。整个翻译过程中可以忽略个别次要因素，并不要求译文在字面上同样程度地接近原文。翻译的确切性表现在表达原文思想内容的完全准确和在修辞作用上与原文的完全一致。整体效果的取得不需要各单独要素的面面俱到。译者要做的是保存原文的整体精神，表达原文最重要的特点，使译文与原作同样精彩，而不是刻意去追求特别准确地表达原文中单独的词的意思和移植原文的语法结构。 科米萨罗夫（Komissarov）是前苏联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他把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学科称为“翻译语言学。”他对翻译语言学的定义是：翻译语言学以语际交流为基础，涵盖双语在语法、语义、语用和修辞等方面的等值问题。 他认为，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阐释性翻译在所难免，任何翻译都有释译的成分。释译可以被看成翻译的过程。在释译的过程中，译者凭借自己的语言修养和知识经验，决定原文中所描述的内在意义或情景的哪些成分应该在译文中表现出来，应该使用哪些方法来表现。释译的目的是要告诉译语的接受者：译者传达的不是原语的语言内容本身，而是在原语的基础上另行组织的一种阐释。翻译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版本”的原因不在于语言结构或词汇选择，而在于译者的理解，即译者对原文的阐释。从一定程度上讲，阐释的种类有多少，释译的种类就有多少，释译出来的“版本”也就有多少。

他对翻译的标准或规范进行了讨论。他强调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重在描述语际交流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从中归纳出来的原则完全能够用于指导译者的翻译活动，给翻译的质量评判提供依据。他认为，翻译的标准很可能不止一条，但必须能够充分地表述出来，而且能够充分说明适用条件和针对何种翻译类型。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依据充分的规则让译者去遵守以便达到预期的翻译效果。他认为翻译的标准起码应考虑五个方面的内容：对等性、文体风格、语言的地道使用、实用功能和惯例。对等一词是从纯粹的语言意义上来使用的，指的是对应语言单位的含义一致。从语言单位这一层面最大程度的对等，意味着原语和译语内容之间所有信息的完整交流，包括情感、美感、风格和语言单位的其它所有功能最大可能的传递，以使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但对等性也必须有一定的限制。文体风格因素的重要性在于正确选择译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对于不同文体的原作的不同评价方式。语言的地道使用指的是译语语言，同时要注意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自然语体与翻译语体的区别。翻译的实用功能指翻译活动的最终结果是服务于某一特地目的。翻译惯例指的是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读者对象对翻译手法特别的偏好或兴趣，比如直译、意译、创译和释译等。译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满足特定的偏好即惯例才会被接受。所以，要使译作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译者需要去迎合读者。 乔治·穆南（George Mounin）是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他提出翻译应该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艺术。他拓展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应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翻译的重大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澄清了人们在可译性问题上“翻译可能”和“不可译”的简单化观念，并用发展、辨证的观点看待翻译。他高度重视当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将其应用到翻译理论分析，提出了人类语言与思维辨证的互动关系。他在翻译上的主要论述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语言与意义 穆南对翻译的研究首先借鉴了当代语言学特别是索绪尔等人的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论对翻译的影响非常深刻：翻译活动面对的不是词的意义是简单转换，而是涉及整个语言系统的活动，从而使字当句对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失去理论基础。 布龙菲尔德的行为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意义观对穆南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影响也非常大。行为主义的意义观认为，一个语言陈述的意义涉及到讲话者发出这一陈述的环境，涉及到听话者产生的行为和反映。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理论对穆南翻译理论的影响是：一方面，绝对等值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译文又能传达原文“恒定”的意义，存在可行性。 二、语言交流与翻译 穆南认为，了解人类交流的困难与障碍、交流的可行性与限度对翻译研究至关重要。 当代语言学划分了语言的功能：基础的交流功能、逻辑思维的工具功能、情感因素的流露、表现甚或交流功能和美学功能。当代语言学还认为，交流总是可能的，重要的是研究交流的性质和程度以及特定话语中哪些部分能够成功地进行交流。他认为，这些分析奠定了翻译理论的基础。 他接着对语言“区别性语义特征”和交流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同一语言中语音和书写符号都具有某些共同的语音特征和形状特征。这些模式虽有种种变化，但可能会保留某些共同的性质即不变成分。正是这些不变成分使交流成为可能。 他认为，由于语言交流行为有不同的层次。与此相应的是，翻译也有不同的层次，因此翻译的效果是相对的或近似的。 四、可译性与限度 穆南认为，翻译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早已为人类的翻译实践所证明。而且随着理论的发展，人类的翻译实践在不断提高，许多过去似乎不能翻译的东西不但现在能够翻译，而且还翻译得很好。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现在感觉翻译有困难的，将来也一定能够翻译而且会翻译得很好。因此，只要通过层层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探索，理论上断言无法翻译的词汇实际上是可以翻译的。

他认为，形成翻译障碍的原因是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焦点的差异造成词汇空缺现象。为了探索翻译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他对宇宙共相和语言共相进行了分析归纳。宇宙共相、生态共相、生理共相和心理共相等的存在必然导致语言共相或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从而为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交流以及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基础。所以，穆南认为，有效的翻译和交流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人类语言共相的存在、文化相似性的存在和人类具有足够的感知和领悟能力。不同语言或不同文化所特有的个性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同时也构成了翻译的障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有一定限度的。 （三）、翻译研究派 翻译研究派始于比利时、荷兰等国。翻译研究派的基本观点形成于六十年代，发展于七十年代，于八十年代才广为人知，九十年代为巩固、扩展与更新期。 该学派主要采用译入文化文学研究手段，侧重直观法和文学翻译。翻译研究派分为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早期翻译研究派是在批判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以文学作品为对象，以“文学性”的转移为中心，重点描绘特定时期的翻译活动模式，同时又在研究中融入历史因素。翻译研究派的重要理论观点都与俄国形式主义密切相关。俄国形式主义是一种文学评论形式。它回避深层结构理论，看重实际作品，认为文学作品具有自主性，主张把实际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在翻译方法上，俄国形式主义主张译者应用不同语言、时间、地点和传统的相应变化代替原文的变化，使不熟悉原文变化的译文读者也能把握原文主题，特别强调译者必须用相应的变化代替原文中所有的变化。翻译研究派一反传统翻译理论中采用的乔姆斯基和奈达的深层结构理论，转而强调作品的表层结构特征，主张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分析作品，了解作品同文学标准的关系，从而分析原文和译文的内外部因素，找出译文对原文文化和译文文化标准的历时性影响。 这一学派的奠基者是霍姆斯（J. S. Holmes），其代表作《翻译研究的名与实》的发表标志着该学派的成立。在翻译理论上，霍姆斯可说是第一个关注到过程的。他认为翻译过程是个作决定的过程，一个决定接着一个决定，到了某个点以后，翻译就开始产生一套规则，有的决定已不需考虑就可作出，而且往往可以看出原来看不到的问题。翻译的结果怎么样，换一个人照样还可以翻译，不一定更好或更差，但肯定不同。其不同决定于翻译者本身的素养、最初的选择等因素。它既不在源语，也不在目的语，而在中间的那片灰色地带。

他在该书中指出了翻译研究这一新领域涉及的范围及结构模式。他认为，翻译实践应产生于翻译过程的科学描述，再将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翻译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译文与原作作为两种文学自足体系间的关系以及译文与译入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对等或忠实。研究方法是以经验为依据的实践，研究的对象是在某一特定文化中出现的译文，并不是原文所指的某一件具体事物，而是原文的语言构成。 他的理论比较强调对翻译过程的描述。只有随着事实研究的描述、实际资料的收集，理论才会不断发展。翻译研究的下一步目标是建立翻译的描述系统，对原文和译文相对应的符号系统、规则、分类等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广泛的对比研究。翻译研究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一个全面的理论。 他借用了“元语言（meta-language）”这一术语并将其意义从专指文学评论扩展到多种元文学形式（meta-literal forms）。以此为基础的翻译研究注重的不再是对等和所指等问题，而是分析译文作为第二作品在原文的文学标准符号系统中与原文作品的关系，以及译文作为新作品与译文文化标准符号系统的关系。 他甚至认为，翻译无对错优劣之分，仅有差异而已。这些差异一方面源于译者的诗学水平，另一方面也源于译者最初的选择和两种语言的关系。所以他认为即使对同一原文而言，有多少个译者就有多少种译文。 捷克翻译理论家利维（Jiri Levy）促进了翻译研究派雏形的形成。他以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R. Jacobson）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把语言看成同时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符号系统，相信通过逻辑推理就能找到作品的文学性。他侧重于对作者风格和文学特征的研究。他将翻译方法论建立在符号学和诠释学原理的基础上，其目的是研究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保存原作品的文学性。 比利时学者列费维尔（A. Lefevere）和布罗克(R. Van den Broeck)反对传统翻译的对等论，希望在皮尔斯（Peirce）的符号学、史蒂文森（Stevenson）的哲学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等值观，并认为对等只能是功能和交流价值的近似。 列费维尔分析了文学和语言学为中心的传统翻译研究模式后认为，应该把翻译建立在元科学的发展观上。翻译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建立用于指导译作产生的综合性翻译理论。这个理论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发展，并有助于文学和语言学理论的系统阐述，同时在该理论的指导下译文也可能影响译入文化的发展。

他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是翻译本身。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先观察翻译的特殊性，再将其运用到文学、语言学理论中去。他划分的翻译层次是意识、诗学、论域和语言。翻译不仅指语言，更主要的是指论域、诗学和意识。 布罗克借用了皮尔斯对“类型（type）”和“标记（token）”的区分法,从而把翻译研究中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从“一对一”发展到“一对多”。他将“类型”概念扩大，采用了“大类（megatype）”这一哲学术语，认为两种译文如果意义大致相同，我们就可以认为反映的是同一“大类”。因此，同一原文的译文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也不可能有惟一的译文标准模式。他认为，虽然原文和译文的完全对等不可能，但只要原文的交流价值和时间、地点、传统等因素等被译文中与之相近的对等所代替的话，具有等同原文文学价值的翻译是可能的。 （四）、女权主义翻译理论 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她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中特别强调译者的主导地位。她从女权主义的理论出发，将翻译中原作与译作的关系视为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反对将原作（男性）看作主导性的方面而将译文（女性）看作从属性的方面，认为翻译应该是双向的。她主张翻译应该是双性的，否认译文和译者的从属地位。她要求译者主动把握原文，吞食原文，为我所用。她还认为，只要能够做到与原文的功能对等，译者可以在译文中增删。 苏姗妮是翻译家及女权主义者。她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双语人》中提出了自己对翻译的见解：翻译就是用女权主义方法来再改写(translation as a rewriting in the feminine)。 她认为，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语言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在所有书面的东西里，一直在讲话的仅仅只不过是男人的声音，而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女性的声音却被彻底地、永远地淹没了。并且，这一问题不是什么暂时的局部的问题，而是一个长久的世界范围的严重问题。苏姗妮认为，所有的女人，无论她们持什么母语，都是双语人．她们既使用从小就学到的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语言文字讲话，又使用自己受先天决定而拥有的、但又鲜有人注意的女性的方式、女性的口头词汇和身体语言来交流。 在语言现实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的语言(公共场合语)，女性的语言(私人场合语)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是处于一个从属的，第二位的语言。

女性语言的从属地位只是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一个侧面反映。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只是一部男人的历史。英语中更是表现得明确，“history”=“his story”，这个词就很清楚地表明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男人征服世界的历史。在语言方面(以英语为例)，具体的表现就是，许多表示男性的词汇，本身也就把女性包括在内了，例如，“man”、“history”、“they”等等。 苏姗妮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翻译女权主义者的作品时，翻译者就应该时时刻刻地注意，并运用一定的翻译技巧，让女性的声音在译文中能被听到，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文中能被看到。所以，她认为有必要重新诠释翻译的定义：翻译——用女权主义方式的再改写。翻译工作者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翻译女权主义者的作品时，应该在不影响原文的基础上，让女性的身影被看到，女性的声音被听到。 “用女权主义的方式再改写”这一原则指的是，一切翻译活动都应该是在两个层次的语域内所进行的活动，即：从译出语到译人语；从男性的语言到女性的语言。人类的语言活动都是发生在男、女自幼所学到的，并因之而表现出的不同的性别角色中的。这种不同的角色分配对翻译实践的影响的确是实实在在的，而且，翻译主体的本身，也是极具个性化的。性别的不同会影响译者用不同的方法去通读原文，敲译原文并译入目的语。性别的不同也会影响译者如何把作者和译者联系起来，并会影响译者有意或无意地去强调、或淡化某种思想观念或文化准则。 苏姗妮在《双语人》这本书里倡导的是一种与传统的翻译方法截然不同的处理做法，即运用一切语言技巧，使女性在文本中能够出现。按女权主义的方法来翻译，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语言活动，其主要目的就是公开反对语言中的全男性化立场，反对那种所有指称尽为男性用词，女性只有经验明正身，才能堂堂正正出场的语言现象。 要把女性包括在语言中，方法有很多。其中最主要、最常见的有两个：“中性化"(neutralization，例如，用flight attendant代替stewardess)和“减性化”(desexation，例如，用he/she代替he)。 为了把女性的身影表现得更明确、更清楚，苏姗妮认为，有必要 “重新性化语言(resex language)”。她的性化标志是指运用一切 语言技巧，在性别的语言表示符号方面做一切努力，从而让女性的身影被看到，女性的声音被听到。

在脱离男性主流语言，处于女权主义的语境中时，对现有的词赋予新意是女权主义者造词的一大方法，也是女权主义者翻译时的常用方法。 创造新词和短语来准确地表达女性的经历，是女权主义者另一个重要的语言活动，这种方法当然也被女权主义翻译者所使用，如女权主义者所创造的新词：“sexual harassment”,“battered women”，“date rape”等。 （五）、多元体系派翻译理论 该翻译理论起源于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Polysystem Theory）派学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的视角，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一理论最终成为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以色列学者翻译理论和思想的旗帜。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都是小国，人口少，说的是小语种，“民族”文学都深受周围“大”语种文学的影响，如荷兰受到德语、法语和英语文学的影响，以色列深受德语、俄语和英语的影响。以色列的情况比低地国家还要严重，前者至少还有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学传统，而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根本没有自己文学的典范，其文学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完全依赖于外语文本。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这些国家的整个文化都依赖于翻译。以色列人认为，不但语言的界限要突破，文学的界限也要突破，要把翻译研究纳入整个文化的范围，不但要研究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的翻译和联系，还要研究同一种文化系统内部不同文学间的关系以及研究翻译作品引起的语言和文学的演变。因此他们在与荷兰等国的翻译学家有许多共同点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点。该学派认为，翻译的理论概念应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框架中考察。必须在翻译研究中引进文化符号学。文学与超文学世界可以划分为多层结构系统，文学作品是一个系统，社会环境又是一个系统。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协调某一特定形式因素的功能。翻译既为目标文化带来新的信息和陌生的形式，又因文化标准的改变使原文结构发生迁移。忠实的标准因此只能是相对的。翻译理论的主要任务不是评定译文，而是阐述译文形成的过程，发现目标文化系统的文学趋向对译文的影响。

佐哈尔（Itama Even-Zohar）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首先提出多元体系派翻译理论。他通过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而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在现代翻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创造了“多元体系”术语用以指社会内部相互联系的文学及超文学整体结构， 而多元体系理论则试图解释特定文化内部的所有种类的作品，既包括处于中流砥柱的典范作品，也包括处于最边缘的非典范作品。他通过对翻译的研究，特别是对希伯来文学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关文学系统的最具价值的假说。所谓“多元系统”，指的是社会中各种相关的系统——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组成的网络。多元系统理论就是要解释在某种特定文化中各种系统的功能。 佐哈尔主张通过对不同社会中翻译功能的观察中得到的数据资料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分级文化系统进行描述。 他还假设了类似于“深层结构”的普遍特质（universals）。他认为文学体系由多个不同的系统构成并总是处于变化之中。他的理论核心是完全一体化的有意义的整体（whole）。他使用了翻译等值和文学功能的概念，但并不把这些概念从历史中孤立出来，然后规定一种超越时间的翻译模型。 图里（Gideon Toury）的主要成果体现在1980年出版的《翻译理论探索》中。他采用了多元体系的理论原则将影响翻译的某些翻译“准则”分离出来，然后将这些因素归纳于一个更大的、更全面的翻译理论体系。他认为，翻译过程中某些体现美学原理的抉择，在原文本与目的文本之间的“迁移（shifts）”中最为清晰可见。他的研究表明，语言学和美学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小。普遍存在的对原作“忠实”的缺乏，并不是因为译者无视原作内部的文本联系，而是译者使译文能被目标文化所接受而采用的策略。 图里的翻译理论建立在差异性上。他认为每个语言系统和文本系统，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在用法准则上，都与其他种类相异。没有任何译文能完全被目标文化接受，因为它总能给系统带来新的信息以及陌生的形式；也没有任何译文能给原文完全一致，因为文化准则总能使原文文本结构发生迁移。任何一篇具体的译文永远也不可能两者完全兼顾，达到理想的翻译境界。

虽然他从目标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但他研究的主要问题翻译的等值问题。他认为，翻译等值不是理想化的假设，而是经验性的判断。译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各种各样社会文学因素影响，从而具有多种同一性，具体情况视特定时期影响翻译的因素而定。他因此而成功突破了“忠实原文”的框架，突破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单纯统一关系的理论模型，从而使翻译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 他反对原文本决定论（Source Text Determined Theory），提出了目的文本理论（Target Text Theory）。他将文化—历史因素引入到他的翻译理论中，并将其称为“翻译准则（translation norms）”。 （六）、解构主义翻译派 解构主义或称后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哲学思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文学解构主义批评的兴起，翻译解构主义派（Deconstruction）又称翻译创新派应运而生。在过去，人们在思维上长期受哲学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影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体现是：人们习惯给事物定性，总希望从一个固定点出发，寻找到某个确定的结果或答案。一旦这种固定性和稳定感失去，人们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总是千方百计营造一种固定性和稳定感以使自己觉得塌实。与此相应的结构主义的翻译观认为，原文具有固定的意义，原文的作者是原文的主体。译者必须依据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进行翻译，中心任务是再现原文，从而求得译文和原文之间的等值。翻译解构主义派的看法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应该用辨证的、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翻译:原文不是一个稳定而又封闭的系统。因为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原文的意义不可能规定不变，只有通过上下文才能暂时确定原文的意义。既然原文意义不能确定，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的意义，发掘出能使原文存活的因素，利用语言间的转换，使原文得以发展并走向成熟，使原文和译文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该翻译学派认为，原文与译文不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而是处于相互共生的关系中。翻译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等值或同一，而是更注重原文与译文的相互关系以及译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

在翻译中能否存在和允许创作的问题上，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原文被不断地改写、重组，不同译文的产生都依赖于译者的体验。而译者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经历的不同，因而对原文会产生不同的体验。同时在翻译中，译者很难真正达到忘我的境界，所以他们的体验也常常表现在译文中，只是流露得多或少、隐或显的差异。解构主义认为，这就是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或创译问题。同原文一样，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不同之处只是创译的素材是原文。由于译者的创作，原文中不显之处得以发掘，原文中不足之处得以弥补，原文便通过不同的译文逐渐走向成熟。译文一旦融入了译者的创译会更富有魅力。而且正是译者成功的创译吸引了读者，使更多的读者去阅读原文，原文才逐渐在译文读者中变得知名起来。 解构主义的产生，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了译者的重要性，阐明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性，从而为创译正了名，使译者摆脱了既要在译文中尽情抒发灵感又担心别人指责译文不‘信’的尴尬。解构主义的产生和传播，无疑使翻译实践变得更活跃、更富有成果。但有可能助长译者随心所欲的理解和毫无根据的主观猜测，使译文和译者都陷入混乱。 总而言之，解构主义的翻译观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扩大了原文的意义域，解放了译者的思维方式，调动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解构主义翻译派的代表人物有福科（Michel Foucault）、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 福科打破了过去翻译中原文和原作者高高在上的观念，消除了原文概念，提高了译者和译文的地位。 福科从历史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探索。他认为，人们对前人作品的理解受到所处历史时期的制约。不同时代的作品具有历史性。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作品的理解无不带有历史的烙印。由于不同时期对同一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原文便不断地被改写和重建。所以，纯粹意义的原文并不存在，原文的地位不应高于译文。而且作者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作家的作品体现的决不仅仅是作家自己，还包括他所处的时代。不是作者在说明文本，而是文本在说明作者，因而文本和作者都属于历史。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认为，人是历史的人，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人在理解文本时，受到文本产生时的历史和产生后的历史的影响，也受到人自己的历史意识的影响。他认为，命名没有完整地体现出语言，存在着巨大的不足和局限性，必须打破命名，解构概念，用语言自身的变化来说明自身。他把翻译看成一种思维活动，即用其它语言的思维来解释我们自己，而不是把事物进行科学或语言的转换。 德里达认为，符号不存在同一性。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难以弥合，意义在差异中扩张，文本在差异中发挥。文本是开放的，存在多种意义可能性的系统，无论多么权威的译本都无法穷尽原文的意义而将原文封闭起来。翻译不仅产生新的译本，同时也是对原文的修正与补充。 他的这些观点极大地丰富了解构主义派的理论，同时也为他成为解构主义大师奠定了基础。 德里达将文本视为开放的、不完整的体系。因此，翻译时，原文本身并不完整和统一，存在多重意义。因此，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不可能穷尽其可能的全部意义，即使权威或完美的译本也不可能因穷尽原文的意义而使原文封闭起来。 既然原文没有固定意义，翻译就不可能将原文意义移入译语中。译者的目的不是力求再现原文，或传达原文意义。翻译被视为展现文本网络时必然产生多种意义的过程。 德里达认为，任何原文都蕴含某种结构，虽然这个结构并非完整统一，人们也仅能想象出它完整时的模样。但在翻译中，这个结构不但得到肯定，还因译文不断得到补充而逐渐成熟。这个结构就是一个单独的文本同其它语言之间的关系。翻译不仅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的操作，而且是在扩大的语言内进行转换。德里达主张用转换替代翻译，把翻译看成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一个文本向另一个文本的转换。他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总是在进行多重意义的选择、删除和补充，用多种语言对原文进行调整，以利于揭示原文意义。 德里达的大语言观改变了翻译的标准和概念，也改变了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原文的发展离不开译文，传统的原文决定译文的关系被颠倒过来，原来的原文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主次地位也大为改变。

(七)、释意理论 法国著名的口译专家塞莱丝柯维奇（D.Séleskovitch）是释意理论的创始人。 释意理论在研究同声翻译的基础上发现的。释意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意义和意义单位。释意理论认为，意义是语言外的意图，是作者希望表达的内容，包括主题和情感。在口译中，意义是对有声语链的捕捉和忘记，由小段构成。释意理论将由讲话人引起、受话人身上出现的知识动员称为隆起点。意义单位指的是由这些知识构成的心理单位或思想，是语言外知识和语言知识对听觉和视觉阈限作出反应的结果。意义单位和语言单位的长度并不吻合，因此人们理解一个意义单位的时间与听完一个语言片段的时间并不相等，常常因语言交际中诸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确立意义单位有助于口译任务的圆满完成。意义单位在同声传译人员的头脑中先后交替出现，以便产生广泛的意义。意义单位是在翻译中建立等值关系的最小成分。 释意理论还认为，对说话人思想的理解一完成，意义单位就会转变为“无意识”或“潜在知识”，而意义单位由意识状态变成潜在知识时会脱离语言形式而存在。她的有关意义单位的理论作用是：打破了传统上认为语言与意义密不可分的观点，有利于译者摆脱原语语言的束缚，更好地建立原文与译文之间交际意义或交际功能上的等值。 塞莱丝柯维奇在创立释意理论时明确指出，翻译是交际行为，交际意义的产生有赖于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的有机结合。正确的理解要借助于语言外知识或认知知识才能辨析文章中字词的实际意义。翻译就是在用一种语言理解篇章的基础上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出来。所以说，篇章从根本上讲是书面语言同语言外知识的交融。篇章既是翻译的对象，又是翻译存在的理由。翻译不是解释，也不是诠释，而是释意篇章。翻译的对象是主题和用母语表达的篇章。译者需要做的是对篇章的释意和语言外知识的参与，是对原文的理解，是用符合译语习惯的方式表达原语的内容与信息。就口译而言，翻译的对象是言语或话语，即个人应用语言和大脑机制的相互结合。由此可见，篇章翻译在释意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翻译研究的重点不是分析翻译的成品和结果，而是作为交际活动而存在的翻译及其过程。

释意理论认为，交际双方感兴趣的主要不是对方的语言，而是对方试图通过语言所要表达的思想和传递的信息。所以，译员的任务是从表现出来的现实中提炼与现实一致的意义和信息而不是去追求机械的对译。翻译的目的是在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所表达的文章间建立等同。翻译时译者必须永远以两篇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翻译不是原作客观和僵硬的再现，而是需要有译者的积极参与，是受社会文化语言影响的再创造。 释意理论将翻译概括地分为三个层次：语意层次的翻译—逐字翻译；话语层次的翻译—脱离语境和交际环境的句子翻译；篇章层次翻译—语言知识与认知知识相结合的翻译。只有篇章翻译将语言的共性、言语的个性和篇章特指的事实、环境思想与感情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的翻译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翻译。 释意理论的翻译程序模式是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和重新表达。语言符号转换成交际意义，交际意义再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反映在翻译者身上就是理解、记忆和转换过程。 理解的内容是交际意义。理解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语言知识的理解和对言外之意的准确把握。言外之意虽然不属于翻译范畴，但对翻译十分重要。而要理解篇章，译者就必须具有理解上下文和交际语境的能力以及具备由记忆、经验、重要事件和激情组成的认知知识、主题知识和百科知识。 交际意义或思想在脱离原语语言形式后可以用数学符号、画面、形象、数字等提示符号做载体，以帮助口译人员回忆长时记忆中储存的交际意义。载体的形式和内容可因人而异。 翻译表达的主要应该是原讲话者或作者的思想，而不是原语的语言层次。译语的表达方式因口笔译特点的不同因各有侧重，但都应符合听众或读者的语言接受习惯。译者还应注意内容和形式之间的辨证关系，要应用相应的恰当方式表达所理解的思想。 释意派理论强调交际意义对等，认为优秀的译文应在读者中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效果，即等效。 在原语语言方面，释意理论将其划分为“可直接转达”和“不可直接转达”两种。前者指专有名词、数字、单一意义的词汇、固定词组、有对应意义的谚语或格言等，后者则指不属于以上的部分，翻译时需要发挥译者的创造性。

文体不同，要求和评价标准也不一样。比如，科技翻译允许的自由度很小，而文学对译者的母语水平、文学修养要求很高，但译者有更多的表达形式或表现方法的自由。 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方面，释意派理论家首先区别了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一种外语教学的方法，旨在传授知识，检测和巩固外语语法知识。后者指的是以学生掌握语言为前提，旨在向学生传授寻找篇章意义并建立意义对等的方法。 翻译教学的特点是强调信息交流而不是传授知识，因此非常注重技能训练。教师的作用是给学生提供开药方的原则和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向学生提供药方。 塞莱丝柯维奇还详尽地讨论了翻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如听懂篇章意义，分析内容，利用形象化手段记忆信息内容并归类，听懂并记忆数字，赋予字词涵义以意义，使大脑中的被动记忆复活，学会边听边讲及表达的清晰和准确等。 翻译训练包括四个阶段：听（读）与理解、分析与意义的出现、译入语表达和笔译的审校。在训练中要注意口笔译的区别，翻译训练应与写作训练相结合。她强调翻译教师，尤其是口译教师，应该职业的翻译人员，而且还需要熟悉教学方法。 释意派理论家从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中总结出来的翻译教学方法、制定的教学大纲已被各国翻译培训学校广泛使用；所提出的脱离语言外壳的思想成功地应用于翻译教学和译员培训。 （八）、文化学派 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1990年，他们俩合编了一本《翻译、历史与文化》（Bassnett ＆ Lefevere，1990），正式提 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这一口号。

文化学派出于对翻译哲学的思考，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甚至不是篇章，而是文化；基于词语对等或篇章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文化中起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勒弗维尔最爱用的一个词是“重写”（rewriting）：注释评论、选编等都是“重写”，翻译也是一种“重写”；特别强凋翻译的意义和作用，认为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这一理论极大地提高了翻译作品的地位，如果说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翻译理论里翻译都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在以色列派的翻译理论里翻译逐渐取得了与原文并起并坐的地位的话，在文化学派的眼中，译文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原文，成了塑造和左右目的与文化的一种势力（所以这一学派也叫操纵学派）。 到了后来，他们在翻译、文学、历史、文化的关系上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他们认为，由于翻译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一直起着主要的作用，没有翻译，比较文学就无从谈起。他们强调重视翻译，重新考虑比较文学的地位，把它看作是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分支。 在国际学术界，翻译的“文化学转向”确实已成为主要潮流。 我们想结合翻译的文化学派讨论文化翻译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文化与翻译的具体问题上，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翻译随着文化交流而产生，其主要任务是把一种民族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民族文化中。翻译是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换句话说，翻译是跨文化传播。因此，依据翻译的性质和任务，我们完全可以从跨文化的角度把翻译原则归结为文化再现。 文化再现首先指再现原语的文化特色。其次，文化再现还指再现原语文化信息。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复杂的概念。英语culture的意义则是与政治、法律、教育等社会生活有关。一般认为，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包括服饰、饮食、生产、教育、法律、政治、风俗习惯、历史典故以及气质情感、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宗教心态等。 由于语言与文化之间呈相互依存的关系，语言翻译既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又是两种文化信息间的转换，而文化信息间的转换又是依靠语言的转换来实现的。译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处理好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语言的转换中再现原语的文化信息。

一、直译法：直译法指用译语中的“对应”词译出原语中的文化信息，以便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原语文化特征，开阔译语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两种文化间的交流。 二、转换法：由于历史文化、生活地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就存在差异。有些事物在一种语言文化里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能引起美好的联想，但在另一种语言文化里却平淡无奇，毫无文化意义。翻译时需要进行变通处理，把原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转换成译语中带有同等文化色彩的词语。这种方法多适用于习语和比喻性词语的翻译。 三、译注法：原文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典故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色彩，译者在处理这些词语时可先直译，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增词和加注等方式予以解释或说明文化背景。这样既可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又能方便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四、意译法：许多情况下，由于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和文化背景迥异，原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在译语中没有完全相对应的词语来表达，且译注法和转换法也不能传达其文化含义。这时只有采用舍去原语的文化信息和字面含义，在译语中用跨文化的对等词表达原语的文化信息的意译法。 五、音译法：一些原语文化中特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没有，这时译者只能采取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这样译既有利于保存原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又可吸收外来词语，丰富译语文化。 文化负载词汇（culture-loaded words）在文化的翻译中具有非常重要和突出的地位，它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反映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 富有民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包含大量的文化负载词汇，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对于翻译特别是对文化差异巨大的两种语言间的翻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译者很难找到现成的、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

文化负载词汇翻译的基本原则 当信息源与信息的最终接受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言和文化鸿沟时，译者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无法做到译文和原文尽善尽美的对应。所以，跨文化的翻译只能在使译文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在此基础上，翻译文化负载词汇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原语词汇意义的再现优于形式的再现； （2）选词必须考虑原语词汇所处的语境； （3）原语词汇关键的隐含意义，在译文中应转换为非隐含意义。 文化负载词汇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文化因素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文化负载词汇在翻译手段上的变通和灵活的特点。由于文化差异悬殊的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间寻找到完全对应的文化负载词汇几乎不可能，译者必须采用“直译（音译）+注解”或“直译+意译”以及“意译”等方法来弥补或调整中英两种词汇在文化上的差别。在翻译实践中，这些方法往往结合起来使用。 文化观念与翻译。文化背景不同，思维观念肯定也不会完全相同。有些学者认为，与其说翻译是语言交流，毋宁说是文化交流 。文化观念不同，对同一个看似一样的概念的理解也就不尽相同。 思维模式的差异与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原语信息的解码、传递和解码必然会受到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制约。两种文化的差异越大，交际中信息的变形和修正就越厉害。所以说，思维方法和习惯的差异成为影响翻译原则和效果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影响个人的交际方式，同时还影响其他民族的反应，影响译入语文化对原文所持的态度。 西方文化认为，思想观念和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因此高度重视理性和逻辑推理。而某些东方文化认为求得真理的最好办法是静默、沉思和等待。这就要求译者了解相关民族的语言和行为，理解相关文化的参照系，熟悉相关文化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人们对同一事件作出的反应。 东西方的时空观点不一样，译者需要从时空的角度了解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所反映出来的重要信息。

宗教文化与翻译。从人类学和文化学意义讲，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宗教文化必定是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等组成的文化，具有民族性。不同宗教是不同文化的表现，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特色。从根本上讲，中西文化的差异来源于中西宗教信仰、观念的不同。因此，翻译时必须注意中西宗教文化方面差异的处理，更好地再现两种宗教文化的精神实质。在具体翻译时，尽量采取直译的办法，保留原作的宗教文化特色。 （九）、信息论与翻译 1984年，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研究人员香农（C.E. Shannon）创立了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他提出了著名的信息传输模式： 信息 信号 信号+噪音 信息 信息源  编码  信道  解码  信息目的地 ↑ 噪声 香农的这一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人类科学技术史上的创举，其基本原理和一些研究成果已被广泛应用于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许多领域。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作为原语文本的接受者，译者必须对原文进行解码，准确理解原文的意义：语义、形式意义和语用意义。译者在解码的过程中还必须排除噪声的干扰，防止因噪声而引起的理解偏差，克服信号丢失或失真。这是第一级传输过程即翻译上的理解过程。 译者同时又作为信息的发送者，必须将经过解码处理而获得的原文信息进行整理、加工、选择，然后进行解码，生成目的语文本并传输给译文读者。这是第二级传输过程。译者在解码过程中必须考虑传输负载、信道容量、噪声和冗余等因素。

一、翻译中的信息论概念 1、传输负载。传输负载指某一文本所含信息的绝对总量。在翻译中，由于译者要尽可能从语义和形式两个方面忠实于原文，译文很容易出现信息传输过载（communication overload），即信息负载大于信息的信道容量，形成信道堵塞。 2、信道容量。信道指信息传输的媒体。从理论上讲，传输负载等于信道容量。但在信道容量一定的条件下，信息量过大会出现传输过载。在翻译上的表现是译文超越了读者的解码能力，读者需要花费极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精力才能懂得文本的意义。而且译文读者不是原来交际活动的一部分，缺少原文读者所具有的文化背景知识，因而信道容量必然要狭窄得多，译文读者的解码能力相对较弱。译文信息过载和译文信道容量相对狭窄自然会形成一对尖锐矛盾。 3、冗余（redundancy）。冗余指不增加信息内容而有助于发现信息失误、增加传输速率的因素。当代语言学借用这一术语指语言传递中这样一种情况：一条语言传达的信息（message）所包含的资料（information）如果超过需要量那就叫语言冗余。 冗余在翻译研究中有两大功能：克服噪声对信息传输的干扰以保证信息能准确地被对方接受和有效克服和解决语际交流（翻译）中出现的信息传输过载和信道狭窄的难题。 4、噪声。噪声指干扰信息传输的一切因素。噪声在翻译中表现为外部的物理噪声和心理噪声。噪声会使传输过程中信息出现错误或丢失，或使原本已经十分狭窄的信道更加拥挤。 二、翻译等值与冗余等值 由于原语和译语在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两种语符在转换中往往会破坏原语信息与原语信道之间固有的平衡，即原语内容和形式与原语读者能力之间的吻合，成为阻碍译文读者做出基本反应相同的障碍。如果排除纯粹理解或表达上的失误，翻译中的失衡现象主要来自两种语言内部冗余度的差异。造成冗余度失衡的因素主要有：词义的非对称性；词义的文化内涵；语言结构区别等。 针对翻译中普遍存在的冗余失衡问题，许多翻译理论家提出应该用欠译（under translation）、过译（over translation）来调整译文负载，用升译（up translation）、降译（down translation文与原文在冗余度上基本平衡（redundancy equivalent）来取得基本相同的效果。

但是，增加译文的冗余度并不是说可以随心所欲增加原文没有的信息，而是只能将信息从隐含的层面提升到显豁的层面，将深层的、隐含的意义成分表面化、明显化，从而使译文的冗余度接近原文的冗余度。 根据信息传输总量由形式和内容构成的原则，平衡冗余度可以从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进行。句法上一般可以采用补足省略成分、转换结构和化整为零的办法。降低语义传输负载的方法有增补类词或用描述性成分替代，增加隐含语义成分和提供历史文化背景等。 冗余等值是等效和动态等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翻译是否忠实的一条重要标准。冗余的处理直接与翻译单位的大小、文本的类型、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读者群的接受能力有关。除了常规的翻译方法外还需要采取变通的手法，而冗余平衡度就是在常规翻译不能奏效时采用的一种变通手法。同时，译者需把握增加冗余信息的度的问题，过高则相当于编译、译写，过低则不能完全传达原文所包含的信息，甚至还有可能造成误解。 机器翻译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只是由于作者认为机器翻译和信息翻译理论结合得更紧密一些，因此姑且将其列入信息翻译的范畴。 目前，人们通常用计算机翻译（computer translation）来通指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MT）和计算机辅助翻译（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CAT）。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指的是由计算机进行翻译，后者指的是人工在计算机的辅助下进行翻译。 计算机翻译的原理和功能。为了提高翻译效率和确保译文的一致性，计算机翻译系统通常含有一系列的工具组件。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工具组件是翻译记忆库（translation memory）和术语管理（terminology management）。计算机机器辅助翻译系统的其它工具组件的功能包括：分析统计某一文本的字数和重复率；文档格式转换；利用已经翻译的文本建立翻译记忆库；查找某一术语在不同语境的译文等。 尽管机器翻译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可是它的应用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计算机翻译在当前条件下的主要用途局限于：1、企业部门对部分技术性文本进行翻译；2、帮助用户了解某些文本，如产品说明书的大致内容；3、专业技术人员对某些文本进行人工翻译前的参考翻译或者翻译后的校对参考。

机器翻译对文本语言的标准化要求很高。某一文本是否可以被计算机正确翻译取决于它是否可以被计算机正确“理解”。换句话说，原文必须是一种“受控语言（controlled language），即文本没有超出计算机的词典库范围的词汇和术语，而且词汇和术语必须和词典库的词汇具有相同的释义。文本的歧义、印刷错误、语法错误以及句法结构过分复杂都会影响机器翻译的质量。因此，机器翻译的对象一般是语言标准化和一致性程度相当高、句法结构比较简单的技术性文本。 要充分发挥机器翻译的作用，原文必须具有下列特点：1、术语的一致性；2、短语的一致性； 3、措辞用句简明性；4、文本篇幅较长。 计算机机器辅助翻译对于采用多种修辞手法的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小说，以及广告，报刊文章的翻译实用性不大。 为使软件技术更适于广泛的网络应用，翻译领域的相关技术研究正在蓬勃发展。翻译研究的焦点现在集中在EBMT（example-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以实例为基础的计算机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是将翻译存储器中的逻辑真正大规模地应用于相应的译文资料库。使用特设软件，翻译系统便可开动。通过统计分析从大量相匹配的双语资料中获取词、词组和句子的相应译文。 计算机辅助翻译。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和电子词典、翻译软件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助于计算机进行辅助翻译。常用的有电子词典和翻译软件。 电子词典按照承载介质或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芯片词典、单机光盘词典、计算机网络词典和翻译软件四种。这儿主要讨论后面两种。 网络词典往往依附在某个网站上，供人们随时调用查阅。 翻译软件分为单机和网络版两种。按翻译的方法分为单词、句子和语篇翻译三种。虽然现阶段的翻译软件对专业人员的工作作用还不够大，但一些电子词典和在线翻译词典对翻译是十分有益的。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辅助翻译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计算机或机器翻译工具方面，国外目前最好的翻译软件之一的是德国塔多思（TRADOS）公司的计算机机器辅助翻译产品为专业翻译工作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翻译解决方案。国内是CAT翻译软件。

（十）、“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 到了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带有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倾向，最后发展成“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理论。当代最负盛名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印度的尼兰贾娜（Tejaswini Niranjara）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认为翻译自始至终是政治行为。在殖民主义时期，殖民者总是通过翻译来使民族、种族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永久化。虽然通过民族解放战争，殖民地纷纷取得了独立，但并不意味着殖民统治的真正结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前殖民地仍有赖于前宗主国或“西方”；在文化上，非殖民化的见效极其缓慢。更重要的是，殖民主体的建构是以“象征控制”为前提的。这些“象征控制”的东西就是文化，包括教育、神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翻译，乃至从语言学家、语法学家和翻译家们所做的工作。而“象征控制”的威力在于被殖民者乃至后殖民地人民以其对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实践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重新殖民化。因此她呼吁后殖民地的人民要正视问题的严重性，重新给翻译定位，把翻译当作抵抗和转化的场所。所以，她认为传统译学关于对原著要“忠实”的观点阻碍了翻译理论去思考译本的力量，比如很少有人去检讨从非西方语文翻译成英语的译文与得其助益而产生的殖民统治意识的关系问题。她批评描写学派翻译理论家图里关于翻译是一门经验的科学的主张，因为它实际上是通过压抑体现在语言关系中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形成的。她甚至认为，文化学派的激进者巴斯奈特仍然没有注意到隐含在翻译中的权力关系。 印度的斯皮瓦克在（Gayatri Spivak）1993年出版的《教学机器内外》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的“翻译的政治”一章中集中地体现了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她认为从英语到第三世界语言和从第三世界语言到英语的翻译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活动。在前一种活动中，译者往往会不自觉地接受殖民者的态度。而在后一种活动中，民主法则会变成强权法则。 文努蒂（Venuti）提出的“异化（foreignisation）”译法在翻译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异化理论是对当今世界事务的一个聪明的文化干预，是用来针对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和在全球交往中的文化不平等状态，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抗，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他认为只有保持异国情调，必要时甚至故意采用半通不通的句子才能使译者“显形”。 总之，后殖民主义者不仅抛弃了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也批判了人文学派的翻译理论，而把翻译完全看作一项国际性的政治活动。

（十一）、“综合”学派 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斯奈尔—杭贝（Snell-Hornby）。 她批评说，从雅可布逊以来，以美国的奈达、英国的卡特福德、德国的威尔斯以及莱比锡学派的卡特、玛伯特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学派的理论基础虽然不同，但是都把翻译看作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把“等值”看作是翻译理论的核心、以及把文学语言看作“非正规语言”因而在翻译研究的视野之外这些问题上是相同的。她特别批评了形形色色的等值论，认为“等值”除了用字不当外，是建立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语言间有着对称关系的空想上的，这种理论只会扭曲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 她批评“操纵学派”把翻译看作是比较文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所讨论的也局限于文学翻译的狭隘性，批评他们只看中描写，排斥翻译评估的标准，也忽视以评估为基础的翻译人才的培训。但她赞赏“操纵学派”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这比一对一的“等值论”要好得多，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她想做的就是弥补两者的缺陷，因而主张新兴的翻译学科应该是个“综合性”的学科。 斯奈尔—杭贝的基本主张是，填补语言学与文学翻译之间的空隙，将文化作为翻译的背景；文本分析要从宏观的语篇开始到微观的词语，而每个词语又不是孤立地去看，要联系它在整篇文章中的地位和功能；翻译不是个静态而是个动态的过程，是译者作为读者把对原文的理解在另一文化中完整地创造出来，因而文学作品不断需要翻译，完美的翻译永远不可能存在。这样，翻译就必须是个综合性的跨文化学科，除了语言学和文学以外，作为面向文化的学科，它还必须吸收进心理学、人种学和哲学的内容，而又不属于这些学科中的任一种，是个独立的学科。 斯奈尔—杭贝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四条：（1）翻译学不是任何其他学科的派生物或分支学科（不管是应用语言学还是比较文学），而是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2）语言学研究正由微观向宏观拓展，而翻译分析则应走相反的路：由上而下，由宏观到微观；（3）翻译研究以前的分类过于呆板，宜把类型改为原型，采取模糊边界；（4）传统的语言和翻译研究方法只深入研究孤立现象，其实翻译关心的是关系网络，个别项目只有放大到更大的语言、文化、背景中才能了解。

威尔斯原来是语言学派在德国的代表，后来成了“翻译研究派”的准盟友。1999年，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证翻译学的综合性，强调综合性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及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的区别，并主张翻译学的综合性体现在它是一个六边形的中心，而环绕他的六边分别是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脑科学、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