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 一、历史背景 二、阶段划分
一、先秦文学的历史背景 人类文明·考古发现 巫山人 元谋人 蓝田人 北京人 山顶洞人
巫山人化石
云南楚雄州 元谋人陈列馆
蓝田人
北京人
山顶洞人
人类文明·新石器时代 考古发现 仰韶文化 河姆渡文化 龙山文化 传说 轩辕、神农、尧、舜
仰韶文化 人面纹网纹盆（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鱼纹蛙纹盆（陕西临潼姜寨出土）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南部和甘肃东部，其时代约在公元前4515-2460年之间。彩陶艺术是仰韶文化的一项卓越成就。这两个著名的彩陶盆显示了仰韶文化遗物迷人的艺术魅力。彩陶盆二内壁的图纹是鱼和青蛙，因其多子，而为先民所崇拜。彩陶盆一的两个图案比较抽象，如果将它们与彩陶盆二对比，则网纹可能代表青蛙，另一图案大概是人面鱼身，鱼身被展开为三面，与后来的青铜器文饰有共同之处。
河姆渡文化
龙山文化
黄帝轩辕氏
神农
尧
舜
新石器时代多元文化共同发展 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 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 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文字、记事 甲骨文
《尚书·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 宗法制社会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则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东周（前770年~前256年） 春秋战国（前770年~前221年） 东周（前770年~前256年） 春秋战国（前770年~前221年） 春秋：前770年~前476年 战国：前475年~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大分化、大变革时期，更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
春秋战国文化圈示意图
春 秋 地 图
战 国 地 图
二、先秦文学的阶段划分 文字产生以前的文学 商周文学 春秋战国文学
一、文字产生以前的文学 商朝以前的夏朝或者更早，亦称传说时代 包括上古神话、原始歌谣和口传史诗 见于《尚书》《诗经》《周易》《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山海经》《礼记》《吕氏春秋》《楚辞》《史记》《淮南子》等典籍
二、商周文学 甲骨文、金文中具有文学内容的记述文字 《周易》卦爻辞中的部分商周歌谣 《尚书》中的《商书》《周书》 《诗经》（其中《商颂》五篇是商代作品，其余均为周代作品。
三、春秋战国文学 历史散文：《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穆天子传》《晏子春秋》《逸周书》《竹书纪年》《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 诸子散文：《老子》《孙子兵法》《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商君书》《公孙龙子》《申子》《慎子》《文子》《尉缭子》《鹖冠子》《尹文子》《礼记》《仪礼》《周礼》 楚辞：屈原、宋玉
上古神话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神话名篇 大量见于《诗经》雅颂部分、可能成于西周的禹的故事 主要见于《尚书·吕刑》、成于西周的黄帝、蚩尤的故事 集中见于《天问》、成于战国初年的后羿的故事 主要见于汉代文献的女娲、伏羲的故事 最早见于东汉末年文献的盘古的故事 为后代人和现代人所推崇的夸父、精卫和刑天的故事
一、鲧、禹治水造地的故事 《诗经·商颂·长发》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山海经·海内经》 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
宋，佚名画《大禹治水图》，今藏台北故宫
《史记•夏本纪》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司马迁认为鲧禹是父子，且是黄帝的子孙。父子俩都因治水而得名，不同的是，鲧是一个失败者，而禹则作为一个成功者。 20世纪初，西方神话理论进入中国，学者对鲧禹研究涉及很多方面，尤其是顾颉刚的《古史辨》开启了鲧禹研究的先河。
顾颉刚等以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来更新自己的治学方法，用“历史演进方法”研究古代历史，使历史上已被遏抑的几次评击伪书的运动复苏起来，掀起一个新的辨伪浪潮。他们发表了不少古史辨伪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由顾颉刚等人汇印成《古史辨》。
全书共七册（九本），第一至三册和第五册由顾颉刚编辑，第四、六册由罗根泽编辑，第七册由吕思勉、童书业合编。共收入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考辨古代史料的文章三百五十篇，计三百二十五万字。其内容包括对《周易》《诗经》等经书的考辨，对儒、墨、道、法诸家的研究，对夏以前有关古史传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古代政治及古帝王系统的关系的考辨和研究，等等。
胡适总结的古史辨的方法论：剥皮主义 （1）把每一件史实的种种传说，依次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实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实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胡适举例： 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忙的不得了，忙的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这种有福的人，我曾替他们取个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就如同小说上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札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的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顾颉刚与童书业合著《鲧禹的传说》指出，鲧禹治水，二人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即填。后来演变成鲧防洪水失败，禹疏洪水成功。之所以发生改变是因为，战国时交通四辟，水利大兴，人们为了防止水患，盛行筑堤之法；为利便交通，振兴农业，又盛行疏水灌溉之法。但是筑堤的害处多而利益少，疏水灌溉则有利而无弊，所以防洪水的典故便归了上帝所杀的万恶的鲧，而疏洪水的典故就归了天所兴的万能的禹。传说发生变化，正如顾颉刚所言，离时代越远，离真相也就更远。
二、黄帝杀蚩尤的故事 《山海经·大荒北经》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bá） ,雨止,遂杀蚩尤。 《逸周书·尝麦》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蚩尤
黄帝战蚩尤
黄帝战蚩尤
黄帝战蚩尤
三、女娲补天和伏羲、女娲造人的故事 《淮南子·览冥》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淮南子· 天文》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义》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gēng ）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
（唐）李冗《独异志》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 ，以障其面。
四、后羿射日的故事 《淮南子·本经》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yà yǔ） 、凿齿、九婴、大风、封豨（xī） 、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
《淮南子·览冥》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héng ）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
后羿射日图·汉画像砖
嫦娥奔月图 -汉代帛画
五、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 《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清）马骕《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记》 元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以天之生，称曰苍生；以其首黑，谓之黔首，亦曰黔黎。其下品者，名为苍头。
（梁）任昉《述异记》： 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
盘古画像（汉） 肩上为伏羲女娲 河南南阳出土
六、夸父追日、精卫填海 和刑天舞干戚的故事 《山海经·大荒北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 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海外北经》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山海经·北山经》 发鸠之山, 其上多柘（zhè）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佼。是炎帝之小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述异记》 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如海燕。今东海精卫誓水处,曾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一名誓鸟,一名冤禽,又名志鸟,俗呼帝女雀。
《山海经·海外西经》 刑天至此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诗经
一、《诗经》概述 《诗》、《诗三百》 《诗经》 先秦：子夏—、—、—、 —荀子—浮丘伯 汉代：鲁、齐、韩、毛
四家诗 鲁诗：据《汉书》儒林传、艺文志，鲁人申培公受诗于荀卿弟子浮丘伯，著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申公弟子一千多人，为博士者十几人，任大夫者百余人。 孔安国是申公的学生，当博士和太守。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在《史记·儒林传》中首列申公，叙申公弟子，则首列孔安国。 刘向著《说苑》《新序》《列女传》，其中谈《诗经》，多据鲁说。 鲁诗武帝时立于学官，亡于西晋，其遗说犹存于《史记》《说苑》等书中。
齐诗：齐人辕固生是景帝时博士，作《诗传》。弟子夏侯始昌最有名，始昌授后苍，撰《齐诗故》及《后氏诗传》。 后苍同时传《礼》，戴德、戴圣为其弟子，《礼》中所引诗，都是齐诗。 郑玄注《礼》在笺《毛诗》以前，故其注《礼》引诗多据齐诗。 班固父子崇奉齐诗，《汉书》中引诗多半根据齐诗。 汉焦延寿、桓宽亦学习齐诗，焦著《焦氏易林》，桓著《盐铁论》，皆引齐诗。 齐诗西汉时立于学官，亡于魏，其遗说见于《仪礼》《礼记》《易林》《盐铁论》等书中。
韩诗：韩诗出于燕人韩婴，作《内传》四卷，《外传》六卷，今存《外传》。 韩婴是文帝时博士，景帝时为常山太傅。他的弟子著有《韩故》、《韩说》、《韩诗章句》、《薛氏章句》等书，今皆不传。而后人所作类书，引诗多半根据韩诗。 韩诗西汉时立于学官，亡于宋。其遗说除现存《韩诗外传》外，多散见于类书中。
三家诗皆先后亡佚，其遗说仅存于后人著作中的证引。专门作此项搜集工作的，有宋王应麟《诗考》，清范家相《三家诗拾遗》，丁晏《诗考补注补遗》，阮元《三家诗补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以及马国翰《玉函房辑佚书》有关《诗经》部分。而清末长沙人王先谦集诸家之大成，作《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三家遗说，尽萃于此。
毛诗：毛诗也是传自子夏，六国时人毛亨作《毛诗故训传》，传授汉赵人毛苌。苌为河间献王博士，北海太守。西汉时三家诗均立于学官，惟《毛诗》不被重视。后郑玄作《毛诗笺》，从此《毛诗》风行一时，在东汉平帝时立于学官，而学习三家诗者渐少。唐孔颖达为《毛诗》《郑笺》作《疏》，名《毛诗正义》。后人将汉卫宏《序》、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合刻一本，称为《毛诗注疏》，共七十卷。
《毛诗图》 明代周臣作 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周南·麟之趾》 清代焦秉贞作
诗序 “大序、小序”三说 第一说，将《诗经》第一首诗《关雎》的前面有一段较长的序文，叫它作“大序”。《关雎》以下的各首诗，每首的前面有一段序文叫它做“小序”。
第二说，将《关雎》前面的序文，从第一句到“用之邦国焉”，认为这一段是说明《关雎》一首诗的，叫它做“小序”。从“风，风也”到最后一句是总论全部《诗经》的，叫它做“大序”。 第三说，称每首诗歌的序文的第一句为“小序”，如“《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第一句以下的话，叫它做“大序”。
《关雎》前面的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 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而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诗序》的作者问题 共有九说，较有根据而有影响者约有三说：一、子夏作。二、子夏、毛公、卫宏合作。三、卫宏作。 东汉卫宏作的可能性最大。
《诗经》各部分的产生年代和地域
南宋绍兴年间杨甲编撰《六经图》中的一幅地图。《六经图》初刻于乾道元年（1165），此刻本早已失传。现存的宋刻本为南宋福建刻袖珍本残本，其中有《十五国风地理之图》。该图绘于1155年，图的范围主要是长江以北、长城以南的地区。图中山脉用黑三角形表示，河流用单曲线表示，古今地名一般不加框，只“周南”、“召南”外括方框，“秦”、“晋”等用圆形黑底白字表示，长城的符号十分醒目。
清人绘制的国风地理图
一、《二南》 《毛诗》说它是文王时代的诗，《郑笺》和后来的崇毛派都这么说。但经过后人考证，认为《汝坟》、《何彼穠矣》、《甘棠》、《野有死麕》等，都是东迁以后的诗。它的写作技巧远胜于《周颂》，周初不可能产生这样成熟的作品。
《二南》产生的地域，《关雎》说：“在河之洲”，指的是黄河。《汉广》说：“江之永矣”，指的是长江。黄河和长江之间有汉水、汝水，这就是《汉广》所说的“汉有游女”，《汝坟》所说的“遵彼汝坟”。在黄河和长江的地区，《二南》诗中简称为“南”，就是《樛（jiū）木》所说的“南有樛木”，《汉广》所说的“南有乔木”。《草虫》的“陟彼南山”，《殷其雷》的“在南山之阳”，“南山”指的是它北面的终南山。这和《韩诗序》所说的“其地在南阳、南郡之间”相同。按“南阳”即今河南省西南部，湖北省北部。“南郡”即今湖北省江陵县一带。
由此可见，《二南》的产生地包括河南的临汝、南阳，湖北的襄阳、宜昌、江陵等一带地方。在十五国风中是最南的。
《二南》的作者多为妇女，反映她们劳动、恋爱、归宁、思夫等生活与思想感情。还有一些礼俗诗，如贺婚、祝多子诗。从音乐上说来，它可能受了南音的影响，《吕氏春秋·音初篇》说：“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召（shao）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这是《二南》的地方性。《左传》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二南》的产生地，后来都被楚国吞并，所以有人称它为《楚辞》之源。
二、《邶》《鄘》《卫》 春秋时人认为它都是卫诗。今本《诗经》，《邶》十九篇，《鄘》十篇，《卫》十篇，可能是毛公随意分的。《卫风》都是被狄人灭亡（公元前660年）以前的诗。《定之方中》则产生于文公季年的时候。
邶和鄘都是卫邑名，同属一个地区。它原来是殷商的首都，叫做“牧野”或“沬（mei）邦”。武王灭殷，占领朝（zhao）歌一带，三分其地。朝歌北边是邶，东边是鄘，南边是卫。卫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故诗多称淇水。卫风的产生地，在今河北的磁县，河南的濮阳、安阳、淇县、渭县、汲县、开封、中牟（mu）等地。
卫国昏君特别多，百姓负担重。北方受狄人的侵略，南方受齐、晋争霸的威胁。卫都是一个商业发达的较大都市，是商人必经之路。魏源说：“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辏。”他概括了卫地当时的经济形势。
《卫风》的特点：第一，产生了中国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她的作品《载驰》（一说《竹竿》、《泉水》也是她的作品），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反映阶级矛盾的诗比较多，如《北风》、《相鼠》、《墙有茨cí 》、《新台》、《鹑之奔奔》等，斗争性之强，在《诗经》中除《魏风》外，是少见的。第三，关于恋爱婚姻方面的诗较多，如《柏舟》《桑中》《氓méng 》《谷风》等。
三、《王风》 全是平王东迁（前770年）以后的作品。其时王室衰微，无力驾御诸侯，地位等于列国，故称《王风》。王即王都的简称。平王东迁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孟县、沁阳、偃师、巩县、温县一带地方。清人崔述说：“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家室瓢荡。” 如《黍离》《兔爰》《葛藟》《君子于役》等诗，多带有乱离悲凉的气氛。
四、《郑风》 周幽王时，郑桓公作周王的司徒，犬戎杀幽王和桓公。桓公的儿子武公继位，仍称郑。《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为之赋《清人》。”此事发生在公元前660年左右。可见《郑风》是春秋时代的作品。
郑国的都城新郑，在今河南郑州一带地方。郑诗的特点，即《论语》所说的“郑声淫”。这不仅指声调而言，结合诗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恋爱诗歌。新郑也是一个大都会，民间一直盛行着男女在溱洧等地游春的习俗，故诗多言情之作。
五、《齐风》 《南山》、《敝笱》二篇，写齐襄公和他的胞妹文姜私通之事，《左传》也有记载，发生在春秋时候。《猗嗟》和《载驱》也是春秋的作品。 齐在今山东省中北部和中部。它的首都临淄，在春秋时代也是一个大都会。朱熹说：“太公……既封于齐，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民多归之，故为大国。”所以《齐风》反映恋爱婚姻问题的诗也比较多。齐地面山，民多狩猎，《还》《卢令》是写狩猎的诗，《猗嗟》是歌颂射手的诗，多勇武之气。
六、《魏风》 魏国在周惠王十六年（前661年）被晋献公所灭，全部《魏风》都是魏亡以前的作品。 魏在今山西芮城一带，土地干，生产少，魏国君主俭啬，百姓生活比别的地区更苦。魏诗在《国风》中风格最一致，多半反映阶级矛盾。《鲁诗》说：“履亩税而《硕鼠》作。”《魏风》富于战斗性，可能是由于魏地较早向百姓征收双重税的缘故。
七、《唐风》 唐国就是晋国。《扬之水》写晋昭侯封他季弟成师在曲沃，后来曲沃的势力大过了晋侯，想搞政变。这件事《左传》亦有记载，它发生在春秋时候。 唐在今山西中部。周成王封他的弟弟姬叔虞为唐侯，都城在今山西翼县南。唐地有“晋水”，故后改称“晋”。晋从昭侯封他的季弟成师于曲沃后，晋君和成师系统的斗争，足足乱了六七十年，百姓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诗多消极颓废之气。
八、《秦风》 《小戎》写秦襄公伐西戎的事（前800年），《黄鸟》揭露秦穆公用人殉葬的罪行。《左传·鲁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这是公元前621年的事。
秦国原来占据甘肃天水一带，后来疆土逐渐扩大，占据陕西一些地方。西周末年，秦庄公、襄公平定犬戎，平王东迁，西周王畿和豳地归秦所有。《汉书·地理志》：“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俱行。及《车辚》《驷驖tiě 》《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尚武精神，是《秦风》的特点。
九、《陈风》 《陈风》可考者为《株林》，它作于鲁宣公十年，即公元前599年。这是《诗经》中最晚的一首诗，在春秋中叶。 陈国在今河南淮阳、柘城和安徽亳县一带。《陈风》多半是关于恋爱婚姻的诗，这和陈地崇信巫鬼的风俗有密切关系。《汉书·地理志》：“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有太姬歌舞遗风。”《宛丘》和《东门之枌》两首诗正可说明陈地的诗风。
十、《桧风》 桧（kuai）国在西周末年被郑桓公所灭，事见《史记》。所以全部《桧风》都是西周的作品。桧国在今河南密县一带地方。只存诗四首。
十一、《曹风》 《侯人》写曹共公的事。《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有关曹共公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的记载，僖负羁是春秋晋文公同时人，约当公元前640年左右。余篇不详。 曹国在今山东西南部菏泽、定陶、曹县一带。也只存四首诗。曹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位于齐、晋之间，统治者如曹共公等，生活腐化，百姓感到悲观失望，《蜉蝣fúyóu 》一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十二、《豳风》 《破斧》：“周公东征。”《东山》：“我徂东山，滔滔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它是周公东征士卒在归途中所作的诗。西周亡后，豳地为秦所有。所以《豳风》全部都是西周的作品，是《国风》中最早的诗。 豳，亦作邠（bīn ） ，在今陕西旬邑、邠县一带。 豳地原为周的祖先公刘所开发，周是重视农业的民族，故豳诗多带有农耕色彩，除《七月》外，《东山》等诗，也可以看出它的影子。《汉书·地理志》：“昔后稷封邰，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业衣食之本甚备。”
《大雅》《小雅》 《大雅》的大部分诗作于西周前期，其中最早的是《文王》，《吕氏春秋》曾引这首诗，以为是周公旦所作（约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最晚的诗，可能是《瞻卬（áng） 》和《召昊》，是幽王时候的作品。 《小雅》各篇产生的时间最长，从西周到东周都有，以厉、宣、幽西周末年的诗为最多。它 最晚的诗，如《节南山》提到“尹氏”，《正月》提到“褒姒”，约当平王初年，即公元前770年左右。
《大雅》和《小雅》多半是周朝上层人物的作品，产生在西、东周的首都镐（hào）京（西安）和洛邑（洛阳）。《小雅》中的少数民歌，是用首都声调谱曲的，它的产生地可能在周都的郊区，如《大东》、《采薇》等。
《颂》 《周颂》是《诗经》中最早的诗。据后人考证，作于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大约一百多年间（公元前1100至950年），都是西周初期的作品，其中以“大武舞歌”的《武》、《赉lài 》、《桓》等为最早。 《商颂》即宋颂，是宋人正考父依据商之名颂改写的，用它歌颂宋襄公，是春秋时代的作品。
《鲁颂》里的《閟（bì）宫》有“奚斯所作”一句，奚斯是鲁僖公时人（公元前650年左右）。 《駉》，《毛序》认为“史克作是颂”，史克是鲁襄公时人（公元前570年左右）。可见《鲁颂》也是春秋时代的作品。 《周颂》的产生地在镐京。《鲁颂》产生在春秋鲁国的首都山东曲阜。《商颂》是宋诗，产生在春秋宋国首都河南商丘。
《诗经》的编集 一、采诗说 《诗经》中的一部分诗是民歌，据古书说，这是周王朝派出专门的官员到各地去采集的。官员的名称，各书不同，如“行人”、“遒人”、“轩车使者”、“逌（yōu）人使者”等；但他们“采诗”的职责是相同的。
（一）《左传·鲁襄公十四年》引《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杜顶注：“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按《夏书》《胤征》篇，可证遒人的官职，在左丘明以前就有。
（二）《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说文》：“䢋，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读与‘记’同。”宋翔风《孟子赵注补正》：“《孟子》：‘王者之迹熄’， ‘迹’当作‘䢋’。言王国无遒人之官，而诗遂亡矣。后人多闻‘迹’，寡闻‘䢋’，故改䢋为迹。”按许慎和宋翔凤解释孟子所说的“迹熄”二字，是正确的；采诗遒人官职废止以后，诗歌就没有了，接着就产生《春秋》这一部书。可见孟子也说到遒人的官职。
（三）刘歆《与扬雄书》：“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yōu）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逌人”就是“遒人”，它和“使者”、“行人”同实而异名。
（四）《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乐，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牅户而知天下。”《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男女有所怨恨，想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 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二、献诗、陈诗说 《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 《礼记·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三、孔子删诗说。 此说在汉代以前的书上没有记载。始于史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宋欧阳修发展《史记》《汉书》的说法，归纳出孔子删诗的删章、删句、删字的三个原则，顾炎武则进一步为孔子不删“淫诗”作辩护。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是孔安国，他认为古代诗歌决不会有三千多篇，孔子决不会删去十分之九。孔颖达、朱熹也不赞成删诗说，清代学者朱彝尊、赵翼、崔述等力证孔子没有删诗，只是订正乐调。
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孔子在《论语》中常说：“诗三百”，可见三百篇早就是定数，不是孔子删后定的。 （二）如果古代真有三千多篇诗，被孔子删去十分之九，那么在先秦古书中一定会提到许多逸诗，但实际上逸诗只有二三十分之一，可见孔子不曾删诗。
（三）《史记》上所说孔子删诗只“取可施于礼义”的。现在《诗经》中还保存着的“淫诗”，孔子为什么不删削？逸诗见于《仪礼》的，如《肆夏》、《新宫》，都被王朝所采用，认为“可施于礼义”的，孔子为什么要删削这些合礼的诗？ （四）据《左传》，吴国季札到鲁国参观周乐，鲁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唱诗，乐工演奏歌舞的十五国名与风、雅、颂的次序，和今本《诗经》相同，那时候孔子才八岁，不可能删诗。 季札
（五）古代外交家常在宴会上“赋诗言志”，有时让乐工歌唱诗句，所以他们必定有一个基本相同的本子。如果诗真有三千多篇，当时的士大夫和乐工记不了这么多的诗。 （六）孔子自己没有说过删诗的话，只说“诵诗三百”。删诗之说，是司马迁说的。学者不信孔子自己说的话，却信别人的话。
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对《诗经》曾作核定乐谱的工作，他在“正乐”方面是有功绩的。据赵翼《廿二史劄记·史记有后人窜入条》的考证，说明《史记》是有后人窜改的地方。关于孔子删诗这一段记载，可能也是后人窜改过的。总之，孔子删诗说虽极有影响，但不可信。
20世纪《诗经》学 一、《诗经》学的传统 二、疑古辨伪思潮与《诗经》研究 三、唯物史观与《诗经》研究 四、极左思潮与《诗经》研究 五、文化意识与《诗经》研究 六、文化人类学与《诗经》研究 七、考古发现与《诗经》研究
一、《诗经》学的传统 自西汉至五四时期，《诗经》一直以经学的面貌流传，这种状况决定了《诗经》研究主要是经学研究。 汉学派：以毛传和郑笺为代表，经过由汉至唐和清代的发展而形成的《诗经》学派。以对文字、声音、训诂、名物的实证研究为主，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即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
宋学派：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成于宋，盛于元明。朱熹在训诂方面不及汉儒。但他对赋、比、兴的定义，下得比较恰当；说《风》是里巷歌谣，是男女各言其情的诗，很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他对诗歌的难字，有简明的注释，并有注音，文字浅近，章后又有概括的说明，使人容易理解，对初学者是有帮助的。
二、疑古辨伪思潮与《诗经》研究 疑古学派：五四前后，主要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也得到胡适的支持。他们以为古代的很多问题，都需要重新看、重新探讨，觉得很多被当作信史的东西其实都是传说，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他们有一个理论，叫“层累堆积说”，认为古代的传说就像滚雪球似的，原来可能有一点点影子，但这雪球越滚越大，越大就越离原来那一点点影子越远。所以，古代的东西就值得怀疑了，因此这个学派被称做疑古学派。它们受晚清今文经学派的影响很大。
胡适《谈谈诗经》 强调对《诗经》要树立几个基本观念：1、《诗经》不是一部经典；2、孔子没有删诗；3、《诗经》不是一个时代辑成的，而是慢慢地收集起来，不是哪一个人辑的，也不是哪一个人作的；4、二千年来《诗经》的研究一代比一代进步。 指明现代《诗经》学的两条根本性的研究方法：1、用精密的科学的方法，在比较归纳的基础上，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工夫，对于《诗经》的文字和文法上都重新下注解。2、大胆地推翻二千年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多备一些参考材料，细细涵泳原文，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
《古史辨》第一册 ，收有顾颉刚和钱玄同讨论《诗经》性质的三封书信，可以见出该派对《诗经》研究的态度。 顾颉刚在《论诗经歌词转变书》中说：“我想做一篇《歌谣的转变》，说明《唐风》中的《杕杜》和《有杕之杜》同是一首乞人之歌，《邶风》中的《谷风》和《小雅》中的《谷风》同是一首弃妇之歌，《小雅》中的《白驹》和《周颂》中的《有客》同是一首留人之歌，只是一首的分化，不是各别的两首。从此证明《风》和《雅》《颂》只是大致的分配，并没有严密的界限。”
钱玄同《论诗经真相书》直接指出：《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书的编辑和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不过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并认为：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出某诗是讲的什么。至于那“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步，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阙而不讲；——况且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底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它。 《论诗经和群经辨伪书》明确了新《诗经》学的任务是：救《诗》于汉宋腐儒之手，剥下它乔装的圣贤面具，归还它原来的文学真相。
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 无感我帨兮， 无使尨也吠。
诗序：《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 郑玄《诗笺》：贞女欲吉士以礼来，……又疾时无礼，强暴之男相劫胁。 朱熹《诗集传》：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辞，言姑徐徐而来，毋动我之帨，毋惊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凛然不可犯之意盖可见矣!
顾颉刚：《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情歌。……可怜一班经学家的心给圣人之道迷蒙住了 顾颉刚：《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情歌。……可怜一班经学家的心给圣人之道迷蒙住了! ……经他们这样一说，于是怀春之女就变成了贞女，吉士也就变成强暴之男，情投意合就变成了无礼劫胁，急迫的要求就变成了凛然不可犯之拒!
《野有死麕》的讨论，基本上是顾颉刚、俞平伯、胡适、周作人四者之间的对话。针对顾颉刚《野有死麕》、胡适《论〈野有死麕〉书》纠缠于“帨”是佩巾还是门帘的争论，俞平伯《关于〈野有死麇〉之卒章》发表了如下意见：“且无论门帘也罢，手帕也罢，摇来摇去，总不见得有多大的声音。这个争辩上可以不必。我于此章，做解微与您俩不同。我以为卒章三句，是三层意思，非一意复说。‘无使痝也吠’，意在不要惊动他人。若‘无感我帨兮’乃是不要拉拉扯扯之谓，本意既不在有声音与否上面，你们所论自然不曾中的。郑玄朱熹以为贞女见了强暴，必是凛乎不可犯也；而您俩以为怀春之女，一见吉士，便全身入抱，绝无迎拒迟徊之态。您俩真是朴学家的嫡派呀！”
面队俞平伯的批评，顾颉刚承认：“诗人的话本须诗人才能解得，我自己知道我的眼光太质直了。”周作人《与平伯书》则云：“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适之先生的把帨解作门帘，即犯此病。又他说此诗有社会学的意味，引求婚用兽肉作证，其实这是郑笺的老话。照旧说贞女希望男子以礼来求婚，这才说得通，若作私情讲似乎可笑，吉士既然照例拿了鹿肉来，女家都是知道，当然是公然的了，还怕什么狗叫？这也是求甚解之病。”
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重要成就 揭示了《诗序》说诗方法的历史渊源 揭示了历史上对所谓“淫诗”认识发展的思想逻辑 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存在问题 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只认定诗经为民间歌谣总集） 对传统《诗经》学的批评多有偏激之处
三、唯物史观与《诗经》研究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
恩格斯《反杜林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成为大陆学界主流指导理论，1990年代以后由中心沦为边缘。 《诗经》中某些作品的认识一直存在争议，有的至今仍为《诗经》研究的悬案，而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其中有些是错误的理解）有直接关系。 《诗经》研究中庸俗社会学的长期泛滥也与对唯物史观的错误态度和认识有关。
王风·葛藟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绵绵葛藟，在河之涘。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 绵绵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诗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笺》：九族者，据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孙之亲。 朱熹《诗集传》：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言绵绵葛藟，则在河之浒矣。今乃终远兄弟而谓他人为己父，己虽谓彼谓父，而彼亦不我顾，则其穷也甚矣。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这是流亡他乡者求助不得的怨诗。……春秋时代，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纷纷逃亡。这首诗的作者可能是从洛阳附近的邻国逃亡到王都的。他到处乞求，甚至称别人为父母兄弟，希望得到一点同情和救济，但人们给他的却只有白眼。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炎凉无情的世态。
上述古今几家的认识有根本性不同：按《诗序》，此诗为王族之作，抒发上层贵族对王室衰落的悲哀；按《集传》，是流离失所者的自叹，认识较符合诗义；按《诗经注析》，是反映世态炎凉和人民走投无路的怨诗。唯物史观在辨认此诗抒情主体方面体现出其优越性。 20世纪50、60年代，唯物史观异化为庸俗社会学。《诗经》研究=思想内容研究=阶级斗争研究=进步与反动之别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8）是最早将唯物史观用于《诗经》研究的著作。
郭沫若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用《诗经》中的材料，说明当时（殷商末年至东周初年）的社会生活情况，来建构自己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学说。在他之前，谢无量等人也试图在《诗经》研究中采取历史学的取向，但他们对《诗经》的理解过于守旧，只是依了郑玄《诗谱》所定的世次来附会图解古史。历史学家刘节、傅斯年等对与《诗经》相关的个别史实有所考订，但仅限于考据学范畴，并非系统性的梳理。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诗》证史的观念已经是全新的了，但其论述终嫌简略而缺少系统。到了郭沫若，不但是以全新的眼光看《诗经》本身，其历史理论也已是全新而有体系的，而且广泛吸收了金文和古史研究的新成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该书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 ，以《诗经》和《尚书》两部书中的材料为参考比验，论证了殷、周之际的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以及东周时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该篇第一章《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推移》之第一节《原始社会公社的反映》，以《大雅·绵》和《思齐》为根据，判定在古公亶父的时候，周室还是母系的社会；周文王则处在亚血族群婚时代。第二节《奴隶制的完成》列举《诗经》中有关农业的资料，论述周初农业的发达，指出：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在周初完成的；它的原因是在农业的发达；农业的发达可能是在铁的耕器的发明（后来修订了此一看法）。
在论述周初农业的发展时，重点分析了《大雅》的《生民》、《绵》、《公刘》等几篇作品，并指出《生民》篇的首章表明周初离原始社会还不甚远，尚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还通过对《豳风·七月》和《小雅》的《楚茨》、《信南山》、《甫田》以及《豳颂》的六篇诗的分析，论述当时的农夫生活，用了阶级分析方法，揭示出被榨取阶级的“农夫”和榨取阶级的“公子”们之间的对立。
豳风·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郭沫若说：“这诗描写当时的农夫周年四季一天到晚都没有休息的时候。男的呢种田筑圃，女的呢养蚕织布。栽种出来的成果呢献给公家，而自己吃的只是一些瓠瓜苦菜。养织出来的成果呢是替‘公子’做衣裳，而自己多是无衣无褐……女子好象还有别的一种公事，就是在春日艳阳的时候，公子们的春情发动了，那就不免要遭一番蹂躏了。”并指出：这诗当然不是农夫做的，因为它把农夫的痛苦故意的甘媚化了，牧歌化了。他还作了这样的总结：总之所谓农夫，所谓庶民，都是当时的奴隶。这些奴隶在平时便做农；在有土木工事的时候便供徭役，在征战的时候，便不免要当兵或者是伕役了。
第三节《宗教思想的确立》指出：《雅》、《颂》相当于《旧约》里面的《雅歌诗篇》。《诗经》和《书经》上的宗教思想，就是奴隶制下的支配阶级的根本观念，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人格神的存在，2、神权政治的主张，3、想以折中主义来消灭辨证式的进化。
第二章《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第一节《宗教思想的动摇》，指出：唯一神的宗教思想在西周末年便渐渐动摇起来了。《诗经》的“变风”“变雅”，特别是“变雅”，差不多全部都是怨天恨人之作，具体表现在“对于天的怨望”、“彻底的怀疑”、 “祖宗崇拜的怀疑”等六个方面。奴隶制昌盛的时候，人是失掉了他的独立的存在的，宇宙内的事情一切都是天帝做主，社会上的事情都是人王做主。但是在这宗教思想动摇的时候，人的存在便抬起了头来。通过对《秦风·黄鸟》的具体分析，论述了殉葬成为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人的独立性的发现。
第二节《社会关系的动摇》征引了“变风”“变雅”的材料，通过“阶级意识的觉醒”、“旧家贵族的破产”、“新兴有产者的勃兴”三项内容的陈述，证明周室东迁的前后是由奴隶制变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时期。在“阶级意识的觉醒”的部分，通过对《魏风·伐檀》、《硕鼠》、《小雅·黄鸟》、《大东》等数篇的剖析，揭示了当时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意识。他的论述，使得这四篇在解放后五六十年代以阶级分析为中心的《诗经》研究中倍受关注。第三节《产业的发展》则以《大雅》的《崧高》、《烝民》、《韩奕》、《常武》等几篇为例，说明当时所谓开疆辟土，其实就是推广自己的农业。
其后《青铜时代》（1945）之《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则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按他自己认定的时代先后次序，对《噫嘻》、《臣工》、《丰年》、《载芟》、《良耜》、《甫田》、《大田》、《信南山》、《楚茨》、《七月》十首诗，依次作了剖析说解，并作了语体文翻译，从而对西周的生产方式作了论述。总的倾向是进一步证成“西周奴隶社会说”，反对把周代农事诗解为地主生活的纪录。
周颂·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gé ）尔。 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骏发尔私，终三十里。 亦服尔耕，十千维耦（ǒu ）。
郭沫若指出《噫嘻》篇中的“成王”是生谥，因而断定该诗作于周成王时，并依据该篇论述周初的农业情形：农业生产的督率是王者所躬亲的要政之一；土地归国家所有，作着大规模的耕耘；耕田者的农夫是有王家官吏管率着的。并将《载芟》篇的“千耦其耘”和《噫嘻》篇“十千维耦”相印证，说明当时耕种的规模极其广大。
他还指出：从周初到春秋中叶，虽然已经有五百来年，在诗的形式上却未能显示出有多大的变化。《诗》经删订，是经过儒家整齐化了，固然是一个原因，而社会的停滞性（农业社会发展的进度总是很迟缓的）却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另外指出：在周初的诗里面可以看出有大规模的公田制，这些本分而又类似夸张的农事诗确实是有它们的现实的背景，这一背景是井田制的存在。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郭沫若（战国封建说）、范文澜（西周封建说）、尚钺和何兹全（魏晋封建说），前两者影响尤大。 按郭说，《噫嘻》反映的是奴隶制度下的农业生产；按范说，《噫嘻》反映的是封建制的小农经济，“把这三十里的公田种完，然后从事你们自己的耕种，你们自己种地时，人真多啊”（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分歧的根源不在《诗经》本身，而在史学观点。 建国后郭说因毛泽东的支持成为主流。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存在的问题： 为了证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阶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并说“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社会”。这里以一般原理代替个别，把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机械地套用于中国社会，不仅曲解了马克思的理论，而且给中国历史和《诗经》研究带来很多混乱。
侯外庐指出：“郭氏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根据仅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前半部，却忽略了后半部希腊、罗马、日尔曼三个类型的国家成立底基本材料”，因此“郭先生的缺点，其中有一个便是等视西周与西洋的古典”。假如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说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那么郭沫若从奴隶制社会出发对《诗经》的分析，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目前学界多认为所谓中国古史的分期问题，可能是个“假问题”，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古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亦非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制。
四、极左思潮与《诗经》研究 1957-1977极左思潮干扰和控制之下的《诗经》研究充满了谬误和荒诞，没有学术价值可言。
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 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 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余冠英《诗经选译》（1958） 月儿出来亮晶晶啊,照着美人多么俊啊。 安闲的步儿苗条的影啊,我的心儿不安宁啊。 月儿出来白皓皓啊,照着美人多么俏啊。 安闲的步儿灵活的腰啊,我的心儿突突地跳啊。 月儿高挂像灯盏啊,美人儿身上银光满啊。 腰身柔软脚步儿闲啊,我的心上波浪翻啊。
高亨《诗经选注》（1956） 月儿出来白晶晶啊! 橡树盘曲又纵横啊! 英俊的人儿身缠大绑绳啊! 愁苦的心灵如何悲痛啊! 月儿出来白汪汪啊! 橡树风吹飕飕响啊! 英俊的人儿刀下亡啊! 愁苦的心灵跳得慌啊! 月儿出来当空照啊! 橡树风吹颤摇摇啊! 英俊的人被火烧啊! 愁苦的心灵如何惨悼啊!
高亨：“这首短歌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暴残忍，反映出被压迫的人们的牺牲流血，充满着作者的悲悼情绪，而这种本质是对统治者的强烈憎恨。” “在月色惨白之下，一位英俊的人儿身上五花大绑走进杀人场，钢刀一举，人头落地，火光一起，尸首成灰。杀人场旁的老橡树，枝干盘曲，被风吹动，吼叫颤摇，增加了阴森气象，作者们的心灵在悲苦，在跳动，在伤悼。”
高亨在为答辩王遒扬的批评而写给《文史哲》的信中说：“我理解此诗的主要根据是此诗第二章说：‘佼人倒’。旧说‘倒好貌’。而陆德明‘经典释文’载诗经的古本倒作到。”他认为“诗经的古本倒作劉”，于是便从《尔雅》《尚书》《诗经》《逸周书》等古籍中找出了“劉，杀也”的古训，并又根据第三章的“燎的本义是焚烧”，从而便认为第一章的“僚”乃“缭”的借字，于是便构成了“五花大绑”“人头落地”“尸首成灰”等形象。他又以为“舒”乃“杼”的借字，即橡树，因而接着他便抛弃了“不圆满”的旧说，确定“窈纠”乃状橡树之盘曲纵横，“忧受”乃象飕飕声，“夭绍”乃“摇柖”之借字，是风吹橡树动摇之状，以此得出他的“新解”。
茅盾《夜读偶记》（1958） 按“为谁而作”、“为谁服务”把“三百篇”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被压迫者的诗歌，是从他们的生活出发的“为事”、“为人”的“有所为”而作；另一部分是奴隶主贵族颂扬“盛德”、“武功”和“政绩”以及娱神、娱己之作。 《夜读偶记》以阶级性取代思想性和艺术性，是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表现。
五、文化意识与《诗经》研究 古代的文学研究一般只是随感和以辞章、义法为主的文章学研究；现代的文学研究除了继续古代的文章学之外，增添了考察文学和现实关系的“反映论”的内容。这种“纯文学”的文学研究都只是对文学文本的意义和结构的表层性把握，而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深层的内在结构无能为力。如《伐檀》《硕鼠》《七月》等篇被纳入阶级矛盾和斗争的模式中，文学作品被当作验证政治经济理论的材料，其道路也就越来越窄。
文化研究的重要表现：分类研究 一、祭祖颂歌：《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 《生民》记述后稷创建农业的事迹，采用铺叙手法，歌颂后稷功德，富有传奇色彩。孙鑛《评诗经》：“次第铺叙，不惟记其事，兼貌其状，描摹如纤，绝有境之态。”
二、农事诗：《诗经》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是耕种藉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时的祭祀乐歌，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以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豳风·七月》是极古老的农事诗，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一般以为产生于西周初。与《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从文学史来说，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
三、燕飨诗：《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 《小雅·鹿鸣》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
四、怨刺诗：西周中叶以后，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这些诗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所谓“变风”、“变雅”：《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是后世经学家纳入伦理轨道后对《诗经》作品的主观解说，即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经》确有不少含蓄蕴藉的作品，但也有一些直吐怒骂之作，这些作品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多具忧世之怀”，“有忧生之意”。（刘熙载《艺概》） 如《伐檀》《硕鼠》《民劳》《荡》《十月之交》《节南山》等。
五、战争徭役诗：战争徭役诗有30首，战争与徭役在作品中一般被称为“王事”： 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小雅·采薇》） 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唐风·鸨羽》） 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小雅·北山》） 战争徭役诗的主旋律：周人重农尊亲，战争诗和徭役诗，大多表现为对战争、徭役的厌倦，含有较为浓郁的感伤思乡恋亲的意识。从而凸现了较强的周民族农业文化的心理特点。
《诗经》战争诗有两种情况： 其一、对周边民族的抵御与进攻（积极防御）。《小雅·采薇》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洋溢着战胜侵犯者激情，但同时又反映出对久戍不归的厌倦，对自身遭际的哀伤。 其二、对内镇压叛乱的。《豳风·东山》出征三年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把现实和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我”的兴奋、伤感、欢欣向往、忧虑等心理活动。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六、婚恋诗 单相思的诗：《周南·关睢》 男女相互爱慕的诗：《邶风·静女》 女子对男子的思念：《郑风·子衿》《郑风·出其东门》 争取婚姻自由的诗：《鄘风·柏舟》 弃妇诗：《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诗经》文化研究示例：诗经与婚姻民俗 召南·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周官》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越语》勾践法令规定男二十娶，女十七嫁。一般认为，男三十、女二十是极限，不可超过，可以嫁娶之年则为男十六、女十四。战乱过后需要多增人口时，婚年就早，过期不嫁娶还要受处罚。由此再来看《召南·摽有梅》，女子心情如此迫切，不能简单地以“有女怀春”来概括。
六、文化人类学与《诗经》研究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使用考古学、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民间文艺学的方法、概念、资料，对全世界不同民族作出描述和分析。 基本特征：一、世界性的学术视野。二、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三、指导原理的普遍性。其中前两者多为学者们关注，而第三点很容易被忽略。
《诗经》收录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前后五百年的诗歌作品，但其内容却远远不限于这个时间范围，而大量保存了此前社会乃至原始时代的痕迹，诸如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宗教礼仪等。泰勒把这类保存下来的前代文化成为文化“遗留”。从历史发展和文化性质的角度看，《诗经》是保存文化“遗留”最多的典籍之一。因此《诗经》研究绝非一般的文学研究所能涵盖，必然要涉及诸如学科。这是《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
闻一多的《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 闻一多研究《诗经》，既注意到它是“经”，又注意到它是“诗”，对汉唐训诂及宋儒诗说，无不胪列追究而吸取之，同时又强调直对本文。他在清代朴学家训诂学的基础上，利用社会历史知识，如民俗、心理、宗教、思想等等意识形态进行关照，从而对诗义作出全新而又合理的解释。他是《诗经》新训诂学和文化人类学取向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
早期论文《诗经的性欲观》 是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用泛性论和潜意识理论来解读《诗经》的代表性作品。他认为：《诗经》时代的生活，没有脱尽原始人的蜕壳。《诗经》表现性欲的方式，可分成五种：（一）明言性交（二）隐喻性交（三）暗示性交（四）联想性交（五）象征性交。而象征的说到性交，是出于潜意识的主动。出于这种认识，他将《召南·草虫》篇“我既觏止”的“觏”字及《郑风·野有蔓草》《溱洧》篇的“邂逅”释为交媾，将《终风》篇“谑浪笑傲”的“谑”字解作性虐待；又将《诗经》中虹、云、风雨、鱼、鸟等意象都当作性交的象征；说鱼笱是女阴的象征，芄兰是壮阳药，《郑风·大叔于田》是一首象征性交的诗。
《匡斋尺牍》 主要是对《芣苡》、《狼跋》、《兔罝》三篇的研究，在训诂上多胜说，如训“采采”同“璨璨”，为颜色鲜亮貌；“芣苡”为“胚胎”；“肃肃”为“缩缩”，即绳索纷乱状。该篇还涉及到一些研究原则问题，指出《诗经》研究工作有三桩困难：一、今天所见到的《三百篇》，尤其是二《南》与十三《风》，决不是原来的面目。二、没有血缘相近的民族的可参照物，在出土文物上亦没有参照物，用汉后的民歌来解释周初的民歌，用我们自己的心理去读《诗经》，在方法上是很危险的。三、如何摆开自己的主见，突破文化的鸿沟，去悟入那完全和自己生疏的“诗人”的心理？
为克服这些困难，他主张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他的具体做法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借用训诂的手段，教人回到原始的状态，努力复原当时的景况，给人确解，并教人想象，使读者张开想象的翅膀，在《诗经》的时代里飞翔。他又强调要用“诗”的眼光读《诗经》，他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一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和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
在该篇中，他还揭示了《诗经》中一些具有共性的现象，指出：在《诗经》里，“名”不仅是“实”的标签，还是“义”的符号，“名”是表业的，也是表德的，所以识名必须包括“课名责实”与“顾名思义”两种涵义，对于读诗的人，才有用处。譬如《麟之趾》的“麟”字是兽的名号，同时也是仁的象征，必须有这双层的涵义，下文的“振振公子”才有着落。同样的，芣苡是一种植物，也是一种品性。“芣苡”既与“胚胎”同音，在《诗》中这两个字便是双关的隐语。
1939年发表的《歌与诗》，指出《三百篇》有两个源头，一是歌，一是诗，而当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歌”的本质是抒情的，“诗”的本质是是记事的。《三百篇》的诞生是诗与歌的合流。歌诗的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发展，是诗的第三阶段的进展，也正是《三百篇》的特质。
1940年写的《姜嫄履大人迹考》，则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上古神话，揭示“姜嫄履大人迹”的真相：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舞毕相携止息于幽闲之处，因而有孕。当时实情，只是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
1945年发表的《说鱼》 ，进一步发展了《诗经的性欲观》中的某些观点，揭示了鱼在民俗歌谣和古籍中作为“配偶”或“情侣”的隐语广泛地运用，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国风》中言鱼，皆两性间互称其对方之廋语”，亦为向来说诗者所未道，而且解决了古籍中许多语义问题。该篇实际是把“鱼”当作一个典型的隐语的例子来研究，很好地揭示了“隐语”的性质和作用：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作为社会诗、政治诗的雅，和作为风情诗的风，在各种性质的沓布（taboo，禁忌）的监视下，必须带着伪装，秘密活动，所以诗人的语言中，尤其不能没有兴。隐语应用的范围，在古人生活中，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广泛。
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了闻一多外，《诗经》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成果还有（法）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日和歌谣》、（日）松本雅明《关于诗经诸篇形成的研究》、白静川《诗经研究》。
白静川从原初之兴为咒词的观点出发，重新审视前人对兴的附会。如《周南·卷耳》一篇开头“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何以妇人要将“顷筐”置于“周行”？白川静认为是因为古代女子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大道将卷耳所表达的思念之心传给大道那一方的情人或丈夫，这本身是一种咒的表现。
《诗经》那些投桃报李、赠衣授黄的咏唱，历来被视为男女情爱的绝唱，而白川静指出，物品授受在古代决不单是赠答，而表示更为深刻及重大的意义。连告知姓名在男女之间也有表示决定性意愿的意义。他以《万叶集》中的歌谣为例，证明当女子把名告知男子时，便认定对方掌握支配自己人格的权利，因而是否接受求爱，便以是否告诉其名的形式来表露，由此推出中国也有这样的风俗。
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日和歌谣》着重探讨了《诗经·国风》中的诗篇与中国古代节庆、劳动、歌舞、爱情相生相成的关系。作者从《诗经》爱情诗的“乡野主题”入手，指出这些诗篇在抒发爱情时，总要借助于大自然的形象描绘，而这并非只是一种艺术手段，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象征。古代一双飞过的鸟儿对人伦忠诚的启示远比今天强烈得多，而人的结合并不比一对鸟儿更高贵。
葛兰言认为，当时的乡农并非为爱情而写诗或为写诗而体验爱情，而是他们本身就是诗的、爱情的，风俗节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催生了庄严与狂欢、爱情与诗。葛兰言考察了中国古代的4个节日：郑国的春季节日、鲁国的春季节日、陈国的春季节日与春天的皇宫节日。书中大量引用了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祭祀和恋爱时的歌舞作为证据。
20世纪80年代以后《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著作： 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 刘毓庆《雅颂新考》
80年代后《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示例一：兴 人们对“兴”的理解众说纷纭，但不外是把它放到文学范畴里以审美体验来对待之。 郑玄以为“兴”的实质是比：“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孔颖达从物我的关系来分析“兴”， 《毛诗正义》：“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虫鱼以见意者，皆兴辞也。” 钟嵘从艺术效果方面阐述兴，《诗品序》：“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
邶风·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赵沛霖则把对“兴”的认识从纯文艺的研究中释放了出来，并追溯到原始文化中人与物的关系上面，得出了带有启发性的结论。他认为，兴的起源在于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宗教原因。由于原始宗教往往成为生产劳动的必要补充手段，具有生存斗争的意义，就使原始宗教与所谓的“实用动机”和“审美动机”之萌芽产生了一种复杂的联系。
例如关于“兴”，赵沛霖引《吕氏春秋·音初》：“有娀（sōng）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这是关于殷民族始祖诞生的神话，燕即玄鸟，是殷民族的祖先神，被奉为崇拜对象。“燕燕往飞”所表现的正是对那遗卵而飞的燕的无限依恋的深情，寄托着对于祖先的永久的怀念，因而《邶·燕燕》一诗的兴句“燕燕于飞”，与怀念和赞美祖先的“燕燕往飞”有密切的相承关系，这首诗的兴，便是原始先民“燕”崇拜遗存下来的兴象痕迹。
80年代后《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示例二：采摘母题与“爱情咒” 《诗经》中写采摘的意象很多，《关雎》中就有“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这除了采用比兴手法引出追求话题之外，还有无其他的蕴含？ 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将古代巫术“爱情咒”与此联系起来。
在这短短的两章诗中，采荇菜的母题先后三次出现，作为修辞起兴似乎有些过分了，或许从原始民族采摘植物叶子进行巫术性洗濯的。现象中可以找到这一母题的必要性和反复性的解释。特罗布里安德人在追求异性之前都要经过这种象征性的准备工作，使自己获得充分的吸引力和自信力。《关雎》的作者也是在三次采荇菜的的强化作用下才逐渐建立起“求淑女”的自信心的。
所谓“寤寐求之”和“寤寐思服”，不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岛民的第一轮爱情巫术中发现的情形吗：求偶者施行了引起梦幻的巫术活动的符咒。《关雎》作者已表明是在“求之不得”的情况下才借助于梦幻的，这第一轮攻势未能完全奏效，所以又有第三章中的“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实为更具威力的咒术进攻。这类乐器本来便是咒术礼仪上的专用道具，《阿达婆吠陀》中便有专咏鼓之咒力的诗篇。看来只有借助于这些乐器的攻心力量，“君子”才有望最终完成俘虏“淑女”的全套咒术活动。
《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诗经》的时代与原始宗教盛行的原始时代之间如何确定联系？ 资料和方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七、考古发现与《诗经》研究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学混而不分。……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以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王国维以卜辞为证据论《商颂》为宋诗： 自其文辞观之,则殷墟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此称名之异也。
《诗经》名物研究与考古发现 纳兰性德《毛诗名物解序》： 六经名物之多,无逾于《诗》者。 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 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 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 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
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 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
《大雅·行苇》：洗爵奠斝（jiǎ ） 这两种西周时代的酒器的区别，汉人已经不了解，故毛传以为它们只是名称不同，没有形制上的区别。古今注本多从其说，如《毛诗正义》：“斝,爵也。夏曰盏,殷曰斝,周曰爵。”
爵是酒杯，斝是贮酒器，容量远大于爵
《阜阳汉简·诗经》 1977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墓主为汉汝阴侯夏侯灶夫妇）中发掘出一批汉代简牍，内容很多。阜阳汉简整理组从中整理出170余条《诗经》残简，其中有今本《国风》中的65首,《小雅》中的4首。由于简片破碎严重，所见各诗仅存残句，有的则仅存篇名。这是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
研究者将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诗经》及今已亡佚的鲁、齐、韩三家《诗》做了比勘,认为它不属于鲁、齐、韩、毛中任何一家《诗》的传本，可能是未被《汉志》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李学勤在《马王堆帛书与楚文化的流传》一文中曾推测阜阳汉简《诗经》也许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1994年出现于香港文物市场，随即为上海博物馆收藏，2001年整理出版。共1200余枚，35000余字，涉及的内容很广，为楚国贵族迁郢都之前的随葬品，先于秦火。其中31枚有关《诗经》的内容，整理者定名为《孔子诗论》。
关于孔子如何向其弟子授诗，以往文献全无记载。而此31枚竹简共980余字，全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讲诗的追记文字。孔子在此提出“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的三条具有准则性的说法，在文学史上还是初见。 今本《诗经》编次为《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竹简中孔子诗论中与此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
竹简中出现的六十个篇名中又发现了轶诗六篇。另外，在七枚记载诗曲音调的竹简中，也有为今本所未见的轶诗。 在一些诗篇中，有的记有诗的讲题，有的就某一篇一记再记，说明孔子曾以一论、二论、三论的方法来解释诗义。孔子解释诗义，多从道德规范、思想行为上阐述的。这与汉儒的释解，也有很大不同。 许多诗句用字和今本《诗经》不同，也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刺”、“美”的内容。
今人《诗经》研究书目择要 朱自清《诗言志辨》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程俊英《诗经全译》 余冠英《诗经选译》 陈子展《诗经直解》 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 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
先秦历史散文 先秦历史著作的形成，有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尚书》，除假托的部分，完全是史官所保存的文件的汇编；《春秋》虽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但仍然保持着史官记录的体式。战国初形成的《左传》、《国语》也利用了大量史官记录，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著作。至于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形成的《战国策》，其主要来源是策士的私人著作。总体说来，这个过程表现为官方色彩逐渐减弱。
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愈是后期的著作，所表现出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愈淡薄。尤其反映策士思想的《战国策》，由于当时的“士”本身是“四民”之一 ，虽具有进入统治阶层的可能，但其思想情趣，还是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其次，古史“记事”与“记言”的区别，在《尚书》和《春秋》之间还是截然分明，而以后就渐渐混淆了。再次，愈是后期和愈是接近民间的著作，其文学成分愈是显著，而相应的，在史学的严格性方面都有所削弱。
《尚书》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十三经注疏 嘉靖中福建刊本
《尚书》五十八篇： 《虞书》五篇，记载了尧和舜的事迹，例如禅让制，那时的王位还不是世袭制，年迈的尧帝没有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舜，因为舜对父亲孝敬，对兄长仁爱，比较贤能。 《夏书》四篇，记载了禹和启建立夏朝，治理水患，统一中国的事迹。 《商书》十七篇，记载了商朝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成汤讨伐夏桀，盘庚迁都等。 《周书》三十二篇，记载了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等重大事件。
五十八篇六种文体： 一、典：“典”字的形态很像两只手捧着书册的形象，记载国家的重要的政治制度和重大事件。如《尧典》，记载了尧和舜的事迹。尧叫放勋，也称陶唐氏，或唐尧。舜叫重[chóng]华，属有虞氏，也叫虞舜。可分七大段： ①颂扬了尧的品德和功绩。 ②制定历法、划分四季、十二月、三百六十五天。 ③选拔官吏，知人善任。 ④发现和培养舜接替自己。 ⑤舜在摄政期间的功绩。 ⑥舜任用百官的情况。 ⑦歌颂舜为国鞠躬尽瘁而死。
二、谟，通“谋”。朝廷对一些国家大事的议论、决策和制定的一些政令。《皋陶（gáo yáo）谟》记载了舜同大臣皋陶和禹讨论国事的情况，分四大段： ①皋陶提出要慎身，知人安民。 ②禹提出要重视民生，并和舜、皋陶讨论了怎样作君、作臣，怎样治理苗民的问题。当时已经有了少数民族问题。 ③记录了一个舞乐仪式。 ④舜和皋陶吟诗唱和的欢乐景象。
三、训，朝廷对臣民的训辞。《伊训》，商朝大臣伊尹对帝太甲的训戒。商汤死后，太子太丁也死了，立了太丁的弟弟外丙；三年后，外丙死，立了他的弟弟仲壬；四年后，仲壬死，立了商汤的长孙太甲，因太甲年轻，由大臣伊尹辅佐，作了《伊训》，分三大段： ①成汤修德而有天下，要讲究爱和敬，才能有德。 ②修己求贤，制定官制。 ③勉励太甲敬身行德。
四、诰，劝告、告示之意，表达上下之间的交流，如《大诰》。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因年幼，由周公摄政，当时的贵族管叔、蔡叔和武庚联合反叛周王朝。周公决定出兵平定叛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出兵困难很大，而且占卜的结果又不吉利，于是周公发表了《大诰》，说服反对者同心协力平定叛乱。分三大段： ①得到吉卜，劝导各国服从天命参加东征。 ②文王大业必须完成，驳斥了反对者的言论。 ③天命不可懈怠。 周公东征是周代初年的一次重大事件，所以《大诰》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五、誓，宣誓。战斗之前，通过宣誓的仪式来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如《牧誓》，在牧野举行的宣誓，牧野在河南齐县，距商朝都城朝歌70多里，公元前1066年2月，周武王率兵车300辆、勇士3000人，及诸侯兵车4000多辆，甲士4万多人，同商纣王决战。纣王发兵70万抵挡武王，武王在战前举行了誓师大会勉励士兵和诸侯勇往直前。由于纣王失去民心，导致军队倒戈，周武王灭了商纣王。 《牧誓》分两段： ①宣誓前的部署，拿好牛尾、斧子、矛和盾，站好队形。 ②宣布纣王的罪行、战时的纪律。
六、命，册命之文，档案或履历表。如《文侯之命》，周平王为表彰晋文侯的功绩，对其册封，作《文侯之命》，分两段： ①表彰晋文侯的功绩，周幽王因宠爱妃子褒姒，便废掉了王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立她的儿子伯符为太子。幽王因此失去诸侯的信任，后遭戎族入侵而灭亡，被废的太子宜臼在申氏的父亲申侯的帮助下，驱逐了戎族，并将都城迁至洛阳，建立了东周，称平王，册封申侯为文侯。 ②赏赐和嘉勉晋文侯以豪华的车马和弓箭。《史记·周本纪》和《晋世家》以及刘向的《新序》都认为这一篇作于周襄王时，文侯即是晋文公重[chóng]耳。经过后人考证，这是一种误解。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王国维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并说自己“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
《商书·盘庚》 读解 盘庚是成汤第十代孙，祖丁的儿子，阳甲的弟弟，第二十代帝王，继位后决定将都城从山东曲阜迁至河南安阳，以避水患并抑制贵族的奢侈生活。因故土难离，很多人反对迁都，于是盘庚作了三次讲演，终于说服臣民，成功地实现了迁都。《史记·殷本纪》载，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尚书·盘庚》就是当时的史官追记的三篇演讲，从汉代开始称为《盘庚》。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 译：我根据先王的法度办事，没有失德之处。只是你们隐瞒政令，不把我的意思告诉给大家。我的威严好像热火一样旺盛，只是没对你们显示，才使你们放肆起来。譬如只有把网结在纲上，才会有条理而不至于紊乱。农夫只有尽力耕作，才会有秋天的好收成。假如你们能去除私心，把真实的好意留给人民及你们的亲友，你们不就有资格说出你们想说的话，说你们是积德的吗？你们不怕浮言会毒害远近的臣民，而心安理得地惰怠下去，不在田中努力耕作，便不会有收获。
《尚书》公案 在传世的古代典籍中，《尚书》的纠纷最多。历史上围绕《尚书》的文体及经义解释，围绕着其来源出处（所谓“真伪”）及传承问题，曾发生过多次重大的学术论争和辩论。其中影响至大的即是汉代的“今文”、“古文”学派之争，以及宋、明、清以来关于其书“真伪”及“疑古”之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李斯建议，焚烧民间私藏诗书，其中《尚书》被列为禁书之重点。民间《尚书》传本多被销毁，仅宫中档案则尚得保存（即“中秘藏书”）。但秦末战乱，项羽占据秦都后火烧咸阳宫，多数宗社档案亦被焚之于一炬。
焚书坑儒
吕后时代汉惠帝宣布撤销秦政权的禁书令，民间收藏之《尚书》遂得复出。 汉文帝时，年过九十的故秦“博士”伏生（名胜，山东邹平人）于济南传授《尚书》。但是，伏生所传《尚书》，一说并无写本，“失其本经，以口传授”，靠脑中记忆记诵二十余篇。《史记》则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邹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倪宽……” 西汉初著名政治家贾谊、晃错都是伏胜的门生，曾从伏胜学习《尚书》。
唐代王维（？）绘《伏生授经图》，现藏日本大阪
今人潘琳绘 《伏生授经》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当系伏生后学传本。其经文皆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因此汉人称伏胜所传系统的《尚书》为“今文”《尚书》。
汉景帝、武帝间，鲁恭王刘馀拆除孔子旧宅，于墙壁内发现孔子家族一批藏书。其中有《尚书》，以“蝌蚪文”（古文字）抄写。刘馀遂以其书还赐孔家族人。周代文字汉代已很少有人认识，于是参照伏生所传《尚书》，定其可识者，改写为隶书。这一部《尚书》比之伏生所传本，多出二十五篇。传写其书者，乃孔子后裔中之著名学者孔安国。这一部《尚书》，与伏生所传之今文写本《尚书》多所不同。
司马迁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史记·儒林传》）司马迁年轻时，尝从孔安国问习古文《尚书》。孔安国本想将这一套书献奉汉武帝。但不久发生巫蛊之乱，其书遂未能进献。
因此在西汉时代，《尚书》已经出现两个系统的传本，一是济南名儒伏胜的今文传本，一是孔子后裔孔安国的古文传本。 西晋末年发生永嘉之乱（公元307—312年）后，王室倾覆，文物沦丧。“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亡。”《尚书》也遭遇再度亡散。
东晋政权南迁，晋元帝时豫章太守梅赜收集到古文《尚书》的一种传本（据说系出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计46卷58篇，献予朝廷。所献书中之33篇内容与伏胜旧传今文28篇略同，唯从“尧典”分出“舜典”，从“皋陶谟”分出“益稷”。“盘庚”篇则一分为二。又从“顾命”篇分出“康王之诰”。此外另有25篇也有所不同于汉传本。 梅氏所献之《孔传古文尚书》，当时即被国家视为瑰宝，立于学官。唐初孔颖达受太宗诏命为之作注，此后遂颁行天下。这个传本一直流传至今。
梅赜所献《古文尚书》46卷，其中另附《尚书孔氏传》13卷。这套传本，据后人研究，与汉代孔安国的古文传本并不完全相同。实际可能是晋代民间学者所汇辑的，可能也吸收了晋代出土的《汲冢竹书》中有关文献（如《汉冢周书》等）。这个梅氏传本的《尚书》，成为今文（伏氏）传本、古文（孔氏）传本之外的第三种传本。
宋代以后，有学者发现，梅氏传本虽然标榜出自汉孔安国，但实际与孔氏传本有所不同。 南宋吴棫著《书稗传》，开始怀疑梅氏献本《尚书》不是古本，南宋朱熹亦表示疑惑。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分析《孔传》和“晚出尚书”（简称“晚书”）的内容，从汉人记载的关于古文《尚书》传授情况、“晚书”的篇数、文体和来源等方面，推测梅传《尚书》应是魏晋间人所作。 清代阎若璩在梅鷟论证的基础上，写《尚书古文疏证》，从《孔传古文尚书》中提出128条论据（今存99条）。自其以后，《孔传古文尚书》并非汉孔安国的原始传本这一结论，得到了定案。
20世纪初叶，胡适、顾颉刚的疑古学派兴起，梅赜开始受到更严重的指责，他被指为一个伪造《尚书》的历史文化的骗子。梅本《尚书》不仅不再被列为研究中国古史的可信史料，而且被一些学人痛加贬责，谓之“伪书”，所附孔安国传述即使被学者所引述，也一概被称为“伪孔传”。
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虽然梅传本之《孔传》并非汉儒孔安国所著，但仍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清儒焦循曾对此“孔传”与“郑玄注”进行比较，他认为“孔传”在许多方面优于“郑注”。 焦循质疑当时（如崔述一类）的疑古者曰:《孔传》即使“论其为魏晋间人之传，则未尝不可与何晏、杜预、郭璞、范宁等先后同时。晏、预、璞、宁之传注可存而论，则此传亦何不可存而论？” 近人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古书考》中指出，《史记》所录虞夏商周古史，多直接取自《尚书》，而与梅氏传本可以互相参证。证明其书确有本源，绝非晋人向壁虚构之作。
这里就有一个对梅颐献书功过是非的评价问题。梅颐在古《尚书》久已失传之际，汇辑、保存了这批古籍材料，使当时久已失传的《尚书》得以再现，究竟是他的重大历史功绩，还是严重文化罪过？ 自从清儒者辩《尚书》真伪形成所谓“定论”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形成了几乎一面倒的答案，认为梅赜是一个伪造文献的千古罪人。而近来越来越多多的学者认为，梅氏本虽然不是真正的孔壁古文，但实际可以看作古文《尚书》在西晋时代的一个汇纂辑佚本。其中有些章节至少传自晚周，另一些则为两汉即晋代经师的转述，自有传承之源，绝不能称之为“伪书”。
2008年《焚书坑儒后2000年 古文尚书重现》
一批珍贵竹简日前入藏清华大学。经全国11位权威学者专家的鉴定一致认为:“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项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据初步统计，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与这批竹简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
据李学勤介绍，此次清华大学入藏的这批珍贵竹简（简称“清华简”）中发现的多篇《尚书》均是焚书以前的写本。《金縢》《康诰》《顾命》等部分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篇章。例如《尚书》中的名篇《傅说之命》，即先秦文献引用的《说命》，和传世伪古文就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对“清华简”的研究可以使现代人得以重见古文《尚书》真容。 复旦大学古文字专家裘锡圭教授此次也赴北京对“清华简”进行观察鉴定，他表示，可以确定竹简上部分文字是《尚书》的一部分，“和现在我们读到的《尚书》版本内容有些文字出入，具体的研究则刚刚启动。”
《春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 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 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 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 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 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 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 经典。
《春秋》记载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481年）共242年史事，大约有1 《春秋》记载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481年）共242年史事，大约有1.5万字。内容主要是各诸侯国间聘问、会盟、战争等政治事件，也有关于自然现象如日食、水旱等的记录。其记事的特点是十分简略，最少者一条仅一字，如“雨”，也有二三字的，一般不过十字左右。历代对它评论研究的著作多达数百种。褒奖的人对它推崇备至；批评的人如宋王安石直斥它是“断烂朝报”。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扬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所谓笔削，是指孔子不单纯记载史事，它的遣词用字体现出一套褒贬书法。这就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借此以表达孔子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见解，寄托他的社会理想。后人称为“以绳当世”，“立天下仪法”，“为后王制法”。
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其地位降到等于一个小国，只好依附于强大的诸侯。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践土之会，是周王应晋文公之命赴会。孔子反对这种以臣召君的做法，主张维护天下共主的地位，因而采取隐讳的书法，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用这种寓含褒贬的手法，寄托孔子希望恢复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理想。
《文心雕龙·宗经》：《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 《春秋·僖公十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公羊传》：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tián] 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 《春秋·定公二年》：雉门及两观灾。 《公羊传》：时灾者两观，则何为后言之？不以微及大也。谷梁传》：先言雉门，尊尊也。
《春秋》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 一是主张“大一统”和经世致用。是孔子尊奉周王室，强烈地表达他的政治理想是实现统一的王权，重新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序局面。春秋及其后的战国时期，各国分立，攻伐征战不断。然而从历史发展的主流看，在统一趋势与分立倾向的相互斗争中，统一的力量仍在根本上起主导作用。孔子的尊王和大一统思想，正好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这对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道路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是开创了私人修史的传统。在此之前，只有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官方史册，但均秘藏于王宫府库之中，士庶阶层基本无法见到。孔子作《春秋》，则是私人修史的开始，并以此作为教育三千弟子的内容之一，众多学生学习之后便把历史知识带到民间。这同孔子打破“学在官府”垄断局面一样，是其巨大的功绩。
三是立了史法，开创了按照一定体例编撰史书的传统。这就是《礼记·经解》所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指遣词用字，即前述褒贬书法。比事则指按一定体例编排历史事件。《春秋》记载虽简略，却树立了编年体史书的记事方法，如杜预所总结的：“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四是创立了重视文献的访求、考订的传统。孔子对制度、文献有渊博的知识，同时主张“多闻阙疑”，“择其善者而从之”，反对主观臆测，这些原则从《春秋》史料上的可靠性得到有力的体现。
《左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 传》，又称《春秋左氏传》， 或者称《左氏春秋》，与 《春秋公羊传》、《春秋谷 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 撰写的史书。
作者问题 左丘明，一说姓左，名丘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双目失明，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在其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但并无任何依据。此后，有些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仍然以严谨的史料为依据，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但吴起的性情与左传截然不同；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左丘明所作。
政治与道德倾向 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虽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此类议论，都是作者所赞同的。诸子散文（尤其《孟子》）也有类似的议论，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试图用简截鲜明的道德观念评价复杂的历史，难免要遇到麻烦。最明显的，对于各国间频繁的战争，作者总是要首先辨明双方在道义上的曲直是非，并将此同胜负结果直接联系起来，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战争多是因各国间争夺土地与人口而发生的，如果一定要以简单的儒家道德标准衡量，只能如孟子所说“春秋无义战”；且一场具体战争的胜负，也很难归结于道义上的原因。
因而作者勉强作出的评述，常显得迂腐可笑。如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为诱敌深入，助长敌方的骄傲懈惰之气，故意“退避三舍”，这本是一项巧计；书中却指责楚军统帅子玉步步进逼作为国君的晋文公，是“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故不能不失败。这不但毫无道理，亦不能适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况。
宋襄公：费厄泼来？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史记·宋微子世家》：太史公曰：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毛泽东《论持久战》：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当代读者有“最后一个按规则出牌的中国人”、“一个死于文明和理想的英雄 ”、“中国的堂吉诃德”或“坚决不做宋襄公”、“千古笑柄宋襄公”等评价。
史学文本？文学文本？ 《宣公二年》：（晋灵公）犹不改。宣子（赵盾）骤谏。公患之，使鉏麑[chú] [ní] 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哀公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 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鉏麑论》：“又谁闻而谁述之耶?” 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五回王济川以此问塾师，且曰：“把他写上，这分明是个漏洞!”
钱锺书《管锥编》：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口角亲切,如聆罄咳欤. 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口心相语,属垣烛隐,何所依据 钱锺书《管锥编》：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口角亲切,如聆罄咳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口心相语,属垣烛隐,何所依据?如僖公二十四年介子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戏剧中之对话独白也。……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心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
公羊传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其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公羊春秋》作为家学，最初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人）方与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复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汉公羊寿。
后世注释《公羊传》的书籍主要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公羊传》把《春秋》记载的１２代鲁国国君分为三等。其中的哀公、定公、昭公这三代国君与孔子处于同一时代，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为孔子所亲身经历。称为“见三世”。在此之前的襄、成、宣、文四代国君都早于孔子，此间发生的事件只能听说而非亲身经历，所以称为“闻四世”。而僖、湣、庄、桓、隐这五代国君则离孔子更远，这期间发生的事件多表现为传闻，故称为“传闻五世。”作者认为，孔子记载每一世代历史的笔法有其各自的特点。
总体来看，《公羊传》对《春秋》的注解比较注重诛乱贼，大一统，挖掘微言大义。对于违背礼节、犯上作乱的行为进行严厉抨击和谴责。以维护帝王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和尊严，以巩固大一统的专制制度。汉代大儒董仲舒曾撰《春秋繁露》将《春秋》的宗旨概括为“奉天而法古”，并发挥《公羊传》的思想，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被后世奉为最有成就的公羊学家。清朝末年的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也曾经利用《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作为改良主义的理论根据，强调变革，追求大同世界的理想，给旧经学赋予了新的意义。从汉代到清代，对《公羊传》的研究形成了专门的学问——公羊学。
谷梁传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后世注释《谷梁传》的主要有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
《春秋三传》之比较（例一） 《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隐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古代帝王统治权威的确立与历法的改革有密切关系。一个新王朝的确立往往要颁布新的历法，并影响到国家的一些重大活动以及史书对这些活动的记载。古人按照农历把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与十二个地支符号一一对应，以一年中的十一月为子月，从子月开始到第二年十月共十二个月，按顺序依次对应于从子至亥的十二地支。夏代的历法规定，以寅月（农历一月）为一年的起始月，称为正月，而商代则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则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经文中的“王正月”即指周王朝历法中的正月，即农历十一月，鲁隐公三年相当于公元前７２２年。
在这一年的春天，鲁隐公代替桓公摄行国君之职。隐公和桓公都是惠公的儿子，惠公的夫人叫孟子，是宋国国君宋武公的女儿。在孟子死后，惠公又续娶了声子，生下了隐公，由于声子地位比较低下，惠公没有按正式的礼节迎娶，此时的宋武公又有了一个女儿仲子，她手掌心呈现的纹路很像石经中的“鲁”字，武公为此进行了占卜，得到的结果说：她将嫁给鲁国的国君。于是她长大以后，便嫁给了惠公，并以正式的礼节迎娶，称为“归”。她就是桓公的母亲。惠公死后，由隐公摄政，代行国君之职。按照周代的礼制，国君即位应举行大典，以祭祀的形式通告祖先，以书策的形式昭告各诸侯国。而隐公希望遵照惠公的遗愿，将来把国君的职权交还给桓公，所以，他没有举行即位大典的仪式，史官也就没有隐公即位的明确记载。
《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谓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立桓，则恐诸大夫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共提出了１１个问题并且自问自答。何为元年？是新国君即位的起始年。何为春？是一年的开始。王者又指谁？是文王制定的礼制和历法。为何先说王后说正月？何为王正月？是以王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国家政体。为何不言隐公即位的事实？这是惠公的意思。如何能实现惠公的遗愿呢？隐公将鲁国平定治理得和谐安宁，然后将国君的权力返还给桓公。为何要返还给桓公呢？因为桓公年幼但地位尊贵，隐公年长但地位低下，而他们之间的尊卑关系比较隐讳，国人并不知道，隐公年长而且贤能，各位大夫想拥立隐公，于是隐公推辞。
但不知道桓公将来是否一定被拥立。如果立桓公，恐怕各位大夫不能辅助年纪太幼小的国君治理国家。所以隐公为桓公而立，隐公年长又贤能，为何不能立为正式的国君呢？确立国君的继承人，要以长者为先，而不是看他是否贤能。桓公母亲的地位比隐公的母亲要尊贵，所以桓公凭借其母亲的尊贵而比隐公尊贵，儿子因为母亲而尊贵，母亲也因为儿子而尊贵。隐公长而贤，桓公幼而贵。虽然国君的继承人只有一位，但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争斗和混乱。由隐公摄政，然后再还给桓公，既没有违背周代的礼制，又成全了惠公的遗愿，遵守了孝道。
在《公羊传》的作者看来，国君的地位传给谁，历来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关系到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危，按照周代的礼制，从周天子到诸侯国的国君的职位都是父子相传，子子孙孙世代沿袭，在鲁惠公的身后，桓公与隐公之间以及他们的母亲与他们的父亲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人伦关系，情感、利益、地位和礼仪相互交织，把如此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置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置于君位的传承之中，置于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体现了《春秋》的作者和注释者对儒家礼乐文化与国家政治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
从《公羊传》提出的疑问来看，隐公将来是否能把君位交还给桓公呢？如果桓公执政是否会比隐公做得更好呢？《公羊传》的作者已经感到了深深的忧患和焦虑。儒家追求的道德理想和礼乐教化可以使人的心性得到进一步的修养和陶冶，但是否能保证国家政治秩序的永久和谐呢？ 通观《春秋》全书，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人性之恶，私欲之凶，令人触目惊心，《公羊传》所表现出的忧患和焦虑是针对人性的，也是针对社会制度的。
《谷梁传》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谷梁传》认为：元年、春和正月都是开始的意思，对于隐公摄政的解释与《公羊传》相同，但不同的是对于隐公将还政给桓公的解释，认为惠公想要传位给桓公，有失正道，《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公摄政再还政，即是成父之恶。
《春秋三传》之比较（例二） 《春秋》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唯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兖不废矣。”犹不改。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从以上《左传》的叙述来看，导致晋灵公被杀的原因主要在于他自身的荒淫无道，而直接杀灵公的人是赵穿不是赵盾，但史官却把弑君之罪加在赵盾身上，并当面向他陈述理由。众多的细节表明，赵盾是一位忠诚仁爱的贤臣，面对国君的残暴他敢于劝谏，他以忠诚恭敬的神态感化了刺客，侍卫为保护他而战死，饥饿中的穷人得到他的救助，也在危急中保护他。面对国君的迫害，他只有逃亡而没有抵抗，蒙受了弑君之罪，却还要辅佐灵公的儿子即位。他为自己的罪名所作的辩解为什么不能成立？孔子为什么肯定了史官的记载，还要对赵盾寄予同情？这其中的是非功过、善恶美丑令人感到困惑。《公羊传》未作解释，《谷梁传》则作了回答。
《谷梁传》宣公二年：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之，观其辟丸也。赵盾入谏，不听，出亡，至于郊。赵穿弑公而后反赵盾，史狐书贼，曰：“赵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故书之。”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曰于盾也，见忠臣之至，于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
《谷梁传》认为：史官的记载是对赵盾的谴责，赵盾作为正卿虽然也曾多次劝谏国君改邪归正，但没有达到目的，这是政治上的失职。在他还没有离开晋国的前提下，国君被杀，而他又没有组织讨伐凶手，有同谋的嫌疑，所以难逃弑君之罪。《谷梁传》对“赵盾弑其君”的注解突出了史官的记事原则，这里体现了儒家的价值判断精神，以史官和史书来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使君王遵守礼仪，使大臣忠于职守，尽职者受到表彰，失职者受到谴责，这就是所谓孔子作《春秋》，一字寓褒贬，令乱臣贼子惧。
《春秋三传》之比较（例三） 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 《左传》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谷梁传》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获麟，故大其适也。其不言来，不外麟于中国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国也。
《公羊传》、《谷梁传》对《春秋》的注解注重从道德上和政治上来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体现了儒家对历史的一种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这就是著名的“春秋笔法”。相比之下，《左传》的注解则比较注重历史的表象，如事件的经过、人物之间的利害和情感关系等等。这是《左传》的特点，也是它与《公羊传》、《谷梁传》的区别。
东汉郑玄《六艺论》：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 东晋范宁（《后汉书》作者范晔之祖父）《春秋榖梁经传集解序》：《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宋代叶梦得《春秋序传》：《左传》传事不传意，《公羊》《谷梁》传意不传事， 当代学者杨伯峻：《公羊传》和《谷梁传》并不是史书，也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通过读《左传》就可以了解史实，《公羊》《谷梁》可以不读，而对于研究经学史、学术史、政治思想史的人来说，则不可不读。
《国语》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国别史，凡《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上起西周穆王十二年（约公元前十世纪）西征犬戎（今陕西彬县、岐山一带），下至智伯（名瑶，又称智囊子，晋国四卿之一）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故事。
《国语》的作者 唐宋以前，人们都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西汉司马迁、东汉班固、吴国韦昭、唐朝刘知几等持此说。按照他们的说法，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之作传，即《春秋左氏传》。后来，左丘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根据传注《春秋》时所剩材料，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编著《国语》。故《国语》又被称为《春秋外传》，《春秋左氏传》被称为《春秋内传》。唐宋以后很多学者对此说提出异议，现在一般认为《国语》是在战国初年编辑而成，作者有待进一步考证。
《左传》《国语》之关系，历来有三说。 一、《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 自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后，汉人便直目《国语》为《春秋外传》。如班彪云：“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班氏《艺文志》著录《国语》自注云“左丘明撰”，又于《律历志》“颛顼帝”及“帝喾”条下，分别引《国语》之说，而题作《春秋外传》。
至于何以称《外传》，王充《论衡·案书篇》以《左传》辞略，复录《国语》以实之，有内外；刘熙《释名·释典艺》以《左传》为鲁史，《国语》记诸国之事，以鲁而言内外；韦昭《国语解·叙》则以其文不立于经，故曰外传 。后世言《外传》，不出此三家之说。
二、《国语》为《左传》之史料。 此说以司马光父子为首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3引巽岩李氏（李焘）曰：“昔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国别为语，旋猎其英华作《春秋传》。而先所采之语，草稿具存，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盖由当时列国之史，材有厚薄，学有浅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为此重复之书，何邪？先儒或谓《春秋传》先成，《国语》继作，误矣。惟本朝司马温公父子能识之。”
近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汉书·艺文志》著录《新国语》54篇，乃是左丘明之原本，刘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康氏所云刘歆割裂《国语》以伪造《左传》之说，亦是以《国语》为《左传》之史料说之流亚。
三、《国语》与《左传》实为二书。晋人傅玄云：“《国语》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唐人赵匡亦云：“《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刺，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子弟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经之而成此书，以广异闻耳。”
现代学者认为，《国语》与《左传》是编纂目的各不相同的两部书。《左传》是依经作传的解经之作，则亦是规模宏大的编年史，它叙述宏肆，枝叶纷披，思想较《国语》为深刻。而《国语》的编纂目的是搜缀既往，鉴于当时，或戒于将来。故而其行文体例乃是就事析理，且往往是一事一议，不枝不蔓，以期于事简而理明。二书编纂目的不同，其编排体例、文字风格及思想水平自亦不同。因此，《国语》之与《左传》，既然是编纂目的各不相同的两部书，则前人所谓“外传说”或“史料说”，皆为无根之谈。 （参程水金《从鉴古思潮看<国语>之编纂目的及其叙述方式》）
《国语》的思想内容：以古为鉴，事神保民 《国语》所述前言往行，意在规诫世君人主及用事之臣。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便是事神保民。《尚书》中“天命不于常”的忧患意识，在这里演化为明确的秉国原则。《周语上》周大夫内史过之论神、民、君三边关系，是《国语》事神保民思想最为集中的阐发。
周惠王十五年秋，传言说有神灵降临到虢国的西部地区莘（shēn今河南三门峡莘原），惠王不解，问内史过：“是何故？固有之乎？” 内史过的回答“鬼话连篇”，但自成逻辑。他说神灵之事是有的，“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 ”。夏朝要兴起时，祝融神降临嵩山；快灭亡时，火神一连两夜出现。周朝要兴起时，凤凰在歧山鸣叫。这些神灵出现的关键在于国之兴亡，国之兴盛或败落又取决于君王。“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
惠王问降到莘地的神灵是什么神时，内史过说，那是尧之子丹朱的魂灵。内史过认为，国君行正道而有神异，那是纳福；行为放荡而有神灵事件，那就有祸。他认为莘地出现神灵预兆着虢的灭亡。惠王问他，虢国什么时候灭亡？内史过说，尧是五年到民间巡守一次，丹朱的魂灵出现，也不会超过这个年数，“若由是观之，不过五年”。内史过的预言最终得以验证，惠王十九年冬，晋国大军借道虞国灭虢。
《国语》未能列于经 汉代五经：易、书、诗、礼、春秋 唐代九经：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南宋十三经：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尔雅、孝经
清代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成二十一经。但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欲建立一个别于《十三经注疏》的体系。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亦未成。
《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解《春秋》。柳宗元《非国语》云：“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 ”《国语》中虽然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但也有多有其他学说。傅庚生指出其中有墨、农、法、阴阳、黄老等思想的萌芽分布于鲁、齐、晋、郑、越等诸语当中。这样驳杂的思想体系，也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
《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朱熹曰：“《国语》使人厌看。”崔述曰：“《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周、齐、郑等语，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鲁语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楚、吴、越之语，则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实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招致史家的批判和质疑。
战国策
春秋战国时代风尚变化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战国策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他据此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此书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其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今本《战国策》共33卷：东周策1卷、西周策1卷、秦策5卷、齐策6卷、楚策4卷、赵策4卷、魏策4卷、韩策3卷、燕策3卷、宋卫策1卷、中山策1卷，共497篇。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史书？子书？ 《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于春秋类，后世史志也都将其归入史部。 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其归于子部纵横家，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承其说。晁公武说：“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云。”
《战国策》辨伪 据今人缪文远《战国策考辨》， 今本《战国策》497篇中的拟托之 作达98篇之多。
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生，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且使于秦。秦王谓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且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生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谓唐且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且对曰：“臣未尝闻也。”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缪文远《战国策考辨》引元代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此策文甚明，而事多难言。以始皇之兵威，何惮于安陵而易以五百里地？是特为之辞而使之纳地耳！唐且之使愚矣。虽抗言不屈，岂终能沮之乎？荆轲之见也，匿匕首于图。秦法，侍者不得操兵，此云“挺剑而起”，何也？其辞固多夸矣！
又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一、据吴师道考证，唐且在秦始皇二十二年已百余岁，其人之存否是个问题；二、安陵即鄢陵，久为秦有，何来安陵君遣唐且使秦之事？三、如前所引，策文与秦制不合，不得有唐且带剑上殿之事；四、策文中唐且胁迫秦始皇之事，如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云云，多天人感应之语，以始皇之雄，安会以此恐惧而长跪而谢？五、即使安陵其时尚存，一个小国，秦以偏师一支，旦夕可取，何须卑辞以求易地？
叛经离道之书（明李梦阳《刻战国策序》） 曾巩《重校战国策序》：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到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
明末陆陇其《战国策去毒跋》：《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其不为之渐染者鲜矣。
重士贵士 《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燕策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者，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
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者，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 ……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闵王出走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唯独莒、即墨。
重利轻义 《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策士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时成为风气。对此，西汉刘向的分说颇为深刻。他认为，周文王、武王时天下太平，“崇道德，隆礼仪”，纲纪严明，“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因此可以德治天下，连横、合纵之徒的活动舞台非常有限。但战国是大兼并的时代，礼崩乐坏，仁义道德已荡然无存，此时“非威不立，非势不行”，讲究的是“势”与“术”。
因此“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身处此种情境，策士自然也难讲“道德”。
在《战国策》中，统治者的心理、品质、行为与凡人一样，甚至因手握大权而更加阴暗狠毒，全然没有后世儒家为统治者披上的 “天子”外衣，因而也是道德象征的光环。或许，这也是《战国策》的深刻之处。其实，儒学经典谈的是政治“应该”如何，而《战国策》说的是政治“实际”怎样。但从古至今，总有不少人将“应然”当作“实然”，把“理想”当作“现实”。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可为 “万世开太平”的“王道”，从而加以提倡。其实，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战国策》这种“帝王术”教科书更为统治者重视。
文学价值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