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族群與性別觀點 進行統計分析與政策解讀 陽明大學 王增勇

傳統政策研究的取向 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導向 以經濟理性與普遍性為基礎(資源有限而需求無限、為多數人制訂制度) 以量化研究為分析工具(以具有代表性的統計數字做為規劃依據) 以政策過程為分析對象的階段理論 (問題建構 - 政策形成 - 政策決定 - 政策執行 - 政策評估)

統計數字在政策規劃的侷限 問卷的形成是基於特定群體的經驗抽象而成，因此必然會排除其他人的經驗 但是問卷的視框卻常常被視為理所當然而顯少被檢驗，除非有反對聲音出現 提問＝>資料蒐集＝>解釋的閱讀過程常常反應同一個世界觀，被排除的經驗連被看見與被述說的可能都沒有

問卷複製意識型態說明圖解： 以三代同堂為例

問題定義理論學者對政策研究的挑戰 以Murray Edelman為代表 什麼被定義為問題本身就是個政治決定 問題被定義時,答案已被預設 定義問題所使用的語言會影響誰可以參與決策 定義問題所使用的語言會影響政策如何被思考，如布希的「向毒品宣戰」就預設以打擊犯罪的強力介入方式，並將自己投射為領導戰爭的英雄

後殖民主義對政策研究的挑戰 ：將“被殖民者的生活經驗”重新帶回政策之中 殖民的定義：當一群人無法參與自身有關事項的決策，這群人就是處於被殖民的狀態 所謂客觀的知識背後都隱藏著主觀性: 知識的建立是社會建構的過程,沒有唯一的真理 語言的政治性與歷史性: 知識必須透過語言表達,語言非中立的溝通工具,語言的選擇是被社會權力關係的歷史過程所決定,且常反應統治階級的觀點 指出研究“政策研究”背後權力結構的重要性:重點不在“什麼是真理?”,而在“誰定義真理?” 從被殖民者自身經驗中出發，生產反殖民論述，反省政策背後的假設與自身經驗的落差

單路徑學習vs雙路徑學習： 以原住民酗酒為例

女性主義對政策研究的挑戰 對男性意識主導的政策研究科學的挑戰: 1.內容上，女性議題被忽略，強化社會資源男女分配不均的現況 2.研究上，理論與概念排除女性經驗 3.以女性經驗為起點，還給屬於女性自己的聲音

從弱勢者出發的政策分析 傾聽弱勢者的經驗 跳脫既有政策論述的框架，覺察政策背後的預設對生活經驗造成的斷裂 看見並挑戰數字背後的運作機制

政策分析一： 以家庭外勞殺害雇主事件為例 煮晚餐忽失控 菲傭刀傷小主人 記者趙容萱、陳亮諭、柯永輝／台中市報導 來台一年半的菲律賓籍女監護工比西塔，疑因雇主有意提前解雇，昨晚情緒失控，持菜刀砍殺正在吃晚餐的王姓雇主三名子女，三人浴血在豪宅內躲避，王為保護子女徒手奪刀也被殺傷，四人送醫後已無生命危險。 西比塔被捕後，始終拒絕回答問題，昨天深夜菲國代表處官員到警局了解，她才用菲律賓土話說，昨天晚餐時，她看到餐桌上擺了碟子和叉子，她突然覺得她在菲律賓的四個小孩已經被殺害，才會情緒激動拿刀砍人。警方則認為她的精神狀況極不穩定。 「外勞殺的！姊姊還在裡面！」王姓雇主的次女（十二歲）、么兒（十歲）昨晚全身是血。在媽媽扶持下，衝出位於台中市七期重劃區的透天豪宅，兩人不斷發抖，請求據報趕到的市警四分局警員及消防人員快進去救人。 當員警衝入屋內，發現左臉頰被劃了一刀的王姓雇主（四十三歲），已忍痛把幾近發狂、不斷嘶吼的比西塔（卅二歲）壓制在二樓客廳，連忙上前合力制伏並銬上手銬。由救護人員將頭部遭砍殺的大女兒（十六歲）及王送醫。 王的長女傷勢最嚴重，頭部、後頸、左、右手和右肩有多處刀傷，王次女左手臂被砍三刀，么兒背部也被砍一刀。 警方指出，比西塔去年四月來台，在王家擔任監護工。工作期限到明年三月十六日止。 據王姓雇主友人和員警初步了解，比西塔廿二日曾打電話回菲律賓，但一直沒有聯絡上丈夫，讓她相當擔憂，雖經安撫情緒仍很不穩定，加上王家因她的精神狀況，有意提前解雇，比西塔得知後，可能突然捉狂。 比西塔昨晚如常在一樓廚房幫王家煮晚餐，卻突然趁著王家三名子女在地下室餐廳吃飯時，持菜刀朝三人瘋狂砍殺。三人受傷各自奔逃。王的長女連手上的碗都來不及放開，就浴血衝上樓躲避，卻在樓梯口跌倒把碗摔落，並向在三樓臥室的父母親高喊救命。 王姓雇主聽到子女呼救，顧不得上半身赤膊，只穿短褲就往樓下衝，在二樓樓梯旁，與持刀追殺長女的比西塔搏鬥；其他家人則分別躲在臥房浴室等地，等警、消趕到時逃出。 警方表示，將等比西塔今天情緒較穩定再偵訊。仲介公司表示不清楚比西塔和雇主是否有摩擦。

政府介入 勞工局：有無發薪水？勞動條件好嗎？老闆對你如何？ 勞動契約的法令宣導與告知 依照就業服務法所定的勞動安全檢查 申訴電話

被忽略的聲音 勞委會：比西塔早已經申請回國，但因雇主無法立即找到人，因此請求他延期 比西塔：來台灣工作一年半沒有休假過，也沒有朋友，也沒有上教堂 比西塔：老闆娘常常罵他 三個孩子中，有一個是重度多重障礙 比西塔的朋友：早就告訴他要逃跑

殺人的政策 外勞逃跑，雇主要被處罰停止雇用外勞一年，仍要續繳就業安定基金，並自行找回外勞，始可再申請外勞，因此雇主害怕外勞學壞，會禁止其外出 使用外勞的家庭不得申請國內的居家服務或臨時照顧服務 外勞查察員無公權力身份並有業績壓力，導致查察員無法落實勞動條件檢查的工作 雇主可以隨時遣返外勞，而外勞不得更換雇主

政策分析二：原住民家庭暴力婦女不求助 求助的定義，誰的定義？ -她不願意開案，她只是把社工員當作一個傾訴的對象 -我申請補助就好，不要去家暴中心 -當行政體系以「通報進入正式體系」做為求助行為的操作型定義，以「服務量」做為評量家暴中心工作績效的指標時，婦女以自己的方式「使用」社工員的可能性就被抹煞

流程之外的情緒勞動：誰來陪伴？ 在部落裡面需要陪伴是正常，我的工作跟我做一個分享，她告訴我，後來說我要先去法院辦這些東西去做一些登記，我就告訴她了，「好，妳知道法院怎麼走嗎？」她告訴我，「我不會」，「坐公車妳會嗎？」她告訴我「我不會」，「到花蓮縣政府妳會嗎？」「我不知道花蓮縣政府」。怎麼這樣子，她全部都不知道，妳會去嗎？等到你聽到這個的時候，她最後就告訴我，「妳可以陪我去嗎？」「我還要陪妳去」，好，我選擇陪她去。出庭的前一天，她打電話給我，「我明天要出庭，妳知道時間，我之前有跟妳講時間，妳能帶我去嗎？」，我說：「我不是之前就告訴妳說，我可能沒辦法帶妳去這個地方，我沒辦法、我希望我是一個（被）保密的對象，是一個默默在協助妳的那個人」，她竟然告訴我：「我不會去，我不知道怎麼去」。其實可以講部落需求面在這裡，有沒有人是願意作她們很好的陪伴者？

求助前的重重束縛：求助不只是一通電話而已 不可承受的母職：作個好女人 -它再怎麼爛的時候，他們也要維繫這個家庭 夫妻之間的事情不可對部落的人說：社會規範 這是我們的家務事，你不要過來，加上一些宗教，因為原住民大部分都有宗教領域喔！阿，你們不能離婚！ 家務事不對「部落以外的人」說： 發生這種事情我已經很糗了，不認識的人不要再一直問我！ 這是部落的事，由部落自己處理：原漢的背叛與忠誠 我們原住民幹嘛要到漢人設的法庭去講？

求助後的反制 執意求助＝無法見容於部落輿論 我已經沒有勇氣再回去部落了。那我現在再告下去，那就說我是在害我家 「備案」是「部落體系的要求」 她不接受部落長老的協調，變成會有一種集體的那個力量來攻擊她，所以她沒有辦法生存，所以到最後她可能會去撤回

警察無能？ 原鄉警察作筆錄的田野觀察 因為怕媽媽回答過程有困難 會在筆錄上留下不利證據 因此我和媽媽一起進到筆錄室做筆錄 因為怕媽媽回答過程有困難 會在筆錄上留下不利證據 因此我和媽媽一起進到筆錄室做筆錄 做筆錄的警察很幽默 也同意我在旁邊 整個過程他提到 他也沒做過這種筆錄 所以光作筆錄就做了將近兩個小時 但只完成三頁A4行距很寬的的內容(因為用一陽指 還會拼錯字) 只有重點的提到人事時地物一類的內容 與社工專業的評估，可說是完全無法比較 過程中 他還跟我說「我打字太慢了，乾脆你們來幫我打啦！」所以我和媽媽都輪流幫忙打了部份的筆錄內容… 令我印象深刻的部分還有他的問話技巧 例如:「你先生的性情怎樣?是屬於暴躁型的嗎?」 媽媽回答:「恩…不是吧…只是很堅持…只有喝酒的時候比較不講道理…」 A警察:「也就是說他喝酒就會很暴躁囉…」 媽媽:「恩…也不能這麼說」 我在旁邊提醒要釐清形容詞「是不是情緒不穩定…」 媽媽:「恩…對…可以說是情緒不穩定…」 A警察:「什麼情緒穩不穩定的…又不是在說天氣…你就聽我說怎麼選…我會給你幾種選擇…你就說「是」「不是」就好…還有…旁人(指我)不要給太多意見…安靜聽就好了…是我在問筆錄耶…」 媽媽:「(笑)…可是你從頭到尾只說了「暴躁型」一種阿…」 A警察:「那是你們一直插話阿…」 筆錄就在這種狀況下進行

另外還有一個例子 A警察:「你先生是不是常喝酒?」 媽媽:「還好…偶爾會喝…」 A警察:「有沒有常常喝嘛？…」 媽媽:「還好啦…(陷入思考中)」 A警察:「你不是說，喝完就會對你們家暴…那就是啦…好…我幫你寫嚴重一點…酗酒成性…恩…」 類似這種情形 讓人實在…所以我請媽媽的警察友人接手陪伴媽媽 我就跑回原來的會談室看看孩子的狀況 剛巧孩子也做完訪談 由B警察開始做筆錄(經過家暴官的說明 若是孩子同意且意識狀況良好 可以不限制於晚上九點以後繼續做筆錄 大人也都覺得OK 因此孩子在阿姨陪同下開始做筆錄) 做筆錄的過程我也聽到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B警察:「所以你就被家暴了…」 孩子:「(疑惑的點點頭)恩」 我就看到警察在孩子那欄填道（某某說:「他被父親家暴…」） 我很疑惑…孩子怎會用「家暴」這種字眼來說話呢?這是大人的用語，好嗎？… 都是警察說 孩子點頭的筆錄 説話模式都不是孩子的說話模式阿 這樣的筆錄 一看就知道不是孩子說的話… B警察:「所以你很怕爸爸…爸爸很兇狠兇…對不對？」 孩子:「恩(再度疑惑的看著大人)…其實還好啦…」 B警察:「沒關係…你不要怕…我跟你說…叔叔最痛恨家暴的人了…我們寫嚴重一點沒關係…因為這種人最壞了…好…所以…你…不想回家，是吧？…」 我聽完兩邊的筆錄之後 真有點傻眼 這就是筆錄??

解構無能警察的現象 「紅燈直直走」（闖紅燈）的原住民警察笑話 誰會留在原鄉當警察？ 原鄉警察的生存策略：背一個看起來有水準、可以寫成語的故事原型 「喔…都是你們害我被主管罵！(我們聽的一頭霧水)…我都已經年紀那麼大了…我也沒處理過這種事情…今天真倒楣換我值班…主管怪我不懂流程…唉…你們能想像嗎？…年紀那麼大我都在等退休了…還被主管像罵小孩一樣罵 」

傳統文化與助人專業的斷裂 對部落婦女有影響力的人在專業證照制度下都成了「缺乏專業能力」的人，而被排除在外。擁有現代學校制度學歷的年輕社工員在部落工作，卻苦無年長者可以帶入進入部落，更無法從自己的助人工作中，協助原住民文化的復興與轉化。 家暴法是漢人社會所發展出的思維，以行政命令由上而下地灌注在原住民部落中，原住民日常生活中沒有相對應的語言與文化可以讓原住民理解與感受家暴法的意義。 如果國家處置因為尊重文化差異而產生不同，對於強調標準化的行政體系而言是嚴重的威脅。但是，將所有部落在地文化機制都視為父權機制而全面加以禁止，又使得政府失去結合在地性別覺醒力量的可能。

夾在姊妹情誼與同胞認同之間的原住民婦女：原住民的家暴法在哪裡？ 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西方白人婦女運動的家庭暴力概念沒有放在殖民化、文化失落、以及貧窮的脈絡下理解 對原住民婦女而言，入罪化的介入模式是不足的，事前既缺乏原住民婦女的參與，事後又一味地責怪原住民婦女沒有性別覺醒，要求婦女以姊妹情誼的名義，與所有婦女站在一起，對抗自己的部落，反而形成一種「指責受害者」的壓迫 從婦女性別的角度出發，藉由在地部落的對話，重新召喚傳統中的「家暴法」，由原住民自身重新掌握文化創新的詮釋權，發展出「屬於原住民的家暴法」。

政策分析三：不被體制認可的原住民幼兒園 都市原住民自行設立的幼兒園被社會局取締事件 事件的詮釋： 都市原住民自力救濟式的托育服務行動，凸顯了政府介入的不足與既有托育市場的商品化，造成都市原住民有托育需要但用不起的窘境。而政府的介入不足則反應原住民行政體系在整體政府結構中的弱勢地位 政府政策執行過程中，科層邏輯被大型資本（民間業者）用來排除小資本的潛在競爭者（教會）。消安措施與幼教老師資格規定都代表托育服務的重大資本投資，缺乏資本的原住民自力救濟所發展的幼稚園因此被排除。 台灣福利制度中過度偏好科層邏輯而偏廢專業邏輯的失衡。 即使體制開放專業人員的裁量空間，原住民幼稚園的存在與否仍需要福利執行者的文化能力。

原民會在政府組織內政策過程 所扮演的角色 傾聽部落與族人的聲音與經驗 從個人經驗中發展對政策的分析 發揮有力少數的戰略位置，打亂漢人為主的政策邏輯，爭取體制聽見原住民聲音的可能

原住民公務員的 基本矛盾與文化覺醒過程 作公務員之前，先做個原住民 這些問題從不是「問題」：問題的癥結在於如何從問題中長出行動的力量。這些問題是基層原住民公務員「每天必須經歷的結構性矛盾」。重點不在於要解決這些問題，重點在於基層原住民公務員如何認識這些矛盾、如何從中生產有利於實踐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如何從中找到落實原住民主體性的實踐路徑。

帶著污名認同的陰影進入 高學歷原住民的族群認同 「我國中畢業以後上台北唸書，其實看我的外表其實看不出來，其實那時候也是有一點點的，自己也會去裝，就是那個口音啊，就是不要讓人家認出來妳是原住民 」 「我想了解在都會區的原住民，他們的生活狀況，呃是不是像我一樣苟延殘喘這樣子… 」 「外在化」的過程，把自己的經驗轉化成為對原住民集體處境的認識

看到自己對族群的使命 生業、專業、志業 「讓她們對自己的文化有高度的認同，所以我覺得這是我一個使命感。…不要讓她們覺得求助無門的感覺，要提供她們更多的社會資源這樣子。…在漢人的朋友當中，能夠讓他們改變對原住民的看法」

成為民眾的家人 他們有時候要辦什麼事情，他第一個想到他會先想到我 其實專心一點的話，妳聽他的聲音，妳就可以聽出來說他今天打這通電話，可能不像他所說的，只是問妳好不好

我做的貼近這片土地 以送餐為例 因為他們（漢人組織）做的跟我做的不一樣，我做的比較貼近那個土地，因為其實他們當時做的那個服務，我不是在批評他們，有便當，可是他們都沒有在吃便當，就是放在旁邊而已，然後，就是還有那些服務，那個社工都是從外地來的，他可能不太知道原住民的文化，所以他覺得老人需要什麼，他就給什麼，可是他不知道這個他需不需要…這些可能是有經過社工或者是營養師看給他們吃什麼，可是這些東西他們不喜歡吃，因為那不是主食嘛，所以我那時候是因為我看不慣那些便當就放著生螞蟻 我們在照顧的時候，我們是很貼近他們，也許我會花很多時間跟老人家聊天，光是一個老人可能花三個小時、四個小時，那是很甘願的，是對他們的生命和對他們的故事我很好奇，就會一直聽這樣子，可是對他們來講，那個就是，就足夠了，他不要什麼你給他很多東西，他要的只是陪伴而已

在行政科層體制中掙扎 被忽略的情緒勞動：「他們要求數量化，可是數量化我覺得又能代表什麼？誰又知道從這個數量化之前我們又付出多少的心血跟心力？」 與民眾需求背離的行政規定：「像原民會給我們的標準是說，只要輔導四個月就差不多了，可是我會覺得，當你真正可以讓他拿到保護令，建構所有的事情，那個後續的輔導，我覺得反而更重要，反而不在他的前面那個糾纏，後續你在陪伴他的這兩三個月的時候，你看到他回歸到很正常的生活，我覺得那個時段是很重要的，我對他就會有很深的感觸，我就覺得說…我們督導都會「XX，你處理快一年了，你要不要結案？」

期待帶給原住民力量的福利 目前原住民的福利不是說只有辦活動，我覺得需要一個很長遠的目標，因為我覺得都市原住民跟山上原住民不太一樣，需要也不一樣。 我也不希望原住民是一直伸手的那個人，我也不願意，我覺得沒有一個原住民願意，但是你的政策讓我們覺得是這樣的時候，我就很不舒服。

「基層」做為原住民反殖民意識覺醒的起點 「基層原住民公務員」具有國家政策執行者與原住民服務者的雙重角色，這個位置具備夾在國家政策與民眾需求的必然矛盾 「基層」作為一個有力的戰鬥位置。社會福利要真正幫助原住民恢復靈魂，決不在於更多、更慷慨的福利給付與範圍，而在於透過福利制度的互助關係，助人者與受助者可以共同重新認識彼此做為原住民的驕傲，走出長久被污名的族群認同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