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朱天心 1

生平 朱天心（1958年3月12日－），臺灣作家，出生於高雄縣鳳山市，父親朱西甯原籍山東臨朐，母親劉慕沙為臺灣客家人。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 年僅十七歲時，即以＜長干行＞在1975年以中央日報連載小說，初試啼聲。1976年又以＜天涼好個秋＞榮獲第一屆聯合報文學獎佳作。1977年即發表第一本小說集《方舟上的日子》及自傳性的長篇散文《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更是獲得當時年輕學子廣大的迴響。 父親朱西甯是位寫作不輟的作家，母親劉慕沙為一翻譯家，1959 年朱西甯軍職北調，懷著朱天衣的劉慕沙，帶著朱天文、朱天心暫回苗栗娘家居住，一年後才帶著朱天文搬進桃園僑愛新村，朱天心則因母親無法同時照顧三個小孩，暫時只得在外公家托育，一、兩年後才回到北部和家人團聚。

父親朱西甯無疑是深受五四影響的一代，喜歡自由，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母親劉慕沙更是新時代女性的代表，與見過四次面的朱西甯結婚。在當時社會風氣保守的年代裡，這曾任國小教師、文宣、編輯、合唱團負責人，婚後從事日文翻譯工作的女子，真可謂「新時代的女性」。 一九五六年，朱西甯與苗栗客家望族千金劉惠美27私下公證結婚，結婚之前曾在報上登了一則啟事： 脫離家庭關係 劉惠美 未滿法定結婚年齡，屢向父母請求婚事，終於不理，追尋婚姻自由而求終身幸福，自登載之日起不再受執法干涉。

類似這樣一場青年男女罔顧禮法、相偕遠走的事件，以世俗說法叫私奔，然而，朱西甯卻將這則啟事剪報保留下來，貼在一本以初生長女天文口吻所寫的日記扉頁，提為：「創造自由幸福的起始——我們的文獻」。 朱家姐妹三人在朱西甯和劉慕沙婚後一年起，很有紀律的從 1956 年到 1960 年間，每隔兩年陸續報到，「文學世家」於焉形成。

客家村經驗 朱天心在《擊壤歌》中曾提到她的童年經驗： 我才剛學著要說話時，妹妹就又趕來了。才二十四歲的媽媽一時照顧不了我們三個，就把我送到外公家，所以才剛學會的幾句簡單國語就夭折了。……一直到妹妹會走路了，我才回到我們家，學國語學的好吃力。我歪著頭看著正在對鏡子梳頭的媽媽說：「媽咪你的頭髮好烏呀。」媽媽笑著糾正我，我則羞得躲到大衣櫃後頭去。 劉慕沙的父親是醫生，母親是從小到大沒吃過苦的小姐，在苗栗當地是個望族。寄居在外公家的朱天心雖然很受疼愛，但日常生活卻是和傭人阿蘭一起的。朱天心和傭人阿蘭學說客家話、在灶下唱客家兒歌，晚上和阿蘭一同出去串門子、住在傭人房裡。

鎮上人們總像談論一個小小王朝似的談論朱天心的外公家，對這暫時住在客家村莊的外省小女孩更是品頭論足，他們喜歡擺弄這笑時有淺淺酒窩的小女孩。朱天心說： 他們最愛的還是問我：「伊是哪兒人？」我總習慣的答道：「長衫仔。」然後他們哄笑成一堆。 「長衫仔」所贏得的滿堂哄笑，是朱天心每次必提的客家童年記憶。對一個當時還「只會客家四縣話、尚不會北京話」的三歲小女孩而言，每次所引起的一陣大笑，在幼年的心中必定也起一團迷霧。

「藍衫」一詞，現今幾乎成為客家服飾的代名詞。然而，藍衫應該是指客家婦女的傳統上衣，一般稱為「長衫」、「大襟衫」或「藍衫」。「長衫」是指其衣長及膝，「大襟衫」是指其右開大襟的形式，而「藍衫」則是稱其使用的布料色彩大多為藍色或黑色為主，遂慣稱為「客家藍衫」。

幼年時文學環境 年紀很小的時候，家裡幾乎都是高朋滿座，不外是爸媽的知己文友和彼時的文藝青年們。我常常瞌睡矇矓的從一個叔叔膝前換到另一個伯伯或阿姨的懷裡，奇怪那樣也睡得著，只除了現代詩和現代畫論戰最烈的時候，我常會被他們面紅耳赤的擊桌怒吼給驚醒。但是也曾經有一個中秋夜晚，數十人馬開到碧潭，叫了兩隻大船，要船伕把我們停在潭心賞月，然後每個人忘了敵友的輪流起身，大聲激昂的高誦自己的新作，一定以為是身在東坡＜赤壁賦＞裡的斯情斯景。

眷村意識 眷村居民大多是當初隨中央政府來台的軍民，他們大多秉持著反共復國信念，由於有著共同的生命途徑，因而產生了休戚與共的生存理念，在這些人們的思想信念裡，可以明確的感受到家國和己身之間那種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孳生一種較他人更為強烈的愛國情懷。 再者眷村內份子被吸納在一獨特的軍政組織系統內。因此對於國家有共同的使命；對國民黨有相當的依附關係。在1950與1960年代，在國民黨中國化政策的推動下，無論是國語推行運動、政經及社會資源的使用上，外省族群皆佔有較大的優勢。因此，認為中國文化是優雅而中心的，而台灣文化是鄙陋而邊緣的。故當時的眷村是有相當的優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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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原本就與外界隔絕，生活在眷村當中，當然有眷村特有的氣質與經驗。在眷村中，眷村第一代離鄉背井後，對過去生活及家人眷戀不已的愁緒，對現實生活鬱鬱不得志的的怨怒，及眷村第二代於眷村這個環境成長，童年的群體遊戲及的成長心事，這些鄉愁及回憶、老兵悽涼的晚景及青春的騷動不安交織出眷村生活的悲喜劇。

張茂桂指出： 眷村出身的作家們在語言文字的使用、人際關係的處理及情節故事的構築上似乎有些說不出來的「習氣」。雖然無法法條規則般的清楚界定，但是你可以感覺到，或者因為人物的描寫，或者因為故事的涵義，這種「眷村氣味」自然流露。而這裡所謂的「習氣」，指的正是當一種特別的文化品味、審美觀、慣見的態度，或者一種特別的語言或者書寫方式，被內在化或者個人自然化後，不經意地表現出來的一種意識或者想法。實際接觸眷村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很快認識到這所謂的「習氣」，而這樣的「習氣」不僅僅橫向地串連起台灣各地的眷村經驗，也透露了超越文字之外，一些更多關於眷村、眷村人、眷村生活的「相似氣息」。

外省人族群的困境 1949年前後來台的大陸移民，亦即所謂的外省人，起初在台灣的各種政經及社會資源的使用方面，佔有絕對的優勢。隨著60年代台灣經濟的起飛，70年代台灣本土反對運動的興起。再加上1987年解嚴(p104)後，政治開放，「本土化」已成為政治、社會變遷最主要的潮流，積極的強調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而在本土的訴求泛政治化後，產生了外省人並非台灣人的排擠壓力，不但顛覆了外省族群長久以來自居的文化優越感，也造成外省人的認同困境（identitydilemma），

大多數的外省族群一向以政治與歷史文化的正統自居，在優勢條件消失，面對「本土化」時，處境尷尬、無所適從，甚至連語言溝通都成為困難。外省族群曾經堅定的「反共復國」信念被摧毀後，再度面對家國認同的難題，也同樣進退維谷。 外省第二代的朱天心，從小受眷村文化、大中國思想的薰陶，隨著政治的發展，族群角色的轉變，朱天心亦有種種不適應。

在1994年底的省市長大選中，她赫然發現，外省族群在那樣的政治氣氛當中，必須噤聲。因為，這社會已容不下他們的聲音。1996年的總統大選之後，種種政治、社會的演變，更讓朱天心覺得一向熟悉且生活數十年的台灣突然變得陌生，自己彷彿也將被抹消掉。 更讓她覺得委屈的是一再被追問的認同問題，就如他自己所言：「我在這邊出生成長，除了旅遊之外也沒有離開台灣，我不屬於台灣，要屬於哪裡？」 外省族群一再被檢視：到底愛不愛台灣？認不認同台灣？由主流至邊緣的處境、大陸/台灣的認同問題更可體會出外省族群的無奈。

朱天心的身份認同困境 梅家玲曾指出： 文學中的「故鄉」不僅是一地理上的位置，也代表作家（及未必與作家誼屬同鄉的讀者）所嚮往的生活意義源頭；其所以能成為「故」鄉，必須透露出似近 實遠、既親且疏的浪漫想像魅力。 其中最具關鍵影響力的除了政治的因素之外，對朱天文和朱天心而言，應屬「都市化」現象所伴隨而來的眷村拆遷改建。「眷村」是朱天文、朱天心自小成長生活的「家鄉」，更是父親轉述山東「故鄉」種種的所在，一旦搬離便像是「河入大海似的」頓時失卻了與「大中國想像」的辨識與聯繫，父親的故鄉不再、自己生長的家鄉亦隨時代腳步崩解毀壞。

自《未了》告別了眷村生活《時移事往》之後，朱天心作品中的人物便離開眷村進入學校、社會，這種「認同危機」普遍存在於眷村成員之中，他們只能「趕緊各自求生」 書唸得好的，出國深造；唸不出的就用跑船的方式離開；再不就嫁個美軍出國；或是跟著拍片的工作隊，頭也不回地離開。但弔詭的是：當眷村的老人們得以返「鄉」探親的那一刻，又發現自己正如伊索寓言故事中，那隻徘徊鳥類、獸類之間，無可歸屬的蝙蝠。在親族眼中，自己早已被歸類為「台胞」、「台灣人」；而在生活了四十年的島上，則又成為常常被要求滾回大陸去的「外省人」。在這裡得不到認同、在對岸又尋不著故鄉的情況之下，連絲毫的批評都不能脫口而出，否則必定遭到「那你不認同台灣」或「那請你回 XX」的奚落。面對這種情況，朱天心只能說：「妳必須承認，並做調適。」

朱天心為外省人立書指明三段歷史的原罪：國民黨及其二二八事件、共產黨驅逐外省人、民進黨瓦解外省人的新樂園，朱天心生命時間的當下，在臺灣解嚴後見證國民黨衰敗，共產黨是敵對國，而民進黨卻推出本土論，朱天心心靈所懷抱的中國必須徹底瓦解。 從鄉土文學論戰後，朱天心正面面對身為外省人第二代的認同問題，尤其對於成長的臺北，相對於過去曾經是文學筆下中國想望的符號，朱天心突然驚覺外省人第二代是連故鄉都沒有的族群，甚至可以聯結故鄉的眷村也被拆解，中國故鄉與眷村經驗雙重消毀，尤其對於父親一代被國民黨欺騙，自身這一代被本土化抹去，朱天心讓自己成為忘了喝孟婆湯投胎的臺北老靈魂，她必須回到記憶與時間的關聯去解釋自己族群存在的意義

眷村文學 齊邦媛以為眷村文學的特色主要著重於小說中所透露的對於鄉愁的繼承並具有反思的意味 ，並以為其重要的主題著重於聚、散兩字 ，如此的說法，顯然扣緊了因時代的變遷而造成眷村的逐漸沒落，讓眷村兒女必須告別鄉愁的想像地，走入社會。 展讀台灣 70、80 年代的眷村小說，其作者多為眷村第二代，他們面對時局的快速變遷以及台灣政治環境的改變，一方面急於描寫即將消逝的眷村圖景，而一方面刻劃眷村子女走入社會面對現實衝擊的情形及心理狀態，這也是和 50、60 年代的眷村文學只是書寫鄉愁的追憶，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

如齊邦媛言：「兩代文學之間，相同之處甚少，這辭鄉的心情也許是唯一相同之處。」眷村第一代離開的是想望中的大中國，而第二代所面對的卻是第二度辭鄉，告別的是在台灣暫居的眷村，都帶有相同的失落──對原鄉的追憶。 眷村第二代開始執筆為文時， 「反攻大陸」的標語已漸消失。上一代的大陸故鄉也漸成地理名詞。在臺灣的這些「陸光」、「虎嘯」、「凌雲」、「光復」、「婦聯」．．．．．．新村成了他們的家園與「國」土。在這片立足點上，他們成長、讀書、升學、戀愛、編織種種未來的夢，直到離開，融入外面的大社會。隨著年齡與視野的擴展，他們筆下的眷村文學也逐漸具有深刻的反思意味。

寫作手法分析 有意味的開頭——心靈的探險（回憶）與召喚： 用第二人稱的方式，對讀者訴說一則陳年往事。目的在於召喚讀者，企圖引起他們的回憶，引發共鳴，進而能站在作者這邊，彼此能有精神上的共鳴、呼應。 第二人稱敘事類似書信體呼告，是一九九○年臺灣小說敘事視角最受討論的代表。「第二人稱敘述」與「聽述者」的對話概念，在「第二人稱」使用「呼告」（apostrophic connotation）與「對話」（dialogic relationship）的格式，便造成敘述者「我」與聽述者「你」的「敘述架構」演練，甚至造成讀者更加警覺，隨時接受感召與回應的對答。

小女孩「成長」的隱喻——初潮，從童女變成少女。從遠離純真的年代（理想的樂園、大觀園），跨出竹籬笆開始，逐漸面對外面不確定的社會。 懷「戀」的味道：蜂王黑砂糖香皂、英倫口香糖、體溫汗臭、打嗝味、家鄉味。這些味道已經飄散遠離。 不被接納、被迫分別的尷尬（隱喻）：初潮的少女（成長後的自己）與青春期的眷村男孩們（過去眷村生活的種種）。 自問自答，從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開始：「眷村男孩哪去了？」 過去父母的經驗（口述的想像）與本省同學的接觸（親身的體會），—→失落的惆悵。

從「性」開始，分述心靈上的啟蒙、震驚、改變與懷念追憶。 類型人物一：單身未婚老兵，老「X」。與類型人物二：稚氣未成年的「小玲」 衰老寂寞的軀體與尚未發育成熟的肉體之間的交纏、侵毀。失根落寞的靈魂，渴求家鄉，卻又無法返家的焦慮。對未來茫然無知，對家國意識尚朦朧不清的心靈。「性」成為一種象徵、隱喻：「民族國家」的意識，故鄉的象徵。老兵對性的渴求；小玲對「性」的無知。二者都呈現一種「不正常」的心理，「性」成為安慰心靈的媒介，卻不是經由正常的管道獲得，因為它沒有一個正常的「家」。

「小玲」以及那些偷窺的同伴們（眷村第二代）則是呈現一種好奇、無知的狀態，他們還在摸索「性」（國家）對自己的意義，只感覺「性」（國家認同）這件事很神秘、難以啟齒。直到結婚成人（長大，離開眷村）後，回想起自己的第一次（自己的身份、歸屬）時，才若有所悟的知道自己的「性」應該奉獻給誰。 結論：不用去追究「她們」（他們）為何有這種心情。

類型二：眷村媽媽 忙於生計無暇照顧小孩的媽媽。不同軍種的媽媽代表不同的類型，卻都有相同的特點：和丈夫的職業脫離不了干係，對國家要有絕對的忠貞，對「中華民國」要絕對服從。眷村中唯一認同、接受自己族群身份、國籍的服從者。也是最沒有聲音的一群，卻是被迫隱藏真實身份的弱勢者。（情報村的媽媽）。 結論：眷村媽媽早有以寡婦的心情過活。不奢望丈夫（國家）的外援，是最早發覺事情真相的一群人（回不去了），卻同樣遭受意識型態的束縛，不敢說出來。

類型三：眷村男孩們 喚起現在還留在台灣，卻遊走他方的眷村女孩，仔細觀察周遭生活中那些特有的語言腔調、行為、習慣、場景，意識到同屬外省族群的眷村兄弟們。是否由此而生出種種「鄉愁」？是否激起「你」想要追尋那一群兄弟們？想要知道他們現在人在哪裡？ 結論：他們都在台灣，就在你我周遭。但已經從眷村搬出來了。為何找不到這些兄弟們？是不是有何隱衷？（暗示讀者，被其他族群所壓迫、排斥）

類型四：「慷慨激昂」的眷村兄弟們 綁票案的主謀、搶案的要犯。這些眷村弟子，就在你我的身旁。為何只舉出這些負面的例子？是否他們的激憤其來有自？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子弟們犯下重大罪行，卻仍毫無悔意。而這些激憤中間夾雜著對國民黨政府灌輸的「意識型態」之質疑：汪精衛並不全然是「漢奸」。

總結：以歷史的眼光概述1949-1975年那些成功的、失敗的、存在的、不存在的、有記憶的、遺忘的等等眷村第二代人物。雖然所舉的許多人物，都是當代有名的人物，作者卻是以一種「想像」的方式來陳述：在某一家、某一院落，有人正在做某事，而這個人就是你我所熟悉的某歌星、政要或作家。表面上以「事實」（真人實事）來證明這些眷村兄弟們一直都在你我的身旁，實際上卻反面的映襯出那些在文中沒有被提及的多數眷村子弟。因為這些有名的、出色的，或者該說「成功的」、「存在的」、（眾人對他們）「有記憶的」眷村子弟們，畢竟是少數，更多值得追憶、注意的是那些「失敗的」、「不存在的」、被「遺忘的」另一群眷村兄弟們。

老靈魂的焦慮 王德威在《古都》一書的序〈老靈魂前世今生──朱天心的小說〉分析朱天心從創作初期到《古都》的眾多作品，他以為「朱天心作品最重要的特色是對時間、記憶，與歷史的不斷反思，而她老靈魂式的角色成為啟動此反思行為的最佳媒介」，也因為朱天心特殊的「老靈魂」身份，讓她在思考歷史或記憶的同時，總是折衝於現實關懷與生死憂思之間。 記憶是朱天心小說反覆演繹的主題，老靈魂念念在茲的是前世難以消逝的時間及空間，

如黃錦樹所言，因為太多的記憶令他們難以負載，所以只能以不斷記取和抗拒遺忘來安身立命，但如此的本能如果連結朱天心最在意的國族認同部份，就不難理解為何她選擇當「老靈魂」的一份子，因為對於「神州中國」的文化信仰及地域上的認同，即使身處於新落根處──台灣，也必須強加記取過去與歷史，否則記憶會因時間或人言的干擾而消失。 朱天心永遠運用鮮明的記憶，還原個人記憶的事實，這便是她自稱臺北「老靈魂」的所在。

朱天心曾有的焦慮完全來自1987年後臺灣歷史、臺灣社會價值陷入荒雜、混亂、曖昧不清狀態中，身為外省族群老靈魂，無盡的焦慮與苦痛竟是當下臺灣民眾對歷史各種面向的失憶，在如此沉重的記憶海洋中，朱天心要編寫那個美好時候的幸福記憶，這也是《想我的眷村兄弟們》使用大量類似告解的文體，對一個敘事者以外的「你」進行內心獨白得到證明。 郝譽翔以為1987年是朱天心逃亡的時間點，陳芳明釐清整個外省族群中國圖像瓦解的關鍵，一是國民黨的歷史，二是共產黨歷史，三是民進黨，一九八七年臺灣進入解嚴，不同的政權可以進行角逐及替換，臺灣的歷史方向開始鬆動，而外省族群本來的政治信念形同拆毀。

張大春指出「老靈魂」是：『試圖凍結或滯止時間的渴望，也是透過虛構重塑歷史或記憶的載體。它可能自有人類以來便潛密地蟄伏於某一被稱為「心靈角落」的所在，隱然抗斥著那些用日晷、沙漏、機械長短針或石英振盪頻率所計算、分割的人生單位。

問題與討論 一、該文雖然體裁是「小說」，但幾乎沒有情節，其中的人物用「類型」來表示，請找出文中的「類型」人物有幾種？ 二、「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朱天心在「想」什麼？單純的想念而已嗎？在想念的背後是不是有什麼想要說的，卻沒有明說的意涵？試著找出來。 三、你覺得最能代表「眷村」文化、精神的是什麼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