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葉秀珍 教授 日期：104年10月23日（星期五） 社科院104學年度教師升等 研究成果發表會   生活品質研究的測量、理論與分析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葉秀珍 教授 日期：104年10月23日（星期五） 地點：社科院一館119教室

本人的主要研究興趣為社會階層、勞動市場、生活品質、健康照護，以及災害研究。 在這五個研究領域中，本人主要從社會階層的分析觀點貫串勞動市場、生活品質、健康照護與災害研究。 社會階層研究長期以來關注的是社會不平等的面向以及社會流動的機制；傳統以來社會階層研究主要聚焦在教育取得、職業取得以及薪資取得等社會經濟面向的酬賞分配。 社會階層研究較少關注以下議題：包括勞動市場的失業/就業議題；健康照護資源與健康不平等的關係；生活品質作為地位取得過程的終極結果及其階層化現象；以及災害風險的社會不平等。

本人過去五年在勞動市場、生活品質、健康照護，以及災害研究的成果，係針對以上社會階層較少關注的議題，提供相當程度的貢獻。 本人過去五年之研究重點與研究成果可分為以下五大項，詳見圖一本人研究成果的架構圖(圖一加底色部份為過去七年本人出版的十篇論文)。

關於生活品質研究計畫的成果，本人目前共出版三篇生活品質的論文。首先，本人於2014年《國家與社會》第16期，出版〈生活品質研究的測量、理論與分析〉。 其次，關於工作滿意度的跨國比較，本人於2014年7月在《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期刊線上出版〈Job Demands, Job Resources,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East Asia〉(SSCI)。 此外，本人與謝雨生教授、蔡瑞明教授合著之論文於2015年以專書論文出版：〈Self-evaluation Affec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ersonality in Taiwan〉，收錄於《A New Research Agenda for Improvements in Quality of Lif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Series 57。

壹、生活品質研究的發展（1/2） 1960年代關於生活品質最早期的研究著重在概念上，區分「主觀」的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以及「客觀」的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而在理論上則聚焦在為什麼有些客觀的生活品質與主觀的生活滿意度並未具有太大的關聯性。 1970年代生活品質的研究可以區分為三大主軸，其一是集中於區分滿意度的不同面向，尤其是整體生活(life-as-a-whole)的滿意度與不同生活範疇(life-domains)的滿意度（如工作、婚姻與居住等生活範疇）。 其二是生活滿意度在評價角度(scope of evaluation)的分化，包括從整體生活的角度來評價或是從特定角度來評價（例如生活的舒適程度或是生活經驗的多元性）。

壹、生活品質研究的發展（2/2） 1970年代生活品質的研究可以區分為三大主軸，其一是集中於區分滿意度的不同面向，尤其是整體生活(life-as-a-whole)的滿意度與不同生活範疇(life-domains)的滿意度（如工作、婚姻與居住等生活範疇）。 其二是生活滿意度在評價角度(scope of evaluation)的分化，包括從整體生活的角度來評價或是從特定角度來評價（例如生活的舒適程度或是生活經驗的多元性）。 其三是關於生活滿意度的不同評價方式(ways of appraisal)，包括透過明確標準對整體生活長期目標進行認知評價(cognitive evaluation)如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以及個人對每日經驗的情緒反應進行情感評價(affective evaluation)如快樂感(happiness)(Diener and Diener, 1996)。 到了1980年代以後生活品質的相關研究大致上延續之前的研究方向，並未有太新的變革(Veenhoven,1996)。

貳、生活品質的概念與測量（1/6） 生活品質可以區分為客觀(objective)與主觀(subjective)的生活品質，客觀生活品質指的是生活條件是否達到美好生活的外在客觀標準，主觀生活品質指的是個人如何評價自己的生活。 從測量的層次來看，「客觀」生活品質是本於旁觀者透過美好生活的明確標準所得出的公正評量，而「主觀」生活品質則是基於當事者對自身生活的主觀評量，因此評量標準因人而異，也較不明確(Veenhoven, 1996)。 若就生活品質的研究取向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分析傳統(Noll, 2004)，第一種是斯堪地維亞的「生活水平」取向(the Scandinavian “level of living” approach)，第二種是美國的「生活品質」取向(American “quality of life” approach)

貳、生活品質的概念與測量（2/6） 「生活水平」取向係起源於瑞典社會福利的研究，因此特別強調客觀生活條件對生活品質的重要性。 這個研究取向認為個人的生活品質，主要取決於個人是否能掌握有利資源，從而有效控制與改善自身的生活條件，而其中的有利資源包括經濟資源（如所得與財富）以及非經濟資源（如教育與社會關係）(Erikson, 1974)。 相反的，「生活品質」取向則非常強調個人對自身生活品質的主觀評價，個人是否掌握資源對於生活品質並不重要，關鍵是在於個人需求

貳、生活品質的概念與測量（3/6） 因此，生活品質主要是取決於個人對其生活條件的感知程度(perception)以及對此感知的主觀評價，至於他人如何評價其生活條件並不是重點。 Veenhoven (2000)的研究是學界首度針對生活品質的意涵進行概念架構的深度探討。 表1顯示他根據兩個軸線來界定生活品質的意涵，其中第一個分析軸線，也就是生活機會(life chances)與生活結果(life outcomes)的區分，前者在測量提升生活品質的潛力，後者在測量生活品質的事實結果。

貳、生活品質的概念與測量（4/6）

貳、生活品質的概念與測量（5/6） 表1中左上角象限「環境的可生活性」，社會學界通常稱為「生活品質」或「生活福祉」，經濟學界通常稱為「生活福利」或「生活水準」(level of living) 表1右上角象限「個人的生活能力」，指涉的是個人如何因應生活問題的能力；因此心理學界與醫界通常也稱之為「生活品質」或「生活福祉」、「效能」(efficacy)或是「健康狀況」，在生物學界甚至稱為「適應潛能」(adaptive potential)。

貳、生活品質的概念與測量（6/6） 表1左下角象限「生活效用」 (utility of life)指涉的是個人生活品質表現於外在環境的價值，其意涵代表的是先驗超凡的生活品質(transcendental conceptions of quality of life)，或稱為生命終極的意義，超乎個人主觀感知的層次；因此，即使個人生命的意義可能對他人具有真正的意義，但當事者自己卻不一定瞭解。 表1右下角象限「生活評價」(appreciation of life)為個人對自我生活的評價程度。其主體是個人，因此指的是自身對生活的主觀評價，通常稱為「主觀生活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或是「快樂感」(happiness)，也是生活品質學界最常研究的議題。

參、生活品質的核心議題與理論解釋（1/6） 一、社會經濟地位與主觀生活福祉二者關係的解釋理論 （一）絕對理論(absolute theory) 這個理論強調個人基本需求(basic needs)的滿足對於主觀個人福祉的重要性，個人的所得越高，越容易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如食物、居住與健康需求）；不過，這個理論也意味超過某個絕對的所得門檻後，所得對生活福祉的影響將不再那麼重要(Veenhoven, 1988; 1991)。 （二）相對理論(relative theory) 這個理論認為，所得對主觀生活福祉的影響將隨著個人期望與社會比較而有不同的效果(Easterlin, 1974)；因此，不論個人的所得水準有多高，個人在過去與現在經濟狀況的相對位置，以及個人財富與其參考團體的差距都將會影響個人的快樂感(Meadow, Metzer, Rahtz, and Sirgy, 1992; Diener and Diener, 1996)。

參、生活品質的核心議題與理論解釋（2/6） （三）抱負理論(aspiration theory) 根據這個理論，個人的生活滿意度取決於個人慾望被滿足的程度與個人總慾望的比值；因此不論所得水準的高低，慾望被滿足的個人通常較慾望未被滿足的個人來得快樂。這個理論的特點在於不只考慮到被滿足的慾望，也考慮到個人的總慾望（通常與所得有密切關聯）。 （四）適應理論(adaptation theory) 這個理論著重在個人的情緒能力(emotional capabilities)如何適應生活中的正面與負面事件；所以即使在低所得的情況下，具有較高適應能力的個人仍然會比較快樂(Brickman, Coates, and Janoff-Bulman, 1978)。

參、生活品質的核心議題與理論解釋（3/6） 二、解釋快樂感跨國差異的文化理論 關於快樂感或主觀生活福祉是否存在跨文化的差異，Uchida, Norasakkunkit, and Kitayama (2004)的研究深入探討過去學者所提出的文化理論解釋(Bruner, 1990; Benson, 2000; Diener and Suh, 1999; Kitayama and Markus, 2000)。 他們指出快樂感的跨文化差異主要是基於三種因素：（一）不同文化對快樂感賦予不同的意義；（二）不同文化下快樂感的動機(motivation)將會不同；（三）不同文化下快樂感的主要決定因素也會不同。 他們進一步深入探討並解釋歐洲與北美（尤其是美國）以及東亞國家由於文化脈絡的不同，如何造成兩大地區在快樂感上的差異。

參、生活品質的核心議題與理論解釋（4/6） 具體來說，在北美國家的文化脈絡下，快樂感通常是從個人成就來加以定義，因此個人追求快樂感的動機，傾向極大化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的經驗，所以在歐美國家中個人自尊(self-esteem)是預測快樂感最有效的因素。 相對來看，在東亞國家的文化脈絡下，快樂感通常是從人際間的連帶關係來加以定義，個人追求快樂感的動機主要在正向與負向情感中取得平衡。 因此，在東亞國家中預測快樂感最有效的因素取決於個人在社會關係中的鑲嵌程度。這種文化理論的解釋也與Ahuvia (2002)所提出的歐美國家強調個人主義，而亞洲國家強調集體主義的論點相近。

參、生活品質的核心議題與理論解釋（5/6） 三、整體生活滿意度與範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 關於不同生活範疇彼此間如何互相影響，目前有三種理論的解釋(Wilensky, 1960; Staines, 1980)，第一種理論是擴散理論(spillover)，這個理論強調個人在某個生活範疇的情感經驗（如工作生活）將會連帶影響到其另一個生活範疇（如家庭生活），最後並擴散影響到個人整體的生活。 第二種理論是區隔理論(segmentation)，亦即個人有能力將不同生活範疇與整體生活的滿意度加以嚴格區分，工作與家庭可以互不干擾。 第三種是補償理論(compensation)，個人會嘗試提升其他生活範疇的滿意度來補償其未被滿足的範疇生活滿意度。

參、生活品質的核心議題與理論解釋（6/6） 另一個核心議題則是，整體生活滿意度與範疇生活滿意度之間究竟存在何種因果關係？ 因為可能是範疇生活滿意度影響了整體生活滿意度，此即所謂的「由下而上」的影響理論(bottom-up theory)，但也可能是整體生活滿意度影響了範疇生活滿意度，此即所謂的「由上而下」的影響理論(top-down theory)。 至目前學界對整體生活滿意度與範疇生活滿意度的真正因果關係，尚未能獲得一致的共識。因此，未來仍有待於生活品質解釋理論的進一步建構。

肆、生活品質的實證研究（1/6） 關於工作滿意度的跨國比較，本人於2014年7月在《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期刊線上出版〈Job Demands, Job Resources,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East Asia〉(SSCI)。 這篇論文的主旨在從工作品質的三大面向，包括工作特質(job characteristics)、工作條件(working conditions)以及工作不安全(job insecurity)，來檢視工作需求(job demands)、工作資源(job resources)與工作不安全如何影響東亞國家的國民工作滿意度。 這篇論文分析2005年「國際社會調查」(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簡稱ISSP)日本、南韓與台灣的受雇者資料（排除雇主與自雇者）。

肆、生活品質的實證研究（2/6） 這篇論文的主要貢獻如下： 從工作需求與工作資源理論(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檢視工作品質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力。分析結果發現，工作需求、工作資源以及工作不安全是影響工作滿意度最主要的三大因素。 工作需求與工作資源對工作滿意度，均具有顯著的主效果(main effects)，但是工作需求與工作資源對工作滿意度只具有微弱的互動效果(interaction effects)。 此外，這三個東亞國家在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因素上，呈現出高度相似性，工作關係(workplace relations)更是解釋這三個國家工作滿意度最重要的變項。

肆、生活品質的實證研究（3/6） 這點可能與東亞社會強調集體主義文化有密切關連，也意味著「關係」的傳統對東亞社會國民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性。相對來看，在西方社會個人主義與工作滿意度則具有高度關聯性。 而且工作資源(薪資、工作內容、工作關係)對工作滿意度的正向效果，遠大於工作需求(工作時數、工作負荷、工作與家庭衝突)對工作滿意度的負向效果。 此外，在三個東亞國家中，非財務性(non-financial)工作品質(如工作內容、工作自主性、工作關係)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大於財務性(financial)工作品質(如薪資)的影響，這個發現與西方國家相似。

肆、生活品質的實證研究（4/6） 此外，本人與謝雨生教授、蔡瑞明教授合著之論文於2015年以專書論文出版：〈Self-evaluation Affec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ersonality in Taiwan〉，收錄於《A New Research Agenda for Improvements in Quality of Lif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Series 專書，該專書主編為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期刊的主編Filomena Maggino教授，該書由Springer出版。 這篇論文的主要貢獻如下：從絕對理論(Absolute Theory)、相對理論(Relative Theory)、抱負理論(Aspiration Theory)以及適應理論(Adaptation Theory)，檢證社會經濟地位與人格特質對生活滿意度與快樂感的影響力。

肆、生活品質的實證研究（5/6） 此外，這篇論文的主要貢獻包括： (1)同時納入所得與階級面向，來檢視社經地位與個人福祉的關係。(2)分析研究納入絕對與相對所得，以及客觀與主觀階級，對社經地位有更細緻的測量。(3)我們發現即使控制所得，階級位階對於個人福祉仍然具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力。(4)這篇論文可能是目前台灣第一篇同時考量社經地位與人格特質對生活福祉的影響力的研究。 我們分析2009年〈社會不平等〉主題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在考量個人與家庭的「相對所得」效果後，個人與家庭的「絕對所得」對生活滿意度與快樂感並未存在顯著影響力，因此特別凸顯了相對社經地位對生活福祉的重要性。

肆、生活品質的實證研究（6/6） 除了相對所得，主觀階級位階亦是相對社經地位另一重要指標，其對於生活福祉也具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力。 整體而言，相對社經地位對生活滿意度與快樂感的影響力較絕對社經地位的效果來得大；因此，研究結果支持相對理論，絕對理論則未獲支持。 分析結果同時支持抱負理論，此即無論個人的絕對所得有多高，影響個人福祉較主要的因素在於個人期望的高低。 最後，由於人格特質對個人福祉的影響效果遠較社經地位來得小，分析結果只能部份支持適應理論。

伍、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1/4） 生活福祉或快樂感的不平等在社會階層研究上具有以下幾點重要意涵(Veenhoven, 2005a)：首先，追求平等是一種普世價值；因此，我們都希望社會成員生活福祉的差異越小越好，生活福祉的不平等因此具有深遠的政策意涵。 其次，過去研究均持續發現快樂感存在顯著的跨國間差異，這種差異又與不同國家間的制度脈絡具有密切關係；而社會保障的政策干預亦成為縮小快樂感跨國差異的重要途徑。 再者，就社會階層的觀點來看，生活福祉的不平等反映出的其實是整體社會的不平等。

伍、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2/4） Veenhoven (2005b)也指出，社會不平等僅僅以稀有資源或投入要素如所得不均來呈現是不夠周延的，他特別強調透過最終生活結果(final outcomes of life)如壽命或快樂感來衡量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性。未來台灣在生活品質研究上大致可朝向以下五個方向投注更多心力。 第一，未來研究宜針對生活品質在跨時變遷與跨國比較，進行系統性分析的本土研究。 第二，未來有必要統整各派解釋理論，並進行多項本土與跨國大型調查資料的檢證。 第三，未來研究宜透過多層次模型分析生活品質的跨時變遷以及跨國差異，凸顯不同時代的變遷與不同社會文化脈絡的國家在生活福祉上是如何受到不同層級解釋因素的影響。

伍、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3/4） 具體而言，重大社會保障政策的實施如全民健保與國民年金的開辦，這些重大事件或政策所造成的時期效果(period effect)是否因不同世代(cohort)、不同年齡(age)的人口群體而有差異性效果。 第四，從社會階層的觀點來看，因為社會階層研究關注的是社會不平等與社會流動，因此這個研究領域不僅關注的是人們在生活機會上的均等，也關注生活結果差距的縮小。 未來階層研究可以嘗試將Veenhoven (2000)所提出依據生活機會與生活結果區分生活品質不同面向的概念（如表1所示）與既有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的相關理論互相結合。

伍、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4/4） 第五，當前全球化的變遷脈絡已然伴隨各國社會不均的擴大，以及社會保障（尤其是就業安全）的式微與失業風險的提高；這樣的時代脈絡將如何衝擊各國人民的生活福祉。 因此，未來生活品質相關議題的研究有必要結合社會保障的政策分析，這樣的分析策略可以參酌社會品質理論所提出的分析架構。 具體而言，在當前風險社會的年代，生活中的不確定因素往往非個人能力所能掌控（如金融危機、環境災難風險、食品安全等），生活品質的內涵已經不能僅侷限於個人層級，而是攸關社會層級（此即社會品質的範疇），福利國家的政策作為與全民的生活福祉具有高度連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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