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產業與企業

產業∕企業vs.貿易∕投資 投資誘因 產業結構變遷 企業決策 貿易型態

出口導向產業政策 出口導向產業政策有何不對？工業國家市場是否大到足以吸納所有開發中國家的出口？那麼各國是否將以競相貶值來奪取別人的市場？ 基於這些考量，即使還是有許多轉圜餘地（譬如歐、日等還是有諸多開放空間），各國是否將以封閉與保護本國市場，或以區域整合來鞏固市場，並比他人更快速成長？

開放市場的迷思 如果每人都只希望他人開放其市場，而不願開放自己的市場，出口擴張有希望達成其目標嗎？ 更重要的是：如果出口擴張確實有助於經濟成長，難道每個國家在促進出口時，不會互相牽制嗎？ 不過若干實證研究則發現，有限度的開放（擴張出口但限制進口）確實有利於所得之快速成長。這是怎麼回事？

出口市場畢竟還是有限 部分答案可能是因為各國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出口市場固然相互重疊，不過有些國家幣值的高估（因為釘住了美元）抑制了出口的快速擴張，反而給予他國可乘之機（譬如見墨西哥與阿根廷，另見台灣、韓國與泰國之比較） 這也部分解釋為何各國發現產能過剩已難以維持持續的成長，即導致競相貶值，造成金融危機的惡化與傳染—Krugman咒語的實現？

出口導向政策的持續 出口導向產業發展策略真的不可行嗎？還是因為缺乏相互合作之故？若互不相讓，則一方面導致相互廝殺，另一方面亦激起美國等工業國家的保護浪潮，不止高成長情形不再，亦難保金融動盪的不再發生 而若談到區域的合作，到底先從貨幣面還是實質面開始，也就是先從事金融整合還是先成立自由貿易區

企業與制度

影響企業與投資的重要制度因素 企業所面對的政治與法律體制 企業所倚賴的網絡體系 攸關企業成敗的金融體系 企業治理，尤其是會計制度 政府組織以及其角色 總體經濟架構，包括農業發展、工業化、外人直接投資與技術，以及市場競爭

企業∕廠商 (firm)的界定 基本上，上一頁之各項制度因素，可用來界定廠商的範圍。不過，簡單地說，廠商乃決定於其所擁有的資產：若兩個不同的資產– 資產A與資產B有共同的擁有者，他們即屬於單一個廠商；反之，若他們分屬不同的擁有者，那就是有兩個廠商，兩者之間的往來即是市場交易(transaction) =>資產的擁有(asset ownership)是重要關鍵，它會影響企業協商結果，以及（投資）動機

企業的交易協商 假定有兩個經濟個體B（買方）和S（賣方），各以其人力資產，並輔以其他非人力資產，從事投資--設立企業。 兩者若進行某種交易協商，將會各分得其特定的收益。亦即，B和S除了其各自單獨行動所獲得的VB和VS外，還可獲得共同合作所產生之額外收益的其中一部分： Pi = ½ (V – Vi - Vj), i,j = B,S （V是兩廠商合作交易所產生的總收益）

最適投資 當V ≡ VB + VS，則表示為完全競爭的市場，兩者的合作不會有任何額外的收益，也就是個人報酬等於社會報酬(social return)。 不過，一般來說，個人與社會報酬並不會相等，因為一方若增加其投資，不只會影響他自己能使用的資產量，也會影響到另一方的投資量。也就是說，投資並未達到最高效率—投資不夠。 =>要解決此困境，可以讓一方取得較多的資產控制權（提升其投資動機），不過，另一方當然必須有所犧牲

幾項意涵 若企業B的投資較重要（可產生較高的V值），那就應該給予B較多的資產控制權，至於那些無關乎B的投資收益之資產，則交由S控制 同理，所有資產都不應給第三者控制，否則將減少了交易協商的籌碼 共同擁有（任一方對資產的使用有否決權）並不是最適的 ※注意，上述並非絕對。只要我們的假設有所改變，結論就會不同。譬如，為了防止某方過度投資以增進控制資產的機會，則宜將部分資產交由第三者控制。唯一可確定的是：資產的控制會影響交易協商的結果，以至於投資的動機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重要 由於任何交易都有交易成本，所以不同的交易成本即會導致不同的財產權之授與，以及不同的組織（治理）結構。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特質： 交易是基本的分析單位 交易因(1)交易頻率、(2)不確定性、(3)資產專屬性(specificity)而有所不同 不同的治理型態（市場、混合型、民營、公營）顯示出不同的結構特性 交易成本經濟學是一種比較制度分析

日韓企業 財閥(zaibatsu)，美國統治日本時予以解散，但後又重新合併而成為→ 經連(keiretsu)：這是日語「經連」被吸收成為英語,在美國人眼裡它是指日本許多大公司的組合 (裡面包含銀行、工業機構、供應商和製造商),其成員持有成員團體的股份,並且相互貸款,並從事聯合的投資。分為水平與垂直經連。 韓國財團(chaebol)與日本經連相似，不過由政府擔任主要融資的角色，而非銀行

華人企業 台灣：家族企業（上游、中間產品）、中小企業（加工出口） 東南亞華人企業，到海外分散風險，把持經營與財務 華人家族企業集中在金融保險、食品、自然資源、營造業

政府干預 企業把持經濟與政府干預的正相關 企業在控制資產上較傾向於人際之間的關係： 韓國財團→日本經連→東南亞企業集團→華人家族企業 韓國財團←日本經連←東南亞企業集團←華人家族企業

信任(trust)與合作(coordination) 零散的市場與未成熟的經濟體系，藉由信任與合作來降低經營成本=>講求人際關係，經由市場來解決交易成本的問題 當市場漸整合，法律體制越健全，商業契約及法律仲裁扮演漸增的角色=>經由正式制度，將交易成本內部化

企業對經濟的貢獻 對一國經濟發展有貢獻的企業，是怎麼產生的？ 就東南亞的開發中國家來說，不論是在市場上解決交易成本，或將其內部化，都只有在成長的動機成熟時，對經濟發展有貢獻的企業自然會出現 =>如此看來，制度到底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呢？

社會資本、市場與網絡

企業網絡從何而來？ 文化、制度因素？ 利益與共、信任 => 有利於企業發展的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有助於風險的承受與分擔，並提供有效管理的模範，大幅獲取資源與信心，提供創意的試驗場，並交換重要情報 激起網絡成員間的相互承諾，鼓勵資源交換與提升能力

網絡的界定 網絡是一種個人或組織間的社會連結關係(socially binding ties) ，成員間以資源流通、共同興趣的建立以及意見的溝通來達成網絡的功能 個人之間的社會網絡因工作、友誼、從屬、互動等關係而形成，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網絡，因形成方式的不同，會使成員互動之性質與內涵有所不同 組織之間的非正式網絡基於互利而形成，注重網路的治理，建立在社會而非法律關係之上，為一種隱性與開放的社會契約

對網絡的承諾(commitment) 因價值與信仰的相似，對所屬網絡產生一種態度上的承諾(attitudinal commitment) 基於成本與效益的考量，對網絡產生的一種持續（行為）的承諾(continuity commitment) =>不論是因個人關係所產生的態度承諾，或基於組織互賴所產生的持續承諾，都將使外人不易進入，也因此建立了一種社會資本；而此社會資本的提升也反過來確保態度與持續承諾的效用

企業資產的擁有與控制 在東亞的企業網絡裡，企業資產的擁有者直接控制其資產，不過其所屬之網絡成員則間接控制其資產 日本的企業網絡極為複雜，以交叉持股的方式維持網絡關係；而韓國則較單純，主要以家庭關係維繫網絡 華人企業網絡則較為動態、較有彈性，除了家庭關係之外，為了避免政府徵收或取得其他生存機會，必須與其他網絡建立關係，並將資產交付非網絡城原來管理。所以其網絡規模較日、韓為小，壽命也較短

網絡內的信任 信任是網絡內所產生之重要的社會資本，其主要功能是促進網絡內部資訊的流通，包括市場行銷、產品創新以及其他諸如競爭者動向等動態資訊 信任促使成員願意認真考量各種所獲資訊，並從事必要的變革與創新，而且也知道其他成員會支持其行動 網絡所產生之上下的忠誠與橫向的對話，亦有助於信任的確保

信心與學習 網絡內各企業之間的互賴乃至願意犧牲以成全他人之發展，都可提升企業的信心，以從事創新與對外擴張 網絡內資訊（尤其是機密性資訊）的流通，可促進企業之學習，這是市場所不易做到的。由於網絡各成員之間技術、規模與網絡地位的差異，可有效促進成員之間的合作、學習與創新

產業結構與技術移轉

外人直接投資(FDI) 什麼是外人直接投資？ 如何區別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 簡單來說，外人直接投資是指一家廠商（或一群個人）對其國外相關機構（新設或現有）之任何資本的移轉 如何區別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 直接投資意指某種程度的控制，而間接投資主要為獲得資本的收益，至於如何獲得收益並不重要 IMF將直接投資定義為：「為獲得投資者所屬國以外之企業的持續利益所做的投資，目的是要對該企業之管理有有效之發言權。」

直接投資的內容 直接投資可包含三個型態： 設立新機構(green-field investment) 購買現有公司的股份 廠商內部資本的移轉（譬如母公司對國外子公司的貸款） *注意一般對直接投資觀感的改變，尤其是開發中國家—過去視外人直接投資為對地主國資源的剝削，這與今日許多國家政府之極力吸引外人投資，成了強烈的對比。

為何要吸引外人投資？ 外國廠商帶來： 對外人直接投資的顧慮 投資資本（便宜、穩定的資本，包括股權或借款） 技術 管理專才 對國內投資的排擠，搶走了利潤，並使國內產業萎弱 外國人掌控了太多國內經濟 外國人只顧獲取利潤，而不移轉技術或協助勞工改善技能

如何吸引外人投資？外人投資有何重要？ 誘因？包括經濟特區、基礎建設、租稅減免等。誘因要付出成本，而基本上外國投資者並未公平承擔他們該付出的份兒。 重要？假若一國私部門無太大扭曲的話： 外人投資與成長的正相關：投資帶來的資本利得、技術、知識、市場擴張，不過到底投資促成成長？或成長帶來投資？ 一般相信投資會帶來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水平與垂直外溢效果） 一般相信外人投資會比本國投資對經濟成長貢獻較大（大約為三倍） *全球外人直接投資大幅上升，不過到底還是只佔資本總額的4% (1995年)，所以，國內投資還是經濟成長最主要的原動力

如何衡量的問題 極度棘手，一般諸如物價上漲與匯率等會計上的問題，還有其他投資專屬的問題： 何謂「有效的發言權」？什麼是「控制」？美國（以及日本）以10%的股權為基準，超過者即認定為國外附屬公司或子公司。 不過，1991年以前即使低於10%，若投資者與被投資公司有緊密關係，也認定為直接投資 新加坡個人投資以20%為基準，團體投資以50%為基準 許多外人投資在統計上並不受認定。另者，跨國之比較更有嚴重的問題。

誰是外國投資者？ 幾個標準： 股權擁有者的居所 公司註冊的地方 擁有者的業務登記處所 第三個標準最為常用。不過：資料不全，還有，不同國家對投資登記有不同的用意— 譬如印尼把石油從外人投資統計中排除，所以美國雖大量投資於石油業，卻看不到顯著的數值 通常以對廠商調查其對外投資以得到外人投資之數字。大約只有一半的廠商會答覆？所以若漏掉一家廠商，可能會有五十億美元的差距 資料通常是「計劃」或「核准」，而非實際的數字。 註銷、跨年 、負投資等等問題。

投資金額 金額多大才會計算在內？日本大藏省不將三千萬日圓以內之投資包括在內，日本銀行不包括五百萬日圓以內的投資 投資國與地主國統計不一：美國說1990年之日本對美投資額為830億美元，日本說是1,305億—日本把股權及債權都包括進去，同時未扣除同年已償清的債權 帳面金額或市場價值—後者可能是前者的十倍！ *投資統計比起貿易統計來說，還未成熟，跨國比較頗有問題，要小心！

外人投資型態 在1992年外人投資陷入低潮，次年開始另一波的投資潮。1996年東亞外人投資創下新高。中國吸收了大宗的資金，所以好像資金都轉向轉型國家了。不過，東亞四小龍及東南亞國家其實也不差，尤其是四小龍，在1994年開始有所轉機，是四年以來的首次正成長 1996年：東亞四小龍成長了27%，而東南亞國家成長了43%！菲律賓是唯一的輸家。東亞、東南亞各國該年共獲得八百億美元的外人投資，相對說來，拉丁美洲只獲得三百九十億美元。 同時，亞洲四小龍也挹注了超額的海外投資，超越了美、日對亞洲之投資總額。

外人投資型態（續） 電子業獲得最大比例的外人投資 股權投資佔了絕大的比例，1996年為78%，遠高過1995年的40% 另外，中國及東協國家（尤其是泰國）也大量對外投資

東亞金融危機之前後？ 1997年印、馬、菲、泰的金額與1996年相當，印、馬、菲稍微下降，泰國上升。 外人直接投資之重要性的驟然升高：1990年為外人資本的10%， 1997年成為53%（*注意不要與總資本形成相混，國內投資還是主角）

區域內投資的下降 歐洲跨國企業發現了亞洲的市場 第二屆亞歐高峰會議鼓勵歐人到亞洲投資 金融危機使得外人較容易進入亞洲市場 亞洲跨國企業也遭遇了困難 併購也成了進入亞洲市場的重要管道，而且不僅限於危機受創國，不過與其他地區比較，比例仍低 整個亞洲為15%，受創國家為20%，拉丁美洲為40%，美國70%，西歐80%！ 亞洲各國對外投資還是侷限在亞洲區域，而且偏好新投資，而非併購 新投資也許較為地主國所歡迎，因為他們代表新資金、新工作、新稅基、新資產、競爭及流動性

外人投資之產業 過去，製造業佔了大宗，但今天已不同 天然資源投資：包括菲律賓的礦業，印尼的石油，馬、印、菲的墾植 外人對製造業投資比例已小於一半，並從過去之食品、紡織、紙業及印刷、橡膠與塑膠，轉向電子、化學、與藥品 服務業估計佔外人投資的1/3到1/2，金融服務最多，貿易、營造及旅遊次之。 其他為農業及礦業 天然資源投資：包括菲律賓的礦業，印尼的石油，馬、印、菲的墾植 基礎建設：過去限於電力及鐵路，今天還包括電信、公路及市郊轉運道路

產業的管制政策

政府與市場 政府如何有效將（實質與人力）資本導向高投資效率的產業？ 目標性融資與開發銀行的功效 =>我們無法從這些導出東亞國家一致的經驗，可見時機、環境與政策選擇，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管制的興起與其成本的遞增 從早期針對反托拉斯立法所採行的管制政策，政府管制逐漸從針對特定產業的經濟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s)趨向特定功能的社會管制(social regulations)。 政府管制的遞增與型態的轉變，時常使得一般人民必須負擔越來越多的管制成本—包括管制單位的直接成本以及被管制者轉嫁至消費者的額外成本[管制之隱藏課稅(hidden tax)]

政府管制的種類 政府管制可大別為： 經濟管制。針對特定產業所做關於價格、數量、進入與離開條件之各種限制 社會管制。產生跨產業的影響，基本上包括環境、公共健康與安全等的相關管制 程序管制(process regulation)。政府對公私部門之營運的管理，譬如各種的申辦程序，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所遭逢的各種行政成本等

管制的範圍 政治折衝時常導致企業管制上的許多問題。由於管制立法前後的若干不確定性，使得企業往往不敢採取投資行動，或因投資而冒了額外之風險 政府進行管制的兩個管道： 訂定規則(rule making)。關於管制規則之執行、解釋與擇定的陳述 法律裁決(adjudication)。裁決令(order)的形成

管制性質的變遷 傳統的經濟管制並未涉及大多數的產業，而1960年代興起的社會管制則將管制範圍擴及絕大多數的產業，不過僅限於某些層面的經濟活動 過去因侷限於某特定產業，產業利益是重心，大眾與消費者利益並未受到注意，而且管制當局容易為特定產業所俘虜，許多企業也時常花費大量資源以取得管制利益，結果是一般消費者必須承擔這些成本

超越政府與市場 日本政府的行政引導，乃是以政府政策營造競爭的環境，由廠商競相取得市場優勢 韓國與台灣政府則以扶持產業從事學習式[而非自發性(autonomous)]的發展 東南亞政府則必須倚賴跨國企業從事產業的選擇性發展

資本、勞工與政府的合作 日、法的國內限制性的競爭型態，導致追求市場佔有的寡占企業，進一步促進創新與新產品的生產。這是一種由政府與廠商合作共同營造的比較利益，而由政府制定競賽法則，以決定獎懲 不論輸者所獲慰藉或贏者所獲租金利益，都來自競爭市場所致之財富，而非僅是從某一部門轉移至另一部門 =>政府人為的操縱資源之走向（利率之壓低為最好例證）

不同的政府角色 策略性發展任務與制度的契合，才能正確鉤畫出發展的軌跡。故從歷史發展來看，我們似乎應該看到政府角色的轉移才對；從日本以降，經過韓國、台灣較不完全的政府策略產業架構，到東南亞的區域生產網絡，從自發性的政府到從旁支援的政府，因不同的時代背景與機緣，政府也將扮演不同的角色

政府管制的新型態 社會管制將過去垂直式的產業管制，轉變為橫向式的全面管制，不過是專注於某些層面 此時，涉及的利益團體不再是產業本身，而變成那些具特定目的的社會團體—生態保護、人權、女性、老人、工會、消費者團體等 過去的管制關注的是價格、市場進入與利潤，而新的管制則對這些嗤之以鼻，他們會以花費產業資源，來達成其特定目的

新型管制的影響 社會管制為整體社會帶來極大利益—瑕疵汽車的收回、有害氣體與微粒排放的劇減、水污染的改善，以及弱勢團體利益的提升等 許多廠商找到新出路—對新興工業國家銷售污染防治器具 過去產業俘虜現象的解除，不過出現了另類的利益團體結合—企業與工會結合以爭取恢復過去對產業之管制措施，工會與消費者聯盟結合以爭取更多的保護性管制

幾個值得考量之處 管制量的遞增可能有害生產力—淨重成本(deadweight costs) 政府管制也可能產生外部效果—國內措施對他國產生溢出效果 管制的革新

開發中國家應考量之處 提升對地方與中央管制措施的評估能力，確保政府的責任心(accountability) 消除無明確經濟意義之管制 注重管制架構的設計—解除管制的合宜、隧道視界(tunnel vision)∕本位主義的避免 管制規定的簡化，以提升法規的透明度

區域之產業與企業整合

出口導向產業政策 出口導向產業政策有何不對？工業國家市場是否大到足以吸納所有開發中國家的出口？那麼各國是否將以競相貶值來奪取別人的市場？ 基於這些考量，即使還是有許多轉圜餘地（譬如歐、日等還是有諸多開放空間），各國是否將以封閉與保護本國市場，或以區域整合來鞏固市場，並比他人更快速成長？

開放市場的迷思 如果每人都只希望他人開放其市場，而不願開放自己的市場，出口擴張有希望達成其目標嗎？ 更重要的是：如果出口擴張確實有助於經濟成長，難道每個國家在促進出口時，不會互相牽制嗎？ 不過若干實證研究則發現，有限度的開放（擴張出口但限制進口）確實有利於所得之快速成長。這是怎麼回事？

出口市場畢竟還是有限 部分答案可能是因為各國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出口市場固然相互重疊，不過有些國家幣值的高估（因為釘住了美元）抑制了出口的快速擴張，反而給予他國可乘之機（譬如見墨西哥與阿根廷，另見台灣、韓國與泰國之比較） 這也部分解釋為何各國發現產能過剩已難以維持持續的成長，即導致競相貶值，造成金融危機的惡化與傳染—Krugman咒語的實現？

出口導向政策的持續 出口導向產業發展策略真的不可行嗎？還是因為缺乏相互合作之故？若互不相讓，則一方面導致相互廝殺，另一方面亦激起美國等工業國家的保護浪潮，不止高成長情形不再，亦難保金融動盪的不再發生 而若談到區域的合作，到底先從貨幣面還是實質面開始，也就是先從事金融整合還是先成立自由貿易區

區域整合以促進產業之發展 從貨幣政策的調和著手，一方面減少匯率變動的風險，一方面避免競相貶值的場面，應該有助於資本的凝聚與生根，也較有助於產業的發展與升級 而從實質貿易之整合著手，還是有賴多邊協議的催化，以促成區域整合的動力（亞洲需要一Monnet？） 而美國又較傾向那個層面呢？

國際生產網絡與全球化 廠商將生產價值鏈予以分割，將不同階段置於最有效率的生產點，以增進資源與能力的獲得，並有助於市場的進入。由於生產鏈的分割與配置，廠商也同時獲得生產規模與靈活分散之利。這種國際生產網絡(IPN)的主要目標，是要使得不同生產階段在國際之間，達成更快與更有效率的互動 全球化對國際生產網絡的影響，最明顯的領域是電子業。由於快速的國際移動及激烈的國際競爭，光掌控國內市場是不夠的，必須在所有成長市場都有據點才行

IPN與全球化的相互影響 IPN對國際化的影響 1990年代東亞生產網絡的擴張，不只改變了區域之貿易型態，也改變了生產可能型態 技術的變遷導致以電腦為基礎的資訊網絡的興起 通訊與運輸成本的降低，也有助複雜的國際分工的形成

美、日IPN的差異 日本投資公司較不可能僱用當地的管理、資深與技術人員，而且國外公司在管理上的自主權也較低 日本海外公司較倚賴日本本國的資本設備，偏好在公司內部網路購買，而不向當地購買，這也促使其他國家與日本貿易之逆差居高不下 日本海外公司較傾向複製本國的生產網絡。同時，中小企業佔日本海外投資比例也較高，也較傾向用本國管理人員 日本公司也鮮少讓海外投資單位從事研發的工作，故也較少將技術轉移至投資地主國

美日差異的解釋 日本公司網絡的比較優勢，企業內部貿易鞏固對海外公司的控制 日本以出口導向的海外投資，較美國為晚，所以必須將管理集權，以降低風險 日本較不倚賴公司治理，因取得資本較易，不必對財務嚴格控管，故也較不願讓本地人參與管理 因地理較接近，日本也較願意直接控制其東亞的投資公司 日本海外公司生產產品較美國為同質，較不分化，不同生產階段也較易分割，故較不須與當地廠商或顧客互動

日本IPN的改變 1992年底以來，日本在亞洲的生產網絡已較願意讓地主國管理者負擔更大的責任，從事更高階的生產，這與全球化有關： 日本企業的國際化，使得他們面對來自國外更大的競爭 與當地廠商更緊密的聯結關係，也改變日本廠商的採購政策 新金融控管體系的引進，以及較倚賴地主國的融資；日本公司的高利潤率，也使得海外公司再投資的比例增加 由於當地能力的提升，加上零組件供應公司追求更高利潤的動機，也提升了對當地採購的誘因 外國PC產品已較有能力攻入日本市場，日本也較願意從美、台、歐等地區進口電腦產品 東亞各國所得的上升，也相對擴大了其市場，使得日本IPN也必須相對調整其政策

企業融資策略

金融危機後跨國企業的投資策略 短期策略—降低經常支出與經營能量，以維持國內與海外銷售額 中期策略—擴張並取得本地資產，以迎合當地經濟的復甦 =>如何同時進行此二策略有賴其自本地、區域以及國際金融與資本市場取得資金

外商企業的內部融資 跨國企業主要倚賴內部來源以提供必需資金— 保留盈餘 折舊 子公司間資金移轉（貸款）

銀行貸款及其他資金來源 本地商業銀行。外資分支企業倚賴三種保證取得商業銀行貸款： 其他資金來源。股票、資本移轉、貿易信貸、投資獎勵等等 本身信用 第三者保證 母公司或合夥公司的保證 其他資金來源。股票、資本移轉、貿易信貸、投資獎勵等等

各國之金融發展 東南亞各國金融體系的發展方向有二： 金融機構。商業銀行提供短、中期貸款融資，對MNCs提供的服務包括透支(overdraft)、貼現票據(discounted bills)以及租賃(leasing) 投資機構。證券公司提供股票包銷(equity underwriting)、投資肩客(broker)、融資融券與存款憑證(depository certificates)、替法人發行証券等服務

區域之金融發展 區域金融中心（新加坡）提供下列服務： 股票交易市場。股票、公司債、債務證券(loan stock)、認股權證(warrants) 債券市場－龍債券(dragon bonds)等 衍生市場－SIMEX 境外市場—亞洲美元市場（亞洲貨幣單位：ACU） 外匯市場

國際金融發展 主要的國際推手包括： 跨國企業(MNCs)擔任金融中介—虛擬全球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各國逐漸與國際金融中心掛勾—美國存款憑證(ADR)、全球存款憑證(GDR)，各國證券市場的相互聯結 雙邊與多邊援助組織。世銀、亞銀的各種計劃金融(project finance)—從國際金融中心提撥資金以挹注於特定地區

華人企業的資金來源 銀行貸款（境內與境外） 設立銀行與金融公司（租賃、基金管理以及其他金融工具） 股票（市場的風險） 債券（外商保證、可轉換債券） 創投

知識經濟與產業

報酬遞增之生產 現代、高科技廠商與老式的傳統廠商有何差別呢？如果撇開技術不談，我們如何用經濟的語言來回答呢？這在於所謂負面回饋(negative feedback)與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的差異！這是物理學的用語，不過用經濟的白話來說，負面回饋就等於報酬遞減，而正向回饋就等於報酬遞增 在報酬遞減的情形，只有一個均衡，在此均衡之下，所有的人獲得最大的收益。而在報酬遞增的情形，結果並不確定，均衡將不只一個；所以好消息是，我們有了更多的選擇

多均衡狀態

報酬遞減 勞工（工人數量） 固定土地、資本與技術（指數） 總產出（單位） 每人平均產出（單位） 每人邊際產出（單位） 4 100 1,000 250 5 1,200 240 200 6 1,320 220 120 7 1,400 80 8 1,460 180 60

報酬遞增 銷售單位 單位價格 總收入 總成本 總固定成本 總變動成本 平均總成本 平均變動成本 邊際成本 5 100 500 1,320 1,000 320 264.00 64 10 1,750 750 175.00 75 86 15 1,500 1,900 900 126.67 60 30 20 2,000 100.00 50 25 2,500 80.00 40 3,000 2,200 1,200 73.33 35 3,500 2,400 1,400 68.57 4,000 2,600 1,600 65.00

原始固定成本的升高 當某項技術越來越精進，並為越來越多人所採用，這個技術即逐漸成為一典型或標準，而將導致所謂鎖住(locked-in)的現象，這可能是好現象，也可能是壞消息：因為這種僵性最後將延緩，甚或阻止高科技的進展 主要關鍵在固定成本，這除了研發成本之外，還包括技術的迅速汰換、產品的差異性與專業性、市場的全球化等等。相對說來，變動性的支出，主要包括原料、外部供應之零配件以及其他生產器具，即逐漸萎縮 今天高科技產業的問題，是如何累積大量資本，並想辦法將原始投入成本收回。在1996年英特爾(Intel)所生產的微處理器設備成本約為十億美元，到了1998年即增為三十億

報酬遞增將顛覆市場競爭？ 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問題：若一公司佔有市場霸權，那麼報酬遞增要到什麼程度，才與完全競爭市場分道揚鑣呢？這就好像下圍棋一樣，當你贏得越多，也就越容易將對手圍住。 在過去，認為產出的增加，主要是因為要素投入的關係，但新成長理論認為不祇如此，還應考慮知識。也就是說，過去普遍認為生產程序是線性的，加倍投入，就加倍產出。但現在的看法，認為生產成長應該是非線型的，雙倍的投入，將造成超過雙倍的產出

需求的報酬遞增 在新經濟時代裡，需求的報酬遞增將遠比供給的報酬遞增為重要。因此，我們也許該重新體認西方資本主義的重心，是在於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對亞洲消費者來說，重點也許是在資訊市場的內涵，對事實的追尋，而非一般企業經理人的直覺影像。亞洲最需要的也許不是更多資本，而是更多資訊—更多對亞洲人有用的資訊

消費者市場的價值 金融危機前夕及其事後發展，讓我們體會到，一旦人們光祇注意產能的擴充，而忽略了消費需求的能否填補，經濟的破滅是難以避免的 資訊並非不存在，祇不過人們的心態仍無法擺脫過去對供給報酬遞增的倚賴，這也是為何一旦幣值難以支撐時，反而是本國人比外國人更瘋狂地購進美元，以期維持住資產的價值—他們還是堅信政府保護產業的成效，而忽略了像是消費者所需之產品以及教育市場的價值，這都要拜其對自由資訊流通的抵制（置知識於度外）

產業重整

產業結構與勞工市場 勞工結構的轉變形塑產業的發展 勞工成本在促進出口擴張所扮演的角色 勞工又業與工資對外人投資的影響

東南亞勞工角色的縮小 企業與政府在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t)時期策略角色的提升 自由化政策所導致之政治的限制以及經濟結構的變遷 發展階段（順序）以及全球彈性生產的興起

勞工式微的政治意涵 政府對勞工的控制漸由企業所取代 雇主權力的上升使得政府較容易回應國際之保障勞工（標準）與人權的要求 中產階級興起以至於推動民主化，自然排除了勞工（無產階級）於民主過程之外

產業重整的區域意涵 民眾部門(popular sector)—農民、低技術勞工等—在在經濟決策過程之角色的式微，讓政府與企業可全力促進發展—只要他們不會或忘其社會意涵 民眾部門的式微則使得所得不均以及民眾疏離惡化，對長期的政治發展（民主體制）恐會造成不利

政府勢需關注人力投資的問題 企業對人力訓練與投資，不過並未提升勞工對生產決策的參與 政府可提供某種集體財(collective goods)以提升研發、訓練以及組織發展等誘因—譬如新馬等的技能發展稅(skill development levy)，由雇主提撥資金於一技能訓練基金（限定用於人力訓練計畫）

轉型經濟之產業

轉型經濟的改革 轉型經濟結構性不平衡的問題： 國營企業的低效能與高債務負擔 高貿易赤字 改革的方向： 國營企業的重整 貿易改革

國營企業的重整 越南若無外資與國營企業合夥，後者對國民生產貢獻必將大幅降低 即使外債不多，內部債務（優惠貸款、土地租金讓與和外資合夥契約等）卻極高 改革面向： 管制變革以提升私部門發展誘因 國營企業的重整 總體經濟政策的變革

貿易革新 國際收支的嚴重失衡 貿易政策決定進口結構，而非市場力量（明顯的進口替代策略）--嚴格限制消費財的進口 投資亦受貿易政策影響—進口替代產業的高度進口密集，以及匯率的高估 貿易政策改革面向： AFTA的貿易自由化 加入WTO的開放承諾 國際組織的要求

改革的不足 現有利益團體 (SOE)的阻撓—不願承擔改革的痛楚 民間部門的追求短期利益 政府亦可能傾向保護主義—改革帶來財政收入的損失

貿易改革的措施 貿易自由化的時程與順序 非關稅貿易障礙的消除 注重出口部門 公私部門的互動

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的特質 中小企業部門蘊藏了絕大部分的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中小企業承受持續的競爭壓力 中小企業吸收人力資源 中小企業的彈性機制

中小企業的發展趨勢 一國之工業化隨著技術與生產規模的移轉，可分為幾個階段： 家庭工業以及工匠活動主宰勞動市場 百人以下的小型工廠逐漸取代了大部分的家庭工業 家庭工業消失，小型工廠式微，大企業成為就業市場的主力

傾向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理論 中小企業不會使得工資過高而影響到勞工的就業 中小企業的普及有助於所得分配的趨於平均 中小企業較能適應情勢的變化 中小企業較有利於出口導向的發展 中小企業有助於產業分化與企業精神的提升

日、韓、台的比較 日本大型企業對中小產業的分包(subcontracting) 韓國中小企業對大企業掌控經濟的制衡 台灣中小企業的興盛顯示其市場導向的產業發展特質（交易成本較低）

新、港的發展 新加坡達到一定工業化水準後，中小企業因應經濟的互賴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香港的中小企業一直都對其出口發展有極大貢獻—獨特的分包體系可以舒緩大企業所承受的競爭壓力

菲、印較薄弱的中小企業部門 菲律賓與印尼因製造業所佔比例較低、成長較慢，故中小企業較難發揮其特質，生產力（以至於工資）難以提高，不過這並不表示他們不具效率 印尼的產業聚落(clusters)對中小企業的成長與專業化極為重要

泰、馬中小企業的優勢 泰國中小企業集中於農村，尤其是首工業的發展，有助於提升農村所得 馬來西亞中小企業勞工生產力相對較高，在土地相對較豐富的情況下，勞工並不過剩—中小企業的就業創造效果較不明顯（許多人寧願當老闆也不願當雇員）

中小企業待解決的問題 以生產要素的社會價格（影子價格）來衡量，在極低的勞工影子價格之下，中小企業雖然較不資本密集，但卻能達到較高的社會利潤(social profitability)。不過，它的困境在於： 融資的不易取得 技術難以提升 市場行銷較為困難 原料的供給較不足

華人與台商產業組織

華人企業的通性 高度集中 保守，不過也願意冒險以獲取極大利潤 能忍受劇烈的震盪 靈活的策略，對環境變遷的快速因應--但非官僚式的 強調（資金）高度流動性 以低利潤及高數量滲透市場 嚴謹的存貨控制以降低資本投入，以及提升存貨的流動性 特別注重金流，而非盈虧

華人企業的通性（續） 以族群網絡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善用內部融資（保留盈餘、家庭、朋友），否則乾脆不投資 短於服務及其他諸如法律、金融服務、研發等無形財貨 行銷—不願向外人討教 乾脆把整個企業買下來 [萬金油大王胡文虎(Aw Boon Haw）創辦報紙只是為了要促銷其產品] 偏好備忘協議，不喜合約—務實，但不實際 與政治精英建立聯盟關係

華人企業的風光與黑暗 當泰國經濟正意氣風發時，這些華人企業被譽為商業巨擘，不願冒任何風險，不願向海外商借低廉的貸款，也不願讓外人投資他們的公司 不過，還是有許多東南亞華人企業遭遇嚴重困境 過度分化、過速擴張 因私人的借貸陷入困境 家族份子的政治性干預 忽視專業 在蕭條期因利潤太薄而受煎熬 因反華情緒而受害

與東南亞華商打交道 如果要在東南亞經商，遲早都要與當地華商打交道 直接互動：被集團僱用、與其聯姻、擔任顧問或融資銀行、顧客、供應商、合夥商、兼併∕售賣公司 間接互動：與集團企業競爭

華人集團企業的價值觀 忠誠（認識誰比知道什麼更為重要） 敬老尊賢 有往有還（不必馬上還，但終須還） 熱誠 保守秘密—財務、營業狀況、供給∕配銷協定、策略 善意，但不要過於情緒化

幾個為家族企業工作的建議 預期來自上方的干預、不良資訊及驟然改變方向 好的推薦書、信譽 提出嚴肅認真的建議，但避免批評 了解公私不分的重要—參加周日晚宴、婚禮、喪禮 當一個招待周到的主人 不介入家族爭議 如非直接來自老闆，那麼訊息的重疊與困惑是正常的 幫忙小孩及下一代 好的推薦書、信譽 提出嚴肅認真的建議，但避免批評 建議須經認可，才去實行 知道誰在做主、誰為重要，不要低估親戚的權力 建立數個與組織的接觸點

其他建議 不要替競爭者工作，或從中挑撥不同家族 說到做到 不要自許未具有的地位 不要在第一件差事就要求過多的法律文件，或過多的酬勞 不要期望第一件差事早早即可結束

農業與環境

總體經濟政策對農業發展的影響 東南亞國家以總體經濟政策一方面發展工業，一方面犧牲了農業。如何？ 匯率高估，導致農產出口不利，另降低進口原料價格，促進工業發展 財政上對農業出口課稅，因而降低國內農產品價格，提升政府收入 特定部門政策，包括補貼、進口許可、降低都市糧食價格

綠色革命的利與弊 綠色革命帶來的利益為： 生產增加達到自給自足 生產力提升 農業生產的分化 農村就業的增加 家庭所得的上升 外匯的增加 向前與向後產業聯結效果 綠色革命的成本 對肥料與灌溉的益加倚賴 環境的成本 基礎建設的大幅成本 政府沉重的補貼 所得分配的不公—土地擁有者和大農取得絕大的利益

東南亞農業部門所遭遇的問題 偏向都市的工業化政策 制度的問題—農地面積的不符經濟效應、租佃的體系、傳統的農作方式、土地與勞工法的限制等 與綠色革命相關的問題—基礎建設的不足、信用與行銷的薄弱、對肥料與農藥等進口的倚賴 外部因素—已開發國家的農業保護、農產價格的下降、替代產品的發展等 城鄉移動的問題 其他諸如氣候狀況、人力訓練的不足、森林資源的耗竭、土地的侵蝕、研發的缺乏以及東協內部合作的不足

兩種型態的農業發展 東南亞大陸國家（越、寮、緬、柬）農業改革的成功，包括對私人的開放、農產品限制的消除、政府干預的減少，都有助於農業對外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的提升 東南亞海洋國家對工業的保護則相對造成農業的低沉，直至總體經濟政策的反轉，才紓解了農業的厄運

美國對東亞農業出口之機會 東南亞農業進口從過去的低關稅原料進口到今天的消費性食品(consumer-ready food)大幅之進口[從農業投入(feed)到農業產出(meat)]，充分反映區域工業化的過程 策略：考量關稅與其他貿易措施，以及進口市場人力之支應，有時選擇進口原料並在當地加工以銷售，可以節省關稅與其他稅收，並收就近供給之利

農業保護仍不可忽視 東亞（及東南亞）除了農業的保護，在某些農產品上佔有極大之優勢，譬如稻米，以及其他以新鮮為上的農產品（水果、蔬菜等） 其他初級產品（棉花、皮革）也不致因勞工成本上升而輕易移出，因為趨於資本密集，並可運至其他亞洲地區（中國、南亞）裝配加工，故仍將在東亞地區維持一陣子—除了純粹之保護，顯然還有其他更深切的因素（社會、文化）

區域展望

金融危機前後的挑戰 成長與重分配 勞工技術 實質工資 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危機

面對中國興起的政策因應 生產的深化 研發、服務與製造的共生 產業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