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散文 单承彬教授教学课件选登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 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首先成立 卜辞和铭文是最早的记事文字 《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 《左传》、 《国语》、《战国策》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第一节 《春秋左氏传》

“左氏”是谁 与《春秋》的关系如何 何谓《春秋三传》 《左传》的伦理原则 历史和文学之间 …… “左氏”是谁 与《春秋》的关系如何 何谓《春秋三传》 《左传》的伦理原则 历史和文学之间 ……

史书的体例 编年体 国别体 纪传体 本末体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汉书·艺文志》）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于是章句义理备焉。歆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责让太常博士。（《汉书·楚元王传》）

《春秋》是儒家经典之一，汉代解释《春秋》的学派有多家，《左传》乃其一也。 《左传》属古文经学派，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 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

春秋三传 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

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 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 与“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左传》的作者 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 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 《左传》的作者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说是左丘明。唐赵匡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认为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都没有充分根据。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清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论语·公冶长》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 清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 。 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9年以前。 所以，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记事年代基本与《春秋》重合 《左传》记事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 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晋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桓公六年 ）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庄公三十二年）

作者所信奉的准则始终贯穿于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述，可谓褒贬分明。书中不少地方揭示了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暴虐淫侈的行为，也表彰了许多忠于职守、正直和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总体上说，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

试图用简截鲜明的道德观念评价复杂的历史，难免要遇到麻烦。最明显的，对于各国间频繁的战争，作者总是要首先辨明双方在道义上的曲直是非，并将此同胜负结果直接联系起来，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战争多是因各国间争夺土地与人口而发生的，如果一定要以简单的儒家道德标准衡量，只能如孟子所说“春秋无义战”；且一场具体战争的胜负，也很难归结于道义上的原因。

从道德的高度对历史事件进行评判，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以后的历史书也试图这样做，但效果并不理想。相反，在文学领域，这种追求却取得了巨大成功，无论是古代的诗歌和散文，还是其他的通俗文学形式，作家们都在实践着这一追求，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系列特征。

作品讲析 《郑伯克段於鄢》 《秦晋殽之战》 《晋楚城濮之战》

《左传》有多方面的文学价值，是写人叙事方面的一座伟大里程碑

左氏得此数国（指周、晋、齐、宋、楚、郑等）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行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诵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啖助语，见《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

在叙事的具体性、丰富性上，《左传》是一个划时代的发展 “《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十年，不能知也。”（桓谭《新论》）

《左传》对春秋时期250多年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不仅交待出其来龙去脉、背景缘由，而且详细记叙了其发展过程、曲折变化以及一些细微的场面情节，对各色各样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也作了具体的记载描述。此外，它还记述了许多虽关涉到军事政治而属于上层统治集团一般日常生活的场景或事件，显示了题材的延伸与扩大。

楚子使蔿子冯为令尹，访于申叔豫。叔豫曰：“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遂以疾辞。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乃使子南为令尹。（《襄·二十一》）

在叙事上表现了极高的概括力和高超的艺术技巧 具体表现在……

《左传》突破了编年体的局限，用追叙、补叙的方法，把很长时限中的事情集中在一起来写，造成了情节的集中性和篇章的完整性。 《左传》最善于用概括的笔墨写大规模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 《左传》最突出的成就，就是能从宏观的角度，以精炼的笔墨，在不长的篇幅中条理井然地记载描述出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斗争的完整过程，而且能清晰地交待出各种复杂的关系，写出其进程中种种曲折变化，还能有声有色地再现出其场面，甚至点缀、穿插以许多生动有致的琐细情节。

在叙述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时，能够确立一个主轴，围绕它来筛选材料、剪除枝叶，使中心突出，线索清楚，结构完整。如“长勺之战” 《左传》写大小事件，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往往着意于意外的转折，突出矛盾的复杂性、错综性，造成波澜起伏、委婉有致的效果。尤其表现在对战争的描写上

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为后人称道。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

《左传》在叙事中第一次有了对现实性人物的形象描写和性格刻划，并且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描写人物形象和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段。

《左传》写人物有两种情况 一是在历史舞台上活动时间不长，在历史的流程中瞬现即逝的人物，作者往往抓住其性格的某一侧面、某一突出特点，予以集中表现，给人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 一是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活动面极广的人物，作者在较长的时限内，分散记述他们的事迹言行，但总合起来往往构成一个较完整的形象，甚至能展现由不同侧面组成的性格结构。

“扪毛而辨骨，望表而知里” ——捕捉最能展现内在性格的外在表征 《左传》描绘人物形象的手段是丰富多样的，但最基本的方法是对人物的言行事迹作白描，即通过人物在复杂的历史斗争中的具体作为和言语行动的外在表现，来写出其内在的性格特质和内在心理活动。

《宣·十四》写楚庄王听到申舟在宋被截杀的消息后，“投袂而起，履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 《襄·二十六》写卫献公返国，“大夫逆于境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 《昭·十》：“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丹青难写是精神 《左传》以此方式描写人物，刻划性格，是由历史著作的性质决定的。历史要求真实性，不允许对人物的心理和情绪活动、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作虚拟悬想式的剖析与描绘。《左传》所开创的这种描写人物的方法，被衍传承袭，发展成为带有民族特色的传统。

《左传》在写人叙事中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提高了语言的运用功能 《左传》的语言艺术 《左传》在写人叙事中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提高了语言的运用功能

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在固有的意义之外，发掘语言的多重意义，令人领会到语言并未直接传达出来的许多意蕴。 《庄·十三》写宋南宫万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 《宣·二》邲之战晋军“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桓·元》：“宋华督父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议论文字在《左传》中占有很大比例 《左传》中议论，多由历史事变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所引发，既有专题性评论，也有答辩和说辞。 有强烈的针对性，论题集中明确，但又不限于就事论事。 论证充分，罗列故实，称引诗书，逻辑性强，条理明晰，气势充畅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 楚攻破郑，郑襄公肉袒牵羊请罪，其辞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宣·十二》）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僖·十五》）

外交辞令是论说文字的一个特殊分支，包括对问应答和公文往还。 最突出的特色是讲究藻饰，追求典雅，注重表达的委婉和态度的明确，既不失礼貌谦逊，又不失人格国格。 外交辞令向艺术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契机：旧的社会结构尚未完全破坏，礼治文化仍维持着表面的存在形式。 特殊的外交需要：内涵上要明确犀利，形式上要委婉典雅。

宋刻本：春秋经传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