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 绪论

目录 一、什么是古文字学 二、汉字的起源 三、汉字的结构 四、《说文解字》 五、古文字概述 六、方法与戒律

导言 一、古文字、古文字学 1、需要首先声明的是：我们所讲的古文字，仅指公元前的古代汉字而言。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 古文字学是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通过研究古文字的构造和演变规律以及释读古文字资料来揭示古代历史文化的奥秘。 “古文字学”这一名称出现的时间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唐兰在北京大学讲授古文字。1934年，他把授课用的讲义《古文字学导论》手写石印。后来该书由来薰阁书店公开发行(1981年由齐鲁书社再版)。这部书为古文字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古文字学发展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

2、古文字学的范围： 上限：文字的萌芽 下限：一般地说，我们以秦代统一文字作为下限，也就是说古文字学研究的是秦统一文字以前的文字，即先秦文字。不过，在最近一些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好多秦代到汉初的文字材料，发现其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先秦文字的一些特点，适合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去整理研究。这样看来，也许我们可以把古文字学的范围放宽，把汉武帝以前的文字包括在内。

二、古文字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都有密切联系，是一门成熟的，有自己的范围和方法的独立学科。

1、古文字学与考古学的联系 所有古文字材料，不管是甲骨也好，青铜器也好，其他也好，都是从地下发掘获得的，同时也都是考古材料。对于上面有文字的古器物，同样适用考古学的方法去整理和研究。在判断古文字材料的性质和年代等问题上，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等方法是很有力的手段。例如从四十年代国内外学者热烈讨论的“文武丁卜辞”的时代问题，其解决很大程度是依靠了出土坑位和地层的分析。 古人研究古文字，已经注意到了器物的出土地点。现在我们更有必要将古文字材料与所自出的遗址或墓葬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充分考虑伴出的器物等方面。对一件有文字的器物，不仅要释读文字，还要就器物本身作出研究。只有这样，对古文字内容的理解才能深人和全面。 反过来说，古文字学对于考古学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处遗址或墓葬，如果发现了文字材料，每每能说明许多关键性的间题。解放初在洛阳以西发现遗址，出有带汉河南县地名的陶文，从而确证了河南县城的位置，由此又论证了周围的东周城址是周的王城。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一定意义来说，古文字学是考古学的一部分，两者的关系是彼此不可分割的。

2、古文字学与古代史研究的关系 大家知道，从晚清到民初曾兴起有进步意义的疑古思潮。这种思潮改变了人们的古史观，但其副作用导致了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的空白。在填补这一空白、重建古史的过程中，甲骨文的发现和青铜器铭文（金文）的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完整的商王世系，充分证实了《史记·殷本纪》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这就把空白了的古史重新上延了若干世纪。现在，对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切研究，都不能脱离古文字学提供的素材。 有一种观点认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只有利于古代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探索，对思想文化方面没有很大作用，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多年以前已有学者探讨甲骨、金文中反映的意识形态。近些年所发现战国至汉初的大批简册、帛书，更为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眼界。其中包括了很多久已佚失的古籍，如道家黄老学派的著作，阴阳五行家的作品，过去都是没有机会看到的。由于这些材料的重现，文化史、思想史不少章节，看来是不得不重写了。

3、古文字学与语言学的联系 中国的语言学近年已有较大进展，语言学的一些普遍原理，特别是关于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都可移用于古文字学。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一般讲的文字学，并不等于这里说的古文字学，因为中国的文字学的范围要贯通古今，因而其内涵比古文字学广泛得多。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开宗明义即对此有所阐述，我们觉得是很精当的。古文字学所研究的，限于古文字材料，而古文字学的成果又必然会融合到整个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去。

4、古文献和古文字的关系 我国传世的古代文献典籍数量很多，历代学者所作注释笺疏更是汗牛充栋。文献学的丰富积累，是研究新发现古文字材料的凭借。前辈知名的古文字学家，无不对文献有深湛的研究。即以孙诒让为例，凡读过他的《周礼正义》的人，对他能写出《名原》、《契文举例》、《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名著就不难理解了。 文献可以证古文字，古文字也可以证文献。于省吾先生提倡“新证”之学，著有《双剑誃尚书新证》等书，即以甲骨、金文去证经籍。陈直先生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也是以秦汉文字材料去证史书。我们以为，以古文字与同时期的文献彼此补充印证，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对古文字学和文献的发展都极有裨益。比如，以西周金文与《尚书·周书》各篇对比研究，以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和《商君书》对比研究，都取得过较好的成绩。

古文字学的分支 古文字学有以下四个分支，每一分支都可称为专门之学。不难看出这四个分支是各以古文字发展的一定阶段为基础的。 A、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将古文字分成殷商系、西周系、六国系、秦系四个系。 B、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中将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秦系文字。

C、李学勤在《古文字学初阶》中将古文字学大体上分成四个分支，即甲骨学、殷周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牍帛书研究。 1、夏代以及更早时期的文字，目前仍然是有待探讨的课题，可称之为中国文字起源问题。由于可资探究的材料较少，这方面的研究尚未成为一种分支学科，有待于未来的考古发现。商代的文字材料较多，有青铜器、陶器和一些玉石器上的文字，但最主要的是占卜用的甲骨上面的卜辞，即所谓甲骨文。甲骨文基本上都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时代属于商王盘庚迁殷后的商代后期。甲骨文的研究构成古文字学的分支之一，通称为甲骨学。

2、青铜器的研究，是古文字学的另一分支。 上面已经提到，商代的青铜器已有铭文，不过商代的铭文一般较简短，到西周才发展为可与《尚书》媲美的鸿篇巨制。而且，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古文字材料主要都是青铜器的铭文，此外只有数量很少的甲骨文、陶文和石刻，所以研究这一时期文字，基本上要依靠青铜器的研究。

战国文字研究 3、战国时代的情况便有所不同。这个时期的古文字材料，除青铜器铭文外，陶文、玺印、钱币等都相当丰富。不仅材料种类繁多，文字的分歧变化也比较复杂，需要作为一个新的领域来专门考察。由于这样的原因，从五十年代起出现了古文字学的又一分支，即战国文字研究。

简牍、帛书的研究 4、古文字学的第四个分支是简牍、帛书的研究。简帛在近些年有大量发现，其时代早的属于战国时期，多数则属于秦汉至晋代。简帛有其独特的性质，在国内外都已作为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当然，根据我们对古文字学涉及年代下限的规定，汉武帝以下的简牍已超出古文字学的范围了。

参考书目 1、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版。 2、陈秉新、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增订本2006年8月。 3、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 4、高 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4月 5、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6、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 7、林 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9月8、唐 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1月

二、汉字的起源 文字的起源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从学术上看也有特殊的重要性。一般认为文字的出现是社会进入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美国学者摩尔根在一八七七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书中，提出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这个说法得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肯定。因此，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直接关系到我国古代文明何时开端这样的重大课题。

1、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 叙》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在许慎的表述中，提到了庖羲画卦、神农结绳、仓颉造字三大事件。他的本意大体是指出文字为仓颉所发明，而在仓颉造字以前，大抵曾经过用画卦与结绳来帮助记忆的时代。显然，许慎并没有把八卦与结绳看作文字的前身，只是将三者编联在一起，就很容易给后人造成错觉，以致后来有人据以证明汉字起源于八卦和结绳，甚至引出将八卦和结绳附会为文字的荒唐举动来。

结绳说 《周易》的《系辞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有大事就在绳上结大结，有小事就在绳上结小结。这种方法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都曾使用。如广西的瑶族遇到双方说理，各用一绳，说出一个道理打一个结，谁的结多便能取胜。西藏的僜人邀集宴会，向亲友送绳，以绳上的结数表示宴会在几天后举行。有的少数民族的结绳比较复杂，也用绳结的大小来区别所代表的不同事物。古人的结绳，和少数民族用过的方法应该是类似的，后来才被“书契”即文字代替了。 宋人郑樵明确提出“汉字由结绳而来”，清人王闿(kai)运、刘师培更是愈演愈烈，竟然将结绳符号附会为有形有音的所谓“结绳文字”，显然是荒唐的。

仓颉造字说 仓颉造字说在战国乃至秦汉都颇为流行， 《 世本 · 作篇 》 、 《 荀子 》、《吕氏春秋 · 君守》 、 《 韩非子 · 五蠹》以至 《 仓颉篇 》 （李斯）、《淮南子 · 本经训》、 《 论衡 · 骨相 》 等史籍均颇多记载，当中不乏神化、离奇的成分，但不少学者还是认为，虽然文字并非仓颉一个人所能创制，仓颉有四只眼睛，生而能书，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等怪异现象也不可信，但仓颉却真的可能确有其人，说他是黄帝的史官也并非没有根据。因为按文献的记载推算，黄帝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两千五六百年，与近人关于汉字起源距今有五六千年的估计相距不远。文字虽然不可能是仓颉一人创制的，但他对早期文字的搜集、整理与推广有过较大的贡献则是可能的，而这也正是史官的职责。所以，说仓颉是黄帝史官的传说并非子虚乌有。由仓颉造字说我们可以大致推知，汉字的产生大约在黄帝时代稍前，而黄帝时代，曾经由史官仓颉主持，进行过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字统一工作。

原始符号 从新石器时代起，我国境内某些种文化的陶器上便有符号出现。有的符号是刻划的，有的符号则是用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就数量而言，刻划的数量比绘写的要多。陶器的符号有一定传统，一直到东周、秦、汉还存在的陶文，是新石器时代以来陶器符号的后身。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符号，在三十年代初已有发现。那时在山东省章丘县城子崖进行发掘，在龙山文化陶片上发现了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比较简单，数目又少，没有得到很大注意。解放后在西安市半坡发掘，一九六三年出版了报告《西安半坡》，发表该遗址所出仰韶文化陶器符号一百多例。仰韶文化比龙山文化更早，符号更多，有些“刻划较繁”，容易和文字联系起来，于是很快引起古文字学界的重视。 半坡这种仰韶文化陶器符号，在陕西长安、临潼、郃阳、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地也有发现，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符号基本上只见于一种彩陶钵，一般刻在钵口外面黑色的边缘上。每个钵刻一个符号，极少数是两个符号刻在一起。这里我们举出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发现的几种陶器符号（图一），象不象文字，读者无妨自作判断。 郭沫若同志讨论过半坡的刻划符号，他认为：“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划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沫若同志称半坡陶器上的刻划为“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这是谨慎的科学态度。 半坡的陶器符号是由刻划的几何线条构成的，其中一些比较简单的，如积画的可释为数字“一”、“二”、“三”，叉形的可释为数字“五”、“七”，但这种情形也可能只是巧合。凡对简单的几何线条形符号用后世的文字去比附，总是有些危险，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1 图一半坡、姜寨仰韶文化陶器符号 图二姜寨陶器符号

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 近年在山东省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为探素中国文字形成问题投射了新的光明。大汶口文化是分布在山东和江苏北部、河南东部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陶器符号出现于其晚期，年代约在公元前两千到两千五百年间。一九五九年，在山东宁阳堡头出土一件陶背壶，上面有以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红色符号。随后，在莒县、诸城出土的一种陶尊上，连续发现刻划的符号，有的符号上还涂着红色。这些符号刻在陶尊表面极显著的位置，形体接近商代的青铜器铭文，多数古文字学者认为是文字。这种符号迄今发现的不同形体，己逾十种，如附图所示四种，自左到右可分别释为： “斤” “戌” “炅” “炅山”（图三）。 这里面“炅”和“炅山”最有意思，在不同的地点出现了好几次。“炅”字音 jiong，见于《说文》，义为日光，同时在某些文献中用作“热”字的另一写法。更有趣的是，在解放前流到海外的几件玉器上，也有刻划的“炅”字。

图 图三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

良渚文化玉器符号 玉器有一件臂圈、三件璧。玉臂圈的样子和吴县草鞋山出土的差不多，圈面有两处刻划符号，其中之一就是同大汶口文化陶尊类似的“炅”，刻在臂圈外表偏上的地方。另一符号，目前尚无法读释。 三件璧都很厚大，璧面同样位置各有一处符号（图四）。这三种符号都是复合的，不难看出其一的下部还是个“炅”字，为了突出，笔划中用线条和花纹填实了。作为“炅”字衬底的，是鸟立于山上的形状，象山的部分有五个峰顶，和大议口文化陶尊的“山”字相仿。鸟在山上，可释为“岛”字。其余两件璧的符号也包括“岛”字在内。 这些玉器属于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从年代来说，和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后半及晚期并存，分布地区则在江苏中部到浙江一带，与大汶口文化相邻接。在两种文化的器物上都发现了“炅”字，有形体共同的符号，说明当时可能已有传播较广的文字，为文化性质不同的地区人民所采用。

图 图四良渚文化玉璧符号

殷墟甲骨文为中国最早的文字 ? 甲骨文决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功能完备、成熟发达的文字符号体系，它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符号，也是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这个结论并不否定汉字在殷商时期仍然保留着某些原始色彩，因为它依然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作为一个体系的成熟，与体系中有关构成要素尚待进一步发展完善并不矛盾，因为即便是早已经历漫长发展历史的成熟文字体系也还会不断发生这样的变化。对殷商晚期甲骨文成熟程度的基本评价，使我们有理由将它作为推求商代前期汉字发展水平的基点。问题是到底经历了多长时间，经过何种环节，汉字才能发展到甲骨文所呈现出的这种成熟状态，这是我们应该去探索和回答的。 董作宾比较甲骨文与纳西象形文字的发展情况后，认为运用甲骨文距离汉字的创造当已有悠久的年岁，其创始的时代当在新石器时代。 郭沫若甚至断言：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 裘锡圭则认为“汉字形成的时间大概不会早于夏代（约前21—前17世纪）”；“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很可能也就在夏商之际”，即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虽然诸家都认为汉字远在商代晚期甲骨文之前早已出现，但是对汉字创造和形成完整体系的具体时代还有很大分歧。

三、汉字的结构 分析字的形体结构，是进一步认识汉字的形、音、义的基础，这在汉字学以至整个传统语言学研究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里所讲的汉字结构，与书法上所讲的那种间架结构不同，它研究的主要不是从美学角度出发的笔画的分间布白与位置安排，而是汉字的造字方法 。 掌握汉字的造字方法，认识汉字的结构规律，无论是对识字教学，还是对于辨析词义、纠正错别字等方面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

传统的汉字结构理论 ：六书说 “六书”是古代教育中的“六艺”之一。《周礼·保氏》云：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什么是“六书”呢？《汉书·艺文志》小学家下云：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艺文志》本于西汉刘歆的《七略》，所以这种说法可能出自刘歆。《周礼》注引郑众云： “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许慎的《说文》序所论最为详细：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郑众、许慎都是刘歆的徒裔，三种“六书”说只是名词和次第略有不同，实际上是古文经学家一脉相传的师说。

六书说的内容 对六书内容的介绍，名称采用许慎的说法，至于排序，则用班固之序。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画成其物：将字形画成它所代表的物体的模样； 随体诘诎：就是让字的笔画随着物体的形状而折屈，讲的都是描绘实物形状的意思。 依照实物的轮廓描出简单的图形的造字方法 。

字形举例 象 甲骨文 且辛鼎 师汤父鼎 老乙12 说文 突出大象鼻子长的特点

依托附属主体而构成象形字

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指示符号以示意。

会意字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把几个相关的字排比在一起，由它们的联合形式而呈现出新字所指的含义。

商代甲骨文中的会意字

周代金文中的会意字

图形式会意字

利用偏旁间位置关系的会意字

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

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会意字

偏旁连读成语的会意字 歪：不正为歪。

其他

形声字 以事为名，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 根据事类造字，再选取一个同音字来譬喻读音以配合成字。 形声字都由两个现成符号组合而成，其中一个表示新造字的意义或类属，即一般所谓的意符或形旁；另一个表明它的读音，即一般所谓的声符或声旁。

右文说 是认为形声字的声旁都有表意作用的一种学说，由于形声字的声旁大多在右边，所以称作右文说。 沈括的 《 梦溪笔谈 》 （卷一四） :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之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清代和近代都有不少学者研究过“右文”现象并取得可观的成果，为现代语源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声旁的表意作用，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会意兼形声者，声旁肯定是有表意作用的。一般形声字在选用声旁时，主要是考虑读音，而不考虑他的意义。由于同一语源发展出来的同源字有着相同的读音，因此不约而同取了同一个声符，但并非取声符时考虑它的意义，这是我们需要明确的。

转注字 建类一首，同意相受 ，考、老 是也。 建类一首：指已造字与孳乳字具有同一个部首，如“父”、“爹”、“爸”都有共同的部首“父” 。 同意相受：指一组转注字的意义完全相同，彼此可以互相注释，“爸”就是“爹”、“爹”就是“爸”。 由一个已造的字，通过加注不同音符的办法，派生出另一个（组）义同形近的新字。

假借 字 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 口语中某个词，书面上尚未有代表它的字，就借用一个同音的字，通过声音去寄托它的意思。 例如，第一人称代词“我”，甲骨文写作“ ”，从 字形上可以看出，它是一种有齿兵器的象形，与第二人称代词“我”在意义上没有丝毫的联系；由于代词“我”很难用象形、指事、会意等方法造字，而这种兵器的读音又跟代词“我”的读音相同，带齿兵器的“我”就借用来表达代词“我”了，这就是假借。

铜我

第一个字是甲骨文的“来”字，本是小麦的象形，假借为“来去”之“来”。 第二个字是甲骨文的“其”字，本是簸箕的象形，假借来记录代词或语气词。 第三个字是甲骨文的“白”字，本是大拇指的象形，即“伯仲”之“伯”的初文，假借为“白色”之“白”。 第四个字是甲骨文的“何”字，以人荷担会意，即“负荷”之“荷”的本字，借为“如何”之“何”。

四体二用说 戴震是著名的小学家，他对六书有专门的研究，著有《六书论》（已佚）。他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说，“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冯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于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 王筠、朱骏声等也无条件采纳，而且推崇备至。直到今天，仍为不少人所接受。

评价“四体二用说” “四体二用说”将具备自身结构特点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同不具备自身特点的转注、假借加以区分，对于汉字结构的研究，确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戴震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造字之法而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则未免失之偏颇。虽然假借字都是借用别的同音字去记录新词，并不产生新字，但是，由于它的出现而使新的词有了一个书写符号，“口语中有这个词，笔下没有记录这个词的字”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就是为新词造了字了。如果说假借字被新造形声字所代替的情形还只说明假借是新形声字产生的催化剂，而原字的本义与假借义并存的情形亦未能将问题讲清楚的话，那么，假借义被固定下来，以假借义挤走了本义并独占了这个字的形体的情形，实际上已经给口语里的一个词赋予了一个独立的形体，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仅仅是用字而不是造字了，例如，“你我”的“我”字，再不表示带齿的兵器而只代表第一人称代词了，还能说它是象形吗？显然不能，只能是假借了。当“莫”字不再表示傍晚时分的意思而只作否定性无定代词出现时，再说它是会意就不合适了。因此，说转注是派生同义字的造字法，假借是记录特殊同音词的造字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书说 “三书说”是唐兰1935年在《古文字学导论》中首先提出来的。唐兰写《古文字学导论》 的目的之一，是想利用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来改造传统文字学，使文字学注入新的理论和新的材料而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科学基础上。 象形、象意、形声 。“（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

陈梦家、裘锡圭三书说 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文字》中以为象形与象意分别的意义不大，应合而为一，仍称象形；又谓假借不应排除，将三书调整为象形、假借、形声。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 中认为，陈梦家一说基本合理，但象形概括力不够，进一步调整为表意（或称意符字）、假借（或称表音字、音符字）、形声（或称半表意半表音字、意符音符字）三书。

四、《说文解字》 详参《汉语文字学史》018-035页。

五、古文字概述 商代文字 西周春秋文字 战国文字

商代文字 商代文字材料，包括甲骨、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等上面的铭文 。其中甲骨文是最主要的一种商代文字材料 。我们将主要介绍甲骨文的发现、整理与研究的情况。

甲骨文的基础知识 一、发现 “殷墟”是商王朝晚期都城的遗址，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一带。《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曰：“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殷墟当时作为晚商都城，共经8代12王（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卜辞称文武丁）、帝乙、帝辛 ），历时253年。年代约当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 殷墟以洹水南岸的小屯为中心，是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早在北宋时，这里便出土过商代带铭文的青铜器，见于记载。有字甲骨的发现，时在一八九八年的下半年，曾有古董商拿了一些给天津的孟定生、王襄看过，他们认为是古简。一八九九年，在北京的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对甲骨作了鉴定，这种珍贵文物才为世所知。到一九O八年，罗振玉首先弄清楚甲骨的出土地点，随后他和王国维考定殷墟是商朝晚期的旧都。甲骨的发现以及殷墟性质的推定，最后导致一九二八年开始的殷墟发掘，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肇端。因此，甲骨的发现，不仅在我国，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名称 甲骨文，是指商代也包括周代刻(偶尔也有写的)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甲骨文的名称叫法很多。例如“甲文”、“龟甲文”、“龟版文”、“龟甲文字”、“龟刻文”等。由于甲骨文不仅刻写在龟甲上，而且还有写刻在兽骨上的，称“龟甲文”显得不够全面，故又叫作“契文”、“殷墟书契”、“殷契”等。又由于甲骨文不仅有用刀契刻的，同时还有少量用毛笔写的，称“契文”等也显得不够全面，故又叫作“贞卜文字”、“甲骨卜辞”、“殷墟卜辞”等。但是，甲骨文除多为占卜之辞外，还有少量是记事刻辞，故这几种名称也谈不上确切。相比之下，“甲骨文”是最恰当的名称。所谓“甲”就是龟甲，主要使用龟腹甲，间或用龟背甲；所谓骨，主要指的是牛的肩胛骨。

整治甲骨的程序 殷代占卜所用的材料除龟的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外，有时也用少量的羊、猪、鹿的肩胛骨。占卜之前，甲骨须先经过整治。其整治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步，锯削磨平。先将龟从腹甲和背甲之间的甲桥(龟腹甲中部之两边，有与背甲相连接的骨骼，因似自腹甲渡到背甲的桥梁，故学者称作甲桥)处锯开。对于锯下的腹甲，先削平甲桥，再将其刮磨平整。背甲则从中脊处一剖为二，再锯去首尾两端，使之成为鞋底形的“改制背甲”。对于牛胛骨，需要锯去突出的臼角和背面凸起的胛冈。最后将甲骨正、反面打磨光滑。 第二步，制造“钻凿”。在龟甲的内面或骨的反面(原有胛冈的一面)，先用刀挖刻出长约一厘米的椭圆形凹槽，叫“凿”，再在其一侧用小圆钻钻出一个和椭圆形凹槽通连的圆形洼洞，叫“钻”。也有先钻一个圆形洼洞，再在圆形洼洞里挖“凿”，像猫眼形。加工好的甲骨成品，交付管理占卜的卜人保管，以备卜用。 第三步，灼兆刻辞。钻凿的目的是便于控制卜兆的走向。钻凿的排列是整齐有序的。钻凿之后，用暗火炷烧灼钻凿，被烤灼的甲骨因受热，其正面便出现裂纹，作├、┤诸形，这就是兆璺。见兆之后，一般由商王依据卜兆的形状来判断其吉凶，然后刻上卜辞。甲骨上的卜兆以在正面者居多，故卜辞亦多刻于正面。龟甲主要用腹甲，其背面钻凿是“左半(甲)向右，右半(甲)向左”。少量用背甲，背甲一般从中脊平分对剖，背甲上的内面钻凿也是“左半(甲)向右，右半(甲)向左”。胛骨一左一右为一对，其背面钻凿也是“左半(胛骨)向右，右半(胛骨)向左”。烧灼钻凿之后，龟腹甲、背甲、胛骨正面卜兆的走向也是“左半向右，右半向左”。 刻写卜辞有一定规律。一般说来是“迎兆刻辞”。龟腹甲右侧(左右是以人为基准)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甲首及甲尾部分，或近甲桥边缘部分，卜辞由外向内行。背甲与之相同。商人占卜往往从正反两个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

殷墟甲骨断代 这种判断具体年代的工作，就叫做断代。用董作宾的话来说，就是要“把每一块甲骨上所记的史实，还它个原有的时代”。 1935年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董氏据十项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字体把甲骨文分成以下五期： 第一期盘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 祖甲 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 康丁 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 文丁 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 帝辛 二世二王

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三家甲骨分期分组对照表

甲骨文书目 1、郭沫若同志主编的 《甲骨文合集 》 是殷墟甲骨集大成的著录，经过多年的努力，图版十三本已经出齐了。 2、《 小屯南地甲骨 》、《花园庄东地甲骨》 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为《甲骨文合集补编》7巨册，于1999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4、胡厚宣《 甲骨文发现五十年的总结 》 和 《 殷墟发掘 》 。后一部书详细叙述了解放前发掘殷墟的经过，有许多与甲骨研究有关的内容。王宇信《 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 》 。胡厚宣先生还编有 《 甲骨学五十年论著目 》 ，将解放前的有关著作网罗无遗。 5、宋镇豪主编的《百年甲骨学论著目》(1999) 。

书目二 综合论述甲骨的专著，至今仍推陈梦家先生一九五六年出版的 《 殷墟卜辞综述 》 。此书所附 《 甲骨论著简目 》 ，经过一定选择，便于学者。 甲骨文的字典，可用正续 《 甲骨文编 》 。文字的集释，有李孝定 《 殷墟文字集释 》 。续 《 文编 》 和 《 集释 》 是在台湾省出版的。1996年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出版全书四大册，这也是一部集结诸家训释的专书。日本岛邦男所编 《 殷墟卜辞综类 》 ，在字词下抄写卜辞原文，起索引的作用，检索也很方便。1989年姚孝遂等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即弥补了《殷墟卜辞综类》所收资料仅限于70年代以前且无隶释的缺陷 。 学习甲骨文，应先读有较详考释的书，最方便的是郭沫若同志 《 卜辞通纂 》 。此书原印于日本，流传有限，听说近期可出新版并调换部分拓本，一定会博得广大读者欢迎。如一时找不到 《 通纂 》 ，可用郭老另一部著作 《 殷契萃编 》 代替。 西周甲骨材料比较零散。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年

西周春秋文字 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古文字材料主要都是青铜器的铭文，此外只有数量很少的甲骨文、陶文和石刻，所以研究这一时期文字，基本上要依靠青铜器的研究。

金文定义 先秦称铜为金，所以后人把铸刻在先秦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 金文又叫做“钟鼎文”、“吉金文字”等。有铭文的先秦铜器历代都有发现，早在宋代就有人专门搜集研究。估计已著录的和现存未著录的先秦有铭铜器约有万馀件。由于钟和鼎在周代各种有铭文的青铜器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过去有人称金文为“钟鼎文”。也有称作“款识”(ｋｕǎｎｚｈì)的。《汉书·郊祀志下》：“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於宗庙”。唐颜师古注：“款，刻也；识，记也。”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清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书，就是专门著录铜器铭文的。 关于“吉金文字”这一名称，有人释“吉金”之“吉”是“吉利”之义，这其实是不对的。朱剑心早在1930年8月出版的《金石学》一书中解释说：“今人称金曰吉金，……盖亦有所本。周代彝器之铭，多曰‘吉金’，吉，坚结之意也。”(3页)这是正确的。70年代扶风出土的伯公父瑚上的铭文中有“其金孔吉”一语(《陕西出土青铜器(二)》，意思是铸器之铜非常坚实。《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八著录的周代石磬铭文中有“择其吉石”之语，吉石也就是坚实的石头(参看《古文字论集》645—646页)。

金文的发现与研究 金文的发现与研究比甲骨文要早得多，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代。《说文·序》：“郡国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古文”。 汉武帝时在汾阴掘获铜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一班阿谀取宠的臣子大加鼓吹，形容作“天祚有德”的祥瑞。武帝以鼎荐于宗庙，还特作了 《 景星歌 》 ，列为 《 郊祀歌 》 十九章之一。从现代的考古知识看，武帝时发现的其实是一件春秋时期的晋鼎。 到西汉晚期宣帝的时候，在美阳又发现铜鼎，上献到朝廷。许多朝臣主张援武帝的旧例，以鼎荐见于宗庙，只有京兆尹张敞反对。张敞通习古文字，他对鼎上的铭文作了考释，指出鼎是周朝一个叫尸臣的大臣受到王的赏赐，“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宫庙”，不宜荐于宗庙。他列举的理由确凿有力，揭穿了以得鼎为祥瑞的谬说，荐鼎的计划不得不中止。张敞是史书记载中最早读释金文的学者。从那时以后，金文的考释研究历代不绝，至北宋更为盛行。

宋代学者的金文研究 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2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从当时的条件看，水平相当高，有些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流传到今天的金文著录书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 (1)兼录器形与铭文。这类书主要有吕大临编著的《考古图》，该书图象与铭文并重。既摹写铭文，又有器形图形、尺寸、重量、出土地、收藏者，并附考释。其编写体例完善，为后人取法。此外，宋徽宗敕编的《博古图录》、赵九成的《续考古图》等也兼录有器形与铭文。 (2)单录铭文。这类书主要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王复斋的《钟鼎款识》等。

清末学者的金文研究 清末同治、光绪年间，金文研究出现高潮。学者众多，著述如林。其中，成就最大者有所谓“清末金文四大家”：吴大澂(1835—1902)，号愙斋，著有《愙斋集古录》、《说文古籀补》等；孙诒让(1848—1908)，著有《古籀拾遗》、《古籀馀论》；方濬益(?—1899)著有《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刘心源(1848—1915)著有《奇觚室吉金文述》、《古文审》。四家的考释均有突出的贡献，其中孙诒让的水平最高。

民国学者的金文研究 民国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 1937年，罗振玉编成《三代吉金文存》20卷，著录铜器4835件，皆以原拓影印，是一部资料丰富、印刷精良的商周金文著录之巨著，对铜器铭文的收集、传播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国维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主要是在古器物的考订和铭文的训释等方面，其重要著作是《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以及收在《观堂集林》中的系列论文，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年代末，郭沫若(1892—1978)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在开始研究甲骨文的同时对金文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30年代前期，他借鉴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等，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了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的铜器(大部分属於东周时代)进行了分国的研究，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

青铜 铜是古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金属之一。人们一开始是利用在自然界小量存在的天然铜，然后发明从矿石冶炼出铜的技术。首先用的是未有意掺入其他金属的纯铜，通称红铜。经过长时期实践，才知道在铜中加人一定比例的锡能提高硬度、降低熔点，这种含锡的铜基合金就是这里说的青铜。近年甘肃东乡县出土的一柄青铜刀，年代约当公元前三千年，可见青铜器在我国有久远的历史。

青铜器种类 古代青铜器有下面十类： （一）烹炊器：鼎、鬲、甗（ yan ）等。 （二）设食器：簋、盨（xu）、簠（ fu）、敦（ dui）、盂、豆等。 （三）酒器：尊、卣（ y6u ）、方彝、罍、瓿（ bu）、壶、觚、爵、觯( zhi）、角、斝（ jia）、觥（gong）、盉（he）等． （四）水器：盘、匜、缶、鉴等。 （五）乐器：钟、镈、铙、鼓、錞（ chun ）于等。 （六）兵器：戈、戟、矛、铍（ pi）、剑、刀、殳、钺、镞、盾饰、胄等。 〔 七）车马器：銮、軎（ wei）、镳、衔、当卢、马冠等。 （八）工具：斧、锛、凿、削、锯、铲、臿（ cha）、镢等。 （九）度量衡：尺、量、权、衡杆等。 （十）杂器：镜、带钩、灯、建筑饰件、棺椁饰件等。 青铜器的研究除注意铭文外，必须兼顾器物形制、纹饰、组合、工艺以及出土情况等，考虑才能全面。

西周铜器的分期与断代 确定青铜器的时代，大体上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根据青铜器出土的层位及同出遗物。第二种是根据青铜器的铭文内容。第三种是根据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字体、组合以及制造工艺等。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西周铜器的分期与断代。 所谓“西周”时代是指周武王灭商以后至周幽王被杀之年，共257年。这个时期，周都於丰、镐，其故址在今陕西长安县境内。

首先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作断代研究的人是郭沫若。 郭氏首先创立的断代法是著名的“标准器断代法”。他在《大系》中指出：“器物年代每有於铭文透露者，如上举之献候鼎、宗周钟、遹簋、趞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丰簋云 ‘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自为武王时器；小盂鼎云 ‘用牲啻(禘)周王囗王成王’，当为康王时器，均不待辨而自明。而由新旧史料之合证，足以确实考订者，为数亦不鲜。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他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胳可寻。得此，再就文字之体例、文词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大抵可以踪迹，即其近似者，於先后之相去要必不甚远。至其有历朔之记载者，亦於年月日辰间之相互关系求其合与不合，然此仅作为消极之副证而已。”郭氏的方法是把铭文中自书其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然后联系铭文中的有关史实、文体、书体以及铜器的花纹、形制、出土地点等诸种因素，从而论定与其关连的其它器物的时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分期表

商代铜器铭文 青铜器上出现铭文，现有最早的例子属于商代中期。这个时期的器物大都是薄胎的，花纹多为带状，没有衬地的纹饰。鼎、鬲等的足是锥形的，爵、斝是平底。已经发现的铭文只有很少几件，而且都限于两三字。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器胎变厚，花纹日趋繁褥，器种也显著增多了。铭文一般仍很简短，有的只记器主的族氏或名字，如“戈”、“亚羌”、“妇好”、“子妥”，有的记所祭祀先人的称号，如“祖甲”、“父乙”、“后母戊”。复杂一点的兼记上述两者，如“咸，父乙”，“咸”是器主族氏，“父乙”是所祭的先人。 这种简短铭文里的族氏的字，每每写得很象形。 还应该说明，这种简短形式的铭文不是商代特有的。过去罗振玉 《 殷文存 》 、王辰 《 续殷文存 》 ，以此为商器的标准，是不妥当的。现在看来，这种形式铭文在西周前期还很流行，甚至到春秋初年还有个别的例子。商代晚期也有比较长的铭文，但未超过五十字，其字体、文例都接近甲骨文。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祀 （bi）其卣为例，卣上有三处铭文，盖和内底均有“亚獏，父丁”，“亚獏”是器主族氏，“父丁”是所祭先人；另外，在卣底圈足内有铭四十二字（图十），记载商王祭祀文武帝乙和 其受王赏赐的事迹。文武帝乙就是帝辛的父亲帝乙，这件卣作于帝辛四年，是珍贵的标准器。

西周前期 西周前期（周武王到昭王）的器物，各方面都直接继承商代的传统，大多花纹繁丽，制作精美。这时铭文逐渐加长，字的笔画多有显著的“波磔”，气势浑厚。武王时的铭文很少，近年在陕西临潼发现的利簋，记述武王在牧野之战获胜的经过，与《尚书》、《逸周书》吻合无间。其他如记周公东征丰伯薄姑的方鼎，记分封卫康叔的沫司徒簋，记昭王南征的“安州六器”等，多可与文献对照，不胜枚举。

西周中期 西周中期（穆王到孝王）和晚期（夷王到幽王）的青铜器，纹饰渐趋简朴，铭文则更多长篇。迄今发现字数最多的一篇金文，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有四百九十七字，现在台湾省收藏。西周中晚期属于册命性质的铭文较多，叙述周王对臣属的封赏，对研究官制和等级制度很有意义。这一类金文多有固定格式，文字也多规整。同时有关社会经济的材料也比较多，如记土地交易的格伯簋、卫鼎，记土地转让的散氏盘之类，都十分重要。记载战事的也不少，例如 生盨、禹鼎等记与淮夷的战争，多友鼎、虢季子白盘、不其簋等记与玁犹的战争，无不是宝贵材料。从数量来说，这乃是金文的极盛时期。

西周末年 西周末年，有些铭文的字体开始有新的变化。虢季子白盘最值得注意，其文字方整，在风格上开后来秦人文字的端绪。古书载，周宣王时有太史籀作《史籀》十五篇，《说文》的籀文即以此得名。现在学者都认为籀文近于秦人文字，所以虢季子白盘的字体有可能就是 《史籀》同样的文字。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以晋、郑、齐、楚等大国的最为重要，其中晋国在字形演变和器形的发展上都较为先进。春秋晚年，南方的徐、吴、越、楚等国青铜工艺突飞猛进，生产出有很高艺术水平的器物，铭文也规整美观，用韵精严。春秋中期起，青铜器又盛行繁缛富丽的装饰，嵌错红铜或金银的技巧也流行起来。文字的形体逐渐变长。在北方晋国出现一种特殊字体，笔画头尖腹肥，形似蝌蚪，可能就是汉晋人说的“科斗文”，如河南辉县出土的智君子鉴铭文（图十二）。南方则常见笔画细而首末如一的字体，还有一种以鸟形作为附加装饰的，称为鸟书（图十三）。与此同时，西方的秦国继承《史籀》的统绪，形成自己另一种字体。这种字体分岐的局面，可是那时诸侯分立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造成的。

战国前期 战国前期基本上是春秋晚期的继续，一九七七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发现的青铜器属于这一时期。出土于擂鼓一号大墓的这批青铜器，一共有一百四十件（兵器未计在内）。最重要的是一套有架的编钟，计有钟六十四件，每件上都有关于乐律的铭文。把各件钟的铭文合计在一起，约二千八百字左右。根据铭文研究，这座墓下葬于公元前四三三年，死者是曾侯，多数学者认为即文献中的随侯。随国的青铜器是著名的，汉宣帝时曾“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见《汉书·郊祀志》。

战国中晚期 战国中晚期，青铜器的装饰再趋简朴，崇尚素面的器物，铭文也衰落了。这个时期，除少数重器，如河北平山出土的中山王鼎、壶等外，所谓“物勒工名”的格式占了主要地位，只记制器的工匠和督造的官吏，字体也多草率。以前文字大多是铸成的，这时则以刻的为主。西方秦国的字体，和东方六国的“古文”相对立，六国字体彼此也有差别，这些问题在下面还要谈到。不过，列国之间的影响也是很强烈的，到战国末，青铜器的统一倾向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

战国文字 战国文字的内容 战国文字是指春秋末年至秦统一以前这段历史时期内，齐、燕、韩、赵、魏、楚、秦等国曾经使用过的一种古文字。 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上限一般确定在前475年(周元王元年)[1]，下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221年。 [1]或确定在前481年(《春秋》终年)、前468年(周贞王元年)及前403年(三家分晋)。

战国文字的种类 战国文字的种类繁多，有铜器铭文、兵器铭文、货币文字、石刻文字、玺印文字、简帛文字、陶文、传抄古文等。

兵器铭文 战国青铜兵器铭文的格式，与此相似。如魏国的大梁左库戈： “卅三年，大梁左库工师丑，冶刃。” 作于魏惠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三三七年）。燕国的右贯府戈： “二年，右贯府授御 、右叴。” 御、右都是戎车上的军士。秦国的张仪戈： “十三年，相邦义（仪）之造，咸阳工师田，工大人耆，工樻。” 兵器上的地名，多可与战国货币上的地名相比较。比如内蒙发现的一件戈，有铭： 八年，兹氏令吴庶，下库工师长武。 兹氏地名便见于赵国的尖足布币。

货币文字 货币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国文字材料。当时列国各自铸造货币，用铜铸的有刀、布、圆钱等，形式、重量各有不同。大体说来，主要的几个国的货币是这样的： 周：以空首布为主，后铸有圆钱、方足布。 韩：以方足布为主。 魏：以圆跨布为主，另有方足布、直刀、圆钱。 赵：以尖足布为主，另有尖首刀、直刀、圆钱、方足布和三孔布等。 齐：以齐刀为主，另有圆钱。 燕：以明刀为主，另有尖首刀、圆钱和方足布。 秦：以圆钱为主。 楚：以金版和铜贝为主。 货币文字大多异常草率，前人考释不妥的居多，近些年随着战国文字研究的进步，许多字才得到正确解释。如楚国金版常用戮记凿出“郢（称）”、“陈（称）”等字，过去一直读为“郢爰”、“陈爰”。这个沿袭已久的读法，在好多新出著作里还没有能够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