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英国翻译学家纽马克将西方研究翻译的历史划分为两大时期：从公元前55年到20世纪上半叶属于语言学前时期，20世纪下半叶则属语言学时期。美国语言学家兼圣经翻译家奈达则认为西方的翻译理论有四大流派：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语言学前时期主要翻译圣经和文学作品，翻译主要是少数人的事，这个时期的翻译理论就是奈达所说的语文学派的理论。后三种理论流派即纽马克所说的语言学时期的翻译理论。 本章将主要介绍在西方翻译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翻译流派及其理论，如文艺学派、语言学派、研究流派及解构主义流派等。

第一节 翻译的文艺流派 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翻译理论探索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其翻译理论主要体现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他明确指出，翻译是一门艺术。他把文学翻译比作绘画，把科技翻译比作摄影。萨瓦里把翻译分为四类：完美翻译(perfect translation)、等值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综合翻译(composite translation)和科技翻译(translation of learned,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practical matter)。 70年代，西方文学翻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的另一标志是当代西方译学界名副其实的文艺学派的诞生和发展。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形成了比较完整而且比较独特的翻译研究理论。他们的研究不仅对西方译学界，而且对整个国际译学界，具有革命性的划时代意义。 他们都把文学理解成为一个综合体，一个动态的体系；他们都认为，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与具体的翻译研究应互相借鉴；他们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都属于描述性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他们都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受的因素、对翻译和各种译本类型指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

意大利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克罗齐在《美学原理》提出了完全相等于原作表达方式的翻译不可能存在，翻译必须靠再创造。文学翻译不可过分自由、专业翻译不可过分拘谨的观点，他是从美学的角度谈翻译的。 西奥多·萨瓦里的翻译理论主要在《翻译的艺术》，这被誉为“英语中论述翻译的最佳之作”。他指出，翻译是一门艺术。他把文学翻译比作绘画，把科技翻译比作摄影。将翻译分为完美翻译、等值翻译、综合翻译、科技翻译四种。完美的翻译即纯粹传递信息的翻译，等值翻译是不拘形式，只管内容的翻译，科技翻译的特点与等值翻译有相似之处，因为在科技翻译中，内容的重要性远超过语言表达形式的重要性。他归纳了12条准则指导翻译实践。

20世纪20年代起，前苏联的文学翻译得到发展的同时，翻译研究也得到长足的进展。其最大特点就是一开始就和文学翻译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这时还是注重翻译作品的艺术性。文艺学派开始于当时的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为蒂尼亚诺夫。 楚柯夫斯基的《崇高的艺术》一书问世后，被视为前苏联译坛文艺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此书立足于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探讨了使翻译作品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途径。 前苏联杰出翻译理论家加切奇拉泽在他的三部专著《文艺翻译理论问题》、《文艺翻译理论研究》、《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中，提出自己的核心观点是，文艺翻译必须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

一般翻译理论上前苏联翻译研究文艺学派还有以下特点： 1.他们明确地把他们的研究与语言学派的研究区别了开来，强调文艺翻译研究的独特性。 2. 前苏联文艺学派在构筑他们的翻译理论时颇多依赖哲学上的认知论，特别是列宁的反映论。 3. 前苏联文艺学派明确地把他们的研究纳入文艺学的 研究范畴，他们的研究明显地具有文学研究的性质。

第二节 翻译的语言流派 翻译的语言学派即根茨勒所说的翻译“科学”派。从历史的发展看，翻译语言学派批判的继承了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的语言学和翻译观。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不仅为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翻译的语言学派的确立注入了活力，使翻译的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和句子的层次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等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发展趋势上看，语言学翻译理论线已占据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理论学家们认为，翻译应归属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应用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与语言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布拉格学派与雅各布逊 布拉格语言学派是继索绪尔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该学派的突出贡献是创立了音位学(Phonology)。他们对语言的基本观点是：1，在重视历时语言研究的同时，强调共时语言研究的首要地位， 他们强调利用分析比较方法去研究当代语言；2，语言是一个价值系统，不是千千万万个毫不相干的孤立现象的汇合。因此，要分析语言成分和其他成分的关系；3，因为各种表达手段都适用于不同的交际需要，因此要研究分析实现各种功能的语体；4，应从语言功能入手，然后去研究语言形式。 这一学派把对语言所持的观点运用到翻译研究上，他们对翻译的主要论点是：1，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如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工具功能等；2，翻译必须重视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及文学体裁方面的比较。

1959 年, 雅可布逊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的论文,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 对语言和翻译、 翻译的重要性及普遍性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 在该文中，雅各布逊对翻译理论做了详尽的论述:他把翻译划分为三大类别: 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或重新措辞(rewording ) ,即同一语言中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 语际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是指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即用另一种语言的语符来解释一种语言的语符,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严格意义的翻译; 符际翻译(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 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 这三种类型的翻译,几乎包括了一切语言(和非语言)的交际活动。

伦敦学派与弗斯、卡特福德和纽马克 伦敦学派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the social context of situation)所决定的。在翻译研究领域，他们认为，译文的用词与原文等同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用于相同的语言环境之中。 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为福斯（J. R. Firth）。有两篇文章集中反映出他的翻译理论，一篇为《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另一篇为《语言分析与翻译》（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弗斯着重谈到三个方面：（１）语言分析是翻译的基础；（２）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３）在任何两种语言的翻译中，一种语言的某些意义的表达方式不可能译成完全对等的另一种语言。 卡特福德（John Catford）是该学派中比较系统提出翻译理论的学者。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的卡特福德于1965年发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为翻译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途径，引起巨大反响。卡特福德称其理论为“描写性”翻译理论。他从翻译性质、类别、对等、转换、限度等方面阐述“什么是翻译”这一中心问题。

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讨》出版，立刻引起广泛赞誉。正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概念。此后，分别于1993年何1995年，又出版了《翻译短评》（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和《翻译短评（第二集）》（More 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是纽马克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语义翻译试图在译人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范围内传达原著的确切上下文意义。交际翻译试图对译文读者产生一种效果 ，这效果要尽可能接近原文对读者所产生的效果。 语义翻译的服务对象是原语作者，交际翻译服务的对象是译入语的读者 。这两种方法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当出现矛盾时，交际翻译必须强调“ 表现力” ，而不强调信息的内容。

交际理论派与奈达 交际学派出现于七、八十年代，以 Nida & Reyburn, 1981 为代表，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又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该派认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着信息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在信道接受力给定（亦即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为了降低信息的难度（高度），就必须用明显的形式表示出其中暗示的部分，因而增加信息的长度（宽度），故而译文常常会长于原文。 奈达认为，一般意义上翻译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分析、转移和重组（analysis, transfer, and reconstruct），即首先分析原作语言的信息，将其剖析成结构上最简单明了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转移，然后再重新组织成正常的译作语言。 奈达强调，对原语语言进行分析时，不能局限于研究语言单位间的句法关系和这些语言单位的外延意义，文体风格在传达信息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转移阶段，奈达就语言的意义非对应现象——喻体差异、喻体缺省、语义缺省等现象提出了翻译对策。翻译时应注意内涵结构和外延结构，为此奈达提出了转移外延内容的三种方法：全新组合、分解组合和综合组合。

德国功能主义流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德国出现一派翻译理论 — —功能派翻译理论。功能派认为翻译(包括口、 笔译)是一种行为。其理论的重点表现在三方面: (1)对翻译实质的阐释(2)对翻译过程参与者的角色分析(3)功能翻译原则的提出。 谈到功能派,就不得不提及三位功能派翻译理论杰出的贡献者，凯瑟林娜· 雷斯(Katharina Reiss) 、汉斯· 威密尔(Hans. Vermeer) 、贾斯塔· 赫滋· 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 。雷斯首先于 1971 年在她的著作 《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中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即从原文、 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当时,雷斯的理论建立在对等理论基础之上。因此,这种关系实际上指的是原文与译文的功能对等。

威密尔则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 ,以文本目的(skopos)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 ,发展了功能派的主要理论:目的论(skopos theory) 。威密尔所提出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skopos 是希腊词 ,意思是 “目的” 。根据目的论 ,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 “目的法则” :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 ,即结果决定方法。这个目的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通常情况下 , “目的” 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 除了目的法则之外 ,目的论还有两个法则:连贯性法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性法则(fidelity rule) 。连贯性法则指的是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的标准。所谓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 ,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性法则指原文与译文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inter-textual coherence) 。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 ,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

第三节 翻译的研究流派 在西方，更多的人现在已逐渐接受把翻译学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翻译学”何时成立，各人的意见还不一致。根茨勒具体地把1976年比利时洛文会议的召开看作是翻译学学科成立的标志，但更多的人如贝克等人认为，翻译学之所以成为“学科”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 “翻译研究派”最早几位学者霍姆斯、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都与荷兰、比利时有关，因此，人们常说，翻译学是从“低地国家”兴起的。

多元系统派与埃文-佐哈尔 多元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 (Itamar Even－Zohar) 于七十年代早期在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一种的模型时，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释。这些系统各自有其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因此，Even－Zohar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 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根据这一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文化地位决定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者的翻译策略。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方针都有影响。 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以对单个文本的静态的、孤立的共时研究方法衡量成败的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局限，并将翻译研究放在更大的文化环境加以动态、系统研究，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描写学派与图瑞 吉迪恩·图瑞（Gideon Toury)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当今世著名的翻译理论学家，他发展了特拉维夫学派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在《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中,图瑞系统地阐述了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基础。 图瑞认为,描述翻译理论以检验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吸纳程度为重心,利用归纳和统计方法对个案文本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规约翻译行为的经验变量或经验规范,进而订立阐释这些变量内在关系的法则。 图瑞提出的描述翻译学以规范为基础,以法则为导向,其目的在于借助源语与译语文本对比分析出规约翻译行为的普遍法则。这与过去以过程为基础，以应用为导向的翻译研究形了本质的区别。

图瑞认为译文本身并不具有“固有的”同一性，译文总是受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学因素的影响，从而具有多种的同一性，译文总是受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学因素影响，从而具有多种的同一性，具体情况视特定时期影响翻译的因素而定。图里成功地使翻译理论突破了“忠实原文“的框架，突破了原文本与译文本之间具有单纯统一关系的理论模型，使翻译成为一个相对概念。与之相适应，翻译理论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寻求一种用来评介译文的理论体系，转而着力建立一个阐释决定译文形成过程的模型。 图瑞的理论引入了文化—历史因素，并将其称为“翻译准则”。翻译准则是图瑞理论的中心，影响着翻译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在两个具有等值潜势之间发挥协调作用。 图瑞区分了以下三种翻译准则： 1.初级准则:决定译文选择的因素及整个多元体系中的翻译策略 2.起始准则:译者个人倾向，是向原文本或是译文文本或是选择某种程度上居中的态度 3.运作准则:指实际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抉择的准则。

文化学派 20世纪下半叶是一个翻译研究走向多元化的时代 ,传统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似乎自 20世纪90年代逐渐式微 ,取而代之的是当前占据主流的翻译研究文化学派。1990年 ,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 (Bassnett & Lefevere)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问世 ,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 文化转向 ” 的观念。其后他们又出版了多种专著、论文集，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观点 ,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即为这方面研究的著作之一。作为文化学派的代表之一 ,勒菲弗尔把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查,关注文化语境、历史规范等更为宏大的课题,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在书中,作者引进了改写这个重要概念,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的限制。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以使其与改写者所处时期的主流意识和诗学形态相符,从而达到让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所接受的目的。

首先 ,文化转向为理解翻译的性质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 ,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域。在书中 ,勒菲弗尔着重探讨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等文化因素对改写 (主要是翻译 )的制约,指出翻译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可见,在文化派学者看来, 翻译并不仅仅指语言间的文本转换 ,而是一个不同文本、文化之间相互协商的过程,一个以译者为中介而进行各种交易的过程。这一研究范式将翻译研究从审美层次和语言层次提升到了文化层面,更加确切地反映出翻译活动的跨文化性质,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正如作者所言:“ 翻译研究现在已经意味着与翻译有任何关系的任何东西。”文化派认识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 ,从作者转向了译者 ,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认识 ,拓展了“文化与翻译互动的新空间”。

综合学派与斯奈尔-霍恩比 斯奈尔- 霍恩比在《翻译研究—综合法》 (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中详尽的阐述了她的翻译观,即翻译研究的综合法。 《翻译研究—综合法》一书中,斯奈尔- 霍恩比全面考察了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分析了各种翻译理论,并博取众长, 提出了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倡导以格式塔整体理论为基础的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并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文本在文化语境中的作用,提出了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的观点。斯奈尔-霍恩比对于翻译研究的独特的见解对拓宽翻译工作者的视野,引发他们对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审视和思考提供了巨大的参考价值。

斯奈尔- 霍恩比提出, 应该把翻译研究从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的范畴下脱离出来, 并把它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 斯奈尔-霍恩比认为, 翻译研究不仅仅涉及语言学和比较文学, 还涉及多种学科,如心理学、 哲学、 人种学等等。 语言学注重的是语言本身的理论和描述, 比较文学注重的是对文本的分析和描述, 但是翻译研究注重的却应该是再创作各类具体文本的理论和描述。 翻译研究旨在寻找翻译的共性, 揭示翻译活动的客观及内在规律, 也即超越国界的普遍规律。翻译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语言转换、文本研究的层面, 而更应着眼于各类文本的分析和研究, 并充分考虑文化背景的作用。翻译研究虽然与许多学科密切相关, 但它既无法归于任何一门学科, 也不能为任何一门学科所替代。既然以往的翻译研究理论都不能满足翻译研究的需求, 那么翻译研究就很自然地脱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四节 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起源于60年代中期, 其代表人物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及后期异军突起的巴特(Ro land Barthes)和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 , 他们将解构主义引入译学, 试图打破形而上学和概念化的方法, 宣称译者是创造者, 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其中, 尤其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翻译观给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并开拓了新的视野。 解构主义认为, 语言学解构很大程度上来自错综复杂的艺术符号活动，且不甘于被这种系统性、整体性和科学性的规范的管束, 并且力求与之决裂, 胀破其外壳, 甚至反过来以片断、碎片和开放性与它抗争。那么, 就翻译来说, 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出如下见解: 原文取决于译文, 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 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性, 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文本本身的定义是由译文而不是由原文所

“异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德里达 德里达认为解构主义与翻译息息相连,对于翻译过程中不可捉摸的现象, 德里达提出了“延异” (difference) 这一概念。在《哲学的边缘》 (Margins of Philosophy) 的论文中德里达杜撰了一个新词“difference” ,“延异”被规定了两义: 一是指差异或区分, 即“to differ” (衍生于拉丁动词) , 二是指延期或推迟,即“to delay” , 前者指空间模仿, 后者指时间概念。德里达有意改变一个字母(difference—différance)意在表明, 语言中任一要素都不是自足的, 必与其它要素相关, 但又彼此有别。例如, 所指与能指相关, 能指并不就是特定能指的能指, 所指也不一定先于能指存在,两者的联系是有差异和不确定的。德里达相信这一新词最能体现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套差异的系统理想, 而翻译体现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异。 就翻译来说, 德里达认为原文信息和编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译文的不同表达形式和相互联系。

“纯语言”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本雅明 解构主义者认为文本(text)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 没有终极意义。他们消解作者的权威地位, 认为文本提供的是多种意义的可能性, 否定文本的封闭性。解构主义被引入翻译理论后, 逐渐形成了解构主义翻译流派。该流派主张用辨证、 动态发展的哲学观看待翻译, 否定原文意义和结构的固定性, 强调原文与译文、 作者与译者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认为, 原文的生命取决于译文的特性, 文本本身的意义由译文决定。解构主义翻译流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巧研究, 从更高的角度审视了翻译。 1923年, 德国犹太裔思想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 Benjamin, 1892- 1940) 在自己翻译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 Boudelaire) 诗集的《 巴黎画景》 ( Tableau Parisiens) 中写了一篇题为 《 译者的任务》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的序言。在这篇文章中, 本雅明阐述了他的 “ 纯语言” ( pure language)的语言哲学观。

本雅明在《 译者的任务》 一文中提出了“ 纯语言” 概念,认为纯语言抽象地潜在于所有自然语言之中。对于 “ 纯语言” 概念, 本雅明解释道，“all suprahistorical kinship of languages rests in the intention underlying each language as a whole——an intention, however, which no single language can attain by itself but which is realized only by the totality of their intentions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 pure language” 本雅明指出, 各种语言之间的超历史的“ 亲缘关系” ( kinship)存在于每一种语言整体意指( intention)中。 本雅明认为各语言之间具有可译性, 而不同语言的密切关系正是由译文体现出来。翻译提示了原文语言的不完整性, 而译文语言可以以其独特的意指方式补充原著语言的意指方式。

解构主义翻译策略与韦努蒂 意大利裔美国学者韦努蒂是继德里达之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韦努蒂以当代英语翻译史为鉴来反对译者的“ 隐身”，提倡翻译的主体性，凸显译者身份。他坚持批判西方翻译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倾向，明确提出了反对译文通顺的解构主义翻译策略。

1992年，韦努蒂编撰了翻译论文集《对翻译的再思考》。在该书的序言中， 他提出了许多被忽视的问题，主要是翻译和译者的边缘地位及原因，呼吁人们对翻译行为进行重新思考。 1995年，韦努蒂发表了阐述200多年来西方翻译史的力作《译者的隐身》。该书描述了英美文化中译者的处境和行为， 追溯从7世纪就开始形成的英语翻译中的透明话语史， 揭示了作为通顺翻译起源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权。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读者去反思翻译中的民族主义暴力， 从而在创作和阅读译本时产生一种期盼， 即希望去感受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异化翻译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早在1813年，他就提出了两种翻译方法：1 异化翻译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早在1813年，他就提出了两种翻译方法：1. 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作者， 让读者靠近作者；2. 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近读者。 韦努蒂给异化翻译的定义是：“异化翻译中的‘异化’一词并不是指对存贮于外国文本中的精髓的一个透明的展示，而是有其本身的价值，它是一种战略建构，其价值是依当下目的语的情形而定的。异化翻译展示外国文本的不同， 但只是通过破坏流行于目的语中的文化符号来做到这一点。异化翻译必须偏离本民族语言的规范，培育一种相异的阅读经历，比如，选择翻译某个被本土文学常规所排斥的外国文本，或者是使用边缘化的话语来翻译。”

小结 综现全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两大特点：(1). 理论研究被纳入语言学的范畴，受到现代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影响，因而明显地带有语自学色彩，与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形成对照。(2). 打破了以往理论家闭门造车、互不交流的局面。翻译理论家们通过各种渠道，如出版论著，创办杂志：编辑论文集，充分发表各白的观点。此外，由于交通手段和印刷技术的现代化，各种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建立，以及信息时代给人们造成的紧迫感，各国翻译理论家之间的交往也十分频繁。一本重要的著作在某地发表，一种新的理论一旦由某人提出，便会不腹而走，立刻传到其他国家。 从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路线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理论大致可概括为三条基本文线：(1).语文学和文艺学译论，其代表是西塞罗、贺拉斯、多雷、德莱顿、歌德、泰特勒、利维等；(2). 诠释学和语言学译论，其代表是奥古斯丁、伊位斯摸、施莱尔马赫、洪堡、巴托、穆南卡特福德等。(3). 跨文化交际学译论，其代表是奈达、霍姆斯、巴斯奈特、斯内尔模恩比、贝尔曼等。

思考题 奈达“等值理论”的核心是什么？ 布拉格学派对语言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谈谈诺德对规定性翻译研究和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看法。 试论韦努蒂对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