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從林彪事件到天安門事件

一。 毛澤東與林彪翻臉的導火索： 1. 是否設立國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提議召開四屆人大； 1. 是否設立國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提議召開四屆人大； 7月12日：“中央修改憲法委員會”成立； 8月3日：《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召開（“第二次廬山會議”） 林彪提出“天才論”，陳伯達的建議

8月31日：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 “（陳伯達）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之勢”。 林彪：不說話，不干擾，不自責。 2. 1號疏散令（1969年10月18日） 3. 軍隊發展歷史的論述： “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揮的偉大的人民軍隊”

二。 林彪之死與“五七一工程紀要”： 1. 9月13日，林彪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以及幾名親信從山海關駕機出逃。 1. 9月13日，林彪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以及幾名親信從山海關駕機出逃。 2. 死因： “分析過多種可能，但都是可能，準確的原因，誰也說不清。” “那架直升機（指周宇馳乘坐的直升機）是毛澤東親自命令攔截下來的，那上面有林彪反黨集團的全部罪證。” （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

3. 1972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编号为0162493的绝密文件，向各级党的机关通报了林彪一案的材料，其中就公布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全文.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外衣，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群众，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就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 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

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被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三。 毛林聯盟瓦解的深層原因： 1. 國際關係調整的必要； 2. 林彪軍隊勢力的坐大： “林彪。。。非但基本上掌握了軍隊的局面，均為辦事組幾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馬；而且由于但是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軍隊干部而在政治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儼然成為左右政局的一大勢力。”（高文謙）

中共“九大“產生的中央政治局有21個委員，林彪的勢力占了三分之一；在九屆中央委員（170名）和中央候補委員（109名）中，軍人占了49%。 3. 對於“文革”的態度：： 1973年8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提到林彪，陳伯達的罪行的時候，曾經說：“林彪伙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喜愛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 4. 以林彪為首的軍事實力集團和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逐漸由政治聯盟開始變成政治對立

四。 林彪事件的影響： 1. “已經在文革中被調動起改造社會的積極性的民間力量，在對毛澤東思想和文革本身產生懷疑的同時，開始了反思與思考的進程，這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濫觴，也是公民意識開始萌芽的階段。”（印紅標）

2. “民間思想者大體上提出了未來中國改革和社會發展的三種不同的路向。一是以陳爾晉，徐水良為代表，要求推進以‘防止官僚特權，保障勞動者主權為核心的國家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二是以李一哲，盧叔寧為代表，以推進民主，法治和啟蒙為中國的出路，三是以顧準，張木生，陳一諮，王申酉為代表，主張以發展生產力為第一要務，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農村體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線。”（錢理群）

五。 老幹部派重出江湖： 1. 鄧小平復出： 葉劍英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重組軍委辦公會，再次負責軍隊的日常工作。 1973年 4月12日晚上，鄧小平出席周恩來為歡迎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視察柬埔寨解放區后回到北京而舉行的盛大宴會。

2.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 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周恩來，葉劍英， 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張春橋；朱德，董必武，劉伯承等 中央委員：，鄧小平，譚震林，李井泉，廖承志等進入

六。 “文革”的尾聲： 1. 1974年，第四屆全國人大召開。 10-12月：長沙會談：朱德繼續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鄧小平出任副總理，主持政府日常工作，葉劍英出任了國防部長。

2. 鄧為後毛時代佈局： 意識形態領域，1975年7月5日，國務院宣布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等人負責組建 6月8日，鄧小平特別指示，研究室成立以后，不僅要做研究，而要要“分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

人事方面：落實干部政策，清理經濟領域中的派性問題， 5月下旬到6月初，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集中批評江青，王洪文等“四人幫”，江，王被迫分別做了檢討。會后，王洪文離開中央到浙江，上海“調查”，黨中央的日常工作也由鄧小平主持。 軍事方面：1975年中，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來北京開會，葉劍英把軍區的一些司令員，政委找到他家，讓他們表態，“等于是為后來粉碎四人幫進行精神動員。”并且提出“只能聽軍委的，聽毛主席的話”。

七。 四五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 悼念規格引起不滿：不准戴白花；不準戴黑紗；不准單位開小型追悼會； 3月25日上海《文匯報》社論：“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扶上台”。

南京學生最先上街貼標語； 3月19日：北京小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獻花；30日凌晨，“二炮”部隊獻花；群眾逐漸集結； 4月5日：清場。 4月7日：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給天安門事件定性。

八。“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 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 1. 詭異的1976年： 1. 詭異的1976年： 1月8日，周恩來去世；3月8日，吉林省下了一場罕見的隕石雨，民間盛傳，將有偉人辭世；4月5日，發生天安門事件；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澤東去世；10月6日，“四人幫”被捕。

2. 9月9日，毛澤東逝世： 政治局常委：華國鋒，葉劍英，張春橋，王洪文。 政治局委員包括：江青，姚文元，李先念，劉伯承，許世友，韋國清，李德生，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 3. 華國鋒的決策：

幾個關鍵人物： 汪東興， 葉劍英，李先念，吳德， 陳錫聯 10月6日：四人幫被捕。晚上10點，在玉泉山葉劍英的住處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過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的決定。

反思“文革” 一。 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二。 “文革”的責任歸屬； 三。 “文革”何以能夠發展起來？ 二。 “文革”的責任歸屬； 三。 “文革”何以能夠發展起來？ “群眾之所以會擁護的原因，就在于這個運動在它的初始階段帶有相當程度的思想解放的成分。從過去長時期的領導至上，一變而為群眾至上，這是一個大變化，這是一個很多群眾長久以來可望而不可即的大變化。它使很多被單位領導的權威壓抑得過久的群眾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了精神上的解脫。”（陳曉農）

“我們從小通過‘仇恨教育’，對‘上層人士’（有錢，有地位的人）充滿不信任感，這是‘造反有理’的心理基礎。‘文革’前，‘上層人士’的腐敗生活被掩蓋著，我們不知道。‘文革’一開始，揭發出來了。”（陳家琪） 四。 “文革”對中國的影響：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在“文革”中受害的達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

2011年，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教授蘇揚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新著《“文革”中中國農村的集體屠殺》（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根據蘇揚的調查，“文革”中的中國農村至少有七十五萬到一百五十萬人被迫害致死，；同樣數目的人被毆打致殘；至少三千六百萬人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李先念在1979年12月20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公布的統計數字， “只是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于建國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三十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文化大革命”在中國有可能再次發生嗎？

鄧小平時代的開始 1977.8. 十屆三中全會以及十一大：鄧小平復出 （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 1977.8. 十屆三中全會以及十一大：鄧小平復出 （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 1978.12. 十一屆三中全會： ---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 ---平反四五事件，為元老恢復名譽 ---結束凡是派的領導 ---華國鋒式微，鄧系人馬進駐，陳雲高升 ---改革的正式開始

1982.9. 十二大：鄧，陳，胡，趙體制正式確立 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名單： 常委：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 委員：萬里，習仲勳，王震，韋國清，烏蘭夫，方毅，鄧穎超，李德生，楊尚昆，楊得志，余秋裡，宋任窮，張廷發，胡喬木，聶榮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的主要觀點是：馬克思，恩格斯并不認為自己講過的一切定論都是真理，也不認為自己做出的結論都不能改變；科學無禁區，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制，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等等。

西單民主牆 青年知識分子，青年工人： 魏京生，徐文立等 大字報，結社，民刊 《四五論壇》，《探索》，《今天》，《北京之春》 1980.9. 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競選 1979年選舉法： ---縣級人大直選產生 ---選舉差額進行 ---無記名投票 ---任何選民或代表三人以上附議，可以推薦候選人 ---可用各種方式宣傳候選人 答辯會，座談會，競選小報，發表競選宣言

“中國人民目睹身歷了十年政治專制的黑暗，腐敗和殘酷，又經歷了四年曲折複雜的思考，批判和鬥爭，終於迎來了自己的選舉權！。。。中華民族貧苦落後，歷經劫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專制性的政治，中華民族的復興過程一定要以實現政治民主化為條件這次選舉應作為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選舉制度的一次嘗試，促進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基於上述認識，我將競選人民代表。” ------王軍濤

“。。。這十幾年，我與全國人民共同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大災難，我的家中死了四個，六個進監獄。我自己，起碼可以說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顧自己的經歷，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場場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時地浮現腦際，不讓我安寧。我想任何一個曾無言地與父母生離死別的孩子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走過唾沫和侮辱的狹道，曾幾次被拋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餓得發瘋的日子我像孤兒一樣生活過，像狼一樣憎恨世界。

那些年，我咬著牙活下來。誰曾目睹過父母在侮辱的刑場上，在拳打腳踢中訣別？誰曾親眼見過有人往才九歲的小妹妹嘴里塞點著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著牙，一聲沒吭。從十幾歲起，我就在鞭子下勞改，在鐐銬的緊鎖中淌著鮮血；多少年，在幾千個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時我的心都在留著血和淚。每時每刻都忍受著非人的待遇和壓力。

我緊緊地咬著牙，不使自己發瘋。為什么？就是為了看到真理戰勝邪惡的一天。。。。今天，回顧以往的苦難，我決不允許讓別人，讓我們的子孫后代再經歷這樣的苦痛！我必須站起來為人民說話。為了避免災難重演，就必須鏟除產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實現民主，不管有多難，路有多長，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去爭取民主。” ----？？？（猜猜看）

口號： “當選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參與”

北島：《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過去了， 為什麼到處都是冰淩？ 好望角發現了， 為什麼死海裏千帆相競？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如果海洋註定要決堤， 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 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經濟改革的的開始 1978年，全國8億農民每人平均收入僅有76元，其中2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不到50元。當時農民年平均口糧不到300斤。1978年，全國有三分之一的地區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還有三分之一地區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上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P18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省委六條： 1）生產隊根據自身條件，只要能完成生產任務，可以把一些地裡的農活安排給生產小組甚至個人； 2）上級要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 3）減少給生產隊和個人下達的定額； 4）實行按勞分配，放棄按需分配； 5）糧食分配的決策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 6）允許生產隊的社員種自留地，在當地集市出售自己的產品。

“要吃糧，找紫陽； 要吃米，找萬里”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中央負責人的談話： “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1981年秋，實行包產到戶的的生產隊已經上升到總數的40%。

五個一號文件： 1982.1.1. 《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 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大包乾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包產到戶成為中央決策； 1982年底，80%的農民實行包產到戶，人民公社體制土崩瓦解。

1983.1.1. 《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實行政社分開，改革人民公社制度： 農民完成統購派購任務後的產品，私人也可以經營買賣，可以進城，可以出縣，出省。 允許農民個人或合夥進行長途販運。允許農民個人購買農業機械。 對農村工商個體戶的政策，參照城鎮個體經濟的政策執行。

1980年秋，四川廣漢縣向陽人民公社在全國第一個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選舉產生向陽鄉人民政府。 1985年，最後剩下的249個人民公社宣布解體。總計52781個人民公社解體，代替的是84340個鄉鎮政府和847894個村委會。

1984.1.1. 《中共中央關於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 “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15年以上。生產週期長和開發性項目，如果樹，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應當更長一些。” 對於僱工超過規定人數的，“可以不按資本主義的僱工經營看待。” 鼓勵農民進城打工。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以4號文件轉發農牧漁業部的《關於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文件把社隊企業改名為鄉鎮企業。鄉鎮企業正是開始發展。 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從1978年的152萬個發展到1750萬個，從業人數從1978年的2826萬人增加到8815萬人，產值達到4764億元，佔農村總產值的四分之一。 1997年，鄉鎮企業總產值已經占到全國工業總產值的一半。 劉永好的新希望集團，魯冠球的萬向集團為代表。

1985.1.1.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 改革農產品統購統派政策。從今年起，初個別品種外，國家不得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購統派任務，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任何單位都不得向農民下達指令性計劃

1986.1.1. 《關於1986年農村工作的部署》： 強調增加投入，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 明確提出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允許其存在和發展。

“鄉鎮企業是誰發明的？誰都沒喲偶提出來過。突然一下子冒出來了，見效也快。家庭聯產承包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來的。這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我的功勞就是把這些新事物概括起來，加以提倡。”（鄧小平） 包產到戶“是廣大農民的迫切要求，是他們的發明創造”（萬里） “讓群眾自願選擇，選上啥就算啥，領導不要硬堵了”（趙紫陽）

存在的問題： 其一是，村民对集体所拥有的土地，既不能出卖，也不能转让，村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残缺不全的。 这种残缺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排斥了村民集体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对农地转用的自主支配权和在征地过程中的议价权，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没有获得相应的非农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更没有转化为城市居民；

其二是集体土地所有者缺位，没有代表： 乡镇政府是国家机关，许多乡镇又没有集体经济组织。 所以，本来对集体土地仅仅具有经营，管理权限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便往往以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名义为农民做主，在土地征用，承包，流转，以及机动地的处置中侵害农民的利益；

其三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稳定承包权相矛盾： 当该地区出现新的农户时，别的农户享有的土地使用权必然要被重新分配。结果就是，随着地区人口的变化，土地使用权的分配必须不断做出调整； 其四是宅基地集体所有也与房产私有矛盾。 （蔡繼明：《中國土地制度改革》，香港：《二十一世紀》2009.2. PP5-6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 第一個出訪的代表團： 1978年5月，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成員包括： 水電部長錢正英， 國家建委副主任彭敏， 農林部副部長張根生， 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相當于副市長的葉林， 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王全國， 山東省副主任楊波。

代表團的三條建議： 第一，二戰后西歐發達國家經濟有很大發展，科技日新月異，我們已落后，他們有很多經驗值得借鑒； 二。西歐的商品，資金，技術要找市場，都看好與中國發展關系； 三。國際經濟運作有很多通行的辦法，包括補償貿易，生產合作，吸收外資等，我們都可以采用。

1979年7月1日，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開始引進外資。 廣東的特殊地位：1979年50號文件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給廣東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政策包括：外匯收入和財政實行包干，一定5年不變的辦法，每年財政上繳12億元；在計劃，物價，勞動工資，企業管理和對外經濟活動等方面，擴大地方管理權限；試辦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出口特區，積極吸收僑資，外資。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批準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并公布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1981年5月29日到6月14日，國務院主管特區工作的副總理谷牧召集廣東，福建兩省的主要領導人任仲夷，吳南生，項南，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及特區的負責干部，再加上錢俊瑞，許滌新，薛暮橋等經濟學家，共同討論除了關于特區建設的十條政策性意見：

1. 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四個經濟特區內，全面行使主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它的‘特’在于實行國家規定的特殊經濟政策和特殊經濟管理體制，與帝國主義強加于舊中國的‘租界’有本質區別。 2. 舉辦經濟特區是為了吸收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拓展對外貿易，加速經濟發展，同時在實踐中觀察與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習和提高參與國際經濟交往的本領，進行特區體制改革實驗。

3. 特區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是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在工業生產方面，外商投資企業（包括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所占比重可以大于內地。特區的經濟活動在社會主義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 4. 各特區的發展規劃要因地制宜，全面規劃，各有側重。深圳，珠海建成綜合性經濟特區。汕頭，廈門先以發展加工業為主。

5. 特區要致力于經濟體制改革，特區的行政管理機構按照精簡，高效的原則設置。特區與非特區之間設立隔離管理線。特區用工實行勞動合同制。 6. 對在特區舉辦的外商投資企業給予優惠和方便，企業所得稅按15%征收；簡化外商入出特區手續。 7. 授予特區較大的經濟管理權限，屬于中央統一管理的外事，邊防，公安，海關，金融，外匯等方面的業務，由國務院主管部門結合實際情況，制訂專項管理辦法，報國務院批準后實施。

8. 特區的對外貿易在國家統一政策指導下，自主經營，并可代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委托的不歸國家統一經營的商品的進出口業務。 9 8. 特區的對外貿易在國家統一政策指導下，自主經營，并可代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委托的不歸國家統一經營的商品的進出口業務。 9. 特區貨幣流通以人民幣為主，外幣限在規定范圍內使用；特區某些基礎設施，允許中外合資建設經營。 10. 加強特區法制建設。后經全國人大決定，授權廣東，福建兩省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根據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制定該省經濟特區的單行法規。

1979年7月13日：國務院印發五個文件，針對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推行改革： 1. 利潤分配上，給企業一定比例的利潤留成； 2 1979年7月13日：國務院印發五個文件，針對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推行改革： 1. 利潤分配上，給企業一定比例的利潤留成； 2. 權力分配上，給企業一定的生產計劃，產品購銷，資金運動，幹部任免，職工錄用五個方面的權力。

1980年2月1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財政管理體制的通知》 地方財政收支的包干基數，以1979年財政收支預計執行數為基礎計算確定。 地方收入大于支出的，多余部分按一定比例上繳；支出大于收入的，不足部分從工商稅中按一定比例留給地方；工商稅全部留給地方，收入仍然小于支出的，不足部分由中央財政給予定額補助。分成比例或補助數額原則上五年不變。中央對民族地區的補助數額每年遞增百分之十。

4月24日，國務院批準了財政部《關于國營企業利改稅試行辦法》： 一，凡是有盈利的國營大中型企業，均根據實現的利潤交納55%的所得稅。稅后利潤，一部分上交國家，一部分按照國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給企業； 二，凡有盈利的國營小型企業，根據事先的利潤，按八級超額累進稅率繳納所得稅。繳稅以后，由企業自負盈虧，國家不再撥款。但對稅后利潤較多的企業，國家可以收取一定的承包費，或者按固定數額上交一部分利潤。

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力量 農村發展組： 靈魂人物：陳一諮 1980年7月：《關於安徽省實行‘包產到戶’的考察報告》，以“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名義發表。 1981年2月12日正式成立：鄧英淘，羅小朋，何維凌，王小強，白南生等

支持者： 鄧力群（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杜潤生（國家農委副主任） 王今耕（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第一副所長） 楊勳（北大經濟系黨總支書記） 吳象（萬里秘書）

分流：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陳一諮，王小強； ---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直屬的農村發展研究組；

奏摺派與四君子： 王岐山，朱嘉明，翁永曦，黃江南 莫干山會議與京西賓館會議： 1984年9月，經濟日報社，世界經濟導報社，浙江省社科院等十個單位聯合召開，在浙江省莫干山舉行。 王岐山，馬凱，周小川，樓繼偉，華山等參加

八十年代的社會發展 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 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 五講四美三熱愛： 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 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 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

1981年2月25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倫理學會、中國語言學會、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和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九個團體聯合發出《關於開展精神文明禮貌活動的倡議》，提出要開展「五講四美」活動。 2月2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聯合發布通知，支持這九個團體關於開展「五講四美」活動的倡議。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開展「全民文明禮貌月」活動，對「五講四美」又增加了「三熱愛」，成為了「五講四美三熱愛」。中共中央還成立了「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委員會」，由萬里擔任主任。 四個禮貌用語：你好，謝謝，對不起，再見。

三熱愛”教育的主要方法: ①從史入手。組織團員、青年，學習中國的近代史和黨史，從史實中使青年清楚地了解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 “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真理。 ②進行對比。開展社會調查活動、獲取必要的事實和數據,進行今昔對比,幫助青少年從大量的感性認識中得出正確結論。 ③把"三熱愛"教育同熱愛本職工作結合起來,開展"熱愛家鄉、建設家鄉"、“熱愛工廠、獻身四化”等活動。

講專制，講腐敗，講暴力，講形式，講假話。 報告美，別墅美，新聞美，二奶美。 愛鈔票，愛特權，愛外國。

《生命的追问》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2002年，长篇小说《绝顶》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向“十六大”献礼重点图书并连获“全国第三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其一是“八十年代新雷锋”，其二是"“当代保尔”。

1982 年获聊城地区“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1982 年获聊城地区“三八红旗手”称号； 　　1983 年共青团山东省委授予“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1983 年山东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1983 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1983 年山东省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 1983 年全国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 　　1989 年中宣部授予“优秀青年思想工作者”称号； 　　1990 年山东团省委授予“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张海迪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供职在山东作家协会，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2008年11月13日，中国残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张海迪为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主席。

張海迪名言： 1．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只小船，理想是小船的风帆。 　　2．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3．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 　　4．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不愿意一生无所作为，做一个无聊的人。不多学些东西，我就不舒服。我愿把我的一生献给我喜爱的事业。我的腿虽然不好，可是多年我一直是那样的乐观，对美好的生活充满激情。 　　5．我像颗流星，要把光留在人间。

“感動中國的人物” 王選 史光柱 蔣築英 陳景潤 中國女排

“振興中華與體育熱” 許海峰(射擊)、郎平(排球)、李寧(體操)、孫晉芳(排球)、馬艷紅(體操)、欒菊傑(擊劍)、朱建華(田徑)、聶衛平(圍棋)、蔡振華(乒乓球)、李玲蔚(羽毛球)、高敏(跳水) “當中國剛剛改革開放時，我們跟世界先進的那部分相差比較遠，中國人需要有一些表現的東西，來滿足國家和民眾情緒的需要。所以變成我們金牌的價值遠遠超過體育運動本身的價值，把我們的成就當作中國人的成就。”（伍紹祖）

“漢城讓我一下子由一個英雄，變成了一個罪人，我心里還是有點受不了。那時候，民眾需要金牌，不需要體育，作為那時的體委來說，它需要冠軍，而不需要運動員，因為運動員是可以隨時換的。”（李寧） 作為政治動員廣播體操： 集體行為 高度一致

法西斯美學： 暴力性 宏大性 非人性 烏托邦性

崔健： “中國搖滾之父” 1986年5月，參加「世界和平年演唱會」（北京）首唱《一無所有》而一炮走紅。 1989年3月12、13日，在北京展覽館劇場舉辦「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演唱會，轟動京城。 1989年5月19日，與樂隊在天安門廣場演出慰問絕食學生，演唱 《從頭再來》《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像一把刀子》《一塊紅布》等歌曲。

正式專輯 1989年：《新長征路上的搖滾》 1991年：《解決》 1994年：《紅旗下的蛋》 1998年：《無能的力量》 2005年：《給你一點顏色》

崔健：《快讓我在這雪地上撒點兒野》 作詞：崔健，作曲：崔健 我光著膀子，我迎著風雪 跑在那逃出醫院的道路上 別攔著我，我也不要衣裳 因為我的病就是沒有感覺 給我點兒肉，給我點兒血 換掉我的誌如鋼和毅如鐵 快讓我哭，快讓我笑 快讓我在這雪地上撒點兒雪

ＹｉＹｅ－－ＹｉＹｅ 因為我的病就是沒有感覺 ＹｉＹｅ－－ＹｉＹｅ 快讓我在這雪地上撒點兒野 我沒穿著衣裳也沒穿著鞋 卻感覺不到西北風的強和烈 我不知道我是走著還是跑著 因為我的病就是沒有感覺

給我點兒刺激，大夫老爺 給我點兒愛情，我的護士小姐 快讓我哭要麼快讓我笑 快讓我在這雪地上撒點兒野 ＹｉＹｅ－－ＹｉＹｅ 因為我的病就是沒有感覺 ＹｉＹｅ－－ＹｉＹｅ 快讓我在這雪地上撒點兒野

崔健的意義： 開創性； 時代的象徵； 一代人的記憶； 堅持

第一代： 世紀初---20年代末 張石川，鄭正秋，但杜宇，楊小仲，邵醉翁 第二代：三四十年代 陳懷皚，桑弧，崔嵬 第三代： 建國初： 謝晉，謝鐵驪

第四代： 六十年代 吳貽弓，吳天明，張暖忻，黃健中，藤文驥 第五代： 八十年代 陳凱歌，張藝謀，吳子牛，田壯壯，黃建新

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化的影響： 1. 《天雲山傳奇》，《苦惱人的笑》，《小街》 2. 《城南舊事》 3. 《一個與八個》，《黃土地》 4. 《紅高粱》

王朔現象： 1986：《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 “痞子文學”：“我是流氓我怕誰”， “玩的就是心跳” “一點正經沒有” 1988：王朔年：《頑主》，《輪迴》，《一半是火焰，一把是海水》，《大喘氣》。

2 什麽也瞧不見還站在那瞧，仰著脖子，瞪著白內障，這叫信仰。 王朔風格：調侃， 找樂 1. 青春的歲月像條河，流著流著就成渾湯了。 　 2 什麽也瞧不見還站在那瞧，仰著脖子，瞪著白內障，這叫信仰。 3 我一向反感信念過於執著的人，僅僅自我欺騙也就罷了，往往對別人造成很大的傷害。

4. 大千世界，各領風騷，今後真要看你們騷了。 5. 我們中國人比你們看的透，歷史感比你們強，從來都是讓歷史告訴未來——沒現在什麽事。 6. 人挡着我，我就给人跪下———我不惯着自己。 7.我的人生理想不是小说家，而是酒店大堂副理，这样可以不负责地任过一辈子。

春晚： 1983年開始，春晚開始直播：李谷一的《鄉戀》 1984年的春晚：開始引進港臺藝人---臺灣的黃阿原，陳思思，香港的奚秀蘭，張明敏； 1986年以后，廣播電影電視部下令，禁止各地方臺在除夕播制同類的文藝晚會，春晚遂具有了壟斷性的地位。

春晚的宣傳功能：成為政府的傳聲筒，1995年春晚上的《今兒真高興》。 26年來春晚的10個經典節目（《三聯生活周刊》2009.5.）： 1. 1983年王景愚的小品《吃雞》（使得小片這種文藝形式開始流行） 2. 1983年李谷一的歌曲《鄉戀》（傳達了一個信息---文藝逐步走向開放。當時是禁歌，但是觀眾的點播不斷涌入，只好播出，從此解禁。這樣的開放，今天也不可能。）

3. 1984年馬季的相聲《宇宙牌香煙》（被認為是水平最高的相聲作品） 4. 1984年陳佩斯，朱時茂的小片《吃面條》（陳佩斯后來堅決抵制春晚） 5. 1984年張明敏的《我的中國心》（港臺地區演員第一次出現在春晚的舞臺上，而在中英進入香港回歸的實質性談判的背景下，這首歌更有時代意義） 6. 1984年李谷一的《難忘今宵》（每屆春晚的結束曲）

7. 1987年費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第一次見識到偶像魅力，中國由此進入追星時代） 8. 1989年韋唯的《愛的奉獻》 9. 1989年雷恪生，宋丹丹等的小品《懶漢相親》（宋丹丹一舉成名） 10. 1990年趙本山的小品《相親》（趙本山一舉成名，從此與春晚相依為命）

八十年代的政經發展 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經濟調整為主； 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大躍進，糧食產量1961年比1957年下降26.4%； 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以國防，大小三線建設為中心，備戰計劃，幾千億元投入山溝，浪費嚴重； 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年：主觀意志主導，一半計劃沒有完成； 第五個五年計劃：1976-1980年：“洋躍進”

理論上：“商品經濟”概念的確立 1。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 1984年初：鄧小平提出搞一個改革的文件； 5月：開始起草文件； 7-8月：北戴河會議，改革派文膽進入起草小組： 鄭必堅，龔育之，林子力，高尚全，藤文生等

9月，趙紫陽致信，提出： 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 “‘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的表述今後不宜再繼續沿用”

9月11日，1500人會議： 正面：“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負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銀行，土地，礦山不是商品” 10月20日，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 “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關廣梅現象：從承包到租賃 砸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

年廣久現象：“ 傻子瓜子”風雲錄 1. 善於把握政策風向： “希望个体经济遍地开花，这个没有讲明，就要看你是不是理解。” “这样的改革也不容易，需要一批先锋，后面改革怎样搞，要看前面的先锋冲得如何。我们是先锋队，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2. 傻子瓜子起家： 1981年：“别人买我一斤瓜子，我还要抓一把送给他。” 1984年，日產1.8萬噸，雇工103人，遠銷全國20多個省市，和香港市場。 1985年4月，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副領事訪問安徽，特意要求安排參觀”傻子瓜子“工廠。英國《金融時報》，美國之音等也做過報道。

安徽蕪湖成為瓜子城：4年中出現57家瓜子公司。1981年蕪湖瓜子產量不過100萬斤，到1984年就增加到3240萬斤。創造了5600萬元的產值。 3. 爭議出現：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九雇工问题反映到上面。 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九，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 1982年，面對工廠供貨不足，年廣久把“迎春“牌瓜子假裝是”傻子“瓜子運進上海，結果被揭穿。上海市工商局立案調查，《人民日報》也提出批評，年廣久的聲譽一落千丈。

4. 鄧小平介入： 1984年3月，他寫信給安徽省委書記黃璜： “我‘傻子’年廣久是吃安徽糧，喝安徽水長大的。雖然幾經波折，但是我堅信黨是偉大的，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尤其是我每次從外地回來安徽，看到‘振興中華，建設安徽’幾個大字時，我就無比激動。這些年來，我以銷售瓜子的利潤為蕪湖捐款3萬元，為安徽災區捐款2萬元，為敬老院捐款1萬元，其余全部存入銀行。我掙的錢是人民的，等我死后全部交給國家。”

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顧委的會議上針對圍繞雇工問題進行的爭論講話： “有的事，用不著急于去解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啊。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夠影響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多少人，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

5. 再次傾家蕩產： 1985年，中國興起有獎銷售熱。年廣久決定將每斤瓜子提價一角錢，在全國20多個大中城市開展有獎銷售，一等獎小轎車一輛，結果兩周內在全國就賣了230萬斤瓜子。 但是上面突然傳來禁令，禁止一切單位搞有獎銷售，造成公司瓜子大量積壓，損失63萬元，年廣久幾乎傾家蕩產。 禹作敏現象與大邱莊的崛起：

雙軌制： 1984年5月10日，國務院67號文件： “在完成指令性計劃後，超產部分允許企業在不高於計劃價格20%的範圍內浮動” 1985年1月，國務院17號文件： 取消20%的限制。

好處： 1. 企業收入增加：全國33家重點鋼鐵企業，從1984年到1987年，依靠自銷計劃外鋼材，自籌資金124.6億元，用於擴大再生產。 2. 鄉鎮企業鬆綁；

壞處： 1. 衝擊國家計劃： 2. 尋租空間哦形成；“官倒”

1988年的價格闖關： 1988年5月，鄧小平：“不要怕冒風險，膽子要再大一點。如果前怕狼後怕虎，就走不了路。” 5月31日，趙紫陽：“雙軌制不解決，問題就會越來越大，晚解決不如早解決” 4月5日：國務院通知：豬肉，蛋，糖，菜等4種副食品，政府發補貼，但同時放開價格。

結果：豬肉價格上漲50-60%，菜上漲31.7%。 7月國務院決定放開名菸名酒價格。結果：茅台酒從二三十元上漲到290元；中華菸從一兩元漲到12元。 8月19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宣布，北戴河會議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當天晚上就出現了搶購。 8月30日，中央緊急宣布三項措施補救：

1. 價格改革五年完成； 2. 下半年不再調漲價格； 3. 開辦保值儲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於物價上漲幅度； 治理整頓的提出：4月23日，李鵬主管經濟事務。

《苦戀》事件： 1.白樺，彭寧創作，1980年改編為電影《太陽與人》。 2. 1981年，黃鋼等人向中紀委舉報《苦戀》。 3. 3月27日，鄧小平：“對《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 4. 4月中旬，開始全國批判《苦戀》。

5. 4月20日《解放軍報》社論： “《苦戀》散佈了一種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是借批評黨曾經犯過的錯誤以否定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否定四項基本原則。” 6. 民間的反彈和胡耀邦的抵制：

政治體制改革：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講話《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 1. 政治上的弊端的根源在於制度； “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於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

領導制度的五大弊端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特權現象。 “現在應當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 黨政分開；“中央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不再兼任政府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這樣做，有利於加強和改善中央的統一領導。”

2. 解決交接班問題的重要性； 3. 社會主義民主： “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件在英，美，法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要）“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

所謂“政治體制改革”： 黨政分開，下放權力，精簡機構，提高效率 權力合理化 vs. 擴大民主，自由 提高效率 vs. 解決公平

胡耀邦

生平： 1915年生，1929年參加革命，33年入黨。參加長征， 1949年進入“二野”，在西南局工作； 1952年入京，到團中央工作；1962年後到湖南，陝西任省委書記； 1974年隨鄧小平復出，任中科院領導；

1977年任中組部長，平反冤假錯案 1980年任總書記； 1987年下台。

作為黨內民主派的胡耀邦： “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及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搞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堅持認為我那樣做是從大局著眼的即使多數人反對，我仍然要保留自己的看法。”（在五屆全國人大小組會上的發言，1979年）

得罪了一批元老： 朱國華案，胡曉陽，陳曉蒙案，胡石英案。 八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參與： 國情與青年發展研究組：陳子明，姜洪，楊百揆，楊東平，吳知論，王振耀，黎明等。

開明政治時期： 1. 朱厚澤的“三寬”助長：寬容，寬厚，寬鬆 （1985年7月） 2. 胡耀邦1986年11月1日的講話： “中央是不會打棍子的。幾年來打的棍子不是黨中央的，這一點你們心裡有數，不用我說。”

1983年3月8日，在中央黨校召開的“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周揚作了題為《關于馬克思主義和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長篇報告， 3. 1986年左右的民主思潮： 1. 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1983年）： 1983年3月8日，在中央黨校召開的“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周揚作了題為《關于馬克思主義和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長篇報告， 提出“要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異化現象”，“要重視人道主義，承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

2. 1986年8月23日，張賢亮在《文藝報》上發表《社會改革與文學繁榮---與溫元凱書》，首次提出“給資本主義平反”的問題。 3. 政治體制改革討論會： 1986年4月28-29日，一批主張政治改革的知識分子，包括陳子明，王軍濤，閔琦，王潤生，嚴家其，蘇紹智，于浩成，龔祥瑞，杜汝輯，梁治平，吳稼祥，陳兆鋼等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召開了一次不公開的政體改革討論會。

5月16-17日，這批人再次組織了一次大型的，公開的政體改革討論會； 1986年7月10-12日，中央黨校召集了一次上百人的大型“政體改革討論會”，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到會并講話； 8月16-20日，遼寧興城召開第一次全國規模的“政體改革討論會”，許多省一級的官員與會； 10月6-10日，由全國12個省市的青年社會科學聯合會發起的“經濟，社會，政治全方位的思考”討論會在西安舉行；

10月9-12日，在鄭州召開了全國性的“青年軟科學研究座談會”，以響應萬里提出的“決策要科學化，民主化”的呼吁； 同一個月的11-12日，北大研究生會也召開了“政治，經濟，文化協調改革理論研討會”。

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政治所）： 1986年8月3日開會籌辦，中國第一家民間正式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所長：李正文（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主持工作：陳子明； 任務：研究和促進政治體制改革。 1987年3月7日停辦。

一些活躍人物： 陳子明，王軍濤，閔琦，王潤生， 嚴家其，蘇紹智 于浩成，戴晴，龔祥瑞，吳稼祥，秦曉鷹，梁治平 陳兆鋼，張炳九，陳坡，陳小雅，高瑜，許良英 曹思源，呂嘉民，韓志雄，周為民，吳知論，繆曉非

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 1986年底成立，陳一諮主持； 下屬七個專門的研究小組，成員多為青年政治研究會成員。

八六學潮： 1. 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 2. 1986年12月初，中國科技大學的選舉風波； 3. 12月23日：北京發生學潮； 4. 12月27日：元老派進諫鄧小平；

12月28日，胡耀邦最後一次公開講話： “我個人的看法，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對待學運如同治水，中國從古代起就有治水的經驗，那就是只能疏導，而不能堵。”（會見法國社會黨第一書記若斯潘時的講話）

5. 12月30日，鄧小平講話： “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 “上海的群眾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 6. 元旦的震盪；

7. 1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胡耀邦下台； 8. 1月12日：開始整肅：管惟炎，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朱厚澤。 3月份，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整理了一份《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摘編》，點名十二人： 于光遠，王若水，蘇紹智，吳祖光，張顯揚，孫長江，李洪林，于浩成，吳明瑜，嚴家其，張賢亮，管惟炎。

趙紫陽 1. 《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1987年1月28日發出）： “不要聯系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科學技術研究，文學藝術風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 “不涉及民主黨派和黨外知識分子”。文件規定“這場斗爭嚴格限于黨內”， “農村不搞，只搞城市” “主要是對廣大黨員進行正面教育”

2. 十三大：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 ---“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江澤民，李瑞環進入政治局，胡啟立，喬石，芮杏文，閻明複進入書記處，溫家寶為書記處候補書記。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 “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要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要制定關于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若干規定，明確哪些問題必須由哪些單位，哪些團體通過協商對話解決。對全國性的，地方性的，基層單位內部的重大問題的協商對話，應分別在國家，地方和基層三個不同的層次上展開”，并強調“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把它作為領導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去做”

3. 趙紫陽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十三大認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關鍵是兩條：一條是黨要認真堅持黨章所規定的‘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原則，一條是積極制定并嚴格實施各種有關的實體法和程序法。有了這兩條，我相信，我國公民就可以在一黨領導的條件下享有真正的切實的民主和自由。”（1989年5月16日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的講話）

趙紫陽的政治改革： 擴大解釋“精神文明”：納入“高度民主”的內容，奠立理論基礎； 新權威主義與《河殤》； 擴大公民權利和政治參與： 人大旁聽制度；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公開化制度；

4. 黨政分開： 廠長負責制；加強和改善政治思想工作；黨組退出部委； 取消政法委； 5. 公務員制度； 6. 言論自由：新聞法的起草

趙紫陽的意義： 1. 市場經濟的推手和開拓者； 2. 打開了公民社會發展的空間； 3. 曾經為中國和中共提供過另一種選擇； 4. 晚年的反思； 5. 人性戰勝了黨性。

八十年代的社會躁動 1. 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 1983年3月8日，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學術報告會”上，周揚作了題為《關于馬克思主義和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長篇報告，提出： “要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異化現象”， “要重視人道主義，承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

周揚，王若水 ， 鄧樸方 vs. 胡喬木，鄧力群 2. 資本主義再認識： 1986年8月23日，張賢亮在《文藝報》上發表《社會改革與文學繁榮---與溫元凱書》，首次提出“給資本主義平反”的問題。 “補課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再認識”

3. 劉曉波： 1） 對新時期文學的評價，“文壇黑馬”： 1986年9月初，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召開的“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上，劉曉波發言：《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 “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惰性比 一般大眾更深更厚” “不打破傳統，不像五四時期那樣徹底否定傳統的古典文化，不擺脫理性化教條化的束縛，就擺脫不了危機”

2） 對毛澤東的評價：1988年11月《解放月刊》：《混世魔王毛澤東》： “沒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於應變，流氓成性” “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為個人，作為昏君的毛澤東，而是否定作為整個專制政體的總代表的毛澤東。” 3）博士論文答辯的風波：1988年6月25日 導師群： 王元化，謝冕，高爾泰，蔣孔陽，蔣培坤，牛漢

4） “三百年殖民地”的說法與政治言論： “在政治上不能從一黨獨裁內部尋找力量來反一黨獨裁； 在經濟上，不能從公有制，計劃經濟內部尋找動力來改革經濟；在思想上，不能從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內部尋找新的思想；在廣義的文化上，不能從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尋找所謂的精華。 用多黨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制，市場經濟代替公有制，計劃經濟；用多元化的言論，思想的自由來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現代文化來代替中國的傳統文化。”

4. 四大導師： 方勵之，溫元凱，李澤厚，金觀濤 5. 《經濟學週報》的創立： 1988年3月，陳子明介入，同意由他創立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系統內的三個所出資組建新的《經濟學周報》董事會，王軍濤擔任副總編輯。

“《經濟學周報》“第一個提出建立社會經濟新秩序的主張，第一個對公檢法聯合辦案持否定態度， 第一個警告‘流氓意識是社會公敵’，‘游民是導致社會動蕩的爆炸源’， 第一個提出官辦群眾組織不是政治優勢而是政治劣勢， 第一個對發展戰略提出異議，認為‘發展急于求成，改革推進不足’，要警惕改革疲勞綜合征”。”

1988年底，《經濟學周報》發表中新社記者高瑜采訪嚴家其與溫元凱的對談《關于時局的對話》，在國內首次提到了胡耀邦下臺是“非程序性政治變動”，同時警告全國小心改革的停滯與倒退。 6. 《河殤》： 蘇曉康，王魯湘，謝選駿 黃河文明已經逐漸沒落，中國應當走向海洋文明 影片的解說詞第一次通過公共媒體喊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依附于政治權力”，“沒能形成獨立的社會群體，并缺乏獨立的人格意識”。

7。 1989年初三波知識分子聯名信： 1月，方勵之致鄧小平公開信； 2月， 陳軍等人發起的要求中共對政治犯進行特赦的“二十三人聯名信”： 冰心，蕭乾，馮亦代，吳祖光，湯一介，張潔，宗璞，牛漢，邵燕祥，包遵信，芒克，王若水，北島，田壯壯，劉東，陳平原等簽名；

3月14日，一批知識分子再次聯署，要求大赦政治犯，其中包括中青年知識界的骨干力量，如戴晴，蘇煒，徐友漁，史鐵生，靳大成，柳鳴九，查建英，汪暉，嚴家其，張暖忻，鄭也夫，何懷宏，遠志明，黎鳴，李銀河等。 8. 大學裡的民主沙龍 9. 蛇口風波：1988年1月13日 曲嘯， 李燕傑 ， 袁庚

雙方爭論的三個問題： 1. 淘金應該不應該？ 2. 要怎樣才算愛國？ 3. 進口小汽車好不好？

2月1日，《蛇口通訊報》在頭版發表《蛇口青年與曲嘯李燕杰坦率對話---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戰》 8月28日，《蛇口通訊報》發表《蛇口：陳腐說教與現代意識的一次激烈交鋒》 袁庚表態：“我們不歡迎教師爺似的空洞說教，聽不得不同意見”，“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誓死捍衛你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

從江澤民到胡錦濤 回顧八十年代： 1. 知識分子的共識； 2. 體制內外的溝通； 3. 人民對政府的認同； 4. 困境的凸顯； 5 地方自主的擴大。

江澤民---勃烈日涅夫時期 一： 九二南巡之前：“穩定壓倒一切” “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1. 阻礙了公民社會的成長； 2. 維穩是為了統治； 3. 穩定與改革的矛盾； 4. 權力鬥爭的需要。

二。 九二南巡之後： 鞏固權力階段 “江核心”的建立與“講政治” 三。 1997年鄧小平去世以後：“三個代表” 1. 朱鎔基：1997-2003年擔任總理； 2. “三個代表”的提出：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

3. 三個支點的形成：政治精英，商業經營，知識精英 4. 左派開始形成： 2011年7月20日，第一封萬言書：“允許私人企業家入黨是違反黨章”，“三個代表是理論政變和和平演變的範例” 鄧力群，馬文瑞，袁木，吳冷西，段若非，喻權域 李爾重，魏巍，林默涵，林炎志等

5. 加強對軍隊的控制： 提拔幹部，平衡派系，交流換崗，提高待遇 重用三野遲浩田，四野張萬年； 每年進行一次軍方大改組； 1990-2002年初：晉升上將79人，中將72人，少將數百名，大校（正師級）625名，上校2240多名。

國防預算： 1979-1988：平均每年負增長1%； “六四”後當年（1989年）：增長12.6%； 1990年：增長15.2%； 1994-1995年：增長12.3%；21.24%； 1995-1999年：增長12-15%； 2001年：大幅增長17.7%；軍人加薪25%; 2001-2005年：增長15-20%，總額一萬億人民幣。

江系人馬：曾慶紅，黃菊，李長春，羅幹 江澤民的個人風格：

胡錦濤 一。 胡溫新政？ 1. 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胡錦濤的政治報告： “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 “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2. 2003年提出“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3. 關於政治改革： “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 “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讓人民當家作主” 4. 改善民生為施政重點，提出向窮人傾斜的口號

二。 奧運會：中國模式的頂峰 三。 胡溫時代的特點：不作為 發展是硬道理 ----只有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 --- 只有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 --- 只有GDP 資源的集中趨勢

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 汪洋： 2007年12月1日接任廣東省委書記，當天在會上表示： “改革開放是廣東的魂。廣東靠改革開放起步，也靠改革開放起飛。廣東要繼續走在全國前列，首先必須走在解放思想的前列。” 2007年12月25日廣東省委十屆二次全會第一次會議：

“解放思想是正確行動的先導。翻開歷史畫卷一部人類發展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 2008年1-3月：“南周七論”： 《解放思想從哪裡殺出血路來》：“要營造一個寬厚，寬容，寬鬆的輿論環境，這是思想解放的首要急務。” 2. 廣東模式的內容：

2008年5月，《廣東黨政幹部政績考核試行辦法》公開，經濟指標只佔30%，增設了社會發展指標，人民生活指標，生態環境指標等新標準。 同月，廣東省出台政策，將珠江三角洲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向粵東，粵西和粵北轉移，提出“騰籠換鳥”政策。

5月22日，深圳市政府公佈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徵求意見稿）》，有關政治體制改革，提出20條： 1. 實施區級黨代表大會常任制； 2. 黨內選舉：市，區兩級黨委實行差額選舉，參選人可以由黨員聯名推薦；

3. 建立黨內質詢和罷免機制； 4. 各級黨委和行政機關黨組的重大決議，實行無記名投票； 5. 試行區長差額選舉，候選人在一定範圍內公開競選； 6. 條件成熟時舉行市長差額選舉； 7. 居委會直選； 8. 發揮自治組織和其他民間組織自社會管理中的作用； 9. 加強人大監督財政預算的職能； 10. 部分區人大代表實行直選； 11. 率先實行幹部財產申報制度； 12. 建立法官獨立審判制度。

3. 建立“小政府，大社會”： 2011年11月，廣東省深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 “要大力培育發展和規範管理社會組織。加大政府職能轉移管理力度，捨得向社會組織放權，敢於讓社會組織接力。” “凡是社會組織能夠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交給他們。”

2011年11月22日，廣東省民政廳發布《關於進一步培育發展和規範管理社會組織的方案（討論稿）》： 從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別規定外，將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改為業務指導單位，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 引入競爭機制，推行“一葉多會”，改變“一葉一會”的壟斷格局。

重慶模式 唱紅打黑 建立公租房 三進三同 戶籍改革 綠化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