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立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系 「社會學」講義 齊力 台北市立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系 「社會學」講義 齊力

古典社會學理論 涂爾幹(Emile Durkheim)、 馬克思(Karl Marx)與 韋伯(Max Weber) 三位對歐洲社會學的發展貢獻卓著。至今仍然對社會學思潮影響深遠。

涂爾幹（1858-1917） 法國猶太裔學者，在學術生涯早期，法國正處於政治宗教巨變的陣痛中。反猶太情結和對其他宗教反感的情緒高漲。非常關注法國非猶太群體對猶太群體進行的集體公開眨抑，能平穩高漲的不滿情緒，而將分裂的法國民眾整合起來

涂爾幹

公開儀式有其特定之社會目的，能夠創造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亦即連接團體成員之社會連結（social bonds）。 涂爾幹最著名的成就之一，就是探討凝聚社會的外力作用。

信仰體系乃凝聚社會之主要因素。而儀式與其他制度能夠象徵化，並強化對某個社會或團體的歸屬感

公開懲罰有罪的民眾，有助於社會道德感的凝聚。 可供解釋偏差行為（deviant behavior）。

將社會視為，各部分加總起來大於總體的一個實體。他認為社會乃sui generis（自成一體的）。 應該將社會整體，而非個別社會成員之加總，視為研究對象。

社會位於個人之外，但因人們習於將社會期許內化，故而社會的概念仍存在於個人內在的心理模式中。 將社會視為一個整合的實體，每個部分都對系統的整體穩定性有所助益---功能論（functionalism）。

社會事實（social facts）是存在於個人之外的社會型態。諸如社會風俗和價值觀存在於個體之外，而如動機之類的動力，則是存在於個體內心。因此，社會事實無法從生物學或者心理學的角度來推理，而必須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主體。

自殺論 自殺率的差異和某個社會的規範和風俗習慣是否清晰，社會規範和風俗習慣之間是否彼此衝突有關。社會混亂通常發生於社會規範不清楚，或者彼此相互衝突的情境下。同時也容易導致該社會更高的自殺率。

一個社會自殺率較高，乃源於其社會情境的影響，雖然此影響外於個體，卻為個體內心所感知。

社會事實就是存在於個人之外，但又能制約個人行為的社會型態。

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 人類知識史上影響最深遠的學者。馬克思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不僅改變了人類的知識演進，也改變了世界發展的歷史。

馬克思

解釋資本主義如何塑造社會。資本主義（capitalism）乃利益至上且以保護私有財產為基礎之經濟系統。

資本主義為不同階級之間關係所形成的一個大系統，其中包括了資產階級（布爾喬亞階級）、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小布爾喬亞（中小企業老闆或者經理人），以及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那些被資本主義體系所排斥的民眾，如流浪漢）。

追求利潤是資產階級努力的目標，但卻得自於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工人出賣勞力以換取薪資，而資方所提供的薪資卻遠低於勞工之生產價值，與此同時，資產階級更將剩餘價值據為己有。

資本主義體系（capitalist system）本質不公，因為它讓工人得到的報酬遠低於所付出的勞力。

社會經濟組織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最為重大──不論行為與思想層面皆然。一般民眾的想法往往更傾向支持資本主義之利益，而非工人自身或者工人階層之利益。因為資產階級不但控制了產品之生產，更控制了形塑培養思想之領域。。

資產階級擁有出版公司、資助被譽為生產知識場所的大學，並且控制了資 訊工業──媒體──以控制人們的思想。

經濟力量是塑造社會之基礎。法律、家庭結構、學校以及其他制度都為了滿足資本主義下之經濟需求而發展。

社會變遷乃源自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衝突。

以社會結構而非個人行動為研究主題。宰制人類行為的乃資本主義制度。 社會有其系統性與結構性，且階級乃塑造社會行為之根本。

韋伯 德國社會學家（ 1864-1920）深受馬克思的影響，並在馬克思的基礎上建構自己的理論。然而馬克思將經濟視為社會構成之基本元素，韋伯則將社會歸類為三大基本面向：政治、經濟與文化。

韋伯

完整的社會學分析應該體認經濟、政治與文化制度間的互動影響。 超越馬克思單以經濟之因素分析社會的成就。 完整的社會學分析應該體認經濟、政治與文化制度間的互動影響。 超越馬克思單以經濟之因素分析社會的成就。

沒有價值觀的社會學研究不可能存在，因為價值觀必定影響社會學家之研究主題。韋伯認為社會學家應該意識到價值觀的影響，才不致讓信念影響自己的客觀立場

社會學家應該教導學生所有世界上令人不快的真相。老師不應該利用其地位來推銷其政治理念，反而應該責無旁貸地檢視所有理念──包括那些不予認同的觀點，並且運用社會學追根究底的研究工具，以理解人們的信念與行為。

理解（verstehen）即從當事者的觀點來了解社會行為。 若想了解社會行為，就須了解該行為對人們的意義。 不相信社會學家必須身為團體一份子才能理解該團體；不相信「要知曉某人就必須是某人」。 社會學家必須建立對他人如何體驗其世界之主觀理解（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社會行動就是人們賦予了意義之行為。

美國芝加哥學派 對社會如何形塑人們心理與認同的過程感到特別興味盎然。 代表人物：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將社會視為人類行為的實驗室，是他們能夠透過觀察而理解人類行為，從而更清楚人類需求的場域。 以所居住的城市作為他們的生活實驗室。

派克（Robert Park） 對都市之社會學設計深為著迷的派克，留意到都市規劃基本上乃由幾個同心圓之圓圈所組成。非常富有與非常貧窮者住在中間，周圍則是貧民窟與低收入社區。

社會學的理論架構 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衝突論(conflict theory) 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

功能論 社會的每一部分都對整體的穩定、存續有貢獻，每個部分都有它存在的功能。組成部分主要為社會制度，每種制度都滿足不同的需要，且每個制度都對社會之組成帶來特定結果，並且相互依存。

功能論 強調社會的共識與秩序，注重社會穩定與共享之公共價值觀。相信社會構成元素間必須相互調整才能達到穩定，故認為，諸如異常行為等制度的解構disorganization，將導致社會變遷。

功能論 當社會之一部分不再運作（或有反功能，dysfunctional），其他部分必受影響，因而製造社會問題。變遷導致的結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壞。更差乃因為社會系統不穩定，如共有之價值觀被打破，或某個社會制度不再滿足人民需要等。

派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 社會系統之所有部分皆相互關聯。社會的各個不同部分都具備其本有的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需求包括A、G、I、L： Adaptation適應 Goal-attainment目標獲得 Integration整合 Latency維續與潛伏模式

墨頓（Robert K. Merton, 1910-2003） 社會慣行（social practices）通常會對社會有影響，只是並非立即可見，且其影響未必與所宣告的目的相同。人類行為同時具備顯性與隱性兩種功能。

行動次系統： 文化（價值、符號） 社會（互動、角色） 人格（情感、動機） 行為有機體（生物特徵）

顯性功能（manifest functions） 社會行為所宣告並意圖的目標。 隱性功能（latent functions） 行為之非意圖且較不被知覺的後果。

對功能論的批判 過分強調社會穩定性，顯現功能論者的天性保守，忽略了社會所存在的權力關係和衝突。 功能論者認為社會不平等能夠持續是因為其創造了一個公平與平均分配社會資源的系統；認為此系統之所以公平，是因為較高社會階層的人對社會更為重要（功能性更強），因此賺取更多的收入是公平的；不平等本身也具有功能：提供一個有激勵性的社會系統，促進相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團結。 批判者認為功能論者過度接受現狀的不圓滿性。

衝突論（conflict theory） 強調強制與權力的作用，亦即個人或團體所具備足以控制他人的影響力，從而進一步形成社會秩序的能力。 強調爭鬥與摩擦。 源自馬克思的衝突論，將社會區隔為幾個互相競逐社會與經濟資源的團體。 社會秩序乃受擁有最多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的人所宰制

衝突論觀點 共識之所以存在，乃因為一群擁有共同利益的人聯盟在一起，並據此對抗與其利益相反的其他群體。

衝突論 不平等的存在是因為掌控社會資源分配者會主動捍衛其利益而排擠其他群體。 社會之所以凝聚是因為有權力者的高壓與社會控制，而非共享的價值觀或群體的相似性形成社會的凝聚力。 社會團體與個人莫不設法掌控社會資源，努力促成自身利益之最大化。資源最多者可在他人身上施行權力，不平等與權力爭鬥因而產生。

衝突論 著重社會中的階級、種族與性別的差異，因為這些乃社會中長期以來最苦於爭鬥的群體。 對社會學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階級、種族與性別不平等，以及這些因素對社會生活之所有面向的影響。

衝突論 將不平等視為與生俱來的不公平，而非如功能論者般認為不平等對社會有益。 利益之所以能夠在某些經濟優勢群體中得到長期的維持，只因為他們有能力運用自己的資源維護他們的利益。 優勢團體能透過公共資訊、教育和宗教等製造信仰與思想的影響機制，左右他人的信念。 衝突團體之間的權力鬥爭亦是社會變遷的來源之一。

衝突論 被認為忽視社會共同價值和公共共識的重要性，卻過度強調社會的不平等。 和功能論者一樣都發現社會行為的模式乃源自社會結構而形成。但不同之處在於衝突論著重社會中權力的重要性。

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 不像前兩者將社會的概念抽象化，符號互動論認為當下的社會互動即「社會」存在 之處。 人們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賦予不同的意義，而這正是人們詮釋不同社會行為、不同社會事件的方式。

符號互動論 符號互動必須大量仰賴人們在互動過程中所衍生的符號意義。 符號互動論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互動，因此被認為屬於微觀社會學。

符號互動論 自芝加哥學派中所發展而來； 強調以人對物體、事件與行為的主觀意義來分析社會； 人的行為源自其所相信的事物，而非全部源自客觀真實。 社會乃透過人們的詮釋所進行的社會建構的產物。

符號互動論 意義會不斷隨著社會互動而調整； 人們會解釋他人的行為，這些解釋是形成社會連結的基礎，它們被稱為「情境釋義」（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符號互動論 將社會秩序解讀為透過人們對其行為的解讀，而不斷相互調節與創新的結果。

符號互動論 尋求的不僅是事實，而是「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s），亦即對事物所賦予的意義──不論是具體的象徵或非言語的行為。 認為社會是非常主觀的：存在於人們的想像中，即使它的作用非常真實。

第二章 文化與媒體

文化（culture） 定義某特定團體或社會之生活方式之意義與行為的複雜系統，包括信仰、價值觀、知識、藝術、道德、法令、習俗、習慣、語言和穿著。 思想方式與行為模式都包含在文化範圍之內。

文化 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是指某個特定社 會所創造出來的所有物品，包括建築物、藝術、工具、玩具、出版品以及其他有形體 的物品。 非物質文化（nonmaterial culture）則是在一群體內所擁有的規範、法令、習俗、想法和信仰本身。

文化的特質 1.文化是共用的； 2.文化是學習而得的； 3. 文化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 4. 文化具有象徵性； 5. 文化因時、因地而異。

文化的元素 語言 一組符號與規則以有意義的方式組合在一起，並提供複雜的溝通系統 規範 是指在特定情境下該如何作為的特殊文化期待 民俗 是指符合某團體習慣的一般行為標準 民德 控制道德與倫理行為的嚴格規範 價值 一個社會或團體界定何謂理想原則的抽象標準 信念 在某個特定文化中，一群人共同擁有關於社會真實面貌的想法

語言可以塑造文化嗎？ 薩皮爾—伍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提出：語言決定了文化的其他層面，因為透過社會真實的觀察而定義的類別概念（categories），必須經由語言的表達才得以建立。 薩皮爾和伍爾夫認為語言決定了人們的思想，因為語言強迫人們用特定的術語來認知世界。

語言裡透露的社會不平等 文化的語言模式中，存在著以刻板印象和人們會話中根深蒂固的假設複製這些不平等的現象。語言中所展現的種族、性別與階級不平等現象，最能代表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係。

規範（norms） 社會社會規範是組成文化的另一個重要元素。 規範是指在特定情境下該如何作為的特殊文化期待。 社會如果沒有規範就會陷入混亂；人們必須根據穩固的規範，才知道如何行為處世，社會互動才會一致、可預測，而且可加以學習。 規範無所不在

兩種規範：民俗與民德 民俗（folkways）是指符合某團體習慣的一般行為標準。 民德（mores）是比民俗還嚴格的規範。民德對道德與倫理行為有嚴格的要求，例如，法律條文、宗教教條、對殺人與通姦行為的禁制命令等。 民德往往透過規定或法律（laws）來維護。法律是民德的正式化。

社會制裁、禁忌 社會制裁（social sanctions）是社會強化規範、民俗、民德的控制機制。制裁嚴厲與否，取決於規範或者道德被社會期望的遵守程度而定。 社會中最嚴格的規範就是禁忌（taboos），違反者將遭受最嚴格的制裁。

俗民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 俗民方法學正是透過刻意打亂社會規範，並觀察個人如何反應並如何嘗試恢復社會秩序，以研究人際互動的技巧。 這個技巧的立論點是：社會規範的破壞有助揭露社會正常秩序。

俗民方法學 俗民方法學研究讓我們理解，社會是建構在「猶如」（as if）的基礎上。也就是說，社會的存在，是因為在人們的認知中，「猶如」沒有其他行為模式可以代替，只能選擇被期待的行為模式行事。

信仰（beliefs） 信仰是在某個特定文化中，一群人共同擁有關於社會真實面貌的想法。相同的信念，同時也是在特定社會中的人們能夠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元素。 這些信仰也是許多文化規範和價值觀的基礎。

信仰 不論人們選擇相信什麼樣的信仰，它都扮演者幫助人們藉此認識世界的關鍵作用。 信仰也為人們解答許多關於生命意義何在的迷惑。 信仰，同時也在文化的建構過程中，提供一個有效的意義系統。 不論信仰是源自宗教、神話、民俗或科學，都是人們用來塑造自己信以為真環境之依據。

價值（觀）（values） 價值（觀）是合乎需求且合乎道德標準的理想原則。因此，價值觀決定了對錯、美醜、好壞。 雖然價值（觀）是抽象的，但卻提供行為的一般準則。 價值觀可以提供行為的準則，不過同時也是衝突的來源。從最具爭議性的議題中，總可以發現其最終問題歸結到最後都是價值觀的衝突所造成的。

文化的多元性 沒有一個社會的文化風貌是一致的。不同的文化傳統會隨著社會的發展日趨複雜，而逐一出現。越複雜的社會，其內部的文化就越多元歧異。

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 。主流文化是社會中最有權力團體所擁有的文化，是社會主要機構最支持的文化型態，並因此構成主要的信念系統。 雖然主流文化並非社會的唯一文化，仍有其他文化型態的存在，但主流文化卻普遍被被認定為「該社會的文化」。 是社會中擁有足以界定文化架構權力團體的文化。

次文化（subcultures） 次文化是指價值觀和行為規範與主流文化不同之團體文化。 次文化成員往往互動頻繁，擁有相同的世界觀。他們的外表（服裝或飾品的風格）、語言、口音或其他文化特徵可能非常鮮明，容易辨認。 某些次文化和主流文化保持疏離的關係。

次文化的風格與習慣也可能成為社會的創新來源。譬如嘻哈風，曾經只是城市黑人青少年的次文化，現在也影響到所謂主流風格。

社會學思維 找出一個你所處校園中的次文化團體。這個團體有些什麼與眾不同的行為規範？根據你的觀察，你會如何描述該團體和校園主流文化之間所存在的關係？

反文化（countercultures） 反文化是為了對抗主流文化價值觀而產生的次文化。 反文化團體的成員往往基於政治或道德理由，而抗拒主流文化價值觀，並且發展出公然對抗主流團體規範和價值觀的文化活動。 反文化的標籤就是不順從主流文化。

我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我群中心主義是一種只從自己團體的觀點來看事情的習慣。用自己所屬的文化標準來評斷另一個文化，就是我群中心主義。 我群中心的觀點會妨礙一個人對他人經驗的理解，甚至可能導致對多元文化價值的狹隘解讀。 我群中心主義形成了強烈的種族團結感和優越感，不過也因此妨礙了各個文化和團體之間的理解。

我群中心主義形成了強烈的種族團結感和優越感，不過也因此妨礙了各個文化和團體之間的理解。我群中心主義的概念，對於理解當代歷史上所發生之主要民族或國家衝突頗有助益。極端的我群中心主義極容易導致明顯的政治衝突、戰爭、恐怖主義，甚至集體大屠殺等舉動。

我群中心主義，亦有助於詮釋為什麼其他國家對於美國（或中國）的看法，與美國（中國）人本身如此不同的現象。

文化相對主義 （cultural relativism） 和我群中心主義對立的是文化相對主義。 文化相對主義係指只有將文化現象放在所有相關的整體脈絡下，才能被理解和評斷。 但這樣的概念並不代表每個文化的行為模式，都能在道德上直接被接受和認同。而只是表達若缺乏文化脈絡的理解，幾乎不可能詮釋人們文化行為模式背後成因的觀點。

文化霸權（cultural egemony） 社會學家將文化勢力的集中現象稱為文化霸權，也就是單一文化在社會中滲透並享有過度影響力的現象。 文化霸權意指即使不存在任何強迫性的指示，人們仍傾向於順應權勢菁英的文化模式和興趣。

文化霸權 控制文化機構的人透過文化霸權，同時控制人們的政治意識。 因為統治者創造了虛擬的文化信念，讓當權者因而具備正統地位，結果也削弱了民眾對主流文化施行政治抗拒的意志（Gramsci, 1971）。

反映假說（reflection hypothesis） 媒體是價值觀的創造者，還是如實反映流行的價值觀？反映假說認為大眾媒體的作用，乃是反映一般大眾的價值。 為了吸引最多數的觀眾，媒體機構會以最受歡迎的價值觀來描繪人物形象以及相關的概念。

文化與團體凝聚力 韋伯檢視過文化對其他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影響。他在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中即提到，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新教倫理的文化信念是密切相關的。新教倫理中強調努力工作而達成物質生活上的成功，是得到宗教救贖的一種有效方式，此文化信念從而間接而有效地促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型態，換句話說，文化影響了其他社會制度的發展。

功能論者認為規範和價值觀創造了人和社會之間的連結。文化因此成為凝聚和穩定社會的來源。

《單人保齡球》 （Bowling Alone, 2000） 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單人保齡球》書中提到，近幾年來，人民參與志願組織、宗教活動和其他公共生活形式的公民參與率已經下降。由於人們越來越少參與這類活動，以至於社會共享的價值觀和規範也越來越少，結果造成社會的失序狀態越趨嚴重。

文化、權力與社會衝突 衝突論者則視文化為社會中各方權力互動的來源。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中，處處都證明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是世界大事發展背後的主要成因。 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中東地區庫德族人（Kurdish）所面臨的處境。

所謂族裔肅清的可怕行為，正是由於群體之間由仇恨所引發的文化衝突，以及強權者之強制力所造成的。

衝突論者認為當代文化是在制度中製造出來的，而這些制度則是以不平等和資本主義原則為根據。因此，所製造和銷售的文化價值觀和產品，只會促使擁有或能從這些文化產業中獲益的團體得到經濟和政治利益。 這一點在流行文化中特別明顯。大力促銷流行文化的，就是那些能夠從其產品的散播中獲得大量經濟利益的團體。衝突論者因此結論：文化產品絕大部分符合社會中最有權勢團體之價值觀、需要和利益。

衝突論者認為文化被經濟利益團體壟斷的情況，已經越來越顯著。不論是圖書、音樂、電影、新聞或其他文化形式，傳播產業中的壟斷者（文化已經越來越被其所定義），總是千方百計要保護現狀。媒體集團吞噬規模較小的業者，趕走經營效率較低的競爭對手，控制文化的製造和傳播，已經漸漸到了無人能敵的狀態，超大型傳播產業的影響力於是乎幾近無所不在，從影響電影、電視乃至報紙和學校教科書等所有生活層面。

文化不但具有政治抗衡的作用，也可能促成社會變遷。恢復曾被排斥或壓抑的原住民文化，是一個使不同群體取得獨立且被社會認同地位的方式。

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法國社會學家皮耶．波迪爾（Pierre Bourdieu, 1984）提出； 就是被社會中公認高價值的文化資源（如菁英文化中的知識資本），且擁有該文化資本的團體可從中獲益。 文化的「專斷」(appropriation)是團體維護其地位的一種方法。

波迪爾指出主流階級成員的生活型態與眾不同，以此顯示他們在社會的獨特地位。他們展示這個文化生活型態的能力，就代表他們對別人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他們擁有文化資本。 文化再生產了團體之間的不平等。具備文化資本的人利用它來提高自己的社經地位。

符號互動論 符號互動論以人們對社會行為的詮釋為分析基礎，因而認為文化正好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詮釋架構，以理解社會行為。符號互動論者認為文化就跟其他型態的社會行為一樣，也是由社會建構而成的。也就是說，文化是透過社會關係的網絡，在媒體組織等社會團體中被製造，並在這個過程中進行文化資源的配置。

文化落差（culture lag） 文化落差是指因應變遷的社會情境而產生的文化調整的遞延現象（Ogburn, 1922）。有些文化層面改變的速度可能比其他部分還快；因此造成某個文化層面比別的文化層面「落後」的狀況。

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 當文化迅速變遷，或者某人突然引爆完全嶄新的文化情境時，結果很可能就造成了所謂的文化衝擊，也就是當一個人遇到一個全新或迅速改變的文化情境而感覺迷失方向的狀況。

文化變遷的來源 (1) 社會情境的改變； (2) 文化擴散； (3) 重大創新； (4) 外部機構強制施加而形成文化變遷。

第四章 社會化與生命歷程

社會化（socialization） 社會化 是指人們學習外在社會對個體期待的過程。角色（role），則是透過社會化過程而習得，同時，也跟社會中特定脈絡下被期待的行為模式有關。當個體接受了某特定的角色，便傾向按照他人期望行事。

社會化也是認同（identity）的基礎。認同是一個人對自己的定義。身分認同既屬於個人，也屬於社會。

社會化同時也建構了個體的人格（personality），也就是個體跨情境表現一致的行為、情緒與信仰之模式。

內化 透過社會化，人們內化文化期待，之後將這些期待傳遞給他人。 當人們將社會行為模式與概念假設模式學得非常徹底，以致深信不疑時，內化（internalization）便發生了。

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社會化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模式。社會控制是個體或群體服從主流社會期待的過程。有時候個體可能會違反或選擇對抗此一不得不的服從性，但由於大多數人仍服從於文化期待的要求，社會化結果仍能提供整體社會某種程度的可預測性，以建立社會秩序為基礎的行為模式。

社會化如何成為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 請想像一個處於社會中而被許多同心圓圍繞之個人。每個圓圈都是一層社會控制，從最微妙的他人期待，到最明顯的生體脅迫和暴力。通常，要一個人順從，未必需要動用到脅迫和暴力，因為學習到的信仰和他人的期待就足以讓人們循規蹈矩。這些外力可能非常微妙，如與他人意見不合時，所感受到必須順從別人的壓力等。

人們終其一生都在學習：當偏離他人期待時，將導致許多同儕壓力、嘲笑，以及各種社會批評的後果。

從眾性與個別性 有些人可能過度從眾，結果因此付出代價。男性角色的社會化過程可能鼓勵積極進取、獨立和不畏風險的競爭性特質。男人較低的平均壽命與較高的意外死亡率（和女人相較之下），就是來自某些和男性角色連結的危險行為。

社會化功能I （社會化是一個終身進行的過程──我們如何對待別人、如何看待自己，都受到社會化結果的影響。） 首先，社會化建立了人們的自我概念。而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我們如何看待自己、是我們終其一生社會化經驗的結果。

社會化功能II 社會化也能夠創造得以接受角色期望的能力，換句話說，能夠像別人看我們一樣，來看待自己的能力。 社會化基本上具備反省的性質，也就是說，它是有自覺能力的人們，如何看待與回應別人期待的能力。

社會化功能III 社會化也能夠使得人們傾向以社會可以接受的方式來行動。人們透過社會化學習附著於社會情境的規範期待，以及社會的一般期待。因此，社會化讓人類行為產生某種程度的可預測性，並導致一定程度的社會秩序，否則社會將一團混亂。

社會化功能IV 社會化也讓人們成為文化的承載者。社會化是人們學習和內化他們文化的態度、信仰與行為的過程。於此同時，社會化也是一種雙向過程。一個人不但是文化的接受者，同時也是一個將文化期待傳遞給他人的文化創造者。因此，社會化的主要產物，就是社會本身。

社會化媒介 社會化媒介（socialization agents）就是傳遞社會期待的工具，包括人們、社會資源，以及社會結構。 家庭 媒體 同儕 宗教 學校

家庭 家庭是第一個社會化的源頭。兒童透過家庭，初次接觸了社會的期待。兒童學會透過父母的角度來看待自己。因此，父母對孩子的看法和態度，是左右兒童自我意識發展的關鍵因素。

媒體已經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社會化媒介。電視對人們的信念和行為模式具有不可小覷的影響力，再加上書籍、漫畫、報紙，以及現在流行的部落格、網際網路、電影、音樂、電玩、收音機等等不斷放送的媒體形象，對人們基礎價值觀的形塑、生活目標和對自我的期許，乃至人際關係的模式，影響之大難以想像。有人甚而擔憂，媒體在童年階段造成的影響，可能特別負面。

媒體中的暴力，同時激起兒童之間的反社會行為和恐懼心理，而且往往讓人失去對暴力受害者應有的敏感度，從而更少地同情暴力受害者 許多學者認為暴力型電玩可能是校園槍擊案頻發的主因。

同儕（peers） 同儕是人們用平等地位與之互動的人，例如，朋友、同學、同事等都屬於同儕團體。雖然同儕互動之中經常發生地位高低的改變，但同儕之間並沒有正式界定的主從關係。同儕在社會化過程中非常重要，少了同儕的認可，大部分人都會感覺自己不被社會所接納。

作為一種社會化媒介的同儕，是社會肯定、否定與支持的重要來源。這也是為什麼所屬團體若沒有地位類似的同儕，往往讓成員處處掣肘。

宗教 宗教是另外一個強大的社會化媒介，而且宗教的教誨大幅影響兒童自我認同（與世界觀）之建構過程。 兒童的宗教信仰通常和父母相同，幾乎很少轉換成和自己成長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即使那些脫離自己家庭信仰的人，其態度、自我形象和信念，仍然深受早期宗教訓練的影響。否認宗教的人經常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中，回到原來的信仰。

宗教 宗教社會化左右了許多成年人生涯規劃的信念，包括道德發展和行為的信念、男女的角色以及性行為等。 個人的宗教信仰強烈影響家庭中性別角色的信念，如男人參與家事的程度，以及妻子受雇在外工作之機率等。 宗教社會化也影響對性行為的信念，包括對男女同性戀者性行為的包容程度。 宗教甚至影響對孩子的養育方式。（清教徒較會以嚴格紀律來扶養孩子）

學校 通過學校裡的社會化，可了解性別、階級以及種族在社會化過程中造成何種影響。

教師對男生與女生有不同的回應模式，男孩得到比較多的關注。即使老師對調皮搗蛋的男孩傾向給予負面回應，但仍然比較注意男生。 社會階級刻板印象也會影響老師與學生的互動。老師比較容易認為工人階級與窮人的小孩，相較於中產階級的小孩，更不聰明、不積極。老師也較容易將工人階級的小孩貼上麻煩製造者的標籤。這些負面評價會變成「自我應驗預言」，表示老師所創造出來的期待，通常成為實際行為的原因，最終影響兒童未來成就的機率。

衝突論社會學家認為美國學校事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需要。 學校基本上是兒童第一個接觸階級、科層環境的場所。學校不只教導兒童閱讀、書寫和其他領域的技巧，同時也是訓練他們尊重權威、準時、遵守規定的地方，這些技巧為他們日後進入看重這些特質的機構工作，預作暖身。 學校是強調順從社會需要的場所

工人階級的學童，往往會在校園中組成抗拒主流文化的次文化團體。

社會學觀點： 學校中亦存在許多隱藏課程，學生同時也透過社會化過程，而學習到許多和種族、階級和性別關係有關的角色期待。

社會化過程的相關理論 心理分析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 功能論 衝突論 符號互動論 潛意識形塑了行為模式 是個體回應所處環境中社會刺激的結果 人們內化了當前社會對個體的角色期待 不同個體與群體的成就渴望，是由不同群體在社會上所能取得的選擇機會而形塑的 兒童經由對重要他人的角色採借而進行學習 自我為了平衡本我和超我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出現 自我認同是經由個體心理和社會互動的過程創造而得 對社會價值的內化， 強化了社會共識 群體意識是在不平等系統的脈絡下形成的 在主動自我和來自他人之社會期待的互動中，建立自我概念

社會化過程的相關理論 心理分析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 功能論 衝突論 符號互動論 超我即代表社會對個體的期待 兒童從而習得了形塑外在世界的原理原則 社會穩定和社會均衡需要靠社會一致和諧性來達成 社會控制機構進行施壓使得群眾得以服從於社會價值 來自他人的期待形成了學習社會角色的社會情境

根據佛洛伊德的說法，人類的心理有三個層面：本我、超我與自我。 本我（id）包含深層的動機與衝動（佛洛伊德對於本我中的性元素特別感興趣，他認為這是潛意識心智中的一股力量）。 超我（superego）則是代表社會標準的自我層面。

超我整合或內化所學到的價值觀和規範──簡言之，就是文化的集體期待。佛洛伊德認為，為了維持井然有序的社會，人們必須壓抑來自本我的狂野衝動，因此，本我不斷與超我衝突。超我代表佛洛伊德所說的「面對社會期待的內在壓抑」，人們必須發展壓抑（repression）、迴避（avoidance）或否認（denial）等防衛機制，以因應社會期待（超我）與自己的衝動（本我）之間的緊張關係。

自我的第三個部分即是自我（ego），此部分乃立基於理性和一般常識而存在。人們因應超我與本我之間緊張關係的方法之一，就是透過自我的發展。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間發揮平衡功用，將本我的慾望調整到符合超我的社會期待。

社會學習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提出個人認同是透過外在的社會刺激所習得的反應而慢慢形成的。社會學習理論強調，社會氛圍和情境對社會化過程的影響，將認同視為個體回應他人期待的調整結果（稱為角色形塑，role modeling），而非潛意識的產物。

社會學習理論： 行為和態度的塑造是因為我們回應周圍人們的強化或鼓勵作為而發展出來的。強化可能包括正向強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即獎賞）或者負向強化（negative reinforcement，即懲罰）兩種模式。被正向強化的行為更可能重複發生，而被負向強化的行為則傾向於消失不再發生。社會學習理論主要的原則，便是正強化，加上理想角色模範的呈現，兩因素共同作用能夠增加特定行為的發生與形塑。

社會化---功能論觀點 功能論觀點主要認為社會化是透過人們內化社會角色和社會價值觀的途徑，使其能夠整合入社會之中，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其效果乃是透過鼓勵社會服從，而強化了整體社會的凝聚力，因此有助於維持社會的穩定。

社會化---衝突論觀點 衝突論者的觀點則不同。衝突論者重點放在社會中的權力和統治角色，因此，衝突論者對社會化過程如何在不平等的系統中形成自我認同，持濃厚興趣。個體或群體的認同形成離不開情境影響，因此若所處之社會化情境對不同群體提供不平等的機會時，個體的認同也將受到不平等機會的影響。

社會化---衝突論觀點 因此我們更能理解為什麼女性往往在選擇大學主修科系時，更傾向傳統上更多提供女性工作機會的專業，例如，助人專業、藝術、人文等，而較少選擇數學或者科學等領域。

雖然社會控制之主體對人們施壓使其服從，人們對此壓力也會採取反對甚至反抗的作為。因此在社會上被壓迫群體所形成的認同，往往包含了某種反抗壓迫的成分。

社會化---符號互動論觀點 根據符號互動論，人類是根據我們賦予事物的意義而行動，而這些意義則來自社會互動。 符號互動論對於理解社會化過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人們是透過社會化的過程漸漸習得認同和價值觀的。 角色是由社會期待所界定，而因為人們賦予意義而成「真」。

社會化---符號互動論觀點 庫利和米德認為自我是在回應自己所處社會環境之期待與他人批判而發展出來的。

社會化---符號互動論觀點 庫利（Cooley）提出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來解釋一個人如何透過與他人的互動與回饋，來發展自我概念。 「鏡中自我」來自於: (1) 我們認為自己在別人面前的樣子；(2) 我們認為別人對我們的評斷；以及(3) 我們對於以上這些想法的實際感受。

社會化---符號互動論觀點 我們從別人的觀點來看自己時，事實上正是回應了別人對我們的期待。 自我的形成基本上是一個根據人際彼此互動以及人類自我檢查（self examination）能力的社會過程。

社會化---符號互動論觀點 米德認同庫利所說的：兒童是透過回應別人對他們的態度來形成社會化。 根據米德的觀點，社會角色是所有社會互動的基礎。

社會化---符號互動論觀點 「角色採借」（taking the role of the other）： 就是從別人的觀點來想像自己的過程。 對米德而言，角色採借是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的來源之一。人們在接受新角色時，他們的自我覺察與認同都會隨著所扮演的角色而改變。

社會化---符號互動論觀點 米德認為童年社會化發生在三個時期，分別是： 「模仿期」 「玩耍」play期 「遊戲」game期

社會化---符號互動論觀點 第二個階段「玩耍期」（play stage）：兒童開始接收環境中重要他人的角色，不只模仿他們，甚至能夠將角色整合入與他人之間的關係。除了只是有樣學樣之外，兒童現在更了解情境，以及不同行為所代表的微妙意義。其中最具特殊意義的，是在兒童接收與他們關係密切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角色時。

社會化---符號互動論觀點 社會化的第三個階段「遊戲期」（game stage）： 兒童變得能夠同時接收多重角色。這些角色透過一個複雜的系統加以組織。這個系統能讓兒童對自我有比較全面深入的看法。

社會化---符號互動論觀點 兒童在遊戲期中所學習的，不僅是周遭重要他人的角色而已，同時也獲得「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概念。 所謂「概化他人」，就是各種不同社會角色與社會期待的抽象概念集合而成。概化他人是兒童了解社區價值與一般社會期待典範的來源。

社會化---符號互動論觀點 如果自我是透過他人的期待而組成的，則人們如何變成獨立的個體？ 米德的答案是「自我」有兩個面向：主體我（I）與客體我（me）。主體我，是個人人格中獨一無二的部分，也就是主動、有創意和自我定義的部分。客體我，則是被動、順從的自我，也就是回應他人的部分。 每個人的主體我和客體我之間都保持某種程度的均衡。

多元文化社會的成長過程 了解社會化背後的大背景，對於掌握社會化過程影響社會中不同群體的不同作用，是重要的。 社會化過程即人們成為社會中一員的重要機制。因此，該過程漸漸地灌輸著人們文化的價值觀，整個社會的價值被嵌套在人們的自我定義上，包括對他人的知覺和看法、對整個世界的理解模式等等。然而，社會化過程卻不是單一而沒有變化的過程。

中產階級兒童更傾向於習得個別化的自我概念，和更具自我權力的觀念，而其代價則是過度緊湊時間表所帶來的壓力。 工薪階級與貧戶兒童生活中所付出的代價，則是因為財務壓力所造成生活上許多不得不的妥協，而更重要的是，他們和不同社會機構的談判籌碼，遠不如中產階級所能做的。

中產階級兒童的社會化，即使並不合宜，仍幫助他們預備未來在社會上具有一定優勢和權力的生活。 工薪階級兒童的社會化，以回應他人需求的模式為主。 因此，由社會階級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社會化，事實上便是一套訓練兒童適應原有社會階級的過程，並且非常可能成為兒童成年之後的一大標記。

預期性社會化 （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 預期性社會化也就是個體學習與未來新角色有關之社會期待。 預期性社會化讓一個人預先見到與新角色有關的期待，並事先學習。

「年齡階層化」（agestratification）： 是指社會上不同年齡群體之間的權力排位順序。 年齡階層化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不同年齡的群體對於社會資源、獎賞、權力和優勢的取得管道和程序不同。

功能論 衝突論 符號互動論 年齡分化 各個年齡群體對社會而言皆具有各自的效用，共同為社會共同利益而貢獻 取決於各年齡世代不同的經濟地位和權力 發生於多數社會之中，但不同年齡群體的社會價值依不同文化而有差異

功能論 衝突論 符號互動論 年齡群 根據在社會上的用處而各有價值 不同群體共同競爭社會上的有限資源，導致代間資源的不平等，而存在潛在衝突 根據不同群體所被賦予的價值，而形成既定的刻板印象

功能論 衝突論 符號互動論 年齡階層化 取決於不同年齡世代的功能性價值 和階級、種族、性別之間的不平等，共同交互作用而形成 針對老年人的偏見和歧視被制度化，從而促進了年齡主義的發生

「脫離理論」 （disengagement theory） 根據功能論的觀點，老年人透過退休和降低對教會、公民以及家庭事件等社會活動的參與，自願地從社會舞台中退出。 由功能論延伸而來的「脫離理論」預測，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將越來越減少社會事件的參與，並且同時卸下許多社會責任。此一漸趨退隱的行為，對社會而言，是具有功能性意義的，因其有益於社會上世代更迭的順利發展

衝突論：老年 衝突論者關注不同年齡群體對於有限資源的競爭。社會中最稀有的資源，便是工作機會。與功能論者不同，衝突論者對青少年和老人皆在社會上處於較低地位提出解釋，主要是因為這兩個年齡群體的經濟實力皆相對較弱。將老年人和青少年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去除這些群體在社會上的競爭力，則對中間年齡段的工作者更為有利

符號互動論：老年 符號互動論主要分析的是對社會實體背後意義的不同。符號互動論者關心特定的年齡群體被賦予什麼樣的意義，而這些意義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解釋該群體的社會地位排序。 年齡的定義事實上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在某些社會中，老年人反而更可能被認為是具有較高社會地位者。

過渡儀典（rite of passage） 「過渡儀典」是代表個人由一個角色轉換成另外一個角色過程之儀式或祭典。過渡儀典讓開啟或結束每個生命階段之角色劇變正當化。與過渡儀典有關的典禮往往非常戲劇化、令人敬畏且神聖莊嚴。

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 大部分人在生命中所經歷的轉換，都必須面臨逐漸重新定義自我並延續原有自我的挑戰。不過，有時候成年人也可能被迫劇烈地轉換自我的認同。 「再社會化」就是指原有的社會角色被激烈扭轉或取代的過程。這個過程最可能發生在人們進入對他們擁有極大控制權的制度或機構時。

改宗（conversion） 再社會化也發生於人們因「改宗」而想法改變時。改宗是認同的深度轉換，往往與宗教或政治信仰有關。

洗腦（brainwashing） 極端再社會化的案例可以見於所謂的「洗腦」現象。 一般認為「洗腦」完全剝奪了被洗腦者之前的認同。這個轉換的過程如此徹底，以至於只有透過反轉程式（deprogramming）的過程，才能恢復原來的自我。加入宗教教派、戰俘與人質等屬於被洗腦的高危險群。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Stockholm Syndrome） 強制監禁和生理折磨，可能造成極端再社會化的結果。在嚴苛囚禁和物質匱乏的情境之下，被監禁的個體可能會認同監禁他的人。這個行為就是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傳統心理學中則稱此行為為「認同加害者」（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的現象。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可用來說明為何某些受虐婦女無法離開其（配偶）施虐者。在財務與情感上依賴施虐者的受虐婦女，往往發展出依附施虐男性的認同

社會學思維 請找一組剛進入新的生命階段的成年人（年老或年輕均可），譬如他們剛找到第一份工作，剛結婚、剛才為人祖父、剛退休、剛進入安養院⋯等。請他們描述新的經驗。問他們如下的問題：在這個新角色裡，他人如何期望他們？他人如何把這些新的角色期望傳達給他們？他們看到自己的行為有什麼改變？他們對自己的新情境有什麼期待？關於「成人社會化」，你的觀察告訴了你什麼？

結構緊張理論 （structural strain theory） 墨頓（Robert Merton)的結構緊張理論認為，偏差行為來自文化目標與人們可選擇應對方式之間發生斷裂所產生的緊張。在社會中，文化為人們建立目標，而社會結構則為人們提供，或者使之缺乏達成目標的手段。依據墨頓的觀點，在整合良好的社會中，人們採用社會所能接受的方法，以達社會所設定之目標；換言之，目標與手段處於平衡的狀態。一旦兩者失去平衡，便會產生結構性緊張，偏差行為於是可能形成。

目標與手段兩者失去平衡，便會產生結構性緊張，偏差行為於是可能形成。這個不平衡，或者文化目標與社會結構所能提供之可選擇途徑二者間的斷裂，便會迫使個人採取偏差的行為

當目標為個人所接受，且社會結構所形成的可選擇途徑可被個人取得，人們便可能和社會的發展走向一致（conformity）而相互整合。若發生文化與結構間的緊張，則至少會產生以下四種可能偏差形式中的一種：創新性偏差行為、儀式化偏差行為、退縮性偏差行為、以及叛逆。

當目標或手段都無法取得時，便可能形成退縮式偏差行為（retreatism deviance）：酗酒者、遊民或是隱居者

叛逆 (rebellion)：當新的目標與手段，取代較傳統的目標與手段，而且是使用暴力或戰鬥手段時，叛逆（rebellion）便會發生。如許多右翼極端團體：美國納粹黨

社會控制理論 social control theory 　Travis Hirschi提出社會控制理論，也屬於功能論體系之一，認為偏差發生於個人（或團體）與社會連帶之間依附關係有所減弱時。大部分情況下，人們都因彼此依存而將社會規範內化至內心：人們因在意別人如何看待自己，接受著社會中他人也接受的期待，從而順從整體社會的期待。正如功能論的理論架構，社會控制理論假定社會化過程對形成順從的重要性。但當與社會的連結鬆動破壞時，便會產生偏差行為。

社會控制理論認為，社會中普遍存在一個共同的價值觀體系，當個體不再忠於此一體系時，便是發生社會偏差行為的來源。此理論強調偏差行為者對於價值觀體系的依附（或破壞）的關係對其所產生的影響，同時也闡述了在什麽樣的情境下，人們會選擇破壞此價值體系。

社會控制理論認為，人們雖然多少都會有偏差的衝動，但因依附於社會規範，因而偏差行為會受到阻止。

功能論：優點與缺點 關注重點在於造成偏差行為的社會結構因素，而不只是個人動機層面。他們認為，社會情境給個人帶來壓力，個人於是以順從，或者非順從社會規範的方式而作為。偏差的類型是依行為者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而定，社會地位較低者因被阻斷了經濟發展的機會，而以搶劫的方式來達成經濟目標，而股票經紀人則可能運用內部消息以達成同樣的目標。功能論者認為人們所採取的偏差行為，更多是來自結構化因素所已經為其準備好的選項。功能論是建立在社會結構與文化的基礎上，而非個人行動。就此而論，功能論者具有非常社會學化的視野。

功能論者亦指出，表面看來功能不良的行為，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可能仍具有功能性。

從功能論的觀點來看，賣淫對社會卻是有功能的，因為這支援延續了一種社會系統——這是使女性的性別角色和性特癥緊密相關、使性成為經濟活動，並定義女性為被動的性客體而男性則是性主體的社會系統。換言之，所謂的偏差對社會的其他目的來說，可能是功能性的。

對功能論觀點的批評 功能論無法解釋偏差的規範最初是如何建立的。無論功能論者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對偏差行為進行多麼細緻而系統的分析，都未能解釋為何有些行為被定義為正常，而某些則不然。功能論者很少觸及社會規範被誰所決定與被誰所強加等問題。他們視社會中的偏差具有穩定社會的功能，卻忽略了被標籤的偏差行為者可能所遭受的不公義問題。他們輕易假定偏差在社會中的正向角色，卻未考慮到決定正義分配的權力單位，對不同團體所可能形成的不同效應。功能論者過度假定社會的積極面而忽略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並忽略不平等如何由偏差所反映。

衝突論 所關注的是社會中權力與資源分配不平等的現象，並將偏差與社會不平等予以連結。以馬克思理論為基礎，認為宰製階級控制社會資源，並運用其權力創造各種制度規則與信念系統以支持其權力。

資本主義社會中，某些群體取得資源的管道有限，而不得不鋌而走險被迫犯罪以維持生計。從衝突論觀點來看，偏差與犯罪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組織的產物。衝突論者認為，窮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位置，造就了經濟性犯罪（如偷竊、搶劫、賣淫與販毒）在窮人中的高發生率。功能論視破壞價值體系與社會和諧為偏差的來源，但衝突論則從權力關係與經濟不平等來理解偏差

衝突論指出，上層階級較能運用其資源來隱藏、粉飾其偏差與犯罪。 法人犯罪（corporate crime）是合法商業活動中的菁英犯罪。衝突論從犯罪與偏差的觀點，指出這類犯罪的顯著性。剝削窮人與工人階級以獲得和成本不成比例的利潤，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本質。菁英偏差（elite deviance）正是有錢有權的個人或組織之不道德行為

早期衝突論者Edwin Sutherland所提出的「白領犯罪」（white-collar crime）例如逃稅、非法政治獻金、害人以利己的企業醜聞等（企業藉會計技術竊取共同基金卻圖利企業或公司內個體即為一例）。甚至也涵蓋了政府部門濫用公權力而毀壞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等。

衝突論認為，社會中的統治團體發展出許多機制以保護其利益。例如法律，即由菁英所創造，用以保護其階級利益。因此，從形式和實際應用上來看，應該是中性且公平，但實際上卻是有利於富者的法律。此外，統治階級亦運用其權力，對人口進行控制以佔有資源，例如近來政府領導者將遊民驅離至城市邊緣

衝突論與標籤理論一起應用，認為定義偏差行為的權力，賦予了社會控制的重要性。社會控制代理人（agent）係指被授予制定規定和執行偏差行為處分權力的人，如員警、精神病院工作者等。對缺乏權力者來說，即使他們在微不足道的事上與社會規範不相符，都可能被定義為偏差，然而對其他人來說則可能很自在地表現同樣偏差行為，卻不必負任何責任。受壓迫者也許的確較容易做出偏差行為，但無論他們是否真的犯下偏差的罪行，皆更易被貼上偏差之標籤，更容易被監禁或被送到精神機構治療。上述種種，都展現了社會控制代理人所可能行使的權力。

當擁有權力的團體對其他團體持有某種刻板印象時，未擁有權力的團體則常常成為被貼上偏差標籤的客體。因此，社會上最缺乏權力的團體則最常受到社會控制的限制。我們可以從犯罪被逮捕數據發現類似的模式。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下，窮人與弱勢種族最易被視為罪犯，並且較中產或上層階級更易遭到逮捕、判刑與監禁，即使犯的是同樣的罪

衝突論的優點在於它對權力關係在定義、辨識與掌控偏差過程中所扮演重要角色的洞察。衝突論將社會不平等與對犯罪者宣判、認知、犯罪處分之間進行關聯，因而對社會不公正如何製造犯罪，並導致優勢與弱勢群體獲得不同正義標準，提供了有力的分析。 但它亦有其缺點：針對衝突論的批評指出，法律其實本來目的還是保護了絕大多數的人，而非富者而已。

雖然衝突論對犯罪的起源提供一有力分析，但仍無法對其他形式之偏差提出解釋。例如，衝突論者如何解釋中產階級青少年的例行化偏差？

符號互動論認為，人們所以做出某些行為，是基於彼此對情境所賦予的意義而為 ；其理論重心乃在圍繞偏差的意義，以及人們如何對此意義做出反應。符號互動論關注偏差如何在不同群體的互動中產生，並如何由社會對行為的回應而被定義。

湯瑪士將偏差解釋為，一種使人們能找到自我，且同時能回應社會情境之正常反應。他是第一個從社會脫序 （disorganization）和都會工業化對貧民窟產生衝擊的角度，來解釋造成偏差行為的原因。他認為偏差行為是社會情境的問題，而非個體個性所為。

差別接觸理論（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屬於符號互動理論的一類，將偏差（包括犯罪行為、白領犯罪等）詮釋為一種與他人互動過程中習得的行為（Edwin Sutherland）認為，成為一個罪犯或少年犯，是在其所屬的初級團體中學習的結果；當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被強烈要求破壞法律，而非順從它時，人們便因此成為罪犯。差別交往理論非常強調人們和同儕以及他人互動過程的重要性。與少年犯、偏差行為者或罪犯有差別交往的人，則會習得看重偏差所帶來的價值。

對差別接觸理論的批評是，該理論從某些群體的價值觀角度，歸咎產生偏差行為的原因。差別接觸理論常用於解釋窮人與工人階級的高犯罪率，認為此乃因他們未能習得中產階級價值觀所造成的。批評者即認為，這種沿階級界線劃分偏差與否的論述，忽視了中產階級與菁英的偏差。弱勢群體也會共用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但可能無法以合法手段達到

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 將人們對他人反應視為產生與持續偏差行為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Becker,提出：「如果人們定義某情境為真，那麼其所為之結果亦為真」。標籤是由他人（包括某些社會機構代理人）指定或附加在某些人身上的偏差認同。因此，人們對特定對象的反應而非其行為本身，才是在標籤過程中形成偏差的主要原因。並且一旦被標籤化，偏差標籤便很難卸下

與衝突論結合，標籤理論呈現了：擁有權力者如何在決定偏差過程中行使權力，而將別人標籤化為偏差，並強加懲罰。一旦員警、法官、學校管理階層、各種專家、教師與社會機構裡的官方人士行使標籤的權力，便決定了社會上一般民眾對於偏差理解的方式。而一旦被標籤為偏差之後，往往牢不可破。並且，由於偏差者的處分通常需經過複雜的官僚組織體系流程，科層組織中的辦事員，往往只根據規則與程式將處分偏差行為者，而很少質疑規則之基礎是否合理，或者嘗試去挑戰規則

偏差者一旦被貼上標籤，便很難回復為非偏差者的身份。一旦社工或心理醫生對個案貼上心理疾病的標籤，此人便開始以心理病患的身分被對待，無論其心理狀態究竟如何。更多的辯解，只會更加證明病情的嚴重

個體並不需要實際做出什麽偏差行為，即可被標籤為偏差行為者，並且，一旦被標籤了就牢而不破了。標籤理論有助於解釋，為何出獄者成為累犯的機率如此高。犯罪或前科的標籤，使得他們難以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而在尋找合法工作時往往遇到極大的困難。前科的標籤已經決定了他們未來發展的可能。

美國的監獄系統事實上是訓練並再社會化囚犯，使其進入次級偏差的歷程。於此同時也昭告大眾，犯罪者對社會所造成的威脅主要是來自貧窮群體。他認為監獄系統的目的並非矯正罪犯，而是加深大眾對犯罪之不可避免性，以及犯罪只來自下層階級的印象。即使並非出於有意，監獄仍藉著貶低囚犯（而非訓練他們具市場價值的技術），並藉著塑造他們異於正派公民的污名形象，來達到此結果。於是，罪犯永遠無能還清其罪債。而監獄系統，則是不斷創造本所應當消除的行為。

標籤理論的另一個貢獻在於指出：偏差不止指涉一個人做了什麼，更意味一個人成為怎麼樣的人。偏差認同（deviant identity）是一個人對自己成為偏差者的自我定義。通常偏差是在經歷長時間才能形成的。一個有藥癮的人可能要到發現自己再也找不到不吸毒的朋友時，才會認為自己是吸毒者。偏差認同的形成，就像其他的認同一樣，涉及一個社會轉化的過程，漸漸地一個新的自我形象成型，在公眾面前的新定義也形成了。這個過程牽涉了社會大眾如何看待偏差者，以及偏差者如何看待自己的過程。

偏差行為不只是社會適應不良個體的行為，而是經常發生於群體情境中，並與群體之回應有關。有些群體事實上是圍繞著某些者社會偏差形式而組織起來的，稱為偏差社群（deviant community）

偏差歷程（deviant career）是標籤化過程的副產物，指的是人們在特定偏差次文化情境中一系列的變動。偏差歷程則如其他歷程般，可從社會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在偏差歷程中，人們被社會化成為新的「職業」角色，同時在物質與心理層面上皆被鼓勵著參與偏差行為。偏差歷程的概念強調偏差的漸進過程：偏差者是被次文化團體招募而進入，可能是以正面促進或負面刺激的方式，完成這個過程。

對官方統計的質疑 由於標籤論者認為偏差來自人們藉著權力對他者加上標籤的過程，因此他們質疑官方統計，作為實質偏差指標的價值。因為，偏差行為率的報告本身就是社會決定的產物，特別是定義偏差時的行為本身。他們認為官方偏差率報告本身，即為社會系統中有權力的人所定義、區分並加以記錄哪些行為屬偏差，哪些則為正當合法。因此，比起追問人們成為偏差者的動機，標籤論者更傾向追問特定行為如何被標籤化為偏差的問題

標籤理論的優點在於，它洞察到人們對偏差行為的判斷所具有的強大社會效應。然而，標籤理論並未能解釋，一開始發生偏差的原因。它或許描繪出年輕人的暴力行為，但無法解釋此行為的根源；更無法說明，為何某些人變成偏差，而其他人則否。

雖然一般人認為精神疾病是心理學的範疇，社會學家仍提出對精神疾病的獨特解釋，聚焦於能夠定義、辨識、對待精神病患的社會系統。這個觀點可以應用在多個不同的層面，舉例來說，功能論者認為，藉著將精神病區辨出來，社會得以更維護順從社會行為的正常價值。符號互動論者則告訴我們，精神病者不必然真的有病，而更可能其實是社會互動中的犧牲品。甚至更激進的看法認為，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精神疾病，只不過是人們對例外行為的反對而已。以此觀點來看，人們學到自身有精神疾病的錯誤自我印象，並在接受精神治療的過程中，將此形象投射為病人角色。

標籤理論結合了衝突論的觀點，認為擁有最少資源的人們，最易被標籤化為精神有病。女性、弱勢種族與窮人，相較於社會與經濟階層較高者，都在精神疾病報告中呈現出高發生率與較嚴重傾向。並且，縱向研究亦呈現，中產與上層階級較傾向接受某些心理治療法，而窮人只能接受物理抑制與藥物控制，並沒有心理治

社會學家對社會階層與精神疾病兩者間的關係，提出兩種解釋。低收入族群；弱勢族裔或性別主義社會中的女性，其所承受的壓力則是造成其精神疾病高發生率的主要原因，而越來越嚴苛的社會環境，也不斷危害著精神健康。然而，同樣的行為，卻只會將某些族群標籤化為精神疾病，而其他族群則受到更為寬容的看待。例如，行為瘋狂的女性遊民，容易被當成精神錯亂，但有錢人的同樣行為，卻只會被視為古怪反常甚或具有個人魅力。

汙名（stigma） 是一個被社會貶低與不信任的指標；某些汙名會將他人標籤化為偏差。殘障、顏面傷殘及其他因素造成的汙名，常被等同於社會偏差的形式以進行研究。如同其他偏差，人們根據其預設的偏差行為定義汙名者，並將其刻板印象化。

當汙名化個人被人們以預設社會規範進行評價時，便可能被標籤化、刻板印象化，並被歧視。以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話來說，具汙名的人都被認為具有「腐敗認同」（spoiled identity）。當其他人視他們為有缺陷或弱勢的，他們便隨汙名而被強迫進入某種角色。

在思考藥物與酒精時，首先要注意的是，為何使用某些物質會被視為偏差並汙名化，而使用其他物質時卻不會。並且，此偏差的定義隨著時間經過，又發生了什麽樣的改變？

犯罪分為四類：人身犯罪（personal crime）是直接對人的暴力、或非攻擊犯罪行為，包括謀殺、攻擊性毆打、性侵害與搶劫。如圖7 仇恨犯罪（hate crime）指的是基於各種形式的社會偏見所進行的蓄意攻擊（包括針對財物的犯罪），其偏見可能來自種族、宗教、性取向、族群或國族、殘障等近來此類的犯罪不斷攀升，特別是對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仇恨。 財物犯罪（property crime）牽涉到非身體傷害性的財物偷竊或轉換，包括入室偷竊、竊盜（不牽涉非法進入的非法財物取得）、汽車偷竊、縱火等。財物犯罪是最常發生的犯罪形式。 無受害者犯罪（victimless crime）

社會學家使用白領（white-collar）或菁英犯罪（elite crime），來指稱高社會階層的人在其職業的社會脈絡中所犯的罪（Sutherland and Cressey, 1978；Sutherland, 1940）。白領犯罪包括盜用公款（竊取雇主基金）、非法股票操作（內線交易）、各種形式的違反所得稅法（如逃稅），或浮報帳目使公司股票增值等。

chapter 8 社會階級與社會階層化

所有社會團體與社會都存在社會分化的現象。 地位（status），是指一個由社會所定義並位於某社會團體中的位置。 社會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則是在團體、組織或社會中，許多不同地位逐漸發展而成型的過程。

社會階層化 （social stratification） 不同地位之間的差異性，可經由組織化而成為具有階層性的社會系統。社會階層化則是一個相對穩定、階層化的社會構成；當中的不同團體，取得資源、權力、社會利益等的管道途徑並不相同。 社會階層化是經結構化而產生不平等的社會系統。

所有社會都存在社會階層化系統，雖然在階層化的程度與複雜度上各有不同。 有些社會只沿著單一面向發生階層化，如年齡，此階層化系統便相對簡單。 大多數的當代社會則複雜得多，是許多因素交互作用後才形成社會階層。 美國的社會階層高度受到階級的影響，包括職業、收入、教育程度，並且又伴隨種族、性別與其他因素的影響，如年齡、居住地區、族群與原生國等

階層化系統可廣義區分為三種類型：莊園系統、種姓系統、階級系統。 在階層化的莊園系統（estate system）中，財產所有權與權力之行使乃由菁英所壟斷，他們擁有整個社會資源的控制權。歷史上，這種社會是封建系統，社會階級自三種基本團體分化而形成：貴族、僧侶與平民。平民包括農民、小商人、藝術家、家務工作者與貿易商。

莊園系統 莊園系統是農業社會最普遍的階層化形式。 這類社會大多已被工業化社會所取代，但目前仍存在少數規模小而有權力的地主階級形態，仍統治多數人口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社會。 與中古歐洲的封建社會不同，當代階層化社會的莊園系統，展現出國際資本主義的影響。所謂的貴族並非在戰爭中征服土地的騎士，而是國際資本家，或在地貴族，控制大量且貧窮人們之勞動活動。

種姓系統（caste system） 在種姓系統中，一個人在階層化系統中的位置，來自其先賦地位（ascribed status），即此位置是一種由出生環境所賦予個人的品質。 在種姓系統中，階級層級相當穩固，經常透過正式法律與文化慣習加以維持，以避免階級間發生流動。

階級系統（class system） 在階級系統中，階層化是存在的，但一個人在當中的位置與排序卻能因其個人成就而改變。也就是無論出身如何，階級根據自致地位 (achieved status) 以及其所累積的資源與權力而定。 階級系統較種姓系統來得開放，因其地位並不嚴格受到出生因素的影響。比起種姓，階級的定義則較不穩固，因為個人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流動，其界線是相對模糊的。

無論個人在階級間流動的潛力如何，位居階級系統的某個地位，仍高度依賴於其社會背景的條件。 先賦地位雖不是美國社會階層化的基礎，但生於某種階級的人們，仍是個體畢生發展成果的主要因素。個人成就的可能性會受到所自然繼承的各種模式、獲得教育資源的方式，或家庭所給予個人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等影響所形塑。

社會階級（social class） 社會階級指掌握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等資源，而位居社會結構中與其權力相對應地位之群體。 階級決定人們各自獲得資源的管道，並將不同群體因其階級而置於不同優勢或弱勢位置。同一階級的成員都具有類似的機會，並且傾向共享共同的生活方式。階級也包含該階級所形塑的語言、穿著、行為舉止、品味與其他偏好等文化內涵。階級並非個人的指標，而是一種社會形態。

韋伯認為：從生活機會（life chance）的角度來看階層化的結果，意味著人們因同屬於特定階級而獲得相似的機會。 生活機會包括擁有商品的機會、擁有收入的機會，或獲得特殊工作的管道。生活機會亦反映出日常生活品質。

階級是一個結構性的現象，並不能直接地被觀察到。可以從人們無意識地投射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表現而進行觀察。 在許多類似的生活細節中，階級其實是我們投射於外在表現的符號，其所表徵的則是自己所認為在所處社會的價值。

Thorstein Veblen 描述美國人的階級習慣為炫耀性消費 (conspicuous consumption)，也就是賣弄商品消費的能力，以定義自己的社會地位。 Veblen 1899：「對貴重物品的炫耀性消費，代表著悠閒生活紳士的體面」。 雖然 Veblen 稱此行為是富有人士的特質 （他稱為「有閑階級」），今天的炫耀性消費卻已經普遍存在於許許多多民眾的生活中。事實上，大眾消費主義已經成為富人階級、中產階級、 乃至工薪階級人士的生活方式。

由於社會學家無法直接將社會階級獨立出來加以測量，因而使用其他指標來測量階級。 階級的顯著指標是收入，其他指標則是教育、職業與居住地；它們雖不能直接定義階級，但卻是測量階級地位的好工具。這些指標之間也有互相關聯的傾向。

美國的階級結構： 與日劇增的不平等 美國常被認為是個遍地機會的樂土，人只要積極進取、努力向上，都有機會變成富翁。但在此信念的背後，美國社會的階級劃分則早已是不可忽視的事實，並且此不平等性還在不斷持續增強中。 從近幾年美國所經歷的全國性經濟衰退和漸趨脆弱的經濟環境中，觀察到社會階級的問題。上百萬的民眾面臨被迫流離失所、不再擁有退休金保障，其他投資也血本無歸的窘境。許多中產階級和工薪階級的人，開始覺得安定的生活正悄然而逝。

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次，只有17% 的民眾認為今天的兒童將來能夠過著比他們父母更優質的生活；62% 的民眾再也沒有如此樂觀的想法了 （2009）

貧富差距大似乎是當代最核心的問題， 也是社會上犯罪與暴力、政治勢力劃分、民主社會受到威脅、以及大部份民眾感到挫折的主要來源

造成美國社會不平等的原因有許多，包括全球性和全國的經濟變遷，許多人認為國內的經濟問題源於華爾街人士的貪得無厭所造成，也許此現象的確扮演著一定程度的重要性，但社會不平等性應該從更系統性的角度來理解，也就是社會結構的因素 –社會情境，特別是經濟重組

經濟重組 (economic restructuring) 經濟重組指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的減少，因科技變遷以及全球化過程所帶來的經濟變革。 重組對不同社會階級人士的生活機會帶來重大的影響。許多工薪階級的人，原來大多數受雇於相對穩定的工廠，待遇和福利都不錯。現在如果仍有工作機會的話，通常工資水準皆較低，而員工福利如健保和退休金都變得更為有限。

經濟問題所產生的不平等，並不僅限於經濟性的因素，而仍包含社會因素，不論從原因或者結果的角度來說皆然。 擁有自己的住房是美國式夢想的主要成份，對多數美國人來說擁有一套自用住房是獲得經濟安定的最主要方式，同時也是其他資源，諸如好校區、乾淨舒服的社區、以及未來投資增值等的基礎。相反地，失去住房則意味著財務危機，對生活各個不同層面都產生重大的衝擊。事實上，失去住房和社會因素相關，如種族和性別因素。

經濟衰退期間，拉丁裔以及非裔所居住的種族隔離社區，是大量房貸被迫抵押贖回的主要來源。 非裔人士被迫抵押贖回率大約十分之一，而白人贖回率大約是二十五分之一 。 女性負擔次級房貸（意指房貸利率高於最初借款利率）的比例也比男性高出百分之三十二。 收入水準兩倍於區域內中位所得的黑人女性， 則是比收入相當的白人男性，多出五倍的機率負擔次級房貸

住房被迫收回對任何來說都是一個創傷性事件，但對某些群體來說則是更為艱難。 也許當事人本身錯誤決策，不該以高於自身資產所能承受的負擔，決定購屋。 然而，機構化的借款操作，亦對準特定群體，使他們遇到經濟問題對生活造成衝擊時，更沒有招架之力。 借款機構也許已預測非裔人士的信用風險較高，但同時也清楚種族隔離社區的房地產價值較低，卻仍願意借款，即可得知他們在此過程中應負的責任。其中還包括購房歧視問題

經濟問題仍然涵蓋社會層面的因素，而不只是個體自身的決定所造成的。 經濟政策對不同群體也存在不同的效應，某些情況下也許政策的制定是有意造成差異，有時候則只是巧合。 課稅政策是依照社會模式而造成的經濟利益分配不均。企業單位從稅制結構中獲利最大，公司稅近年來漸次減少，但大多數美國公民則必須支付比過去更高的聯邦稅。稅制結構對上層階級的人有利，他們能從大量的稅利以及法律漏洞中得到利益。 國會對許多大企業的資助救援金額，使得大企業免於破產危機甚至受益匪淺，但對遭逢財務危機個體的支持卻遠遠不足。

收入 (income) 是一個人或一個家戶單位於一段時間內，從各種來源獲得的金錢，（包括薪資、投資、利息等）。近幾年來，收入成長最快的便是位於社會頂層的人們，而其他人的收入成長 ，則為持平，或者成長地非常緩慢 ，而這種現象正是由於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但當我們同時考慮收入和財產時，不平等現象將會更為顯著。 財產是一個人全部所有物之貨幣價值（包括股票、公債、地產、保險、各種投資等），扣除負債後則為其凈財產。財產具有可累積的特性，可以代代相傳，財產擁有者的後代子孫即使沒有任何資產也可以透過繼承而享有得到財產的優勢。 這就是財產和收入不同之處，

財產的可累積性，可以透過投資而增值，且能傳至下個世代，使繼承財富者在積累更多資源時，擁有明顯優勢。

眾人共同累積的財富到底去了哪裡？最富有的1%的人，擁有整體財富的48%，而底層90%的人，卻只掌握整體財富的29%。在頂端10%的人，亦擁有幾乎股票市場80%的股權 而底層40%的人，只擁有不到10%的股權。 自1980年代以來，財產急遽地集中化，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財富最不平等的國家

雖然財產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現象，早已是美國階級體系長期以來的特色，但目前的現狀仍達到了歷史新高的標準。 洛克菲勒 被公認是美國歷史上典型的首富先驅。但若以現在的幣值來比較洛克菲勒與比爾蓋茲，後者的財富超越前者

大部分美國人在扣掉負債後，並沒有太多資產。大部份民眾的凈財產都在非常低的水準。另外有18%的人，根本沒有資產，或甚至是負值，因為其負債已超過所擁有的資產。 擁有自用住房、新車、每年有帶薪假期、能送孩子進好學校，甚至是舒舒服服無憂無慮地安享晚年等，是許多人編織的典型美國夢—但現在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已然遙不可及

雖然白手起家的美國式傳奇不斷地被歌頌，但社會上大部份的財產主要還是從繼承而來。以不斷努力而成功躋身上流菁英社會其實相當罕見。 在上層階級裡，白人與新教徒仍維持壓倒性多數。富人階級也習於透過資金關說而得到政治權力；對其他同階級的菁英施展自身的社會和個人影響力；並在政治競爭中大量介入。 菁英階層的政治態度一般都是相當保守的 。他們的社會網路具有極高的排他性，只在彼此同階級的人之間互動，不對其他人開放。

種族因素對美國的財產分配具有顯著影響。以一個人平均擁有的財產來說，白人對黑人的比是1：0 種族因素對美國的財產分配具有顯著影響。以一個人平均擁有的財產來說，白人對黑人的比是1：0.26。總的來說，白人家庭的財產大約是黑人的十倍。若比較相同收入、職業、教育程度之相同階層條件的白人家庭，黑人家庭所擁有的財產則較少。而具有憑藉資產度過經濟壓力的能力，意味著擁有資源的家庭，較缺乏資產的家庭更能度過艱難時期。

如何解釋財產在種族間分配不均的現象？由於財產具有長期積累的特性，因此，政府過去的政策不允許黑人累積財產。如含有歧視意味的家戶政策、銀行貸款方案、稅制等政府政策，都對美國黑人不利，導致至今仍普遍無法擁有與白人相當的財富。即使某些歧視政策已經終止，但仍有許多仍在持續。效果仍在，並造成「種族不平等的沉積」（the sedimentation of racial inequality）。

美國階級結構分化地相當精細，主要是由種族和性別不平等和階級差異之間產生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也是舊財產和新財富融合、貧窮和富有階級之間的財產鴻溝、企業家精神的文化氛圍與個體主義，以及高度移民率、全球化與新科技之發展等等現象之間互動的結果。

以階梯的形態定義階級 可將階級結構概念化為一層層由不同階級團體所上下排列的階級階梯，每一階都對應著階級系統中的不同層級。以此方式來概念化，那麼社會階級便是指各個團體在不同地位階序上，與團體內成員所共用的位置。 階級是以多個因素所界定的，如收入、職業地位、教育取得等。根據所擁有的資源，人們在階梯上位居相對高或低的位置，主要來源於是否能掌握教育、收入、職業或其他能影響人們在階層化系統中位置高低的因素。

地位取得（status attainment） 地位取得概念，指人們最終取得階層化系統中所居位置的過程。 地位取得的原因：階級出身、教育程度，以及職業對階級位置的複製等因素之間的作用關係。

美國社會的階層是有層級的，但也具些許流動性。也就是說在不同階級的民眾，向上或向下移動都是可能的。在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階級系統，如美國，人們的成就的確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戲劇性的崛起也並不常見。

多數民眾都維持在與其階級出身相對接近的位置。當人們在階級系統中上升或下降，其移動的距離經常是相對短的。

集體行為的特性 1.集體行為是群體的行為，而非個人的行為。 2.集體行為與不尋常或意外情境下所產生的新關係或緊急關係有關。 3.由於集體行為具有緊急的特性，比其他型態的社會行為，所擷取的創新、動態、多變的社會要素也就大得多。

4.集體行為可能是組織化社會行為的開端。 5.集體行為是一種模式化的行為，而非瘋狂者的非理性行為。 6.許多集體行為的型態看來都具有高度的情緒性，甚至也是易變的。 7.集體行為期間，人們會透過流言來進行大規模的溝通。 8.最後，集體行為通常與試圖造成社會變遷有關，這可能意味著促進改變或抗拒改變。

由於缺乏溝通管道，或對現存的溝通管道不感信任，人們便會以流言來界定當前的曖昧情境。 傳播流言（rumoring）是一種集體性的行動，且在沒有足夠資訊可以解釋問題情境或事件時最為常見。幾乎所有的集體行為當中都會有流言。含混曖昧（ambiguity）是集體行為的關鍵成分，而曖昧正是流言的溫床。流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能夠傳達訊息，也在不確定感當頭時，滿足了人們的社會心理需求 。

抗議團體和社會運動的成員總是試著要引發政治、文化或社會價值結構的改變。

可能有些人相信「集體運動非理性、反社會」的刻板印象，但其實集體行為是自發性、模式化的團體活動，當人們感覺到有必要採取新式行動時便會出現。群眾、暴動、恐慌和其他各種緊急集體行動都是集體行為。

群眾（crowd） 群眾是一種集體行為的方式。 群眾意指人群面對面地聚集在一起，或者共同聚集到視力可及的空間裡。 群眾的聚集是短暫的。人群為了某個短暫的特殊事件（如運動賽事、禪修、搖滾音樂會或暴動）而一起出現時，就形成了群眾，但同一群人可能再也不會聚集在一起。 群眾也是易變的，人在群眾中的行為可能在轉瞬間就改變。人在群眾中的行為，跟在其他社會環境中的行為並不相同。 最後，群眾通常也都抱有一種迫切感，都集中注意力在單一事件上。

身在群眾當中的人自認所採取的是個別行動，但就跟其他的團體行為一樣，他們其實也受到其他人的集體行動所影響。群眾中的人似乎擁有一種集體認同，甚至難以區別出個人行為或群體行為。儘管群眾的組成份子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但卻如一個整體般行動。

群眾具有可資辨別的社會結構。所有群眾都有特定規模，參與者聚在一起而形成特定的密度，且群眾中的人們或多或少都彼此相關。群眾通常呈「環形」（circular）圍繞著所關心的目標。最接近群眾利益核心的人稱為群眾的「核心」（core），對利益目標的關注也最強。群眾外圍者對於目標的關切則比較弱，有可能在那裡跟朋友聊天、玩飛盤、參加其他的活動。

群眾的界線可被滲透。有些群眾讓人不易加入或離開，有些群眾則的界線具有可變動的界線，例如戶外音樂會的群眾可以自由進出最接近舞台的區域，可以在庭院裡隨意行走，或許會排隊進場、觀看群眾中的其他人，或甚至在群眾邊緣處從事非法活動。

李蒙（Gustave LeBon）等早期社會理論學家將群眾描述為具有精神統一性或「團體精神」的群體。身處群眾中的人很容易受到暗示影響，而人一旦接受單一的行動或思考方式，對人類行為的慣常控制便會消失，他稱此為感染理論（contagion theory）。 不過，對群眾的這種描述卻忽略了影響群眾行為的社會因素。群眾的行為型態無疑是社會性而非個人性的，儘管有許多即興行為存在，但群眾依舊為社會所組織，並具有社會結構。

緊急規範理論說明群眾的行為方式如何能同時具有緊急性，又具社會組織性。 緊急規範理論（emergent norm theory）假設，面臨不尋常情況的人可能會創造出意義來界定或指引該等情況。規範乃是人所發展出來指導行為的共同理解；而在集體行為期間，則會有新的規範浮現。人際的互動和人群自團體領導者或其他群眾成員所得到的暗示，都會促成指引整個團體的新規範。 緊急規範理論強調，團體規範指引集體行為，但群眾所遵守的規範是群眾在回應新情境時所創造出來的。集體行為有時看似不具社會組織性，但緊急規範理論還是強調群體成員確實有在遵循某些規範，只不過那些規範可能是在現場才創造出來。

群眾就跟其他場所一樣，其間也有規範在指導人的行為，但群眾中人並非每個都做相同的事。事實上，群眾可能會展現出分工狀態。

群眾活動或抗議活動通常擺明了是為媒體觀眾而設。策劃示威活動的會盡力擴展媒體曝光度，在抗議期間，參與者在攝影機前顯得非常有活力，當攝影機移開後卻又回復平靜。

抒情群眾是以釋放或表達情緒為主要功能的團體。跟個人或一般的團體不同，群眾所表達的是高度的情感。群眾會以深沉（甚或宗教性或敬畏的）情感來看待所關注的目標。任何情緒都有可能促成這種群眾，但最常見的則是集體憂傷（如哀悼被殺害的領導人）或集體喜悅（如戰勝慶典）。

群眾場合上通常都有社會控制工作者（例如警察）存在，因為一般總是假設群眾很容易就會失控。比方說，社會控制者會在集會上建立起周圍界線。 有時社會控制者的行為也是群眾行動的原因，這又以對群眾行為做出過度反應時為然。 在一些大學城裡有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學生聚集的場合上，當警察開始逮捕學生時，警察的行動就成為學生暴動的參與因素。警察的出現常成為暴動的導火線，群眾感到被過度侵犯時尤其如此。

恐慌（panic） 恐慌是群眾中的人突然關切自身安危時會產生的行為。身體、心理、社會甚至財務危機都可能引發恐慌。 在大眾的認知裡，身在恐慌中的人會失去所有自社會習得的特質，而變成不負責任、情緒性、危險的人。但在現實生活裡，即便是在恐慌當中，還是存在著比一般人所想像更多的社會結構。

即使是在恐慌期間，社會聯繫（social ties）還是持續存在。人們通常會逃入人群裡，也會停下來照料彼此。人們會幫助配偶、朋友和同事，並發展出合作的行為方式，找到安全的出口。某些人甚至會因為與他人的強烈牽絆而死，因為他們拒絕放棄他人，或者為了尋找所愛之人而回到危險地區。那種不顧他人的胡亂逃亡其實非常罕見。

產生恐慌的情境有三個主要的特質。 第一個特質是察覺到有威脅存在 第二項特質是一種可能會被困（possible entrapment）的感覺。當人們覺得自己再不快速行動就會喪失達成某特定目標的機會時，就會產生恐慌。 最後一項特質為前後無法溝通（failure of front-to-rear communication）。位於群眾後端的人（尤其是感覺到自己不公平的處於尋求目標的不利處境時），就會施加強大的身體或心理壓力往目標（如緊急出口或體育場入口）前進。在有人被踐踏致死的案例當中，來自群眾後端的身體壓力通常都是最重要的單一造成因素

暴動（riot） 一般對暴動的看法就跟對「群眾」的看法差不多。對於暴動的假設認為有所謂的「暴民心理」（mob mentality）存在，暴動者會失去保持理性的意願和能力，很容易受到領導人行為的暗示。光是看將暴動稱為「聚眾滋事」、將暴動者稱為「輕率的劫掠者」（giddy looter）這一點，就可知道對暴動的這種看法確實存在。 社會學對暴動的看法則沒有那麼煽動，而比較具分析性。社會學視暴動為散布在一定地理範圍內的多數小群眾行為，而這些群眾也都抱持著同樣的特定目標

人群結合起來表達集體不滿，或人群為憤怒或興奮所刺激時，便會發生暴動。有些暴動的發生是預期得出的 有些情況之所以容易導致暴動，常是因為群眾都很激動。

暴動由許多群眾形態組成，可能包含了分散於廣大區域中各種不同的行動。 暴動研究已經打破「暴動者沉迷於某種蔓延及於整個群眾的暴民心理」的看法。在日以繼夜的暴動當中，群眾活動也有多種不同態樣。多數的暴動活動都出現在傍晚或深夜，這意味著暴動行為與工作或休閒時間等社會日常慣習有關。暴動者並不是被暴民心理所占據的人，其活動其實受到自己生活中的社會狀況所影響。

為何會發生暴動？ 有人認為會出現暴動是因為有人不守規矩，暴動者也被指為具有「犯罪性格」，是社會的渣滓，不過社會學家則指出這並非實情。 暴動者可能沒有任何前科，擁有「固定住所」和穩定的工作。他同時也發現，不同的人暴動方式也不相同。在最後導致法國大革命的暴動期間，女性比較可能會參與的是搶麵包的暴動。同樣地，工人可能會參與產業糾紛事件，但不會去參加其他型態的暴動

以個人態度和心理狀態來解釋暴動，乃是屬於收斂理論（convergence theory）。收斂理論對暴動的解釋以暴動參與者為中心，並且假設暴動者都根據自身偏好和態度行事。該理論的問題在於，人的態度和傾向都不是單一的，而且特定團體的成員組成和暴動的參與之間也不存在一對一的對應關係。

要對暴動提出解釋，與其將注意力集中在參與者身上，還不如考察引發暴動的社會條件來得有意義。

地區的特性可能使某些城市比其他城市更容易發生暴動。 首先，有受經濟剝削的少數族裔存在的城市，比較有可能發生暴動，而這些剝削也包括低學歷、低平均收入、高失業率、居住條件差在內。 其次，暴動團體的積怨始終未獲注意的城市較有可能發生暴動。政府不具同情心或反應遲鈍也可能引發暴動。 第三，（遷移或移民所造成的）新人口快速湧入現象，是發生暴動的城市所共有的特徵。 第四，群體是否具有展開並維持暴動的資源，也會對暴動的發展造成影響

競爭理論（competition theory）認為，不同團體爭搶有限資源（工作、住屋等）時，團體之間便可能發生暴動。 單是競爭理論並無法預測暴動的發生，城市裡不平等的程度、住宅的種族隔離和工作機會緊縮等各種背景條件也都可能提高暴動發生的可能性，但突發事件或情境因素（白日時間、公共場合的人數等）才是引發暴動的導火線。 警察或領導人已無法克制不斷增強的群眾行為時，最有可能發生暴動。

暴動的發生以許多突發因素的存在為前提，光是單一的突發因素（如警察的野蠻行為）並不會引發暴動，還是必須要有其他因素（如剝削情況或積怨未解）的存在。情境因素也會助長暴動的發展，例如地區內有民眾存在，則有可能集結起來並採取集體行為

暴動因何停止？ 首先，可能因為抗議團體的目標已經達成，若本來是因為種族積怨未獲政治注意而引發暴動，則此一積怨獲得滿意的回覆時，暴動便可能結束。 第二，社會控制者所採取的行動可能終結暴力行為。執法官員與政治人物經常認為鎮壓手段是終結暴動的適當方法。

暴動因何停止？ 第三，政治情勢改變時，暴動和暴力行為也可能告終。面對反叛團體的需求，政府可能已變得較為靈活，但也有可能變得更具鎮壓性，而使暴動的人命成本（喪生或被下獄監禁）大到超過可能獲得的結果。 最後，有人認為，不滿情緒可藉由擴大救濟服務而獲得節制。國家福利的擴張將最有可能造反的人變成仰賴聯邦補助的人，因此也就平息了不滿情緒，如此，不滿情緒也就為國家看似寬厚的行為所管制

集體成見（collective preoccupations） 集體成見 也是集體行為。 集體成見是指分屬社會光譜各處的許多人都從事相似的行為、都認為自己的行為乃是社會變革所必須、或藉此來確認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 流行、時尚歇斯底里式感染以及尋找代罪羔羊等，全都是集體成見

一般人總覺得集體成見很是稀奇古怪，但集體成見本質上卻具有社會性。 集體成見顯然是社會現象，有許多不同的形態，但也存在著共同的特徵。 第一，集體成見通常起於一小群人面對面的互動。人通常會在必須處理曖昧情境時，試圖將該情境合理化

關鍵在於一群人就當前的曖昧情境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定義，以便對該情境做出解釋。情境的集體定義必須能夠散布到原先的群體之外，才會形成流行、時尚、瘋狂和歇斯底里式感染

多數的集體成見都與社會變遷的某些面向有關。社會變遷可能會引發集體成見，例如某些群體因為被界定為外人而被當成替罪羔羊的情況便是如此。

不同的集體成見使參與者有機會身屬一個群體，同時又與其他的群體相區隔。群體成員對初始情境的集體定義能夠使人獲得歸屬感，但群體也可能使用自己的定義去排斥他人，或使自身和其他群體有所區隔，亦即自己是群體內部的成員，而他人則是內部成員所排斥的外人。

歇斯底里式感染 歇斯底里式感染（hysterical contagion）是指（成員通常有密切接觸的）群體內，雖沒有生理疾病，卻有病態症狀的蔓延

歇斯底里式感染事件通常起因於個人出現的生理病狀，如反胃、胃痙攣、發癢、無法克制的發抖等。若人們認為這些症狀真的是由物理性或生物性媒介所造成，那個人便會受到同情的關注，隨後人們就會開始談論此一案例。不久後，其他人也會開始出現類似症狀，於是因這些症狀而受到注意。爆發益形擴大時，當局便會試圖找出並排除問題根源，在無法找到生物學上的原因時，便會開始臆測這是群眾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案例。「歇斯底里」（hysterical）這個字帶有「行為狂亂」的言外之音，但歇斯底里式感染卻遵循一定的社會模式，可歸因到社會因素之上。

若是所面對的情境無法以較普通的方式處理，歇斯底里式感染便有可能出現。 歇斯底里式感染的界定也受政治情況的影響。 組織和傳播網路網絡對歇斯底里式感染的擴散也至關重要。朋友網路網絡通常是重要的傳播環結，這正好解釋了歇斯底里式感染通常發生在學校和工作組織的原因

尋找代罪羔羊（scapegoating） 集體成見常會導致尋找代罪羔羊的行為。一個群體將另一個群體視為其社會秩序的威脅、責怪該群體引發其實並未引發的問題，就是尋找代罪羔羊的行為。被當成代罪羔羊的群體於是成為負面行動的標靶，這些行動從訕笑到監禁、極端暴力甚至死亡都有。有時候尋找代罪羔羊的行為只是一個人責怪一群人製造出某個問題，但當這演變成整個群體都為另一個群體所責難，就形成了集體成見。

被優勢群體視為威脅的少數族群等群體，通常都是代罪羔羊行為的犧牲者。這種情況通常發生於社會出現重大變遷之時，又以舊價值為新價值取代時為然。

尋找代罪羔羊的行為要成為一種集體成見，首先必須獲得媒體、政府或其他有影響力的組織支持。 若是所謂的自己人認為外人搶走了工作機會（或其他權利），代罪羔羊行為就會發生。於是工作機變少時，外來移民就會被責難

國際或國內衝突也可能加劇強勢文化與外部群體之間的緊張關係。戰爭也會製造出強烈的國家認同感。被當作「他者」的代罪羔羊可能被挑選出來當作敵人

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是指組織化的社會群體，為了促進或反抗社會或其他社會單元的變遷，而持續一致地行動。社會運動是最具組織化的集體行為，通常也是最持久集體行為。社會運動通常都與過去有關，傾向於形成一個一致（甚至科層化）的社會組織。

社會運動通常都有大量的參與者，但參與社會運動的民眾分散於不同的時空，而與群眾的狀況相異。 社會運動具有群眾與暴動的某些特性，也具有較多已確立組織的特質。

社會運動就跟群眾一樣，可能使人產生「所有社會運動的成員都因為單一目標或意織形態而結合在一起」的印象。 雖然社會運動致力於某個共同的目標，但內部卻可能相當多元，也可能引發不同的公眾反應。 參與運動的團體對於運動的目標和策略也可能意見分歧。不同團體競相爭奪主導權，就有可能造成運動內部的緊張，但同時也可能提高活力，因為社會運動（尤以大規模運動為然）通常也能自成員多元的背景、理念和興趣而獲益。

社會運動以自發性為基礎而興盛，這跟一般的組織不一樣。 社會運動在尋求改變的時候，通常必須迅速發展出新的策略和技巧。學生在民權運動期間發明了靜坐抗議的技巧，由於這能夠使訴求獲得注意，靜坐很快就為其他的抗議活動所採用。 不過，社會運動含有組織和長時間延續的慣常要素，因此跟其他型態的集體行為並不相同，但短期的集體行為也可能在社會運動中參一腳。

社會運動分類 可大別為三類：個人變革運動、社會變遷運動、反動運動。 個人變革運動（personal transformation movement）是以改變個人為目標，此種運動不追求社會變遷，而注重個人生命中新意義的發展 （新時代運動） 個人變革運動的參與者在其中採取了一種新的認同，並且以此認同重新界定自己過去和現在的生活。

社會變遷運動（social change movement）以改變社會的某些面向為目標 環境運動、同志運動、民權運動、動物權運動、宗教權運動以及綠黨都是社會變遷運動的例子；這些運動的方法各不相同，有時甚或彼此相反，但全都以尋求社會變遷為目標 各種運動彼此間會結成聯盟。許多社會變遷運動都參與了由多元團體所形成的巨大網路網絡，這些團體的目標大體上相似，但又各個不同。

社會變遷運動可能是規範取向（norm focused，試圖改變既定的行事準則）的運動，也可能是價值取向（value focused，試圖改變基本理念或每個人都珍視的事物；的運動，不過通常都兩者兼具

反動運動 （reactionary movement） 反動運動是組織起來抗拒改變的運動，或是因為成員認為先前的社會秩序比較好，而組織起來試圖恢復舊有秩序並抵抗當代社會變遷的運動

社會運動的起源 社會運動發生有四個要素必不可少： 既存的溝通網路網絡 既存的不滿 突發性意外事件 以及動員能力

要展開運動，就必須要有一個既存的溝通網路網絡。溝通可能是存在於鄰里、組織等群體間的非正式溝通，但為了要展開一項運動，活動者就必須和那些可能變成新運動一份子的人有所聯絡

除了社會運動參與者間既存的溝通網路網絡，新聞媒體也是運動的動力，使社會大眾注意到運動訴求。當社會運動採取富於戲劇性的策略時，新聞照片便使資訊可以傳播得更廣更遠，不過資訊也可能會遭到扭曲

網際網路對社會運動的動員來說越來越重要 名人的讚揚和現身，還是會提高運動的能見度

運動要能夠展開，潛在的參與者之間必須要有一種被非正義對待的感受，或者抱有追求改變的強烈欲望。 既存的溝通網絡之起作用，是因為參與者將之利用來傳達引發社會運動的那種對或錯的感受。親友、同事及其他成員都具有共通點的團體間的網絡，是人們組織並提出運動理念的管道

有了溝通網絡和潛在運動參與者間的不正義感，就具備了社會運動興起的初步條件，可將不滿的感覺轉變成行動的突發因素則是下一步驟

運動展開的最後一個條件，就是團體的動員能力。動員（mobilization）是社會運動及其領導者確保運動民眾和資源的過程。就算已經具備了其他所有的條件，如果無法動員民眾，運動還是無以為繼。社會上總是會有不滿存在，但光有不滿，就算同時也存在著溝通網絡及突發性意外事件，還是無法解釋社會運動的興起

運動的領導者必須協調各參與群體彼此間的行動。有時候這會形成新的團體和組織，可能意味著以新運動之名而利用既存的團體

社會運動的組織 社會運動開展之後，就會快速建立起組織化的結構。運動組織的種類，從正式的科層化結構到去中心化的人際平等主義型態都有。

策略與技巧 社會運動基於以下變項來選擇自己的政治及社會策略：可利用的資源、行動時會遭遇的限制、運動的組織化結構，運動對行動潛在對象（媒體、社會控制媒介、社會大眾和其他觀眾）的期待

價值、過往經驗、相關團體、團體期望等，都可能構成社會運動的限制。許多團體的價值體系不允許使用會傷害民眾的策略，但他們卻可能會想去損毀他人財產。

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關注的焦點，在於社會運動如何藉由成功獲取資源、與其他運動競爭、動員可得資源而獲得動力。金錢、傳播科技、特殊的科技或法律知識、具有組織和領導能力的民眾，都是能用來組織社會運動的資源。人際聯絡是群體所能動員的最重要資源，因為這可使運動不斷獲得新的成員、金錢、知識、技能和其他種類的協助

結構性緊張理論」（structural strain theory）所提出的詮釋為：社會運動之所以興起，是因為各種緊張關係使民眾為了改變社會而形成組織。人們可能感覺到某些資源被剝奪了，但讓他們可以動員尋求改變的條件還是必須存在。群眾之間散布著「必需採取行動」的解釋或框架（frame），便是此種條件之一。此外，通常也有一些可能刺激運動成長的突發性因素存在。如上文資源動員理論所述，這些因素之後便會導致動員發生

政治程序理論（political process theory）假定，社會運動必須結合內部因素（如組織動員資源的能力）和外部因素（如社會刻正發生的社會變遷）才能獲致成功（McAdam, 1982）。有些結構性條件提供了集體行動的機會；戰爭、來自國際組織的壓力、人口變動、經濟危機等，都可能使人想要挑戰社會秩序，而開始動員一項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