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基督教史鳥瞰 譚國才牧師主講

宣教大時代──看基督徒的成長力 十九世紀是基督教展現極大成長力的世紀。基督教在十九世紀的擴展超過以前任何世紀。

數量與地界的擴展 在美洲，福音已傳到了幾乎所有的原住民族之中。大多數的黑人都已歸主。 在大洋洲，玻里尼西亞和密克羅尼西亞之大多原住民都已加入教會，而紐西蘭和澳洲則成了基督徒佔多數的白人國家。其他的較大島嶼也都有基督教會立足其上了。

在非洲，基督教進展也不遑多讓。法義兩國的移民在埃及以西的北非，建立了自回教興盛以來，最強的教會。基督教也在撒哈拉以南的地區建立了許多宣教站，帶領了幾十萬人歸主，而南非則成了歐洲殖民者所掌管的國家，基督教也成了最強的宗教。姑不論這樣殖民的對錯，就力量而言，基督教隨著信奉她的國家之強大和擴張也在非洲最南端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了。

在亞洲，基督徒的人數在印度、錫蘭、緬甸、泰國、馬來西亞、韓國和中國都增加很多。雖然在十九世紀末時，整個亞洲的人數還不到百分之一，但其文化的影響力卻大大的超過所能期待於其數量的，在思想、習俗和制度的塑造上遠超過去任何的世紀。

基督徒人數在1900年時達於五億五千八百萬，佔世界人口的34. 5%。相較於1800年佔世界人口百分比22 基督徒人數在1900年時達於五億五千八百萬，佔世界人口的34.5%。相較於1800年佔世界人口百分比22.7%的二億零五佰萬基督徒，在數量上增加了超過一倍，在比例上也大幅增加。基督教從未被傳到如此多的群體和文化之中，而歷史中也沒有任何其他宗教有如此廣大的傳佈和影響。

大成長的大環境 有利的環境因素 和平的年代 十九世紀相對於之前幾百年，是比較和平的年代，特別是後半世紀。和平的大環境是有助於宣教事業的。

富強的基督教國家 英國是最早經歷工業革命的國家，也成了十九世紀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歐洲其他國家也相繼經過工業革命而富強起來。這些國家的富強也成了教會向外延展成長的後盾。 廣大的殖民地區 在1914年時，除了少數非洲小區塊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如日本，東南歐洲的小角落，和太平洋較大島嶼的內地之外，全世界都已在政治上臣服於歐洲了。

不利的環境因素 理性主義對傳統基督教的批判 雖然十八世紀已不乏對基督教懷疑的知識份子，但基本上都還留在教會中。他們固然拒絕了「啟示性宗教」，但仍在形式上和教會保持連繫。他們仍持有自然神論（deism）的信仰，就是相信有一位創造和審判的上帝，但不相信祂掌管自然參與於歷史之中。但到了十九世紀許多知識份子則是公開反對基督教。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72），認為上帝不過是人的理想之投射，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了上帝。馬克斯（1818-83）更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是統治階級用來麻醉受剝削的階級的。

自由神學使基督教弱化 自由神學著重的是宗教情感和道德，但卻在真理方面弱化了基督教。自由神學懷疑特殊啟示的可能性；否定神蹟，連帶的也否定了道成肉身及基督復活的真實性。在真理方面，自由神學所說的不能超過理性主義、經驗主義者所能說的。基督教神學思想最後成了一種宗教哲學。沒有從天而來的啟示作為思想的基礎，則宗教情感和道德也失去了依著，整個基督教因而弱化了。

成長力的展現 基督教在十九世紀的傳佈主要不是靠外在的幫助，而是靠內在的成長力。有利的環境因素固然有所助益，但和平只是必要條件，並不積極促成教會的成長。而國家富強也因政教漸趨分離，而愈來愈不能有助於宣教事業的發展。這些有利的環境因素必須有教會內在的動力才能有助於教會的成長。

基督教開展成長的內在因素 教會復興 個人重生得救的經歷 宣教熱忱的再興 新教會型態的創新 在北美十三殖民州所興起的大覺醒運以及在英國的衛斯理復興運動，大大帶出了英美教會的活力。當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以其反傳統權威的行動，對歐洲大陸的教會有著很大的破壞時，相對的在英國及北美，教會較未受到法國大革命的衝擊。教會內部活潑的信仰體驗，使得教會足以對抗外在從知識份子而來的批評，甚且能夠向外開展。十九世紀相繼而起的著名奮興佈道家有芬尼（Charles G. Finney, 1792-1875）和慕廸（Dwight L. Moody, 1837-99），使得教會復興運動在十九世紀持續不衰。 個人重生得救的經歷 十九世紀的更正教復興運動，著重個人重生得救的經驗，使得信徒在經驗上有信仰的確據。天主教因其集體性的傾向，在面對現代個人主義的衝擊時，較難招架；而更正教卻把基督教個人性的這一面向體現出來，使得信徒足以回應時代精神的挑戰。 宣教熱忱的再興 新教會型態的創新 在十九世紀中，受復興運動的影響，更正教漸漸有新的教會型態發展出來。教會著重主日學的教導、個人重生得救及個人靈修生活、較少的禮儀。另外教會也產生慈善工作者，致力解放黑奴的威爾伯弗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即是其中較早期的一位。

十九世紀後半宣教運動的特點 國家對宣教的支持減少 信徒入教的標準提高 強調個人而非集體的歸信 鉅大的文化影響 美國漸漸取代英國成為最主要的宣教國家 1900年時，英國海外差傳人數與奉獻金額都還多於美國，但到了1914年時，美國海外差傳人數就已超過英國，而奉獻金額超過所有更正教的一半。

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在美國興起 此運動起始於麻州的黑門山聚會，此次聚會是由偉大的佈道家慕廸（Dwight L. Moddy, 1837-99）所帶領。在聚會中就有100位決志海外宣教。接下來的一年，在巡迴招募的聚會中又有兩千多位的學生決志。這運動後來由穆德（John R. Mott, 1865-1955）帶領，他也是後來YMCA的領導者。他主持歷史性的愛丁堡宣教會議（1910），又因在世界大戰期間持續努力於動員救助工作，獲頒1946年的諾貝爾和平奬。

平信徒宣教主導性提升 婦女宣教組織興起 非宗派性差會遽增 合作增加

以古鑑今

風暴中前進（1914-45）──看基督徒的抗壓力 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當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歐洲人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繁榮。科學進步，技術發達，國際貿易昌盛，殖民領地擴張，政治漸趨民主，而基督教也呈幾何級數的增長。人們很難想像這種理想國即將實現的美夢就要被前所未見的殘酷殺戮夢魘所取代。所以當時人們一般認為這戰爭「只會持續三到四個月，到聖誔節就會結束」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這場戰爭卻持續了四年，從歐洲延燒到非洲、中東甚至及於中國和太平洋島嶼，損失了超過八百五十萬條人命。戰後的歐洲樂觀主義一掃而空，基督教也面臨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為何以基督教為宗教的歐洲竟會產生如此巨大的人禍？為何基督教無法阻止如此兄弟相殘的慘劇？教會所面對的壓力，不只是如何在戰亂中求存的壓力，而更是內在的罪惡和焦慮所帶來的壓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 然而戰爭的惡魔並未因一戰結束就離去。戰爭並未結束，敵對雙方只是暫時停戰罷了。不到三十年後，戰火再度熊熊捲起，範圍之大，傷亡之鉅，罪惡之重，遠超人類所曾歷，先知所能臆。 二次世界大戰從1937年的中日戰爭開始合併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所開始的歐戰，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參戰，直到1945年德日相繼投降為止，共動員一億軍事人員，而軍民死亡人數約達七千二百萬之多。

戰爭對教會的影響 若世界的和平曾大大有助於十九世紀後葉的福音傳佈，那麼二十世紀前葉的相繼戰亂對基督教的成長當然是帶來挑戰和壓力。在宣教工場的新教會與外界切斷了連繫。宣教士差派他們的教會團體也失去了聯繫，甚至被視為敵國僑民而受監禁。在歐洲許多教堂被毀，神職人員被徵入伍，而神學院也失去其教員。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許多教會組織解散了，教會學校和醫院停辦了。而戰爭所引起的仇恨和報復心態使得基督信仰理念和信息的宣揚有本質上的困難。

小婦人艾偉德 1902-70

民族自決運動 二十世紀前半是民族自決運動勃興的年代。許多過去被殖民的國家紛紛起來追求獨立。

1900年的殖民地

1945年的殖民地

大衰退 1929年10月2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起了恐慌。經濟大衰退的症狀爆發了。股票直跌到1930年中。值其時，四分之一的美國勞工失業了。美國人從此也不再像半個世紀前那麼樂觀了。 加州七個小孩子的媽，Dorothea Lange 攝於1936年。

神學的回轉 十九世紀的神學是樂觀的神學，是人對自己滿有自信的神學，那就是自由神學（liberal theology）。自由神學的「自由」，是想要從上帝的權柄下得自由，不再承認上帝的啟示，不再承認聖經和教會的權威。自由神學可說是服膺布達哥拉斯的「人是萬物的量尺」之哲學。自由神學其實是人學，不是神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美的教會不得不重新正視人類罪惡之深重。過去的樂觀主義開始被對人類歷史進程的悲觀主義所取代。從十九世紀的後千禧年觀（post-millenianism）之被揚棄可見此轉變的一斑。後千禧年觀認為啟示錄所預言的千禧年國將會在這地上實現，在千禧年後基督才會再來。

換言之，這樣的神學角度，是認為這世界已然進入千禧年，會愈來愈好，一直好到基督降臨。這在十九世紀末是很流行的，因為當時的確在各方面都看到進步，這種樂觀神學和當時人們的經驗很相合。

但第一次大戰的壕溝陳屍，斷肢傷兵，悲慘的景象，使人們樂觀的幻覺消散了，人們不只要面對外在殘酷的事實，更必須面對人性裡面的罪惡。 死於戰壕的德軍士兵

人的盡頭，就是上帝的開頭。人常常是落在絕境才知轉向上帝。二十世紀前葉，正是神學回轉歸向上帝的時代。過去神學是由下而上，以人為出發點去談論上帝。現在神學翻轉過來了，變成了由上而下。神學承認人無法知道上帝，甚至無法知道人自己為何。因此要以上帝為出發點，以祂的啟示，祂的話這為基礎來認識上帝，進而認識人。這樣的神學轉向是由卡爾‧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帶出來的。

巴特的新正統神學 巴特來自自由神學的傳統，曾受教於自由神學大師，教義史泰斗哈那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的門下。

教會在集權壓力下的承擔 巴門宣言對抗國家宗教 潘霍華的殉道

教會在動盪環境中的進展 教會更平均分佈於全世界 扎根更深於更多群體 更多本土教會領袖興起 不同教會間更多合作團契 更正教成長較天主教快 宣教士漸漸由領袖轉為同工。 不同教會間更多合作團契 更正教成長較天主教快 甚至在菲律賓和拉丁美洲等天主教長年主宰的地區，也愈來愈多百姓歸信更正教。

基督教的文化貢獻 追求世界和平 改善黑人生活 婦女解放 中國的現代化 醫療服務 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矯正 民主思想與制度的傳播

巨變中更新──看基督徒的適應力 1945 年，兩顆原子彈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先後爆開了。這標識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也標識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而這一新時代正可以原子彈為其特徵：科技巨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科技又將人類置於隨時可能滅絕的危機當中。 1945年8月9日長崎的原子彈蕈狀雲

世俗化的趨勢在這二十世紀後半到達了頂點。這是說世俗化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徹底；但同時也是說，到了二十世紀末，宗教的浪潮又開始以新的型態湧起，漸漸將世界往世俗化的反向擺盪。這急驟的改變，可由考克斯（Harvey Cox, 1929-）在相隔二十年所寫的兩本書來見證。

這本書暢銷全球超過一百萬冊，連教宗保祿六世都讀得很有興趣。 考克斯是著名的哈佛大學神學院神道學教授，他在1965年出版了一本書叫《世俗之城》（The Secular City），旨在表明教會應當接受世俗化的事實，因而他在神學上肯定： 上帝不只在人們的宗教生活中臨在，祂也臨在於俗世生活的所有層面。 這本書暢銷全球超過一百萬冊，連教宗保祿六世都讀得很有興趣。

然而在1984年，考克斯又出版了另一本書名為《世俗之城裡的宗教（Religion in the Secular City）》。

從拉丁美洲的草根基督徒基本社群（base community）到電視網裡興起的基要派，傳統宗教在全世界的復甦是他無法忽視的現象，於是他再次提筆對此令人意外的快速變化進行神學反思。

高舉聖經於世俗化的挑戰下 新正統派影響力擴大 尼布爾兄弟 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和理查‧尼布爾（Richard Niebuhr, 1894-1962)是將新正統神學帶入美國的主要人物，又透過美國對全世界的神學思想起了轉型的作用，將神學由以人為本的神學改為以上帝的啟示－基督為本的神學。

《人的本性與命運》（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大尼布爾的這本神學名著，帶領美國知識界重新正視聖經所言人的罪性，使人在上帝面前謙卑。他不但談個人的罪，更分析了在社會和政治等群體性的罪，因此他對美國的社會學也很有影響。他對美國的神學教育的內容和格局也有著極大的影響。

福音派向下扎根 福音派(evangelism) 狹義的福音派是指從英美之基要派發展而出，同樣堅持聖經在信仰上的基要性，但思想較開明的神學路線。福音派除了強調聖經之基要性，也強調個人得救及傳福音的重要性。

約翰‧斯托得 約翰•斯托得（John R. W. Stott, 1921-）是當代的福音 派領袖。他是英國教會（聖 公會）的牧師，從1945年按牧以來，都是在倫敦的萬人堂（All Souls Church）擔任牧師。他在福音派中的影響力之大使得有人說：「如果福音派可以選一位教宗，他們大概會選約翰‧斯托得。」

斯托得在劍橋大學雙主修法文及神學，後來獻身服事，在劍橋完成牧職訓練。他雖未攻讀博士學位，但因他在基督教界的卓越成就，曾在英、美、加等國獲得許多榮譽博士學位，並且被任命為伊利沙白女王的皇家牧師。

獨身的斯托得，一生的服事核心是作地方堂會的牧師。他對英國及全世界福音派教會的影響，自始至今都是從這牧師的身份和使命出發的。他在萬靈堂的服事很看重禱告及關懷佈道。他們常為病人禱告。為了體會流浪漢的生活，他曾喬裝混入他們中間，甚至在街邊睡覺過夜。

萬人堂在五、六十年代有顯著的成長。他本有機會在聖公會升遷到更高的職位，但他卻堅持留在萬人堂事奉到底。他除了盡力在本堂的服事，他也用心支持在 聖公會中同為福音派的同工。他在英國推動福音派同工的團契，希望能提升年輕福音派教牧同工的視野和士氣，從開始時二十多人，六十年代中期就增加到超一千會員。從這運動帶出福音派在英國的大大增長，使英國教會之面貌之改觀。他被譽為是「除了湯樸威廉外，二十世紀英國教會最具影響力的神職人員」。

他的影響力尚不只在英國國內。1975年他在萬人堂改任退休牧師後，他每年用三個月退隱寫作，三個月巡迴世界演講。他透過著作、文章及演講而成為全球福音派的思想導師。他出版過四十多本書，編著過十四本及大量的文章。在台灣，他的書籍多是由校園出版社翻譯出版，如《獨排眾議的基督》、《認識聖經》、《當代講道藝術》、《當代基督教與社會》等三十二種。他長期支持第三世界（the Major World）的福音派教會領袖，提供奬學金給落後地區有潛力的傳道人到英國進修，希望他們回國後能將福音派的力量帶回各地。

靈恩復興於後現代的廢壚中 從1900年開始靈恩運動，到了1970年時，全世界的靈恩派信徒人數約為七千二百萬人，到2000年時，已達於五億二千三百多萬人，最後三十年間就成長七倍之多。

靈恩運動的緣起 五旬節宗派 靈恩運動的源流可追至十九世紀的聖潔運動，又可再追溯至約翰‧衛斯理的復興運動。 五旬節宗以說方言的恩賜開始。1901年有一位叫巴翰（Charles Fox Parham）的傳道人在一次他的衛理宗教會的禱告會中領受了說方言的恩賜。之後他開始教導說方言是領受聖靈之浸的明證。之後這說方言的運動就大大的傳開。以說方言為受靈浸確據之教會形成了五旬節宗，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宗派是神召會。中國的真耶穌教會則是受五旬節宗影響而興起的本土五旬節宗教派。

主流宗派中的靈恩運動 到了二十世紀六○年代，新的一波靈恩運動興起，主要是在主流宗派當中發展，包括天主教會。其特點在於教會中的醫病趕鬼。 權能事奉運動 到了九○年代，由溫約翰（John Winber）及富樂（Fuller）神學院的教授魏格納（Peter Wagner）又帶動了另一波的靈恩權能事奉運動。這一波較看重聖經，但強調世界觀的改變，開放對靈界存在的認知。

亞非拉教會茁壯於文化新土上 亞洲：中國教會的復興最為顯著。全亞洲基督徒人數從1970年的97,329,000人到2000年的307,288,000人。有超過三倍的成長。 非洲：基督徒在1970年來的三十年間從117,069,000增至335,116,000。 拉丁美洲： 263,597,000至475,65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