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墨家的政治思想：兼爱公利 平民百姓的侠义之道与明君清官理想 一、墨子其人其书 墨家的创始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墨子，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生卒年代不可考，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 墨子曾在宋国做过大夫，后来到列国游学。墨子周游列国期间，曾经受到楚国、越国的礼遇，据说楚王曾封赏他书社500，但是为墨子所拒绝。《淮南子·要略》：“墨了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费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大概墨子最初受业于儒家，后来，另辟蹊径，成为墨家的创始人。 而有人则认为墨子是工匠。《墨子》“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了九拒之。公输班之攻械尽， 子墨子守城有余。”“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 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争巧， 了墨子谓公输子曰： “子之为鹃也， 不如翟之为车 ，须砍斫三寸之木， 而经五十石之重。”《韩非子》：“墨子为木鹞， 三年而成， 飞一日而败，”说明它是工匠。

《墨子》说墨子到楚国见楚王，楚王称墨子所作是“贱人之所为也”。荀子说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是“役夫之道也。” 有人认为墨子是刑徒，钱穆认为：“墨”的本意是此而涂色以为奴隶的标记，古代奴隶，或者是罪犯，或者是俘虏，大部聚集在城市，或者分配到贵族私家，或者经过特别的训练成为专门的工匠；不管是工匠，还是刑徒，都是下层劳动人民。可能墨家兴起在一个手工业下层人集团里，或墨子本人即是一个受过墨刑刑的工匠。 冯友兰认为墨子起于侠客集团，“在贵族政治崩坏之前，出兵打仗，贵族即是统帅，庶民即是兵士；及贵族政治崩坏之后，事业之人乃有专以帮人打仗为职业或专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

墨子思想代表了贵族世袭制度井田制度瓦解以后，下层民间社会从下层知识分子到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流民盗匪阶层的社会政治理想。一句话，是贱民意识的空前集中体现。 首先、《先秦诸子中，墨子是最同情贱人的。孔子将贱人视为小人，瞧不起体力劳动者，小人在《论语》中20余次，都是贬义。“贱人”在墨子出现10余次，没有一次是贬义的，相反作者极力为贱人辩护。民有三苦“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第二，墨子不仅同情贱人，而且站在贱人立场上为贱人利益呼吁呐喊，他的就是方案完全是为贱人意愿设立的。如，节用非乐，针对上层社会的礼乐，“好非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刻鏤，故民饥。”“节葬”反映下层社会穷人无力厚葬的处境。尚贤士之打破宗法世袭制度，为贱人登上政治舞台开辟道路。举贤不辨贫富贵贱，即是“农与肆之人”也要举荐。“反战”，“守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 正因为墨子代表贱人的利益，故其学从不为统治阶级采纳。“因为历代统治者，无论其出身如何，一旦为统治者即为上层社会之人，故必用上层社会观点立论置社会政治学说。

第三，墨子学说反映贱人体验渴求。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与上层社会对立的贱人阶层，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意识、伦理观念和行为方式。贱人的意识虽然大多为统治阶级的意识，但贱人独特的环境，毕竟会形成独特的文化。这种扎根在下层社会特有的文化顽强绵延数千年，即源头就是《墨子》，后时贱人虽然没读过《墨子》，但其意识与墨子一脉相承，从陈胜吴广篝火狐鸣，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梁山结义太平天国，相思的境遇有相似的文化。

墨家与诸子百家一样也是关注社会管理问题。与儒家孔孟主张中庸，主动抑制精英主义入手，墨家则是从否定和抑制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节用节葬非礼非乐）着手，切入当时社会问题的，因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是涉及到人们的本能和欲望，涉及到每一个人，无法进行有效的低成本的监督管理，因此墨子最后求助于“天志”“明鬼”，寄希望于超自然的力量，使人们实现博爱共利禁欲。在现实中，墨家学派成为一个刻苦自励的同志团体。孔孟从抑制精英主义出发，寄希望于精英阶层的自觉，过分地看重“礼乐” 的外在形式，最后儒家思想终于流于程式化、工具化。墨子本人正是从儒家的短处转身“背周道而就夏政”的

二、墨子思想的基础与出发点：尚力非命 中国小生产者的某些特征，是空前绝后地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呈现在墨子此人此书中。 （一）墨子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强调劳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对“力”“强”的强调。 墨子认为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必须依靠劳动才能生存：“今人固与禽兽麋鹿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ku)屢；为其水草，以为饮食。……今人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 从这个简单的事实的真理出发,墨子认为只有上上下下努力劳动、工作,社会才能存在：“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古食不可不务也，第不可以不力也，用不可以不节也”（七患）“今之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而不敢怠倦。”（非命） 关注的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具备简单再生产的条件，

（二）墨子讲的“强力”，也包括贵族统治者努力工作：“王公大人之所以早起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非命下）“君子不强听政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非乐上） 墨子并不反对阶级差别和阶级统治。 农夫耕作“不能饱天下之饥”‘不若颂先王之道，上说王公大人”，不反对“劳心”与“劳力”的分工。

（三）非命。“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行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非命上）“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夫岂可以以命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七患） 把命与力强对立起来，认为饥饱、暖寒、治乱、荣辱、贵贱、安危，一切在于人的努力（生产），而部在命运，连社会道德也以此为转移：’“古时年岁善，则民人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同上

三、节用非乐：反对消费享乐主义 （一）节用：”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gan)緅(zou)之衣，轻且暖，夏服希谷之衣，轻且清，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饮食、衣裳、舟车、房屋，只求满足生存基本需要。“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 认为人民贫困，不仅在于生产不足更在于统治者浪费。 节用即去其无用。“凡足以奉给民用即止”宫室，避风雨别男女。衣服“适身体和肌肤”，冬御寒，夏御暑。舟车，任重就远。亦限于生存为依据。反对奢侈的欲望。 （二）非乐：“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知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虚亏民之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非乐上）

四、兼相爱交相利：功利主义的博爱观 功利主义的博爱观是整个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他主张“人与人相爱”，而且要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己。 （一）动乱的原因在不相爱：墨子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人的不相爱。他认为，君臣、父子、兄弟都在自爱自利而不相爱，因而就会出现家人反目，君臣相仇，国人敌视，列国相攻，以至天下混乱，而这一切的祸根在于“不相爱”，不相爱又根源于“自爱”。自爱的实质是自利。因而，他主张，变乱为治，唯一的办法是天下人，人人相爱“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企图以普遍的爱来停止战乱取得太平，是小生产者常见的乌托邦。 由于小生产者劳动过程狭小的范围可以获得互利合作的实际经验，使他们的代言人容易把它升华为一种政治和救世理论。 墨子思想还有远古的历史来由。远古夏禹时代，氏族宗法制度没有完善建立。无阶级无等差原始体制在延续着。这种遗风残存在人们的记忆和怀念中。这是产生兼爱的思想来由。

（二）功利主义的博爱观： 1、墨子兼爱的特点： 第一、投桃报李的功利博爱观：“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胡爱利人之亲，然后人之报我爱利吾亲乎，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此即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兼爱下） 小生产者的交换关系扩大化。“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亲事上）“今天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为贤之道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儒家的爱是超功利的、无条件的，墨家的爱是现实的有条件的。不是出自内心的仁，而是外在互利的“义”。儒家的仁爱是人的本质与目的，墨家爱是手段

第二、爱无差等。他提倡人人相爱，普遍相爱，爱人如爱己，不分远近亲疏。他说：“爱无厚薄”。儒家爱从亲子血缘心理原则出发，强调爱有差等，先亲后疏，由近及远,不是一视同仁。墨家从交相利处罚，主张“爱无差等”，平等地爱一切人，不分远近亲疏。墨子并不主张不要等级，而是主张在等级存在的前提下，各个不同等级人都要相爱而不相仇。前者具有现实的氏族血缘宗法基础，有现实的依据。后者为了免于战乱的大功利，是空想。 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处于为何宗法制度的考虑，反对兼爱的主张。

2、墨子功利主义特点： 梁启超认为“利之一字，实墨子学说的全体之纲领。”墨家没做一事首先要问是否有利。荀子称“墨子尚功用”，胡适说墨子为“实利主义”。贺麟“功利主义是把实际可感到、可得到的事物认作有道德价值，并认为是生活目的的学说。所以功利主义者，所要求的是看的见摸得着感得到的东西。至于仁义礼智孝悌忠信，都是不能实际得到的实物，都是抽象的道德理想。” （1）墨子是极端功利主义者，墨子所说的利，只是直接的物质利益。受小生产者社会地位的制约，认识不到精神之利的重要性。主张非葬非乐。认为衣服能避寒，房屋冬避寒，夏避雨，能别男女即可。

（2）公利：但墨子不是狭隘功利主义，他说的利是公利。台湾宋淑萍“墨子所重视的利是天下之利，是公利，为了公利，私利可以牺牲” （3）互利：交相利的起点是保障每个人的“生利”，即生存的权利。“衣食者，人之生利也”（节葬下）。认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是人民三大巨患。

交相利的基础是珍惜财物。凡财物应尽其用不要浪费。 （4）墨子重利，是“贱人”固有特征。齐思和“儒家之讳言利，即今人之所谓‘不打算盘’，‘不计较’之态度，墨子好眼力既善于打算盘，善于计较之态度也。由此两种态度，亦足证儒墨两家所代表之社会阶级之不一。儒家思想根本为贵族之政治哲学。

五、墨子非攻思想 从功利主义兼爱的理沦出发，墨子强烈地反对战争。他认为，凡是战争，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战争就是不仁、不义，是莫大的犯罪。 墨子认为战争都是不义的，理由有三： 一是战争都是亏人自利的，而义不义的标准，就在于是否亏人自利。他举例说，偷人桃李，是亏人自利，属不义行为，进而，窃人猪狗；应属更大的不义；至于发动战争，攻城掠土，夺人国家，当然是最大的不义之举。因此，墨子主观认定，任何战争都是以亏人自利为目的，所以，战争和盗窃行为一样，都不是不义的。 二是战争杀人。他说，杀一人，需判死罪，是不义行为，杀十人为十重不义，杀百人为百重不义，而战争中杀人以千万计，应是最大的不义。因而，他激烈地反对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

三是战争破坏生产，影响人民生活。 战国时期，列国间战争频繁，规模浩大，对于人民的生活，确实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墨子的非攻主张，反映了人民平的苦难和愿望，有其合理因素。但是把战争一概视为不仁不义，否定正义战争的存在，却是错误的。墨子制止战争的主张的主观愿望固然是好的，但他不了解，当时的战争，是解决长期分裂裂局面，走向全国统一的唯一途径，是社会发展中的必然趋势。

六、尚同尚贤：君主专制主义与贤人政治 （一）上同：墨子提出的“尚同”，是实现其兼爱的基本措施和保证。兼爱是墨子政治理论的核心，国家的治乱关键在于能否兼爱，但怎样才能实现兼爱，墨子提出的办法是“上同”。 这与儒家不同，儒家的爱人，主要靠仁心，靠内在的意志，外化为爱人。 墨子则着眼于外在的因素，主要是靠政治力量，即“上同”。什么是“上同”?他的解释是“百姓一同于天子”，由天子来“一同天下之义”，即由天子来统一天下百姓的言行，即君主统治下的意识形态统一。墨子的另一种说法是“上同而不下比”， 即一切服从于上而不附和于下。因此，国君和各级官吏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用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来统一或整齐天下人的言行。百姓要作到：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即一切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强权即真理。墨子还主张，用赏誉以劝善。刑罚以惩暴的手段，“一同其义，“皆上同于天子”。这样，天子的好恶不仅是衡量是非的准绳，而且是人们必须效法的榜样，任何人在天子的是非面前，都不得保留自己的意见。这种思想，被法家所吸取，并推向极端成为君主专制主义的一种工具

总之，尚同，有二义： 一是人民思想相同：相对主义真理观有关：世上无客观真理，“十人十义”，只好借助于专制权力定是非，统一思想。 二是以上为准绳。“尚同而不下比”，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君主。是君主主义者

（二）商贤：尚贤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或关键，他说： “尚贤为政之本也”。 （二）商贤：尚贤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或关键，他说： “尚贤为政之本也”。 1、尚贤特点：与孔孟不同： （1）“商贤”要打破尊尊亲亲氏族传统，尚贤与尚亲相对。关于尚贤的原则，墨子反对当时盛行的世卿世禄制度，即反对“贵贵”、 “亲亲”的传统。反对举“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姣好者”。他主张以德、能，劳为标准，任用提拔官员。他说： “故宫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者则举之，无能者则下之”。 “古之圣王，甚尊商贤，而任使能，不党父母，不偏富贵。”（兼爱下）’赏贤罚暴，无有亲戚兄弟之阿”（兼爱下）“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商贤上）

（2）商贤是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以满足人民生存需要这个总目的。“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树艺，聚粟叔多而民足乎食。”儒家行仁义百姓富裕。

2、墨子贤能标准：十项主张，简而言之，能实行“上下调和”的人。对上，“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对下，“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墨子所赞扬的贤人，就是“奉公守法”“廉洁尽职”的讲义气的清官。 尚贤之术，“置三本”。“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后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尚贤中）。实质归纳为三点：第一，提高士的经济社会地位；第二，造就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实行官僚政治；第三，这也是高级的文化政策。 墨子尚同尚贤的主张，代表了下层士阶层的利益，也反映了处于一盘散沙的小生产者渴望政治统一，由明君贤人为自己做主的心态。

七、天志明鬼：宗教蒙昧主义的功利考虑。 （一）天意是正义法则的来源： 小生产者需要一种信仰力量超出自己狭隘的经验范围精神支柱。”“兼相爱交相利”“赖其利者生”的社会政治理想，必须建立一个绝对服从和信仰的基石、动力和标准。万民上同于天子，天子尚同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之”，否则天灾犹未止也，“以罚下人之不上同乎天者。” 尽管以现实功利为基础，墨子的社会政治原则不是建立在近代平等契约论的原理上。也就是说世间法度不是由协商而确立的，而是建立在每个人必须服从人格神主宰的基础之上。 “顺天之意，谓之善刑信，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古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义，讲义度量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天之意不可不顺也，顺天之意，义之法也。“（天志中） ‘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天子赏罚不当，听狱不中，天下疾病祸福，霜落不时，天子必且 祷祠祈福于天 是故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曰谁为知？天为知。”天志下）

（二）天意要和平。 “天志”，“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暴寡，诈之谋愚。类似于西方人格神。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向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梁启超；“天志，作兼爱主义的后援。郭沫若”天替墨子行道。” 天志是限制王权“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 “吏治官府之不廉，男女之为无别者，有鬼神见之。” 墨子逆潮流而动，亲于鬼神，是贱人一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