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北宋中期的内外形势 与改革运动 一、宋夏和战 二、庆历新政 三、王安石变法

一 西夏建国及其与北宋的和战

唐末有〔拓跋〕思恭者，镇夏州（今陕西靖边），讨黄巢有功，赐姓李氏，世有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 〔宋〕太宗用宰相赵普之策，欲委〔李〕继捧以边事，令图之。召赴京师，赐姓赵氏，名保忠，……〔李继迁子〕德明遣使来贡，明年上表归款，……真宗嘉之，以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平西王，终其身三十余年不敢窥边。 ——《东都事略》卷一二七 雍熙三年（986），辽夏联盟成立。 木板画西夏供养人

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西夏书事》卷一一 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循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化风，尚礼好学，我将藉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 ——《西夏书事》卷七 李继迁寨

宋夏和议 从此形成北宋、辽、夏三足鼎立之局势。 庆历四年（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 年），夏宋双方达成协议。宋承认西夏的割据地位，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西夏对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逢年过节以及元昊生日，另“赐”礼物合计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二万匹、衣着二千匹、茶一万斤。重开榷场。 同年，夏军重创辽师，辽夏议和。 从此形成北宋、辽、夏三足鼎立之局势。

宋夏贸易： 边境设立榷场，大宗货物交易； 沿边开辟“和市”，边民集市贸易； 贡使贸易。 驿道建设：西夏文“火急驰马”铜敕牌

辽 西夏 北宋 西 夏

二、庆历新政

宋初禁军20余万，太宗时30余万，真宗时40余万，仁宗时82.6万 （加厢军则达125.9万）。 “冗官冗兵冗费” 《景文集》卷二六《上三冗三费疏》： 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 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増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他處，……三曰使相節度不隶藩要，貪取公用，全濟私家。 臣伏见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矣。……一州一县所任之职素有定额，大率用吏不过五六千员则有余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岁一开贡举，每放仅千人，复有台寺之小吏，府监之杂工，荫序之官，进纳之辈，总而计之，不止于三倍。 包拯《论冗官财用等》 蔡襄《论兵十事》、《强兵》： 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 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 。 宋初禁军20余万，太宗时30余万，真宗时40余万，仁宗时82.6万 （加厢军则达125.9万）。

范仲淹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仁宗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开天章阁，责 成条列当世急务，以“兴致太平”。 十事：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

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相继出朝，新政夭折。 范仲淹墓 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相继出朝，新政夭折。

三 王安石变法

变法的指导思想 宋神宗：“卿所施设以何先？”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流俗之言不足恤 嘉祐四年《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 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天下之财利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 宋神宗：“卿所施设以何先？” 　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 之所急也。 ”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史记·平准书》：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新法内容 以“富国”（“富天下”）为目标者： 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募）役法、 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 以“强兵”为目标者： 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设军器监 以培育人材为目标者： 三舍法、铨试、《三经新义》 机构设置与用人原则的调整： 制置三司条例司、司农寺、 检正中书公事仓法（吏禄法） 、祠禄法、增加低级官员俸禄 新法内容 熙宁二年（1069）二月，安石拜参知政事。 七月，行均输法。九月，行青苗法。 闰十一月，行农田水利法。 三年十二月，行保甲法。王安石拜相。 四年二月，改革科举。 十月，行募役法、太学三舍法。 五年三月，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马法。 八月，行方田均税法。 六年六月，置军器监。 七年四月，安石罢相。九月，行将兵法。 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 九年十月，王安石二次罢相。 半山园

　　问：……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愿闻所以辨之。 司马光 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王安石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国。 ——钱穆《国史大纲》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如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 呜呼！…于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梁启超《王安石评传》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国。 ——钱穆《国史大纲》

邓广铭

王曾瑜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两大派的斗争，本质上还是政策性的分歧。变法派好大喜功，为了宋皇朝的长安久治，富国强兵，不得不牺牲一些官户和上户的利益，也要对广大的贫民下户加强剥削和镇压。反变法派目光短浅，安常习故，他们既反对触动官户和上户的利益，亦反对给平民下户增加负担，不同意用保甲等法加强镇压，认为变法适足以激化阶级矛盾，危害封建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的加深，两派之间又产生许多私人的仇隙，相互进行报复。 大体来说，（变法）是对社会上层的大官僚、大地主、富商们“抑兼并”，同时对社会下层广大贫苦农民的盘剥却也扩大和加深了。相对地说，新法对中小地主、富裕农民则较为有利或影响不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宽中间紧两头的“枣核形曲线”。

元祐更化 《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传》： 驛召司馬光、吕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又起文彦博於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 司马温公元丰末来京师，都人叠足聚观，即以相公目之，马至于不能行。谒时相于私第，市人登树骑屋窥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愿识者司马相公之丰采耳。”呵叱不退。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一時得人之心如此。 —《挥麈录》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

蜀洛朔党争 反变法派的内部分裂 变法派的内部分裂 党同伐异 蜀洛朔党争 反变法派的内部分裂 元祐初年反变法派牢固掌握朝政后，开始因人事倾轧与政见、学术主张的分歧而分化为若干小集团。 苏轼、吕陶、上官均等被称为“蜀党”，程颐、朱光庭、贾易等被称为“洛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被称为“朔党”，三派斗争被称为“洛蜀朔党争”。 变法派的内部分裂 党同伐异 从绍圣初到元符末至徽宗朝，蔡京、蔡卞兄弟植党，排斥章惇等人；曾布阻止吕惠卿回朝任职。

北宋后期，从朋党之防到党籍之禁，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当时所谓的“朋党”，并非畛域严格的团体，而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产生、人为推定的“派别”。 所谓的“新法”继承人，不仅毁掉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毁掉了不止一代精英人物，也毁掉了赵宋王朝百馀年间养育起来的士大夫政治传统，最终毁掉了北宋 王安石变法：北宋政治的纽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