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 “述真”与谎言 1. 符号,真理,谎言 2. 接受原则 3. “同意接受”各类型 4. “拒绝接受”各类型 5. 虚构中如何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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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述真”与谎言 1. 符号,真理,谎言 2. 接受原则 3. “同意接受”各类型 4. “拒绝接受”各类型 5. 虚构中如何述真? 6. 真假与计谋的文化道德

述真与交流

何谓“述真”? 意义的“真实性”问题,这问题是符号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符号学能讨论的不是“是否符合实情”的“经验真实”:那要依靠表意系统之外的判断,即如何证实或证伪。 符号学讨论的是符号传达的效果。 诚信不一定被接受,欺骗不一定被看穿。

述真涉及一系列问题 符号意义三环节(意图意义,文本意义,接收意义),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构成 诚信 谎言 反讽(不能当真)、秘密(不能当假) 虚构 符号发出者明知真相而不说真相,或说出真相却没有被当做真相,或明知真相说的不是真相也让接收者不必当做真相。

交流的痛苦 与他人交流,看起来是作为文化的人一个自然需要,实际上是一件痛苦的事。 “对话理论”的提出者巴赫金认为我们只是“忍受”对话: “对话不是我们对他人敞开胸怀,恰恰相反,对话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他人关闭在外”。

交流要对付的复杂局面 要交流对话,就必须对付各种难局,即我与他之间的异与同:骗局、谎言、反讽、虚构。 要弄懂他人之心,是非常困难的事。 但是我们人,是文化之人,社群之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对付这些符号行为。

不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principle of fidelity) 伦理哲学家罗斯(W. D. Ross)在三十年代就提出人际交流“诚信原则” 由于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名著《正义论》中借用此原则而广为人知。 语言学家格赖斯(H. P. 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现在已经成为许多学科的基础理论。此原则要求对话者“做出符合谈话方向的贡献”,因此必须遵循四个准则:“真实、足够,相关,清晰”。 以上这些理论认为有效的社会交流需基于某种诚信,违反这个原则的传达则为“违规”。顺利的交流,取决于如何排除这些违规。

艾柯再三重复 “符号撒谎论” 艾柯认为符号的特点就是“可以用来撒谎”,因此,“符号学是研究所有可以用来撒谎的东西的学科”。 “撒谎理论的定义应当作为一般符号学的一个相当完备的程序”。 “不能用来撒谎的东西,也不能用来表达真理,实际上就什么也不能表达”。 “每当存在着说谎可能时,就有一种符号功能”;“说谎可能性就是符号过程的特征”。 他重复此说次数之多,使我们不得不重视。

戈夫曼演戏论(dramaturgy) 戈夫曼的观点有点类似艾柯的撒谎论,戈夫曼认为社会行为就是表演,人有四种表演方式: 自我理想化表演(把自己表演的比实际的强); 误解表演(有意给人错误的表现,欺骗,谎言); 神秘化表演(以保持距离,让对方猜不到自己的底细); 补救表演(立即转换表演以纠正某个印象)。 这种观点实际上把人的社会行为看成本质上是演戏。

巴特勒 “操演论”(perfomativity) 性别研究理论家巴特勒把这种表演身份理论推演到性别上: 男女性别不是生理上与生俱来的,而是操演出来的, “我们对某个性别化的本质的期待,生产了它假定为外在于它自身之物”。 各种各样的身份表演,已经是人类文化的基础之一。

Judith Butler

韩礼德“修正”策略 在“诚意”与“撒谎”之间,有非常宽的灰色地带。 建立功能语法的韩礼德(Michael A K Halliday)曾经总结了144种“修正”策略, 基本上都是在语句中加不肯定词, 例如“我猜想”,“我怀疑”之类的词, 为了引入“介于是与非的那部分意义”。

里奇 “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s) 语用学家里奇从语用上修正格赖斯“合作原则”,他提出六条准则:策略、慷慨、赞誉、谦逊、一致、同情, 有了这六种准则,说话就可以并不完全符合“合作原则”,但是传达可以更为畅通。 他实际上把显谎(知道对方会明白底细的委婉、夸张、客套等不实语言,例如见人说“久仰”)纳入诚信范围。 里奇的论文对于讲面子的中国文化特别有用,所以引起许多中国语言学家关注。

格雷马斯述真方阵

述真方阵 格雷马斯与库尔泰斯是最早试图建立“述真”模式的符号学家。 他们的把“是”(être)与“似”(paraître)作为“真”的两个必要条件, 与之对立的是“非是”(non-être)与“非似”(non-paraître), 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符号方阵,这个格局经常被称为“述真方阵”(carré véridictoire),

真truth 似 seeming 是being 幻觉(illusion) 想象(imagination) 非是 not-being 非似(not-seeming) 非是 not-being 幻觉(illusion) 想象(imagination) 假(false)

如何理解述真方阵? 真:既“是”又“似”; 假:既“非是”又“非似” 幻觉、想象:“非是”但“似”; 保密、伪装:“是”但“非似”。 “真”= 诚信意图+恰当文本; “假”= 不诚信意图+不恰当文本; “幻觉、想象”= 不诚信意图+恰当文本; “保密、伪装”= 诚信意图+不恰当文本。

述真方阵的优缺点 如此理解的优点在于:不再把真实性问题看成是发送者单方的动机,而看作动机与文本的配合关系。 诚信与谎言,都由两步构成:明白自己所知,言其是,或言其非。 所谓“恰当”,是文本符合“常情”,而不一定是可证明为符合“实情”。

下棋还是打扑克? 哈贝马斯在讨论社会交流时指出:发送者与接收者的互动,是交流的关键。 他认为语言游戏如棋局,交流双方理据局面作进退处置; 而巴恩斯认为语言游戏如扑克,游戏双方不知道对方掩盖起来的牌,不像棋局那样把摊在桌面。

文本遮蔽意图 笔者觉得在讨论诚信与谎言时,哈贝马斯的比喻是比较准确的:符号表意文本是摊开的,如接收者能看到的棋子,而不是遮掩的扑克。 正因为接收者依靠的只有文本,文本的袒露遮蔽了发出者的动机,才会出现接收者不怀疑诚信而受骗的局面,这与下棋是同样机制。

接受是关键 接收者面对符号文本采取的态度:即他是否认为这个文本有意义。 接受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是否接受并开始解释这个文本,然后才出现如何理解此文本的问题。 “任何解释都是解释”,上当受骗的解释也是一种解释,而且应艾柯的要求,成功地把谎言变成了符号。 但是拒绝接受,就可以使任何符号变成意义没有实现的潜在符号。

接受原则各型

第一格局的第一型, “诚信原则” 1a,诚意正解型:诚信意图 恰当文本 愿意接受 所谓“诚信意图”,就是文本发送者“言其所知”(他的“所知”不一定是客观真实)的意图意义; 所谓“恰当文本”,就是没有让接收者发觉有内在矛盾的、对接收者来说合乎常情常理的文本; 所谓“愿意接受”,就是接收者意识到文本有意义而开始解释过程。 上述“三正格局”,是所有科学的/实用的表意期待中的格局。

第二类型:欺骗成功型 1b,不诚信意图 恰当文本 愿意接受 1a与1b实际的传达流程相同:就符号表意的进程而言,看不出区别,都是表意成功。 骗局与否,只在意图的区别,即发出者是否“知其非而有意言其是”。 为什么把这似乎是两个极端的表意放在一道讨论?因为在实际的交流中,二者经常难以区分。

甘愿受骗 例如广告,公关,时尚等符号表意行为,发送者意图是否诚意很难确定。 广告多多少少虚假,大众也必须允许广告夸张,只要文本合适,见广告会产生购货的念头; 上级对部下的尊敬是真情还是假意,大部分情况下睁眼闭眼,只要恭敬如仪就行了。 原因一是无法调查清楚,二是水至清则无鱼,在无关紧要的场合,诚意与否,只能暂时搁置不论,心中如果有疑惑也一笑了之。

为何要“修辞立其诚”? 加工文本,目的让意图显示“诚”,这就是为什么说谎行骗者,对文本反而特别小心,尽可能做到滴水不漏。 在修辞上化功夫,目的经常是掩盖不诚信意图。 诺曼底已经成功登陆后,希特勒依然误以为诺曼底是牵制佯攻,从而贻误战机。 盟军的办法是用双面间谍泄露“完全真实”的,经得起检查,但非关全局的机密情报。 诸葛亮“草船借箭”,借雾夜才得以成功;“蒋干中计”借老友之名才得以成功。

反讽理解型: 2a,诚信意图 不恰当文本 愿意接受 要理解意义,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完美的文本,这就是格赖斯“合作原则”的关键所在: 假定发送者是有诚意的,那么接收者对文本的要求可以打折扣,他可以超越文本的局限,理据合作的惯例达到理解。

假打呵欠? 假设我和我的同伴正在听一个报告,如果我想向她暗示这个报告实在太乏味了,我可以朝着她的方向打一个稍带夸张的哈欠。这个哈欠必须略微不同于真实的哈欠,以保证它不被误解。 假装的哈欠应该足够显著,使得接收者知道这是一次思想交流的企图,从而去寻找合理的解释。 为此,假装的哈欠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它必须能够被认出是“哈欠”的假装。 它必须能够被认出是“假装”的哈欠。 意图意义:它是“假装”的哈欠,发送者有“诚信”,他并不想隐瞒他对会议的厌烦态度。 文本特征:它必须夸张到能够被认出是在假装打呵欠。 其结果:愿意接受。接收者理解这是个应当不安文本表面意义理解的符号文本。

反讽传达 《三国演义》中,聪明过头的杨修,看到曹操的点心盒上写“一合酥”,打开就吃; 听曹操以“鸡肋”为口令,就让部队准备退兵。 这都是超越文本的解释,因为文本无法支持杨修的理解。 传达最后是成功的,但是需要接收者超越文本。 叙述学中所谓“不可靠叙述”,例如通过一只猫的视角讲述,或以一个傻瓜的口吻讲述,或让谋杀犯来讲破案,能够更有效地讲一个故事,也是此类型的佳例。

鸡肋

表演-幻觉型 2b:作伪意图 不恰当文本 愿意接受 2b型与2a的区别在于发送者“非诚意”。由于文本遮蔽,发送者的诚意很难判断,理解与上当之间,在符号表意过程的形式上很难做出区分。 2a与2b,都是扭曲文本,但是2b的发送者带着非诚意意图,用了不可靠文本,因此是个如同1b的成功骗局,只不过文本有意露出骗局的马脚,是一种“翻转”的骗局。

空城计 诸葛亮无兵力守城,只能大开城门。 如此守城法太蹊跷,而且与“诸葛一生唯谨慎”的伴随文本极端冲突。 诸葛亮意图作伪,但是无奈只能用出乎常理的矛盾文本(因此不同于1b型之有意行骗)。 司马懿明知文本有问题,反而产生疑惑而中计。

“华容道”翻骗计 诸葛亮夜观天文,知道曹操命不该绝,索性就把最关键的隘口让关羽去把守。 他熟知关羽的性格,会因为报恩而放走曹操,他用假文本让关羽去成全他的“忠义”。 诸葛亮下此命令没有诚意,他也明白告诉关羽不想让他去华容道设伏捉曹操,因为“有违碍处”。 关羽自以为是按职责行事,实际上中了诸葛亮的“留人情”翻骗之计。

“逼真性”(verisimilitude) 普林斯称为“引发一定程度上符合外在于文本的一套‘真实性’标准的文本品质”。 需要接收者配合,才可能使明知为假的文本,产生让人信以为实的逼真性。 艺术的文本也明显地打着虚构的记号(例如屏幕的方块,电影的片头,舞台的三面墙,以唱代言,灯光布景,明星面孔)。艺术文本有了这么多的不实记号,还是有观众信以为真,不自觉地“悬搁不信”, 观看《白毛女》的士兵拔枪打死黄世仁, 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而自杀, 读者写信给福尔摩斯求救, 这些都被认为是艺术创造幻觉的奇迹。

体育当真 甚至体育,明显是假装的战争,但是哥伦比亚队打入乌龙球的队员被国人枪杀, 拳王泰森咬伤对手的耳朵,都是“逼真性幻觉”超越了文本的虚假, 接收者的幻觉强度,使他们忘记舞台与拳击赛场文本是虚拟争斗。 足球无关生死,足有超过生死。

逼真性是幻觉 尼采:“真相就是一些可以运动的隐喻……经过长时期的使用,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就成了固定性,规范性,具有约束性的东西。真相就是让我们忘了它是幻觉的幻觉”。 而托多洛夫说的更确切一些:逼真性“只有在对自身的否定中才能存在,只能在无它的时候才有它”。 一旦接收者意识到自己是在幻觉中,就不能再接受这个文本,幻觉就消失了。

拒绝接受诸型

不得理解型 3a:诚信意图 恰当文本 不愿接受 这是1a基准型的变体,诚意的传达,可以因为不被接受而失败。 《三国演义》中张松带了西川地图到曹操那里,准备献计让曹操取西川,曹操却不予理睬。 张松对曹操并不存欺骗意图,表达意义的文本也是准确适当。曹操不接受,使张松此举无法达到交流目的,哪怕诚意也能失败告终。

表意受阻型 3b:诚信意图 不恰当文本 不愿接受 恼怒的张松索性激怒曹操:“‘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操大怒曰:‘竖儒怎敢揭吾短处!’喝令左右推出斩之”。 张松虽然留得一命,却因为用了不恰当文本,此种传达再也无法再达到目的。

关羽的不恰当文本 关羽荆州失败,派人叫糜芳傅士仁发兵相救, “使者曰:‘关公军中缺粮,特来南郡、公安二处取白米十万石,令二将军星夜解去军前交割。如迟立斩。’芳大惊,顾谓傅士仁曰:‘今荆州已被东吴所取,此粮怎得过去?’士仁厉声曰:‘不必多疑!’遂拔剑斩来使于堂上。芳惊曰:‘公如何斩之?’士仁曰:‘关公此意,正要斩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死?’” 关羽在生死危急关头,傲慢如旧。用此种完全不恰当文本,表意自然受阻。

谎言失效型 3c:作伪意图 恰当文本 不愿接受 与1b只差了一点:文本没有问题,接收者看穿文本的骗局,拒绝接受,从而拒绝上当受骗。 东吴杀了关羽,派人把关羽的首级转送曹操,目的在于使刘备怀疑杀关羽乃曹操指使,从而转恨曹操。 曹操 “将关公首级,刻一香木之躯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礼”, 这条移祸于人之计被曹操识破了。

假戏假看中的真戏真看

假戏假看型 4:作伪意图 不恰当文本 不愿接受 (镶嵌1a,真事真看型:诚信意图 恰当文本 愿意接受) 接收者看出意图作伪,文本不当,但是认为虚假表意中有认知价值,而坦然将计就计接受,以伪为伪,此时就会出现 “不愿接受”时唯一可能的表意模式: 是文学艺术籍以立足的基本交流模式,再复杂也不得不论。 传达双方都知道是一场表演,发送者是做戏,文本摆明是假戏,接收者假戏假看, 所谓“不愿接受”就是假看,就是不接受文本的直接信息。

“美言不信” 在这个类型中,发送者也知道对方没有要求他有 “事实性”的诚信,他反而可以自由地作假;发出的符号文本是一种虚构,不必对事实性负责。 接收者看到文本之假,也明白他不必当真,他在文本中欣赏发送者“作假”的技巧(作家的生花妙笔,演员的唱功,画家的笔法), 此时“修辞”不必立其诚,而是以巧悦人。

陈琳《为曹洪与魏太子书》 钱锺书《管锥编》讨论了该信中一个非常奇特的段落, “亦欲令陈琳作报,琳顷多事,不能得为。念欲远以为懽,故自竭老夫之思”。 曹洪明知道太子曹丕不会相信他这个武夫会写文词如此漂亮的信, 偏偏让陈琳写上:“这次不让陈琳写,我自己来出丑让你开心一番吧”。 钱锺书认为这是,“欲盖弥彰,文之俳也”。

这是一场默契的游戏 对方(魏太子曹丕)会知道他不是在弄虚作假,而是明白他说话有意思,弄巧而不成拙, 曹丕也会觉得自己也够得上与陈琳比一番聪明。所以这是双方的共谋,是假话假听(曹丕不会笨到去戳穿他的“谎言”)中的真话真听(曹丕觉得这族叔,还有他的书记官,真能逗人)。

献疑 钱锺书进一步指出:这是讲述虚构故事的必然框架:“告人以不可信之事,而先关其口:‘说来恐君不信’”。 而且这个构造有更普遍的意义:“此复后世小说家伎俩”。 钱锺书引莎士比亚《第十二夜》:“如果这是舞台演出,我就指责假的绝无可能”。

《洛丽塔》 纳博科夫虚构了《洛丽塔》, 这个虚构世界里的叙述者是亨伯特教授,此角色按他主观了解的事实性写出一本忏悔,给监狱长雷博士看。 书中说的事实是不是“真实的”?不是,原因倒不是因为亨伯特教授的忏悔只是主观真相。 “非事实性”是因为它只存在于这个虚构的世界中,在这本小说包含的世界里,亨伯特教授的忏悔不是骗局, 所以雷博士给亨伯特忏悔一个道德判断:有养育下一代责任者读之有益。因此,这是一个虚构所包裹的正解传达。

《赎罪》的身份转换 麦克尤恩的小说《赎罪》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其魅力正在混淆二者,后又在道义良心压力下被迫区分二者: 叙述者(一位女作家)小时候因为嫉妒,冤枉表姐的恋人犯强奸罪,害得对方入狱并发配到前线。她叙述了与姐姐和姐夫重新见面,答应去澄清并赎罪。 但是到小说最后,又说这是她脑中的虚构,姐姐和姐夫都已经死于战争。她在作那一段叙述时,让自己的人格分裂出一个”自己”作叙述者,因此那一段是假的,她永远未能赎罪。

Briony Tallis

做梦的自觉与不自觉 一个人做梦时,绝大部分情况下觉得正在经历真实的事件,这才能让梦做下去。 正如一个心理医生听取病人讲述的梦境或幻想,双方都设定梦境框架,然后事实性的讲述。 只有在半醒(或所谓“假醒”false awakening)的时候,偶尔会意识到自己在做梦(透明的梦lucid dream)。

人格共同分裂

虚构作为逻辑命题 相对于真实世界,Ahab船长追杀白鲸是假的; 相对于Melville的小说, Ahab船长追杀白鲸是真的。 科学论文的读者要求验证描述; 艺术的读者观众不会要求验证其描述。

《逻辑哲学论》的“世界” (1)世界就是所有确实如此的情况。 (1.1)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物的总和。 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解释,“世界并不由物的列举以及关于这些物的事实所构成(就像是一场表演的节目单一样)……世界是什么,这是由描述,而不是由对象的列举所确定”。 因此,世界是”事实“的描述构成的关系。

“献疑”而人格分裂 我们百姓,在酒后茶余,说者可以声明(或是语气上表明): “我来讲一段故事”, “我来吹一段牛”, 听者如果愿意听下去,就必须搁置对虚假的挑战,因为说者已经“献疑于先”。 发送者说:我来假扮一个人格,你听着不必当真,因为你也可以分裂出一个人格。 然后他怎么说都无不诚信之嫌,因为用一个虚设人格,与对方的虚设人格进行意义传达。

假戏假看之普遍 戏剧是让观众看到演出为虚,而后相信剧情之真; 影视是让观众看到方框平面印象为虚,而后相信剧情之真; 评书是让听众看到演唱为虚,而后相信故事之真; 舞蹈是让听众看到以舞代步为虚,而后相信情事之真; 诗歌是让读者看到以夸大语言为虚,而后相信情感与意义之真; 电子游戏是让玩者看到以游戏角色为虚,而后相信投入的场景之真; 体育比赛如摔跤拳击,让观众知道格斗非真,从而认真地投入输赢。

虚构 美国一首童歌Frosty the Snowman唱道:“雪人真是雪做的,孩子们却都知道,他有一天复活过”。 He was made of snow, but the children know he came to life one day. 的确儿童从小就学习如何接受虚构,欣赏虚构中的真实,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文化化”的重要一步。

计谋与道德

八种模式 三种因为不接受而无法完成符号表意: 3a,不得理解型:诚信意图 恰当文本 不愿接受 3b,表意受阻型:诚信意图 不恰当文本 不愿接受 3c,谎言失效型:作伪意图 恰当文本 不愿接受 五种是可能的表意模式。 1a,诚意正解型:诚信意图 恰当文本 愿意接受 1b,欺骗成功型:作伪意图 恰当文本 愿意接受 2a,反讽超越型:诚信意图 不恰当文本 愿意接受 2b,表演幻觉型:作伪意图 不恰当文本 愿意接受 4,假戏假看型:作伪意图 不恰当文本 不愿接受(内含诚意正解型)

不同文化,骗人不同? “不同质”的文化,甚至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群体,对于作伪,反讽,幻觉,虚构的态度不一样。文本“恰当”与否,也就是是否符合常情,而常情因文化而异。 在不同文化中,诚信的标准有巨大差别。 但是述真的符号方式却是相通的。 一个社会能靠巨量的意义交流向前发展,条件就是能对表意进行有效而顺畅的处理。 儿童之所以渐渐心智成熟,人类之所以形成繁复多变的符号文化,就是学会使用这五种方式促进交流?

想象的智力美 中国文学艺术,一直缺少智力美的盛宴:侦探小说,“理趣”诗歌,科幻电影,都是凤毛麟角。 如果中国的编导拍了一部情节复杂扑朔迷离的电影,会拍成闹剧。 对比一下《三枪拍案惊奇》与科恩兄弟的原作《血迷宫》,就可以看出这点。

“巧言令色鲜矣仁”,策略的道德? 谋略通常是几种矛盾对立面的转化——真与假、虚与实、有与无 ——《三十六计》、《孙子兵法》、《六韬三略》,我们把这些谋略称为智慧。 它们得到称颂,通常是在“目的高尚”,符合“道”的宏大前提下,比如国家与民族利益等,因此谍战片大流行。在日常语境中,统领中国的依然是儒家思想, 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很有谋略,我们评价是“这个人很有心计” 。 多计谋的中国人,艺术想象却并不比别的民族高明。 是否因为艺术过于小道,不值得显示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