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与墨家思想

墨子与墨家思想 一、墨子与《墨子》一书 二、墨家思想学说 三、儒墨关系 四、墨学的盛衰绝续

一、墨子与《墨子》一书 1、墨子生平 “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附）墨子周游列国，向齐、楚等国君主宣扬非攻兼爱之说，奔走于楚、卫、鲁、宋之间，以期建立交相利和交相爱的国与国间和谐的关系。他急勇好义止楚攻宋等事迹，被后世称道。

后人所绘墨子像

关于墨子的出身： 墨子的出身是有争议的，冯友兰说墨子及其门人出身于“游侠”，童书业说墨子的祖上可能是宋国公族，他本人也是宋国人，做过宋国的大夫。似乎是个手工业技师，和鲁国的公输班差不多，是个手工业工匠的头。（《先秦七子思想研究》） 墨子身份虽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墨子及其门人社会身份不高。多为春秋战国之际没落的士。

2、《墨子》一书 《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七十一篇。注：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 《隋书·经籍志》载：“《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墨子》一书是墨子后学集墨子言论而成，一般的研究者认为《墨子》书中前三篇《亲士》、《修身》、《所染》混合着儒家思想。

《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四篇，大致相当于墨学的总论。从《尚贤》上篇到《非命》下篇共二十三篇，大体上是前期墨家所记墨子的主要学说，这二十三篇中分做十个题目，各分为上中下三篇，大概是三派墨家所记，时代最晚不过战国中期。《非儒》上下篇，仅存下篇，是更晚的墨家反对儒家的话。

从《经上》到《小取》六篇是战国晚期后期墨家所著。从《耕柱》到《公输》五篇是墨子后学所记墨子言行的著作，其写录时代似稍晚于《尚贤》篇。最后论兵法的十一篇，时代更晚。

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

二、墨家思想学说 1、“兼爱”思想： 《兼爱》上篇云：“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墨子的结论：天下兼爱就会大治，交相恶就会混乱。

《兼爱中》：“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兼爱下》则以士为譬喻，把兼和别说成是两种士，用他们的言语和行为来说明兼与别的区别，论证兼爱才是正确的，是利天下的唯一途径。

时人有反对墨子的兼爱之说，认为他过于理想，实际上行不通。墨子则引述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先王实行兼爱的事迹，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正确性。 时人认为兼爱太难，不易行得通。墨子认为“特上弗以为政，下不以为行故也。”（《兼爱中》）

墨子也提出了如何践行其“兼爱”说： 墨子说：“苟有上悦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兼爱下》）

2、墨子的战争观： 墨子认为不利于民者，莫如兵争及奢侈，故讲《兼爱》，必讲《非攻》、《守御》之术，正所以止攻伐之心。墨子的“非攻”主张，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所反对的是“强凌弱、众暴寡”的战争。但是并不反对抵抗侵扰、保卫和平的战争。墨子认为古代商汤之放夏桀，周武王伐纣，都是为民除害、替天行道，是讨伐不义，不是征战攻伐，与非正义的侵扰战争有着根本的区别。

墨子既在思想上教导人民反对不义之战，又于行动上帮助弱小抵御强权。《鲁问篇》载：齐将伐鲁，墨子晓齐王以利害；鲁阳文君将攻打郑国，墨子明鲁阳文君以大义。 《公输篇》则详细的记载了墨子制止楚国攻打宋国的事迹。

3、提倡节俭 《墨子》中的《节用》、《节葬》及《非乐》诸篇，则皆所以戒侈也。墨子所处的战国初期，农业可称初盛，王公大人厚敛于百姓，夺民之财。用于生活奢侈之物，如车马衣裘，修建宫室，厚葬。墨子对统治者的奢侈浪费很是了解，非常痛恨。他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告知浪费的害处，如在《节用》、《节葬》诸篇都具体的指明了浪费的害处。

二是，主张积极从事生产，墨子提出了五点主张： 要求人人劳动（《墨子·非乐上）；主张各尽所能（《节用中》）；强调分工合作（《耕柱篇》）；注重依时生产（《七患篇》《节葬下》）；提倡互惠（《尚贤下》）。 墨子的非乐是因为“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非乐上》）

墨子认为提倡节俭符合圣人之务“先质后文”： “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长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说苑·反质篇》引墨子语） 墨子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4、《天志》《明鬼》与竹简《鬼神之明》 《天志》篇谈到“天帝”的存在，天帝爱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爱。天帝还经常监察人的行为，特别是统治者的行为。他以祸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的人。除天帝外还有一些鬼神，也具有天帝的权能，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交相“别”的人。

在墨子的思想中“天” 处于中心位置，墨子的伦理观自然是由天定的法则。儒家强调严父、敬师、尊君，而墨子认为父母、师长、国君皆不足以法，而应该“法天”。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法仪》篇）这与《尚同》篇所表现的百姓以至于天子最后要一同之于天的思想是相通的。

“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然则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法仪》） 墨子讲“兼爱”可视为道德的宗教化，墨子的道德观最后归于天志与神权。孔子讲“仁”是道德的人伦化，将人从神权笼罩下分离出来，说“敬鬼神而远之”。

所以说《天志》、《明鬼》，实用以歆惧世人，使之兼相爱，交相利也。墨子认为三代圣王之后，天下大乱，是因为人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鬼神能够赏贤（或作善）而罚暴。现在若使天下人都相信鬼神能够赏贤罚暴，天下就不会乱了。接下来举了一些鬼神赏善罚恶的事例，并且鬼神赏善罚暴时被时人所见，或载于“春秋”。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有曹锦炎先生整理所提《鬼神之明》篇名的竹简文： “今夫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则以其赏善罚暴也。”是篇认为禹、汤仁义圣知，天下法之。此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鬼神之赏也。桀、受、幽、厉，焚圣人，贼百姓，乱邦家，生前为天下笑，又不得好死，是鬼神之罚也。

至于伍子胥，天下之圣人也，未得善终；荣夷公天下之乱人也，长寿而死；善者或不赏，恶者或不罚。“鬼神之不明必有故。鬼神之力是否能至，吾弗知也。” 简文《鬼神之明》可能是墨家的后学，对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皆有所论。鬼神之明，则赏善罚暴；鬼神不明时，未知是鬼神无力赏善罚暴，还是鬼神能办到而不去办。要之，可以肯定鬼神有时可以赏善罚暴，有时又表现为没有赏善罚暴。

5、从世官到墨子的“尚贤”主张 “尚贤”主张出现的背景： 由西周时期的世官制到西周晚期出现荐举属下或家族兄弟子侄为官，春秋时期荐举现象更加多起来，春秋之末至于战国出现荐贤现象。墨子学说中的“尚贤”主张正是适应社会思想的变化和社会需要而适时提出。

墨子认为为政的目标有三： 国家的富强；人民的众多；刑政的安定。若达到这三个目标，国君就得“尚贤”。 尚贤有三个步骤： 官无常贵，民无常贱；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举公义，辟私怨。（《尚贤上》）

墨子举古代圣王“尚贤”为据： “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是以贤者众，而不贤者寡。此谓尚贤。”（《墨子·尚贤上》）

为了达成尚贤的理想，墨子又提出了“尚同”的主张。 《尚同上》篇载：从最低层的百姓尚起，经过里长、乡长、国君、天子，纷纷尚同，天子一同天下之义，才能把天下治理好，社会才能安定。墨子所提出的“尚同”，必须有“贵义”，从百姓到天子都以“义”为思想行为的准则。否则就不能称为“尚同”。 墨子为了实现尚同主张，将社会分成不同的阶级，希望建立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建设兼相爱的国家，进而发展天下太平的世界。

墨子针对以天子之是非为判断是非标准的盲目服从的政治情况，提出了两个措施：民谏与天谴。 所谓民谏是指“上有过则规谏之”（《尚同上》），“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尚同中》）；在墨子构建的理想社会中，天子之下的各级长官都必须是绝对的贤者，如此上之不善而有待于民谏的情况就可以绝迹了。

所谓天谴，《尚同中》载，自天、天子以下直至百姓都得尚同。如果没有达到尚同于天，就会遭到天的惩罚，降给人间灾祸疾病。“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同乎天者也。”

如果天子不仁，不能善治天下，天必祸之诛之。 在《法仪篇》中举尧舜禹汤文武因为兼爱天下尊天事鬼，而受到天的福佑，被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服事之。至于暴虐之王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兼恶天下之百姓，侮辱鬼神，所以天降下灾祸，使其失国身亡，为后世笑，子孙毁之。

三、儒墨关系 1、墨子学儒者之业 《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墨子出于儒，可以从《墨子》书中得见，墨家诘难儒家者，为《非儒》、《公孟》两篇，《耕柱》亦偶见其说。而《修身》《亲士》《所染》三篇实近儒家言。墨子之非儒仅以与其宗旨不同者为限。

2、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仁” 墨子把“兼爱”和“仁”做了区别，《经上》：“仁，体爱也。”“体，分于兼也。”体爱只是一部分爱，不是兼爱。兼爱的行为被墨子称为“行义”或“为贤”。孔子所讲的“仁”也是爱，仁者的行为要求是爱人，是有差等的爱，不是兼爱。实际上墨子是把孔子“仁”的思想发展到极致。

墨家对儒家的批评： 《公孟》载子墨子与公孟子的辩难，子墨子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 其所非者为儒家之丧服及丧礼，以其违节葬之旨。非其娶妻亲迎，以其尊妻侔于父，违尚同之义。非其执有命，以申非命之说也。非其贪饮食，惰作务，以明贵俭之义。非其循而不作，以与背周用夏之旨不合也。非其胜不逐奔，掩函勿射，以其异于非攻之论。

荀子对墨家的批评： 荀子曰：“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荀子·礼论》） “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悬）君臣；”（《非十二子》）

四、墨学的盛衰绝续 孟子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则墨学在战国时期极盛。（《滕文公下》） 墨家以仁、义、礼、忠、孝、信、廉、任、勇诸条为践履之德目。墨子以此等德目与内容丰富的教材教授弟子，故能成为一学派之风气。又因为墨者有其严密的组织，同处于首领巨子的领导下。

墨学之所以兴盛一时，还在于墨学的内容丰富，主要针对时弊而发，“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篇》）

墨学衰微于秦汉，其衰微的原因，吕思勉先生说之较允： 墨之徒党为侠，多“以武犯禁”，为时主之所忌。又勤生薄死，兼爱天下，非多数人所能行。巨子死而遗教衰，其党徒，乃渐复于为游侠。（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