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发展、劳工权利与公司社会责任问题

提 纲 发展问题 新自由主义与发展型国家的发展观 劳工权利、社会倾销与国际贸易问题 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发展

发展理论的变化 发展观念的内涵： 内涵的变化：过去被认为主要是经济发展，现在被看成一个多层面的过程。 除了经济产出提高外，发展还是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的重组（reorganization）和重新定位（reorientation）的多方面的进程： 涉及到制度、社会和行政管理方式的巨大变化，以及公众态度，甚至习俗和信仰的变化。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发展，就发展的的过程来看，可能需要对国际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进行重大的修改。（参见托达罗（Todaro）《经济发展》，1985，61－62）

“发展必须被视为一个多维的进程。这一进程涉及社会结构、公众态度、国家制度的变革，以及经济增长的积累、不平等的减少和绝对贫困的消除。从本质上讲，发展必须意味着全面的变化，适应个人和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多种多样的基本需求和愿望，整个社会从普遍不满的生活条件向物质和精神条件更好的方向转变。”（1985：85）

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三个目标 所谓发展的核心价值： 生活必需品：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能力； 自尊：成为一个人； 摆脱奴役：能够选择。

所谓发展的三个目标包括： 增加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如粮食、房屋、医疗和保护，并扩大分配范围； 提高生活水平，除了更高的收入外，还包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好的教育、更加重视文化和人道主义价值。所有这些内容不仅是要提高物质福利水平，也要激发更高程度的个人与国家的自尊； 使个人和国家摆脱奴役和依赖（不管是其他国家或人民造成的，还是无知和人类的灾难导致的），扩大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的选择范围。 （参见唐纳德·E·沃斯，“国际发展理论的演变及其对发展的认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2期，1－12）

新自由主义与发展主义的不同发展对策 新自由主义与发展主义的定义： 争论的焦点： 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性（斯蒂格里兹）； “政府失灵”：政府的无作为、“官僚化”的政府行为（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观（华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 不发达的根源：政府政策扭曲了经济激励因素，抑制了市场力量，阻碍了经济发展。 国家要把“价值定正确”，依靠市场基本规律，而不要插手经济。 经济学世界是一元的：经济规律适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政府干预作用的结果：财政失察、通货膨胀、市场封闭等。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g Consensus） 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总结。 结构调整的内容： 强调市场自由、贸易自由化，大大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放松管制，推动私有化 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审慎的财政货币政策：坚决维持预算平衡，消除通货膨胀 反对价格扭曲

发展主义国家（或可发展国家）理论： 日本与东亚的经验证明：国家在引导市场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国家必须引导市场，而不是跟着市场走 国家的作用：在于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国家产业政策的作用：国家设计了一系列激烈措施，鼓励私人在战略性工业中进行投资。 国家在创造企业家阶层、确定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以及让主要部门面向国际竞争。

政府有意识地进行“错误”定价，价格机制鼓励私人企业家投资 政府、本地银行核工业家之间的密切关系，韦德称为“联盟资本主义”。 特殊文化社会背景的作用：亚洲价值观的作用：信任、服从文化，权威主义，东亚国家较为独立，不受公众的压力。 有利的国际因素：冷战，美国，日本殖民时代的遗产，开放的贸易体制等。

新自由主义与发展主义对东亚发展与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同解释： 新自由主义对东亚发展的解释： 没有东亚奇迹 保罗·克鲁格曼的批评：东亚的成功就在于基本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力）迅速得到积累。 新自由主义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解释： 内因论：crony capitalism、道德风险 发展主义对于东亚发展的解释： 国家主导型发展 发展主义对于东亚金融危机的解释： 外因论：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美国财政部与华尔街联手打击东亚模式

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问题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 发展观的变化： 全新的环境，开放的压力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理念上与发达国家缩小了差距 经济自由化和开放经济成为时尚 华盛顿共识：IMF、世界银行的作用 自由化带来的问题 忽视了风险 制度建设问题

全球经济的现实 现有发展观存在的问题 WTO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国际金融秩序与发展中国家 体系因素：全球经济体系的风险越来越大：80－90年代以来的100多次的危机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内在因素：体制建设 经济利益分配、政治民主的问题

东亚与拉美的比较： 东亚：相对成功 拉美：教训大于经验 国家的作用 市场的原则 参与国际市场 国家的保护 政治体制与争端解决 过度自由化的结果 拉美病的问题 文化与社会体制问题

“中国模式”问题 有关中国模式的几种看法：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中国模式=东亚模式 举国体制 外向型经济 中国模式的含义：我的理解

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占联合国185个成员国的80％以上，140多个。 战后争取确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民族独立运动：60年代达到高潮 拉美 非洲 中东 中亚 东亚

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努力 公正、平等、合理，共同发展： 独立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挑战 摆脱旧有的依附性的国际经济秩序 发展本国经济 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与原则： 公正、平等、合理，共同发展： 公正：打破发达国家对国际经济规则和运行的垄断与控制，让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发达国家对殖民时代予以补偿，包括援助、技术转让等。 平等：平等决策，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 “第三世界的概念”：兴起和冷战的影响 不结盟运动： 1961年9月：25个发展中国家首脑聚首南斯拉夫 1961－1995：成员国发展到113个（包括观察员）。

77国集团（UNCTAD） 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与发达国家谈判形成的。 1964年，联合国展开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第一届贸易与发展会议。发表《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截至1998年，共有128个成员，每四年一次会议。 1974年4月，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77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及其《行动纲领》。

成果： 推动了南北对话：洛美协定（1975，78，84，89）；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勃兰特委员会或南北委员会，1979、1983两个报告） 《初级产品综合方案》：稳定初级产品价格，促进初级产品在产地加工（矿物、农产品等） 《班轮公会守则》：海运利益 《海上货物运输公约》 推动了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实施“普惠制”（GPS） 《海洋法公约》 《跨国公司行动守则》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 能源危机的作用加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 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市场原则 决策方式的冲突：比如1979年12月，77国集团提出举行全球谈判，把原料、贸易、发展、能源、货币等联系起来，坚持一国一票，美国等主张按出资比例投票，致使谈判搁浅。

开始是政治运动，到70年代转变成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加强南南合作 南南合作的进程： 1970年，第三次首脑会议开始对经济问题日益关注，提出“集体自力更生”，区域一体化 1973年，明确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反霸权作为运动的不结盟纲领。强调改变南北关系。 1980年代，集体谈判，增加对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

南南合作的结果 比较成功的是东盟： 1967年成立，开始是5国，现在扩大到10国。 主要贸易对象是美国、日本和欧洲。 日本的作用。 东亚地区合作的推动。 南南合作的领域： 贸易合作：相互贸易的比例。稳定价格的努力。 资金合作：产油国的贷款。 技术合作： 区域合作：70－80年代建立了近100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东盟、阿拉伯共同市场、拉美的安第斯集团、南方共同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

国际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 对国际贸易政治的影响 国际公民社会崛起是全球化加深发展的重要发展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发展，非政府组织（NGO）或非营利组织（NPO）在全球事务中迅速崛起，开始对各国内政外交及国际事务发展影响和作用。 目前全球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多达数百万个，其中各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超过五万个，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美国，非政府组织数量超过了两百万个，资产超过两万亿美元，工作人员超过九百万人。 非政府组织关注的问题：人权、劳工权利、发展、环境保护、民主、教育、宗教、文化等。

非政府组织是当今世界上一种“人民代表制的基本形式” 一种非赢利性实体，其成员为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公民或公民协会，它们的行为由成员的集体意志所决定，以满足一个或多个与其合作的团体成员之需。 ——联合国文件（1994） 非政府组织是当今世界上一种“人民代表制的基本形式” ——加利（联合国前秘书长）

公民社会崛起的原因分析： 全球化带来了经济要素的空前流动，全球生产体系加快形成； 全球化的非完整性，表现为货物、资本、技术等流动，与劳动力的非流动性，结果造成发达国家的相对匮乏要素劳动力的调整、转岗的压力； 全球化竞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向下竞争的压力，即为了维持竞争力和对于本地和外国投资的吸引力，多数国家削减了社会保障措施，造成中低收入劳动力的压力的进一步上升；

西方国家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造成了公共利益集团和私有利益集团的兴起，他们出于各种理由，提出了所谓“社会倾销”、“环境倾销”的概念，要求在国内征收更多的反倾销、反补贴税，同时，在多边贸易协议中加入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劳工等内容； 在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同时，反全球化运动加强了发展和国际联合，他们借助国际互联网等手段，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影响。

劳工问题 劳工问题与“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 北方国家宣称自己面临“生态倾销”或者“社会倾销”的问题，即南方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以及劳工保护标准均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他们生产的产品成本就要低于发展中国家，从而使他们的产品受到进口产品的侵害，无法与它们进行竞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是受害者

劳工集团的要求与政治联盟： 贸易问题与WTO、自由贸易协定“挂钩” 纳入劳工权利保护条款 制裁手段 标准：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标准

劳工与贸易挂钩运动： 劳工运动： 人权组织等公共利益集团 在有关核心劳工标准上，工会和人权组织主张，要对劳工标准的协定附加工资和福利的条件。在最低工资和工作时间上有严重分歧。 消费者道德运动。从1990年代开始，消费者运动要求所购产品的生产者必须对社会负责。 1990年代末，美国曾作过一次营销调查，发现64%的消费者认为，一个公司在环保和社会行为方面的记录影响他们的购买决定。

消费者运动与工会等非政府组织的结盟。消费者道德消费运动在发达国家中主要是在欧洲和北美，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的结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要求尊重工人的基本权利。不同社会团体进行结成政治同盟起源于1980年代末，当时，非政府组织和工会开始联合，动员并为公众不断成长的对于在发展中国家剥削劳动的行为表示义愤，提供一个自由表达意志的渠道。

要求社会责任的投资者压力。在社会运动的感召下，同时基于对于降低投资风险的考虑，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考虑选择投资公司时，基于它们是否关注道德问题来决定自己的投资决策。所谓“讲道德的投资”（Ethical investing）在西方国家日益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

美国工商界对于国际劳工问题认识的调整： 1999年底举行WTO西雅图会议前夕，工商界调整了劳工政策。 1999年，由美国跨国公司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Roundtable）提出，WTO应当禁止强制劳工、童工和犯人劳工，尽管没有提出禁止违反工会权利的行为。

美国国际商业理事会（U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USCIB)）代表全美300多家商会、贸易协会和律师事务所提出：按照欧盟的模式对于普惠制的给惠条件进行修改补充，即获得GSP的国家必须履行国际劳工组织的条约义务（US Council of Business. Press Releases 2/8/00, 1） 美国总商会以及全国制造商协会支持克林顿总统推动在WTO下建立劳工权利工作组的计划 。

欧洲： 各国工会及其超国家的欧洲工会大会（the European Trade Union Congress (ETUC)）与美国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相比，游说得并不多。12 在欧洲，更为积极的挂钩派是自由工会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TU）：他们主要通过游说欧盟官员和各国议会代表团、欧盟理事会中左派政党的成员，要求他们支持挂钩政策。

欧洲工商界对劳工与贸易“挂钩”的反应： 反对挂钩最力、最活跃的组织是各国商会组织，与美国没有区别，包括欧洲服务业网络（the European Services Network (ESN)）、欧洲产业与雇主联合会（the Union of Industrial and Employers’ Confederations of Europe (UNICE)）。 他们的基本立场是：在言论上对挂钩给予一定的呼应，支持进一步有条件地加强WTO和国际劳工组织之间的联系。但是，坚决反对采取所谓“制裁”的做法。

欧盟成员间对于劳工与贸易问题挂钩的态度： 法国和挪威属于一贯支持挂钩的国家：法国对于劳工与贸易挂钩的立场与美国又有所区别，即法国强调挂钩，增加防止所谓“社会倾销”的社会条款；而美国政策重点则是保护劳工权利，在不排除制裁的同时，也有必要避免保护主义。 德国、英国是欧洲国家中反对挂钩最坚决的国家，无论是在WTO还是在优惠待遇上均如此。

欧共体委员会、议会与欧洲理事会的分歧：早在1978年，欧共体委员会经常提出把给予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的《洛美协定》（Lome）与劳工标准挂钩；1986年和1993年，欧洲议会支持将社会条款纳入到乌拉圭回合谈判和普惠制安排中。但是，这些提议均遭致部长理事会的否决。

该报告建议，在普惠制中设立一项“激励性的社会条款”（incentive social clause）给予那些达到核心标准的国家以优惠的待遇。 欧盟对挂钩政治态度的变化，始于1994年由欧盟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the EU Committee on External Economic Relations (REX Committee)）发表的Sainjion报告： 该报告建议，在普惠制中设立一项“激励性的社会条款”（incentive social clause）给予那些达到核心标准的国家以优惠的待遇。 报告尽管也警告该项措施不应成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更多保护主义的借口”，但是呼吁在GATT/WTO中将劳工与贸易挂钩。 其后两年中，欧盟在普惠制中确立了挂钩并采取了行动。

欧盟有关挂钩的做法： 普惠制中的挂钩规定：那些遵守所有核心劳工标准包括保障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的国家可以享受额外的减让优惠，撤销那些存在强制和监狱犯人劳工的国家的普惠制优惠措施。与美国相比，欧洲在普惠制上的挂钩比美国狭窄一些，但是，欧洲按照此规则，在1997年将缅甸从普惠制的受惠国家名单中剔除。

WTO中的挂钩：欧洲在这个方面的支持力度更慢、分歧更大，对于给予支持附加了更多的条件。 1996年7月，随着支持挂钩力量的壮大，欧洲提出可以建立一个工作组，但是，应当以鼓励遵守规则为导向，反对采取制裁的手段 。 在1999年举行WTO西雅图部长会议前夕，德国调整了立场，与瑞典、奥地利、丹麦、比利时和法国等一道提出WTO建立一个工作小组，研究如何打击童工和奴隶工人的现象，与美国的立场更加接近。但是，在欧洲国家中，意大利、英国等成员国仍然反对，不愿因此与发展中国家对立。

最后欧盟国家达成妥协，建议成一个由国际劳工组织、政府、雇主、工会以及NGO的联合的常设工作论坛，在2001年底前就全球化和劳工问题筹备举行部长会议。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与斗争 发展中国家的协调机构77国集团强调，保持与马卡拉什和新加坡WTO声明的一致性。发展中成员“准备并愿意讨论（劳工和福利）问题”，但是，它们“坚决反对将劳工标准和贸易挂钩的任何企图”。 他们坚持认为，劳工标准问题应由国际劳工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来处理，而不应当由WTO来处理。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角色和非政府组织的立场要更加复杂：工会支持某种形式的挂钩，但是反对对“劳工标准”作过于宽泛的定义，反对发达国家过分推动挂钩的做法.他们的看法是应当采取的更多的“胡萝卜”，而不应当使用”大棒”。

“公司社会责任”（CSR）问题分析 由于发达国家存在着在社会倾销、环境倾销等问题的社会压力，对外投资公司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和工商界组织，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 的改变，企图以此规范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减少或杜绝社会、环境倾销的行为 。

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与运动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迄今为止，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已经有20年历史。 1990年代初期在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发动了 “反血汗工厂运动”。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因利用“血汗工厂”生产产品而被新闻媒体曝光后，为挽救其公众形象，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 更多的知名品牌服装公司后来效仿。 伦敦当时因为是许多跨国公司和世界性NGO的总部所在地，成为当时西方世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中心。

有关国际组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不同定义： 世界工商界可持续发展协会（The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的定义是：“工商界承诺为可持续经济发挥作贡献，与工人们及其家庭、当地社区合作和社会合作，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工商业社会责任组织（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BSR)）指出，“它主要工商决策过程与道德价值观、遵从法律要求，尊重人，社区和环境。”

欧洲联盟有关CSR的定义是：“主要是公司在它们的商业运作中，以及在自愿的基础上与公司的利害攸关者互动中，整合社会与环境问题相互整合的过程。” 日本经济同友会Keizai Doyukai (The Japan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2003)的定义是，它是一种积极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建立更有竞争力的工商界、以及更好的社会，建立公司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发展的机制。

有关劳动的条件，主要包括合理的工作时间和条件，遵守法律，非歧视或不折磨（no discrimination or harassment），消失童工和强制工作，给予工人配培训等。 目前，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咨询公司开始为企业提供“社会审计服务”（social audit services）。越来越多的公司把行为准则和劳工标准贯彻于其商业准则以及供应链的管理工作中。采纳行为准则和劳工标准的产业从最初主要集中于服装、鞋子，到更为广大的产业，包括了化学、农业、采矿、汽车、电子等行业。

推动关注公司社会责任的力量主要包括： 消费者、供应链合作伙伴、投资者和工人、非政府组织、政府和政府间机构等。

图 公司行为守则发布者的不同分类 资料来源：OECD, 2001

SA8000 SA8000的主要“表现要求”主要是八大问题：童工；强制劳动；健康和安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强制性的做法；工作时间；以及补偿等。

中国企业与公司社会责任 中国公司社会责任运动起始于1990年代，但是，真正受到全社会关注，并且引起政府重视，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CFCSR)是由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企业家联合发起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2006年9月7日在香港注册，2006年10月 在北大成立。截至2007年9月，会员单位已发展到17家，分别是招商银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诺基亚(中国)、中国惠普、思科(中国)、IBM中国有限 公司、万科、TCL、中国平安保险、均瑶集团公司、三井物产(中国)、腾讯、《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人民日报大业传媒、广州本田、北大方正、《北大商业评 论》杂志社。

中国企业主要是担心，不符合有关SA8000规定，将会对其出口到欧美市场的产品产生负面影响，但是，由于增加成本，影响了中国企业加工和出口的竞争力。尽管当前没有任何西方国家因此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国外的消费者有压力，特别是中国为国际名牌公司生产鞋子、成衣和玩具等的行业。截止2004年12月31日，取得SA8000的中国企业达到79家。

被认同的行业主要是玩具、成衣、纺织品、配件、电子等。

道德投资 据有关统计，道德投资近些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增长。在2003年，欧洲共有313家绿色、社会和道德基金（见图1），2001年底之后的18个月中增长了12%[1]。比如，在英国，对社会负责的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SRI)）基金的数量就从1997年的227亿英镑，增加到2001年的2245亿英镑。由世界专业经理人管理的对社会负责任的投资资产已经达到了19.9万亿美元总量的12%。 [1]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ee:www.siricompany.com

2003年的调查表明，78%的基金经理人和分析员认为，管理环保和社会风险，对于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具有正面的影响。 欧洲、北美、日本等证券交易所，现在已经编制并公布了道德上负责任的公司的指数，这些指数包括了金融时报良性股票指数（FTSE4Good indexes）、美国有道琼斯可持续性指数（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和日本的Nikko Ecofund。

资料来源： www.siricompany.com

阅读文献 王勇：《中美经贸关系》,pp.77-122;166-107; 272-333;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约翰·斯托普福德、苏珊·斯特兰奇：《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 I. M. Destler and Peter J. Balint, The New Politics of American Trade: Trade, Labor, and the Environment, Policy Analys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8, October 1999. 陈宝森：《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王勇：“试论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美国研究》1998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