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俊傑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中研院文哲所合聘研究員

1、引言

1:1 歷史知識在被建構之後，就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自主性(autonomy)，而對史料與歷史當事人具有批判力。（本課程第6講）

文 (批判) 歷史 圖象 (史料) 史學家 獻 (批判) (歷史當事人)

1:2 史學家都力圖以歷史知識引導現在及未來之走向：

錢穆（賓四，1895-1990）：《國史大綱》，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27冊，〈引論〉：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候，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興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1:2 史學家都力圖以歷史知識引導現在及未來之走向：

司馬遷（太史公，145B.C.-?）：《史記•太史公自序》：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本講問題：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之關係如何？為什麼？

2、歷史知識與社會政治變遷之互相滲透性

2:1 歷史知識何以能對社會政治變遷產生滲透作用？ a)歷史知識有其方向性 b)人之存在有其意向性：「自我」的二分

a)歷史知識有其方向性 歷史知識與價值判斷 《孟子．離婁下．21》：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司馬光（溫公，1019-1086）：《資治通鑑．卷1．周紀1》：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403B.C.）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

b)人之存在有其意向性：「自我」的二分 （1）作為歷史經驗的積澱的「自我」； 張深切（1904-1965）：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台北：文經社，1998），卷1： 在要剃髮當兒，我們一家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未能盡節，今日剃頭受日本教育，權做日本國民，但願將來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髮以報祖宗之靈。跪拜後，仍跪著候剪，母親不忍下手，還是父親比較勇敢，橫著心腸，咬牙切齒，抓起我的辮子，使勁地付之并州一剪，我感覺腦袋一輕，知道髮已離頭，哇地一聲哭了，如喪考妣地哭得很慘。

（2）作為現實情境制約下的存在的「自我」。 謝長廷：〈臺灣的國會文化〉，《自立晚報》，1995年4月28日，第23版，〈本土副刊〉： 臺灣早期很多都是被害者如林園、高雄魚塭、五二○農民等等的抗爭活動，都屬生物本能反應，當然，參與者當中，有一部份是非被害者的學者和學生，那是十分可貴的，然而大多數都是生物本能的自力救濟。這種生物本能反應的自力救濟有個特點：當別人在自力救濟時，他都會罵別人。我當市議員和立法委員時，遇到很多這種人，「五一九」、「六一二」事件，我都擔任督導，就有一位藥劑生罵我們妨礙交通、社會動亂。過一段時間之後，要審查藥事法，藥劑生也出來示威遊行，他說大家都不關心他。還有一個中校，每當我們在示威遊行時，他都大罵，後來他的房子即將被拆，他就帶者家人陳情抗議，還說社會都不關心他，這就完全是生物本能的反應。 據我的視察，我們的社會回復到生物本能的反應，其特點就是沒有明天，不關心別人和自力救濟。

2:2 人是在社會政治變遷的時空脈絡裏建構歷史知識的，所以歷史知識必然受到社會政治變遷的滲透；政治社會變遷能開發歷史知識的新面向與新詮釋。

3、歷史知識、集體記憶與社會政治變遷

3:1 歷史知識與社會政治變遷藉由 集體記憶的儲存而互相滲透： 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ry Douglas (New York: Harper-Colophon Books, 1950)，此書有新譯本：Lewis A. Coser tr.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中譯本：華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集體記憶」並非先天賦予的，而是一種社會性建構的概念，必須經過後天教育才會習得。 2）當集體記憶於同質性團體中持續存在並不斷汲取力量時，其實是身為「團體成員的個體」（individuals as group members）在作記憶。 3）在人類經驗中，只有夢境的記憶才能不植根於社會脈絡與社會結構。 4）「記憶」有二種類別：個人生命歷程的記憶產生於人們親身經歷過的各種事件；歷史性的記憶則透過書寫傳述或照片之類的具體紀錄、以及慶典節日等社會活動來儲存。 5）「集體記憶」是一種「中介變數」（intermediate variable），介於歷史與社會活動及其變遷之間。 6）「集體記憶」之形成多在青年時期（10多歲到20多歲），是故各國對歷史解釋權的爭奪、對青少年知識記憶的塑造不餘遺力。

秦帝國（221-206B.C.）作為後人的「集體記憶」： （1）《史記‧秦始皇本紀‧第6》 二十六年…秦王初併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縱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後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禦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2）《史記‧高祖本紀‧第8》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3:2 從「歷史知識對社會政治變遷之滲透」的方向言：社會成員可以通過兩種管道獲得歷史知識、建構集體記憶，進一步影響社會政治的發展： 1）正式結構： 2）非正式結構： 3）正式結構與非正式結構之緊張及其化解：

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1896年，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惟是新恩雖厚，舊義難忘。予雖忝為棄地遺民，自願改妝入籍，然此等慘目傷心之景，在他人興高采烈，務期爭先快睹，獨予則任慫恿，終是不忍躬親一視，以免重興賈子之嘆！

問題：這種緊張性能否化解？為什麼？

3:3 從「社會政治變遷對歷史知識之滲透」的方向言： 1）由結構內部網絡來看： 社會政治現實之意識型態基礎 2）由社會政治結構與歷史知識的關係來看： 社會政治現實會改變人對歷史知識的認知：

李春生：《主津新集》（1894年，台灣日日新報出版）： 〔日本〕所以今日富強，而處天下之邊者，教必以順天者存之道，神必專誠招事上帝，政亦必以仁愛和平為治，斯皆行中國三代之政教者，而人反謗其謂夷狄。試問以三代政教為政，而誣謂夷狄，則其自處豈非不守三代政教之諸夏者？夫「諸夏」二字，是能行三代政教，所由稱也。「夷狄」二字，是不行三代政教所由取也。今欲不守三代政教，而詡謂諸夏，讓人獨擅三代政教，而誣謂夷敵，而並勸人變夷用夏者，亦遭其譭，謂變夏用夷。嗚呼！謂其執古，實則輕古…。

4、結論

4:1 歷史知識與社會政治變遷兩者的關係是互相牽扯、彼此滲透的，任何一方都無法單向主導，因而產生了雙重主體性。

4:2 社會政治變遷之極致在於「國家」（State）的建構，但國家一旦建立後就有其自主性，且諸多「國家」之間也形成某種結盟關係（參考：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4:3 「集體記憶」是歷史知識與社會政治變遷之橋樑。然而「集體記憶」並無「自性」，可用人為力量修改與創造，因此史家的「史德」便極為重要。

閱讀書目： 1. 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第2及第3章，頁95-252。 2. 錢穆：《國史大綱》，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27冊，〈引論〉。 3.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卷3期，頁14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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