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主黨的新防衛觀對東亞區域安全的影響 何思慎 輔仁大學日文系（所）教授 兼外交與國際事務學程副召集人

日本民主黨政府上臺後提出許多新的外交與安保政策構想，如「東亞共同體」的建構、建立「對等美日同盟關係」與重新檢討「集體自衛權」行使等方針。 本文將就以下幾點加以分析，並從中討論其對東亞區域安全的影響。

一、鳩山外交初試啼聲： 「友愛」與「重視亞洲」 2009年9月24日，鳩山由紀夫（Yukio Hatoyama）首相在第六十四屆聯合國大會初試啼聲，以建構「東亞共同體」之兩項核心概念—「友愛」與「重視亞洲」為基調，大力促銷「鳩山外交」。 重視亞洲的民主黨政權亦博得東亞鄰國好感，相較於自民黨以保守主義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民主黨中間偏左的色彩更令中國欣賞。

北京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劉江永分析指出，從國際潮流和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看，有利於日本強化對中關係的因素增多，著眼大國戰略關係，可以認為日本戰後以來首次遇到不受其他大國箝制而自主發展對中關係的重要機遇期。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認為，鳩山可能會加強美日關係中日本的獨立傾向，過程中日本會更加重視東亞區域合作，日中關係的歷史問題也會得到緩解。 總的來看，日中關係雖仍存在歷史認識、釣魚臺主權爭議與東海油氣田開發等難題，但國際政治的現實將促使日、中兩國避免衝突，尋求合作，而日本民主黨上臺將令日中關係持續增溫的主、客觀條件更臻成熟。

東亞整合的實現將有利於中國，因若實現「東亞共同體」，冷戰以來的「美日同盟」勢將弱化，並使美軍在東亞的影響力下降。 但其間無法保證日、中、韓三國間的根源於歷史的猜忌將消弭於無形。 上海交通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認為，「東亞共同體」的具體問題上，因日、中、韓缺乏政治互信等因素，各國歧見仍多，使得此倡議的實踐困難重重。 因此，「東亞共同體」的建立為長期的夢想，而非短期目標。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兒玉和夫(Kazuo Kodama)表示，「東亞共同體」的建構需歷經「功能性一體化」（functional integration）的過程，通過不斷融合，在未來10到15年應可能實現此夢想。 此為日本官方首度對「東亞共同體」時間表具體表態。

民主黨的《政權公約》的外交政策中，突出「對等的美日關係」與「東亞共同體的建構」。 「東亞共同體」非僅侷限於經濟層面，兒玉和夫描繪未來「東亞共同體」的藍圖指出，共同體應如綜合性的「歐盟」組織，不僅討論政治問題或經濟問題，安全問題亦可在共同體框架內討論 。 鳩山在紐約的主動出擊、創造議題確實令人耳目一新，鳩山表現出日本重返亞洲的強烈企圖，儘管鳩山強調此舉並非「反美」，並認為其與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已建立信任關係，但美國應已意識到「鳩山外交」的確有別於美國對日本外交既往的認識。

二、追求「多邊自主外交」 再現美、日「同盟漂流」？ 在外交上，民主黨最令人側目乃是否將調整戰後以來的「親美路線」。 鳩山的「東亞共同體」基本上以「歐盟」（EU）為模本，其雖容忍美國在域內的力量，但卻反對美國對東亞秩序的支配。鳩山主張，東亞應建構以日、中、韓為核心之東亞各國的集體安保機制，並實現貨幣的統一。 美國外交評論家指出，鳩山的外交理念已透露出「反美」與「反全球化」的氛圍，未來日本的外交路線若沿此方向，美國將難以日本為其亞洲政策的核心，

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拉斯特・戴明（Rust Deming）提醒，若日本無法做為被信任的盟國，則美國將另尋夥伴。 如此，美日同盟可能陷入漂流。 北澤俊美（Toshimi Kitazawa）防衛相更公開表示反對「集體自衛權」行使， 使得自民黨時期配合「美日同盟」突破「專守防衛」的制約，檢討「自體自衛權」行使之可能性的倡議胎死腹中。 民主黨在外交、安保上的新主張將擴大美、日間的矛盾，未來的美日關係發展亦將萌生新的不確定性。

執政後，民主黨所感受的美國壓力將更為強烈，為免美、日摩擦，鳩山的發言已趨於保守，聯合國大會中，鳩山進一步闡釋「東亞共同體」乃奠基於「開放的區域主義」（開かれた地域主義）。 美國向來將「東亞共同體」視為「將美國勢力從東亞排除的體制」，強烈反對該構想。消息來源指出，美方高層於鳩山首相在聯大發表完演說後，旋即向日方高層表達反對「東亞共同體」的一貫立場。

鳩山首相在《Voice》雜誌中曾為文指出，為維護東亞區域穩定，美國的軍事力量須有效發揮，但亦應限制美國在政治及經濟上的影響力。 鳩山此言意味，日本承認美國的實力，但不再任由美國掌控東亞區域秩序。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向日本喊話，「美日同盟」為美國外交政策「基石」，對於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繁榮「無可或缺」。希拉蕊期待變天後的日本以「美日同盟」為重，勿步上「脫美入亞」的道路。

2009年9月21日，美、日外相會談時，岡田克也回應希拉蕊強化「美日同盟」的呼籲時表示，兩國同盟關係可再維持3、50年。 現實中，日本民主黨對調整美日關係似乎態度堅定，美日關係未來須面對諸多難題，這些歧見在在考驗戰後以來兩國間的同盟關係。 雖然鳩山內閣誓言對普天間移防進行翻案，但美國似乎不願買帳，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強調美、日間普天間移防為美、日間政府的協議，2006年美、日達成的協議應是解決此問題的「基礎」。

言下之意，即使政黨輪替，日本民主黨新政府亦應概括承受。此外，對美國最在意的「阿富汗問題」，岡田外相試圖以農業援助與職業訓練做為今後日本參與阿富汗重建的主要形式，美國是否滿意仍充滿變數。 美方不斷施加壓力要求日方在這些難題上採取現實措施，美國警告，若日本停止支援印度洋供油，將對反恐造成負面影響，英國與巴基斯坦亦要求日本持續此項任務。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日本部副部長尼古拉斯•塞切尼（Nicholas Szechenyi）指出， 11月的美、日首腦會談必須磋商具體政策，未來數週對美、日雙方十分重要。 鳩山「亞洲外交」中，日中關係為首要，因日、中信賴關係的建構為實現「東亞共同體」無可或缺的條件。 北澤俊美防衛相已配合鳩山內閣的睦鄰政策，避免做出刺激鄰國的舉動，重新檢討前防衛相濱田靖一（Yasukazu Hamada）駐軍與那國島的決定。 但此無助日、中化解存在於兩國間的「海域」矛盾。

在大陸棚等攸關主權與能源的生存問題上，胡錦濤仍不願讓步，其背後除經濟利益的盤算外，更牽動中國對日外交中「民族主義」的敏感神經。 儘管鳩山的「友愛」受到中國歡迎，但難掩兩國在國家利益上衝突的事實，日、中在東亞區域的合作仍處於相互試探的階段。

日方秉承「開放的區域主義」，積極推進對亞洲外交，努力構築「東亞共同體」，避免域內國家將日本所主導的「東亞共同體」理解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再現。 鳩山推動「亞洲外交」仍著眼於維繫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避免在中國崛起後，美國的「亞洲外交」中出現日本不欲見的「繞過日本」（Japan passing），其背後潛藏日、中外交角力。

日本在「亞洲外交」的推動中，須謹慎處理對美、對中外交，否則「脫美入亞」可能形成兩頭落空。 鳩山一郎前首相的悲願—「多邊自主外交」—實現與否，端賴鳩山由紀夫領導的民主黨能否在美日關係與日中關係之間維持巧妙的平衡，此亦為日本於「東亞共同體」的建構中持續發揮穿針引線之功的關鍵。

三、「鳩山外交」下東亞安全新局及對臺影響 民主黨執政後，外相田克也雖與中國交好，但臺日關係不盡然必定疏遠，除強化國會外交管道，臺灣仍有機會同強調彼此尊重自由與尊嚴之「友愛外交」精神的鳩山內閣發展臺、日新共同價值。 未來民主黨新政權對臺海安全問題的看法、對馬英九總統大陸政策的認識，仍需密切觀察。 民主黨政權對「集體自衛權」行使的消極態度是否進而影響日本對「周邊有事」的見解與立場，亦須在未來臺、日互動中，再行確認，以期掌握日本新政府對臺海安全的真正態度。

歷史上，亞洲對西方的抗拒，與西方對亞洲的宰制皆已非良方，但美、日、中三國在意識到時代的可能變化與進行相肆應的調整間，仍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鳩山的「東亞共同體」與「對等的美日關係」主張，試圖在東亞與美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而此亦東亞「脫冷戰」的契機，渡邊利夫（拓殖大學校長）指出，造成此改變趨勢乃肇因於美國霸權主義的失敗。 「五五年體制」下的「美日同盟」為冷戰的產物，民主黨執政已宣告「五五年體制」已不復存在，其中「美日同盟」雖非事過境遷，但美日關係的重構已勢在必行，美國不樂見「排美」的東亞整合，而日本亦知「排美」將令「東亞共同體」的落實舉步維艱。

尊重多元、強調對話的歐巴馬總統與主張承認雙方立場差異之關係即是「友愛」的鳩山首相有機會帶領東亞重構新的東亞國際關係，其間中、韓也將努力尋求東北亞三國的歷史和解。 美、日、中三方將在「求同存異」的磨合下，構築信賴關係，而「霸權安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已無成為有效規制東亞秩序的理論基礎。

「朝核危機」中所建構的「五國架構」與「東協加三」（ASEAN plus 3）、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 等東亞國家整合機制如何有機地接軌，並同時納入東亞雙雄—中國與日本，將左右本世紀初期亞洲與西方間的關係走向，但「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顯然只是美國一廂情願的想法。 思維東亞問題時，在新現實主義之外，整合新自由主義的制度主義及社會建構主義的方法應是有效途徑。 面對東亞新局，兩岸關係亦須揚棄冷戰思維，使臺海問題在「東亞共同體」倡議下，建構制度性協商的機制，其間臺北不被北京邊緣化或併吞，而是基於東亞「友愛」新價值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