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伯特．伯頓 （Robert A, Berton）  誰能讓我們得永生，科學，還是神 作者：羅伯特．伯頓 （Robert A, Berton）

無法解釋，卻如此真實   在《時代周刊》2006年的一個封面報道裡，道金斯與柯林斯對上帝的存在與否展開辯論。儘管雙方都有理有據，但誰都無法改變對方的看法。假如宗教意願有著強烈的無意識性，我們對宗教情感的傾向存在潛在遺傳差異，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對此感到驚訝。雖然我更喜歡沒有原教旨主義信仰的世界（或至少不受這種信仰的影響），但我看不到哪裡有原教旨主義者會因為科學家們描繪了一個冰冷的世界就放棄信仰。在科學家們描述的個人世界裡，所有的一切都毫無意義，信仰得不到尊重。哈佛大學教授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的下述言論會不會讓宗教信仰者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轉而支持科學方法呢？

為了將正確的宇宙觀灌輸到人們的頭腦中，我們必須先驅除錯誤的觀點。關於世象，人們總是相信一大堆的胡言亂語，而這些胡言亂語往往是由錯誤的思維方式所致的。問題就是要讓他們摒棄對世界不理性、超自然的闡釋，摒棄只存在於他們的想像中的邪魔，並贊同社會型理性工具 － 科學才是唯一的真理促成者。

列万廷相信理性思維能摒棄非理性闡釋，這種想法其實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此外，他還忽視了人類本質的另一個基本方面 － 我們還能通過深刻的情感體驗進行學習，這種情感體驗不包含任何理性要素。這種形式的知曉是不可評估、不可測量、不可判斷出正誤的觀點。它們不是“事實”，而是超越理性和探討看待世界的途徑。我們聆聽貝多芬晚期的音樂作品時所感受到的優傷，多於在核磁共振圖像掃描上對低活力的前額葉區進行分析時所感受到的優傷；我們觀看卓別林的流浪漢形象所感受到的人生悲喜，多於了解太陽最終會自行耗竭時所感受到的人生悲喜。

托爾斯泰與無意義觀的鬥爭本身就是人類狀態的一個深刻視窗。雖然並非科學“真相”，但這些知曉與深層次的理論一樣，都有助於我們世界觀的形成。即使我們的結論是錯誤的，但這也是我們所做的事，能給我們帶慰藉。如果這些經驗引發了宗教情感，那麼再怎麼天衣無縫的推理也動搖不了這種信仰。   我毫不懷疑非宗教的科學觀是正確的，是值得每個人認可的。正如我們在過去幾千年裡所看到的那樣，迷信和宗教的教義也只能讓路。

理性和信仰，誰會讓我們過得更好   神經科學告訴我們，不同的個性特征導致不同的世界觀，如果堅持讓全人類都接受非宗教的科學觀，就是向神經科學發起挑戰。這就像讓詩人放棄他的冥思去當機械工程師，或者告訴小丑去做承辦殯葬者可能更有價值一樣。要了解基本人格如何對包括意義感和目的感在內的觀點造成影響，最佳范例可能就是一個人所具有的幽默感程度。對我來說，貝克特對無意義的描繪既有趣又有感染力。在觀看一部好的貝克特作品時，你通常會和其他觀眾產生共鳴。其中的偉大奧妙就在於，無意義的幽默呈現方式創造了其身難以名狀的、深刻的意義感，包括和那些與你有著相同諷刺觀的人之間的志同道合感。

丹尼特堅持非宗教科學觀絕對正確，這產生了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又讓我們回到客觀性的內在問題上來了。最近在接受採訪時，丹尼特被問道：“您的意思是說，如果一個人能放棄他的信仰，尋求更為合理的宇宙真相，他就能活得更好嗎？”丹尼特回答道：“這個問題問得好，但我還無法回答。因此我們不得不進行研究，隨後我們才有可能知道，理性和信仰誰會讓我們過得更好。”

在寫這本書時，我經常反覆閱讀達爾文對自己與目的、意義和上帝問題的個人鬥爭的描述。巴西森林的壯觀景象曾讓達爾文體驗到了“莊嚴感”，在自傳一開始，達爾文就講述了這種體驗是如何致使他“深信上帝以及罪惡靈魂的存在”的。然而，多年過去後，這種宏偉景象卻逐漸無法再喚起這些感覺了。達爾文把這種個人確信感的缺失比做一個普遍認為只有紅色的世界裡患上色盲。他迅速意識到，自己確信感的缺乏無法讓任何外部真相大白於天下，就好比如果變成色盲就無法真正說明紅色是否真的存在一樣。“我認為這種內在的確信和感覺不足以作為事物存在與否的根據。”

萬物不以你的意志而存在   達爾文繼續將信仰同其他莊嚴感等同起來。我把這種莊嚴感稱為信念感。“這種心理狀態是從宏偉的景象中所激發出來的，與相信上帝的存在密切相關，這種心理狀態與通常被稱為‘莊嚴感’的狀態沒什麼本質的不同。不過，無論解釋這種感覺的來源有多難，我們也不能把它當做支持上帝存在的論據，這種感覺同音樂所激起的那種強烈而又模糊的類似情感其實沒什麼兩樣。”

達爾文極其敏銳又勤於反省，所以他意識到，他先前對上帝的信仰來源於一種與外部現實無關的心理感受。不過，解釋宇宙奧秘對他來說同樣並非易事。為了簡潔起見，我對以下三段進行過剪輯。  

確信上帝存在的另一個起源同理智有關而同情感無關，這讓我感覺這種信念分量更重。這種信念的產生，是因為很難或者應該說不可能把這個偉大而奇異的宇宙看做是誤打誤撞的機遇或必要性的結果。在這麼考慮的時候，我就覺得一定要有一位萬物之神，他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類似人類的聰慧頭腦，而我確實應該被稱為有神論者。

大約在我寫《物種起源》一書的時候，這個結論在我的思想中是強有力的，可是從那時起，它非常緩慢地變得較為微弱了。然而，這時出現了一個疑問：如果人類的頭腦是由一個類似最低等動物的低級頭腦發展出來的，那麼人類思想得出這麼偉大的結論時值得相信嗎？這些信仰也許不是根據因果關係得出來的，大概是僅僅根據遺傳的經驗得出來的吧？   我不能假裝可以對這些深奧的問題做一點最低限度的解釋。萬物肇始的奧秘不是我們所能解決的，人們必須滿足於做一個不可知論者，我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達爾文開始承認不可能將宇宙概念化為純粹誤打誤撞的機遇，但最后卻承認他不知道貌似明顯的因果何時是大腦的技倆。達爾文承認基於理性和情感的認知具有局限性，從而勇敢地承認意識無法揭開萬物存在的神秘面紗。   當達爾文和柯林斯 沉浸於大自然之中時，他們都體驗過神秘時刻。對他們而言，這種體驗最初都非常深刻，看似還預示了上帝的存在。於是，柯林斯從終生無神論者轉化成虔誠的宗教信徒，而達爾文卻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他在亞馬孫旅行時還是基督教徒，后來卻把對感受上帝存在的個人感覺重新詮釋為意識甚至可能具有遺傳因素的生物學技倆。最后，他摒棄了基督教，成了一名不可知論者。

切實可行的建議 正確的態度：暫時表示同意隱藏層的個體差異對類似體驗產生了不同的解釋，要說明這一點，就沒有比上述更好的實例了。不同的遺傳基因、性情氣質和體驗導致了對立的世界觀。理性無法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間的鴻溝上搭建一座橋樑。無論一個觀點是源於信仰還是源於看似純理性推斷的結果，都產生於我們既看不到也控制不了的個人隱藏層。

達爾文的進化論源於他自己承認帶有偏見的意識，只是他將自己帶有偏見的意識鍛造成了可論証的假設。經過150年，幾乎大多數証據都証實了進化論。儘管關於大猩猩的視頻就是這種可能性存在的典型，客觀性固有的一般問題簽也是極好的例子。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史蒂芬．杰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提出了可行的折中辦法：“在科學當中，‘事實’只意味著可靠到某種程度，如果不暫時表示同意就有悖常情。”

關鍵詞就是暫時表示同意。我們可以為客觀性而不懈奮鬥，卻做不到公正無私地觀察。問題是，要求取科學方法的規則，我們就必須做出妥協 ---- 我們可能不知道有朝一日相反的論據是否會突然出現，并推翻我們之前堅信的理論。信念驅使的論據只需援引永遠正確、無可辨駁的神怪權威即可，而不需要做出這樣的妥協。當進化論受到近一半人質疑時，問題就變得很尖銳。“在2001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美國45%的成年人表示，他們認為進化在人類的形成過程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根據創世者的觀點，上帝造人早成定論，先前沒有任何相關物種出現。”

如果科學要與宗教展開一場有意義的對話，它就必須努力創建公平對等的環境，讓雙方都能開誠布公地討論雙方對自己和周圍的世界能了解到什麼、不能了解到什麼。我們需要放棄全能理性心理的不朽傳說，這種傳說讓科學和宗教無法開展真正的探討。同時我們還必須承認：信念感、目的感、意義感的內在需求跟進化一樣，都有充分的根據。我們還必須考慮到，非理性信仰確實具有調節作用 --- 從安慰效應到希望感。應該從生理需求和生理制約的更廣泛情景中去看待對客觀性和理性的堅持。

這場對話的目的應該是將個人希望和意義感最大化，同時將不合理的個人態度以及社會政策的不利影響最小化。如果有可能的話，科學和宗教都應該嘗試去接受暫時事實觀，并堅持這一觀點。一旦所有的事實都變成半成品，那麼絕對論就可以作廢了。無論“依據”多麼偉大，《聖經》或《古蘭經》的文字闡釋都將不再只有一種可能。通過探索大腦是如何平衡其生物學相互矛盾的方面的，我們可能會逐漸將絕對論變成不堪一擊的伙無知論。

我們并沒有讓人們挖出眼睛來防止他們做出錯誤的目擊証明，相反，我們通過光學幻象和感知心理學課程以証明錯誤感知的影響力。想像一下，如果我們的后代在成長中受到教育，知道“我們知道自己所知的”這種能力具生物學限制，那麼科學與宗教的對話會多麼的不同啊。對我而言，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