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史学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欧洲思想界的又一次伟大变革，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的精神面貌跟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们都是借复古求革新，企图从古人那里找到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武器和出路。这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人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辉煌成就面前感到自卑，同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前途也感到没有把握。 然而，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前提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发展，社会物质文明的水平空前提高，加上新航路的开辟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欧洲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总之一句话，欧洲文明已经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种辉煌的文明成果，使得历史上一切文明成就都相形见绌。这种文明的进步已是不容怀疑的现实，而且正方兴未艾。因而启蒙运动时期的人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昂扬乐观的情绪。这就是启蒙史学产生和形成的时代背景。

1、启蒙史学的产生和形成标志着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 启蒙史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进步史学的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同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斗争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它的任务就是要战胜中世纪的旧史学和确立资产阶级史学在欧洲史学界的统治地位。

先进理论与史料、修史三者之间脱节 启蒙运动兴起的时候，人文主义史学因沉湎于修辞学而衰微，博学派史学钻进了单纯考据的死胡同，而掌握着先进理论的理性主义者又拒绝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因而出现了先进理论与史料、修史三者之间脱节的局面。

与此相反，17世纪末法国的基督教史学家鲍修埃，却能够在其《世界史论》一书中将具体的历史研究与基督教神学史观以及理性主义者提倡的论证形式结合起来、编织出空前庞大而周密的世界史体系，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上半叶，成为资产阶级史学形成过程中的大敌。因此，战胜封建的基督教史学、确立资产阶级史学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就成了摆在当时进步史学家面前的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启蒙思想家和学者们继承和发扬了16世纪末以来的先进理论和怀疑批判精神，抛弃了理性主义思想家鄙夷乃至否定具体的历史研究的态度；他们重视历史研究，把历史当作反封建、反迷信斗争的重要武器；他们承袭了人文主义史学的世俗化方向，同时也注意克服人文主义史学的浮华学风；他们注意利用比较可信的史料和博学派史学的研究成果，却坚决反对脱离现实社会的单纯考据、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实的联系性。

他们把先进的理论与史料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产生出诸如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休谟的《英国史》、罗伯逊的《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时期的历史》和《苏格兰史》、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等一大批具有较高的学术性、思想性和感染力的史学名著。此外，孟德斯鸠、卢梭、杜尔阁、孔多塞等人以及百科全书派的一些著作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这些史学家及其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新型的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诞生，基本完成了战胜封建的基督教史学的任务。

思考题 1、启蒙史学的特点及其地位。 2、伏尔泰对启蒙史学的贡献。 3、爱德华·吉本的史学成就。 4、哥廷根学派的贡献。 5、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 6、维科的历史哲学思想。

2、启蒙史学的特点 ⑴以理性主义思想为指导 ⑵倡导历史进化理论 ⑶倡导世界史和文化史研究 ⑷改进历史研究的方法

⑴以理性主义思想为指导 启蒙史学的主体部分是理性主义史学，启蒙史学家基本上都是理性决定论者。他们崇拜抽象的理性，将理性的力量视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前进的根本动力。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普遍一致的、永恒不变的理性，是它在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并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方向、速度和形式；与此同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非理性的力量，这就是人类的情感、迷信、偏见和人类社会中的暴政，它始终与理性的力量处于对抗状态、干扰和压制着理性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理性受到了非理性力量的压制，所以才使得人类在长时期内处于野蛮蒙昧的状态；然而理性也在不断地反抗，力图挣脱非理性力量的压制和干扰、以求得解放；由于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中，理性解放的程度不尽相同，于是就表现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和民族性的差异。

启蒙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就应该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内在联系，发现并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毫无疑问，他们这种视理性为历史运动的主要动力、将人类历史说成为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过程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他们的笔下，理性与非理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代名词，比起基督教史学所宣扬的上帝与魔鬼的斗争理论来，它包含了更为真实的历史内容，不失为近代历史学的一大进步。

⑵倡导历史进化理论 历史进化理论产生于16、17世纪，但是曾经遭受到人文主义史学中崇古论者的激烈反对，在法国学者中间还引发过一场关于古今优劣的大论战。到了启蒙时代，这种历史进化理论才最后压倒崇古论而成为史坛的主流。绝大多数启蒙史学家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前途抱有乐观主义态度坚信人类社会能够不断地完善和进步。在这方面建树最大的当推杜尔阁和孔多塞。

　杜尔阁在他的《世界史论》一书中指出：人类是一个服从进步规律的整体，进步就是人性的进化和提高，理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一切都随着理性的运动而前进。他说："人类虽然交替经历过安定与动乱、衰落与复兴、幸福与痛苦的时期，但总是以缓慢的步伐朝着更完美的境界前进。"他的这一句名言，可谓集中代表了18世纪启蒙史学中的历史进化理论。

另外，在启蒙时代，历史进化理论已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说教了，而是被赋予了鲜明的反封建内容。 启蒙史学家从历史进化论出发，将中世纪的野蛮落后与近代的文明进步相对照，认为中世纪是人类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中断，是一个没有理性的野蛮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年空白”。 与此同时，启蒙史学家还把他们对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渴望与历史进化理论联系起来。

如：伏尔泰就说过：“进步是不能与商业繁荣和政治自由分割开来的”； 杜尔阁则把历史的进步看作是物质福利、精神启蒙和政治自由这三者的结合； 孔多塞则认为：自由平等、政治开明、富裕和平都是未来进步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总之，这时的历史进化观念和理论反映了18世纪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和反封建精神、以及他们对未来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心。

⑶倡导世界史和文化史研究 这是启蒙史学家为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建立全新的世界史体系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 A、以文化史取代传统的政治史 B、试图将历史研究的空间范围从欧洲扩大到整个世界

A、以文化史取代传统的政治史 自古希腊修昔底德以来，欧洲的历史学始终囿于政治、军事和宗教领域，并基本上局限于地中海地区的狭小范围之内。地理大发现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有关描述新大陆、新民族和新文明的书籍风靡一时，其内容涉及各地的河海山川、民族人种、社会经济、历史逸闻以及殖民者的活动情况。这些书籍突破了狭隘的政治史框架，并为史前史和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然而，当时的史学家们在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丰富资料面前，却陷入了"世界人性一致"观念与地理大发现所揭示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现实的矛盾之中。启蒙史学家在克服了这种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强调理性具有自我解放的力量的同时，承认了自然界和社会环境对人类进步的作用，并因此而形成了由理性、风尚、环境这3者结合而成的"文明"或者"文化"的观念。

A、以文化史取代传统的政治史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启蒙史学家提出了研究文化史(即人类精神史)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在这方面最早身体力行并且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史学家就是法国的伏尔泰。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研究文化史成了启蒙时代的一股潮流，英国的休谟、罗伯逊、德国的摩塞尔、温克尔曼等人都是他的追随者。他们都主张：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宗教、科学、文艺、农业、商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工艺及生产技术的演进、风俗习惯与饮食起居的演变、乃至于人口的增减等等，以及人类在这些领域里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都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他们还主张：历史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术活动，因而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包括经济和文化在内的、过去历史的研究，来说明人类的时代精神，而并不仅仅局限于记载战争、条约、典礼之类。

B、试图将历史研究的空间范围从欧洲扩大到整个世界 启蒙史学家认为：应当公正地评价世界上各个民族对整个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建立一个包括东方各民族在内的、新的世界历史体系。他们这样做，最初的和最直接的动机，是为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打破当时以鲍修埃在其《世界史论》中提出的世界历史体系为代表的旧史观、建立完整的资产阶级史学体系。在这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伏尔泰和哥廷根学派的史学家们。

⑷改进历史研究的方法 启蒙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致力于叙事与分析的紧密结合，注重对历史事实进行概括、归纳和对比，尤其注重对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做比较研究，并注重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集体心理状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比较史学和历史心理学的最初萌芽。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孟德斯鸠及其《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

与此同时，史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也成为启蒙史学家关注的重要内容。譬如：伏尔泰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一书时，参阅了200多种历史文献；吉本为了写《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研究了几乎所有的有关罗马帝国历史的拉丁文出版物、以及大量古代文物和碑铭，该书资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至今仍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罗伯逊为了写作《美洲史》一书，亲自前往美洲及欧洲各国(包括俄国)搜集资料，使得该书成为16世纪以来美洲史研究领域里学术价值最高的著作。 哥廷根学派在史料整理和运用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他们不仅注重大量地占有史料，而且还注重对古文书学、谱系学、纹章学、古钱币学等历史辅助学科做具体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有关手稿的校勘、原始版本的复原、史料真伪的鉴别和探源等一系列原则。 此外，启蒙史学家还主张运用语言学方法和成果来研究历史典籍，18世纪末德国语言学家沃尔夫在其《荷马导论》一书中，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荷马史诗的起源和演变做了精辟的分析，为19世纪盛行的史料批判方法开辟了道路。

启蒙史学与人文主义史学 如果说18世纪欧洲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潮是对昔日人文主义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那么这时的启蒙史学也就是对昔日人文主义史学遗产的继承与发展。人们不难看出，在以史学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服务方面，在努力使史学世俗化并展开对神学史观的批判方面，在致力于探讨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试图写出可信的历史著作方面，启蒙史学都是继承了人文主义史学的历史遗产的。 所不同的是，启蒙史学不仅继承了这些史学传统，而且还把它们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从而也就把欧洲史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启蒙史学家摈弃了虚妄的神学史观，反对把基督教《圣经》中的传说和说教奉为信史，并且公开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所有这一切显然要比人文主义史学家借助于复兴古典史学的旗帜成熟得多了； 启蒙史学家从理性的立场出发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普遍相信历史运动的前进性和可预见性，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这种历史观比起人文主义史学家仅仅满足于探讨所谓“人”的价值的做法来又有了新的深化； 启蒙史学家在史学上努力革新，打破欧洲史学中的政治史传统，重视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写出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著作，这些又与大多数人文主义史学家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区域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我们当然也要看到：启蒙史学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仍然存在着重大缺陷。然而，它在历史哲学、历史学体系以及历史研究方法等多方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终于创立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型史学模式──资产阶级史学。这种具有鲜明的反神学、反封建特征的新史学，不仅有助于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制度，而且也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3、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及其贡献 伏尔泰(Voltaire，Francois Marie Arouet，1694～1778年)原名叫弗朗索瓦·玛里·阿鲁埃，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物，一身兼为哲学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著述宏富，他的全集多达72卷。

从青年时代起，伏尔泰就以擅长诗歌和戏剧创作而蜚声法国文坛。由于他在作品中讥讽教会的愚昧、抨击贵族的专横，因而曾2次被关进巴士底狱。1726年起，他赴英国游历了3年，对当时英国的代议制政体非常赞赏。1729年回国以后，他根据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写成《哲学通讯》一书，极力赞扬英国的政治制度，大肆揭露和批判法国社会中的种种弊端，借以宣传改革之道，成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法国统治当局对此十分恼火，不仅禁售和烧毁这本书，而且再次对他进行通缉，迫使他四处躲避。 1734年，伏尔泰来到洛林省边境的西雷城，寄居在女友爱弥儿·德·夏特莱侯爵夫人的一座幽静的别墅里。他在这里居住的15年中，一面埋头著述，一面跟教皇、欧洲各国君主、以及文化界的名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奥尔良少女》、《查第格》等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他的史学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和《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也是在这时命笔的。

无奈好景不长，1749年夏特莱侯爵夫人不幸去世。伏尔泰不仅由于悲痛而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同时也失去了这个安静的写作环境。 1750年，普鲁士国王腓德烈二世写信给伏尔泰，称颂他的"学识渊博"和"品德高尚"，殷切地邀请他去普鲁士定居。他出于对这个"开明君主"的期望，欣然应邀前往。到达柏林以后，起初他与腓德烈二世相处得十分契合，但是不久之后就闹翻了。他发现这个"开明君主"所考虑的只是如何施展手段为自己谋利，普鲁士的黑暗程度与法国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腓德烈二世也同时觉得伏尔泰难以充当自己的宫廷点缀。于是二人终于不欢而散。伏尔泰在受到腓德烈的非礼待遇之后，就决计离开这个暴虐横行的国家，结束了这段充当一个"心烦意乱的食客"的不愉快经历。

回到法国后不久，由于不容于路易十五，因而就于1756年迁往日内瓦。但是他马上又发现这块喀尔文教徒的共和国也不是传说中的乐土，其本身也亟待改革。1758年，他最终在瑞士和法国交界处的一个小城──费尔尼(亦称"佛尔纳"，南距日内瓦约8公里)购置了一块地产，建造了一幢宫殿式的豪华住宅。他在这里度过了20个寒暑，直到逝世前夕才返回故乡巴黎。他的晚年也是忙碌的：他不断地从这里发出一篇篇抨击旧制度的檄文，频繁地与欧洲各国人士通信联络、并接待他们的来访，跟外界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的住所一时间几乎成为启蒙运动的参谋本部。1778年，伏尔泰以84岁的高龄重返巴黎，旋即去世。

▲伏尔泰主要的4部历史著作 ①《瑞典王查理十二传》 ②《路易十四时代》 ③《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 ④《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

①《瑞典王查理十二传》 此书完成于1731年，主要记述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Charles Ⅻ，1682～1721年)的生平事迹，尤其详述了他在位期间(1697～1721年)发动“北方战争”以及最后兵败身亡的经过。在此书中，伏尔泰把查理十二这个“北方狂人”作为反面教材，表达了自己蔑视暴君和反对战争的思想感情。 有人曾经这样评论道："凡是读过这部传记的人，都会觉得黩武主义者是罪恶的、愚蠢的，到头来又总是自食其果的。"

②《路易十四时代》 这是伏尔泰生平最得意的一部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君主专制的极盛时期，也是法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伏尔泰早就立志要写一部有关路易十四时代的历史著作。从1735年起，他就开始搜集资料，仔细研究了200多种私人著述和国家档案库的文献，经过了一番排比分类、去伪存真、融会贯通的处理之后，最后落笔成书。此书最初发表于1751年，后又屡经修改和补充，直到1768年才最终定版，堪称他数十年心血的结晶。

③《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 此书是应夏特莱侯爵夫人的请求而作。最初发表于1756年，在后来的12年之内重版了16次。他明确宣告自己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现代文明的"。在书中，他主要叙述了欧洲各国的文化发展概况，其中也涉及到了东方各国的哲学和礼俗。他很崇拜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文化"，甚至还从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政治主张中找到一种根据，用以反对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政体。这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世界文化史著作，为此后欧洲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范例。

④《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 这是伏尔泰定居费尔尼之后的一部著作，完成于1759年。他在此书中主要叙述了彼得一世(1672～1725年，1682～1725年在位)实行改革的过程及其重大意义，对俄国史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反映了他寄希望于"开明君主"的政治倾向。

伏尔泰对历史学的主要贡献 ⑴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的神学史观，主张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人类的过去，提出了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理论。 ⑵开辟了历史学的新领域——文化史研究 ⑶试图建立一套崭新的世界历史体系

⑴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的神学史观，主张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人类的过去，提出了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理论。 他这样写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协调一致的、有联系的、有制约的，……永恒的锁链不能扯断，也不能错乱，……必然的命运是整个自然界的规律"。普希金因此而赞叹道："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道路──他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幽暗的历史档案库"。

⑵开辟了历史学的新领域——文化史研究 伏尔泰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对"人类精神史"进行研究。他的所谓人类精神史并不是狭隘的思想史，而是包括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成果的文明发展史。

⑶试图建立一套崭新的世界历史体系 伏尔泰在《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一书中，与鲍修埃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史体系。他明确地指出：鲍修埃的《世界史论》充满了"伪善、欺骗和谎言"，鲍氏"写作此书的唯一意图是要说明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围绕犹太民族而发生的"，"这位雄辩作家在写到阿拉伯人时，明知他们有强大的帝国和兴旺的宗教，却把阿拉伯人比喻为洪水猛兽"。

伏尔泰指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绞尽心思地去查明在野蛮荒谬的时代里一个碌碌无为的君王是在哪一年接替了另一个碌碌无为的君王，而是要用改变了一些国家的风俗和精神的历史变革来充实人们的头脑”。 他还说："我想要知道的是当时存在的社会类型，人们的家庭生活和他们创造的技艺"。

伏尔泰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中也力图实践这些原则和主张。他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时就说过：“本书并不单纯是路易十四的传记。著者怀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不仅写路易十四个人的行为，而且要把迄今为止这个最开明的时代中人们的思想风貌写出来，用以昭示后世”。因此，他在该书中不仅叙述了这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而且辟有专门的章节用来论述路易十四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哲学，因而此书被誉为“第一部描述一个民族生活全貌的著作”。 另外，他在《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一书中，进一步冲破了政治史的框框和基督教史观的局限，试图从人类史和文化史的高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整体研究，此书被后世赞为"第一部真正的文化史"，成为启蒙史学家的典范。

在伏尔泰的文化史观中，贯穿着对政治史o军事史的排斥和对文化学术的高度重视。在他看来：战争和政治阴谋手段只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暂时作用的因素，它将被人们遗忘而从史册中消失，然而良好的法律和科学技艺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却能得到永存。他甚至认为："一个连接两个海洋的运河河闸、一幅沧桑的油画、一部优美的悲剧和一个新真理的发现，都比所有宫廷实录和所有战争记录珍贵千百倍"。

从这个观点出发，伏尔泰把文化学术的盛衰作为评价历史时代的重要标准。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只有4个时代最值得重视，即：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主要是奥古斯都开始的帝制初期)、文艺复兴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因为这4个时代都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并表现出"人类精神崇高伟大"的幸福时期，而路易十四时代又是其中最完美、最幸福的时期。不过，伏尔泰所说的"路易十四时代"并非始于1643年路易十四的登基，而是以1635年巴黎科学院的创立为开端的。

伏尔泰不仅重视人类的精神文化史，而且也重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史。他在《论各国的立国精神与礼俗》一书中，既论述了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贵族和王权的起源，也广泛地涉及了意大利的早期城市及其与东方地区的贸易、英国与佛兰德尔的羊毛交易、中世纪欧洲的币值变化、15世纪以来的欧洲海外殖民及其对宗主国的价值、美洲金银大量欧洲后引起的价格革命等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并且肯定了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此书第1次明确的指出：十字军东征并非出于崇高的宗教动机，而是出于掠夺的欲望；宗教改革、17世纪英国革命和法国的福隆德骚动等事件，也都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伏尔泰认为：使各国统治者充分认识到经济财政在政治生活和军事行动中的重大作用，这是历史学的一大功用。他举例说："伊丽莎白女王用以抵抗强大的菲利普二世的唯一手段是英国的商业和灵活的经济，她的100艘用以抵抗无敌舰队的船只，有3分之1是英国商业中心提供的"。

伏尔泰的文化史观对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休谟曾指出：科学和艺术是文明社会的标志，15世纪科学的太阳冉冉升起之后，才使得欧洲脱离千年野蛮状态。他在自己的《英国史》中，就专设章节论述英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科学文化发展状况。又如德国的启蒙史学家摩塞尔在所著《奥斯纳布吕克史》中，将德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放在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所构成的总体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历史的发展乃是各种经济因素与变化中的各个阶级相互作用的结果。另外，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时代的艺术，都是该时代整个文化的产物，因而只有研究艺术与同时代文化活动的联系、研究社会经济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才能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艺术。该书主要论述的是古代希腊的艺术，同时也广泛地论及古希腊的地理、人种、宗教、风尚、哲学、文学、政治等各个方面，首次将古希腊艺术与希腊古代文明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性考察，成为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的经典作品。

4、爱德华·吉本及其《罗马帝国衰亡史》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是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启蒙史学家。（他出生于伦敦附近的普特奈镇，祖父是英国南洋贸易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其家族属于英国的上流阶层。他是母亲7个孩子中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幸存者。他10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严厉而又任性，加上继母的恶言斥责，因而他从小生活在孤独的环境之中。与此同时，由于吉本自幼体弱多病，曾多次濒临死亡的边缘，所以无法正常地接受系统而正规的学校教育。 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少年经历，使他逐渐形成了一种沉默内向和读书成癖的性格。他在病床上和自己的书桌前博览群书、刻苦自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古代波斯、阿拉伯乃至拜占廷的历史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起这段读书生活时曾写道："读书，自由自在地博览群书，这便是孤独时唯一的乐趣和安慰"。

1752年，吉本被送到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去读书；第2年6月，在伦敦加入了天主教。他的这一举动不仅不为学校当局所容，而且遭到了整个英国上层社会的责难，他的父亲也为此大怒。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他将因此而失去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资格。为了改变他的宗教信仰，他父亲把他送到了瑞士的洛桑，就学于一个名叫巴维利奥(Pavilliard)的喀尔文教牧师。巴维利奥是一位饱学之士，而且诲人不倦。在此人谆谆善诱的引导之下，吉本不仅于次年改信了新教，而且还系统地阅读了古典的和当代的各种哲学和史学著作，尤其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著作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利用有利的语言环境，进一步通晓了法语。

1758年，吉本回到英国。当时正值英法"七年战争"期间，因而他还一度在军队中服役。1761年，他发表了用法语写成的处女作──《读书札记》(亦译《论文学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使他在学术界初露头角。人们从这些札记中可以发现：吉本熟悉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著作，研究过古罗马的法令和典章制度，尤其推崇孟德斯鸠的著作。）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以后，吉本重新返回欧洲大陆做广泛的游历。在巴黎停留期间，他曾与"百科全书派"的中坚人物达兰贝、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有过交往；他特地拜访过伏尔泰，访问过法国历史博物馆，在那里查阅了马比昂、蒙福孔、孔日等人的作品和手稿。

多年以来，吉本一直在思考着自己的撰史计划，拟过许多个题目，但始终没有确定下来。在这次游历欧洲大陆期间，在罗马凭吊古迹的时候，他终于决定了自己的撰史目标──写一部关于罗马城的历史。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1764年10月15日，就是在罗马，当我伫立在这座古都的废墟里，在夕阳残照中缅怀往事、陷于沉思时，看到那些赤着脚的修道士在朱匹特神庙里唱晚祷诗，于是我脑海里第一次闪过一个念头：要写一部这个城市的衰亡史"。目标既定，他便全力以赴，多方面搜集资料、精心构思。在这一过程中，他又把原计划不断扩充，最后竟决定写一部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

1770年，吉本因父亲的去世而接管了家产、并迁居伦敦，随之也就开始了写作。1774年，他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来又多次当选。然而，他对仕途的进退颇为冷漠。为了著述事业，他决心辞去议员之职、退出政界。同时他也为了躲避伦敦那城市生活的喧嚣、寻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他便于1783年迁居洛桑，希望能在这里专心致志地完成写作计划。 1787年6月27日深夜，吉本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行文字。他自己说过，写作这部《罗马帝国衰亡史》，花费了他20年的岁月。实际上，他为此呕心沥血、贡献了毕生的精力。难怪他后来会以这样的文字来描述自己完成这一长篇巨著时的心情："我搁下笔，曾久久地徘徊在那槐树掩映下的小道上，从这里可以眺望田园风光、湖光山色。是时，空气温馨、天空宁谧，月亮的银灰洒在湖面上，整个大自然万籁俱寂，我掩饰不住首次如释重负以及可望成名而感到的欢欣。但是我的得意瞬间被压抑下去了，一种忧郁之感袭上了我的心头。我已经与一位故旧挚友永久地告别了，无论我这部史著今后的命运如何，历史学家的一生应是短促和飘忽不定的"。

　《罗马帝国衰亡史》 是分批出版的：1776年，第1卷出版；1781年，第2、第3卷出版；1788年5月8日，恰逢吉本51岁生日之际(经过1752年英国的历法改革之后，他的生日为5月8日)，第4、第5、第6卷同时出版。

这部史学名著体大思精、卷帙浩繁 吉本以其宽广的视野、用“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概念和“基督教与蛮族的胜利”这一主题，贯穿并包容了公元2世纪至16世纪这1300多年间、以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为中心的、范围遍及古代世界3大洲的历史演变过程。 吉本用极其严谨的态度进行写作，非常重视占有原始资料。 吉本十分注重著作的可读性 从《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吉本所具有的大胆而深刻的批判精神，这是启蒙时代史学特点在他身上的具体体现。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代表了17世纪和18世纪这近200年间欧洲古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吉本也就成为继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马基雅维里等史学大家之后欧洲史学家中的又一位杰出代表

这部史学名著体大思精、卷帙浩繁 这部史学名著体大思精、卷帙浩繁，上自古罗马帝国的全盛时代──安敦尼王朝奠基，下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轫，全书共分6卷71章，约300万字。 　　　　前3章相当于开篇，概述了从公元98年直至公元2世纪80年代的罗马帝国历史。第4章始于180年皇帝康莫杜斯(Commodus)的即位，记述开始详备，按着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一直写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最后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为结束。

然而，此书很明显地分为两大部分：从第1卷至第4卷(第1章至第47章)为前半部，详细地记述了公元180年至641年皇帝赫拉克利斯去世为止(约500年间)的历史；第5卷和第6卷(第48章至第71章)为后半部，主要记述了从公元641年至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以及16世纪欧洲各国兴起宗教改革运动为止(近900年间)的史事。由此可见，在叙事的详略上，两大部分是不成比例的。

吉本以其宽广的视野、用“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概念和“基督教与蛮族的胜利”这一主题，贯穿并包容了公元2世纪至16世纪这1300多年间、以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为中心的、范围遍及古 代世界3大洲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欧洲史学史上，把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当作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连接起来、并编纂成如此规模巨大的通史之作，吉本是第一人。 吉本在书中不仅记述了罗马帝国由盛而衰、直至最后灭亡的经过，而且还涉及到了波斯、匈奴、日耳曼各部族、阿拉伯帝国以及土耳其帝国的历史。把这样一部持续年代久远、涉及国家众多、空间范围广阔、而且史事纷繁复杂的通史之作写得如此提要钩玄、井然有序，如果没有善于掌握全局和驾驭史事的高超才能，那是绝对不可想像的。

吉本用极其严谨的态度进行写作，非常重视占有原始资料 他自己说过："我的好奇心和责任感，常常使我去研究原始材料"。他从小就广泛地阅读和钻研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原作，遍览罗马帝国自创建以来的各种文献资料，从中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同时他悉心研究古代文物，搜集古代货币，考证古代铭刻，以弥补文字材料的不足。另外，他还非常重视利用前代史学家们、尤其是17和18世纪的史学家们所搜集起来的原始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以此来丰富自己的写作内容、提高自己的写作层次。如他在写关于早期基督教会的兴起时，就巧妙地采用了意大利史学家巴罗尼斯和法国史学家梯尔蒙第等人的材料及成果。他广征博引、详加考订，对各种材料互相参照、进行比较研究，以致于几乎没有一页没有详尽的注释，或注明史料的来源及其可靠性、或补充正文的不足、或罗列诸家的见解。正是因为此书包含有丰富的史料内容，所以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人们用来判断古代和中世纪史事的圭臬，被现代史学家视为权威之作。

吉本十分注重著作的可读性 因而《罗马帝国衰亡史》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对文稿刻意求工、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修改和推敲。他的著作不仅有很强的理论逻辑性，而且文字也非常优美典雅。此书通篇词藻华丽凝重，句式整齐，并穿插了许多逸闻轶事，真正达到了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既要摆在学者们的书斋里，也要放在仕女们的梳妆台上。

从《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吉本所具有的大胆而深刻的批判精神，这是启蒙时代史学特点在他身上的具体体现 吉本以一个历史学家独有的深邃的洞察力，雄视百代、褒贬古今。然而，他书中的主要着力点还是在于叙述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过程，一般情况下他并不直接分析或论证帝国衰亡的原因，只是在他这种貌似平静客观的历史叙述中却透露出强烈的时代精神。

①　吉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对基督教的教义、教规以及基督教会进行了具体而有力的批判，历史地、批判性地分析了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其与罗马帝国衰亡之间的关系，这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也是吉本对启蒙史学所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 吉本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只不过表现出强烈的自然神论的倾向。然而，他作为一个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对宗教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宗教与迷信、愚昧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迷信又是野蛮时代的产物，它可以使人们狂热、狭隘、互不相容。当他用这种观点来批判基督教时，就表现得比同时代人更加尖锐、更加激烈。

吉本对基督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该书的第15章和第16章里。这是全书最著名的两章，出版后不久曾在宗教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教会人士的猛烈攻击，1779年他还就此写过著名的《辩护词》予以回击。第15章叙述了基督教的早期发展状况，第16章叙述了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境内的遭遇。这两章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部早期基督教简史。 在这两章里，吉本首先用世俗的眼光分析了基督教的本质，用平静的笔调叙述了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的传播过程及其所遭受的迫害、以及基督教内部的派别斗争，从而剥掉了历代基督教神学家加在基督教身上的神圣外衣。与此同时，他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通过引述或介绍他人观点和作品的"曲笔"方式，否定了《旧约全书》中所宣扬的"上帝全能"说，揭露了基督教神学家大肆鼓吹的种种"奇迹异象"的虚伪，批判了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残酷和愚昧。

吉本在考察了基督教的性质及其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进而又理性地分析了基督教的传播与罗马帝国的衰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罗马帝国本是一个对各种宗教都表示宽容的世俗大国，政府是强有力的，法律制度是完备的，当时的罗马公民也都崇尚实务、忠勇爱国、富于积极的进取精神和无私的献身精神； 后来帝国由于专制统治的不断强化和过度的扩张而开始衰落，加上日耳曼人也频频入侵，于是基督教便乘虚而入，它诱导人们追求来世的幸福、脱离现实社会； 于是罗马人日益变得因循苟且、世风日下，传统的英武精神丧失殆尽，结果导致防务松弛、边陲失守、情况日甚一日； 罗马帝国也就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最后灭亡。总而言之，基督教所起的破坏作用正是罗马帝国最终衰亡的主要原因，这就是吉本的最后结论。

②　吉本对罗马帝国时期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和对专制君主的揭露，并企图从中找出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帝国制度本身之间的关系，这是体现他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在吉本看来，罗马帝国的衰亡始于君主们对共和制时期那种政治自由的镇压，而政治自由恰恰就是社会得以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他推崇所谓的"混合政体"，因为这种政体能够保证分权制衡，如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古罗马的共和政体以及"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君主立宪政体，其中他最推崇又是罗马共和制时期的政治和法律秩序，堪称文明社会的典范。他认为：罗马共和制时期是欧洲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是和平、幸福和安全的象征；然而在共和制末期，随着帝制的建立，政治自由消失了，国家的权力和命运都取决于君主那种无法预料的个人意志；于是，社会文化衰落了，宗教的盲信和非理性的行为得到了助长，最终导致了帝国境内蛮族和基督教的胜利。

吉本断言：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第一步，正是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建立开始的。因此他对奥古斯都颇有微辞，到了晚年他甚至还后悔自己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没有从奥古斯都写起。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吉本除了对君主专制政体进行批判之外，还用犀利的笔调、无情地鞭挞了尼禄等罗马帝国的历代暴君，揭露他们"暴戾无道"、"残害忠良"和"荒淫腐化"，谴责他们给帝国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巨大损失。与此同时，他对戴克里先、君士坦丁以及查士丁尼等历史上的"明君"也是有褒有贬，既写他们的功绩，也揭露他们的残暴和过错。譬如：既叙述了戴克里先作为新帝国奠基人的历史贡献，也批判了戴克里先模仿波斯帝王的宫廷礼仪、炫耀皇帝的威势与豪华；既写了君士坦丁建立新都、颁布"米兰敕令"、召开尼西亚大会等历史功绩，也揭露了君士坦丁残杀长子等暴行；既赞扬查士丁尼重新统一东西罗马的业绩、并辟专章叙述了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过程及其历史作用，也指出了查士丁尼忌疑重臣、偏爱荡妇等劣迹。

然而，吉本对君主专制主义所进行的历史批判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并没有对所有的君主专制都采取批判态度。如他在第1卷的前3章中，就开宗明义地揭示了从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直到马可·奥勒留等历代皇帝的政绩，盛赞这些皇帝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国泰民安、物殷民阜"，堪称"世界历史中……人类最为幸福繁荣的时代"，是"由一个以才德为指导原则的绝对权力统治着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又如在第16章里，他叙述成千上万的罗马民众喧嚷着要把基督教徒赶进角斗场去喂狮子，而"明智"的皇帝却谴责了这种行为，并下令禁止。在这里，他无疑是在暗示读者这样一个道理：开明的专制君主优于盲动的民主热情。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吉本的这种反对专制君主而拥护开明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观点，与伏尔泰所主张的"开明君主论"是相似的。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 代表了17世纪和18世纪这近200年间欧洲古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吉本也就成为继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马基雅维里等史学大家之后欧洲史学家中的又一位杰出代表。　

尽管吉本仍然恪守着政治·军事史的旧传统，仍然把历史发展归结为少数显贵人物的活动，仍然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文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然而他的非凡史才及其鸿篇巨作对后世史学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这部史学名著早已越出了一国的范围，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现如今它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书中的不少章节曾被选作大学教材，书中的语句不少已成为英语中的名句；许多西方著名学者曾为该书做过精详的注解。一般说来，在近代西方，还没有一部书能像吉本这部《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样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对后人发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5、哥廷根学派的史学业绩 哥廷根学派得名于哥廷根大学。1734年，英国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二世出资赞助创建了哥廷根大学。由于它师资雄厚、资料完备、学风纯正、崇尚实学，因而在1810年柏林大学创立之前，该大学几乎成了德意志境内最有影响的学府，同时对全欧洲的学者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拿破仑曾赞叹道：哥廷根大学不属于某一个小邦，甚至也不属于德意志，而是属于整个欧洲的大学。 哥廷根学派大体上形成于18世纪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因其主要代表人物，如伽特勒、施洛塞尔、斯毕特勒、黑伦等人都执教于哥廷根大学，故而得名。单就个人的声誉而言，哥廷根学派的历史学家都比不上同时代的伏尔泰和吉本；然而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它却显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光彩，体现出了比较接近的历史观念和治史方法，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扮演着德意志史坛的主力军角色，并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史学人才，共同为西方史学、尤其是德意志史学的大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哥廷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⑴约翰·克利斯蒂安·伽特勒(Johann Christian Gatterer，1729～1799年) ⑵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洛塞尔(August Ludwig von Schlozer，1735～1809年) ⑶路德维希·蒂莫托伊斯·斯毕特勒(Ludwig Timothues Spittler，1752～1810年) ⑷阿诺尔德·赫尔曼·路德维希·黑伦(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1760～1842年)

⑴约翰·克利斯蒂安·伽特勒(Johann Christian Gatterer，1729～1799年) 1757年哥廷根大学在欧洲率先设置历史学讲座，1759年伽特勒应聘主持该历史讲座，于是这一年就被看作为哥廷根学派诞生的时间，伽特勒也就被看成是该学派的创始人。 伽特勒痛感德意志史学的落后现状，激烈地批判了当时各种历史著作的种种弊端，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历史学改造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从而改变德意志史学的面貌。于是他一方面创建了历史专题研究班(西米纳尔)的教学方法，着力培养新一代史学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广泛地涉猎历史学的各个具体领域，并注重对古文书学、钱币学、纹章学、谱系学等各种历史辅助学科的研究，而且都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致力于世界史研究并建立新的世界通史体系，这是伽特勒最主要的业绩。伽特勒是在德意志大学中开设世界史课程的第一人，写出了他的代表作《世界史》。他明确提出要抛弃基督教史学以"四大帝国"为核心的世界史体系，主张要拓宽世界史研究的内容和扩大地域范围、要把世界历史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运动来把握、要在重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全新的世界史体系。与此同时，伽特勒还修正了荷兰史学家凯勒尔提出的世界史分期法(他在17世纪末出版的《世界通史》一书中，分别以公元306年君士坦丁皇帝即位和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为标志，将世界历史分为3个时期)，提出要以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和哥伦布发现美洲为标志、将世界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3个阶段，重视中世纪的历史地位，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他的这些主张和做法，都对后来的世界通史编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⑵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洛塞尔(August Ludwig von Schlozer，1735～1809年) 施洛塞尔早年从哥廷根大学毕业以后，曾前往瑞典研究北欧史、前往俄国研究俄国史，并深得叶卡特琳娜二世女皇的器重。1769年返回母校执教，并接替伽特勒主持历史学讲座。由于哥廷根学派在他手里达到了全盛，因而他也被认为是该学派的真正领袖。他虽然著有《俄国史》(1769年出版)和《北欧诸国史要》(1772年出版)等书，但他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却是那部1792年出版的《世界通史》。在世界史研究方面，他比伽特勒做出了更重要的贡献，故有"世界史之父"的美称。

施洛塞尔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世界史著作不能只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细节的、松散而又杂乱的汇编。他指出：世界史是"人类的历史"，是一种新型的历史，它应当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及一切已知的重大事件"，而不能以欧洲诸国的历史取而代之。因此，在他的这部《世界通史》里，就包括了中国、日本等亚洲民族的历史记载，还述及迄今为止一直被欧洲史学界忽视了的许多民族的历史。 施洛塞尔还强调世界史研究要着重阐明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要致力于因果关系的探讨，而不能只是罗列人名、地名和年代，不能成为强加给读者的一种徒增记忆、惹人心烦的负担。他还主张世界史研究必须摆脱政治史框框的束缚，应当叙述文化的发展状况，要记述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发明创造、并对它们进行必要的解释，因为只有这样的世界史才能反映出多彩多姿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貌。

与此同时，施洛塞尔在史学研究和史料批判的方法上也做出了贡献。他强调历史研究必须要根据可靠的史料，而要得到可靠的史料，就必须在史料批判方面下一番工夫。他自己就借鉴了古典学者和《圣经》研究家的某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校勘私人手稿、复原原始典籍、鉴别史料谬误及追溯史料来源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并形成了相应的方法论。此外，他还提出了语言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问题，认为研究各种语言的亲属关系有助于人们了解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他所倡导的这种语言学方法，被19世纪的的德意志史学家广泛采用，成为近代德意志史学的一个显著优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施洛塞尔还积极倡导史学史研究，并有意写一部世界范围内的史学发展概要，籍以显示世界各民族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虽然他自己最终没有如愿以偿，但是后来他的学生继续在这方面进行了持续努力，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西方史学家对史学本身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研究。

⑶路德维希·蒂莫托伊斯·斯毕特勒(Ludwig Timothues Spittler，1752～1810年) 斯毕特勒终身致力于教会史和德意志各邦历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基督教会史》和《欧洲各国史要》。前者着重阐述了基督教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后者主要叙述了西欧各国文化的演进过程及其发展趋向。他与施洛塞尔一样，也深受伏尔泰的治史观念的影响，在文化史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⑷阿诺尔德·赫尔曼·路德维希·黑伦(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1760～1842年) 黑伦是哥廷根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他自1799年至1842年，一直主持着哥廷根大学的历史学讲座，并从1819年起担任该大学的校长，培养了大批史学专业学生，其中成名者甚多。他自己的主要著作有1796年出版的《古代各主要国家的政治、交通和贸易往来》和1809年出版的《欧洲国家制度及殖民地史》，另外还与其他人合著过一部多卷本的《欧洲史》。

黑伦充分认识到物质基础在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并试图探索人类的基本物质需要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作用。他进一步发展了伏尔泰的文化史观念，他笔下的“文化”主要不再是前辈们所强调的精神文化，他所注重的是物质文化方面，如科学技术、对外贸易、交通手段等等。与此同时，黑伦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整体性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古代国家是彼此孤立的和缺乏联系的，到了近代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他甚至认为近代欧洲实际上就是一个统一的民族社会，现在只是在政治上划分为不同的国家而已，因而在这个过程中欧洲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应该从全欧洲的角度去理解、去探讨。 由此可见，黑伦已经把早期哥廷根学派史学家所主张的"世界主义"的世界史体系，缩小成了近代欧洲国家的历史体系。这种体系及其观念后来经过兰克史学而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的"西欧中心论"，成了长期霸持西方史坛的传统观念。

哥廷根学派的全盛时代是18世纪的最后30年。黑伦之后，它再也没有出现过著名的史学大家。尤其是在19世纪30年代兰克在柏林大学崭露头角之后，这个学派便逐渐退出了德意志史坛的支配地位。然而，作为西方史学界一个跨越了两个世纪的、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学派，它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其独特的地位。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过了哥廷根学派几代史学家们的努力，终于改变了德意志史学的落后面貌，为19世纪德意志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的中心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它为19世纪的德意志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史学界培养造就了大批的史学专业人材，为德意志乃至整个西方史学的大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保证。如曾担任过柏林大学校长的洪堡(1769～1859年)、海德堡学派的领袖施洛泽尔(1776～1861年)、美国史学的奠基人班克罗夫特(1800～1891年)等人，都出自该学派的门下，而且都成了振兴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在历史观念上，哥廷根学派的史学家们把18世纪下半叶同时存在于欧洲史学界的两种不相容的历史思潮──即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了起来。一方面，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伏尔泰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尤其是有关世界历史整体性的思想和重视写文化史的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使得欧洲史学中的世界史研究及其体系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地吸收了浪漫主义思潮中注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的观念，正视和肯定中世纪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哥廷根学派堪称是欧洲史学从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通向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的一座桥梁。

除此之外，哥廷根学派的史学家们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也有其独特的贡献。他们普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和辨析，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决定性意义，反对形而上学式的历史思维，积极倡导专题研究和分工合作以强化历史研究的深度，并且自觉地致力于历史辅助学科的建设，在诸如古文书学、谱系学、钱币学、纹章学等领域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所有这一切，都为19世纪以尼布尔和兰克为代表的批判史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积极促进了欧洲历史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推动了欧洲历史学向近代科学性质的转变。

6、历史哲学的发展 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哲学"，是指历史研究者在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汗牛充栋的史料进行综合与归纳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抽象反思与总结之后形成的系统性哲学理论。自古以来，历史学家都是在按照他们自己对历史过程的认识来撰写历史著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每一个历史学家同时也都是历史哲学家。此外，各种宗教的神学家们站在宗教的立场上对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向所做的解释，虽说充满了"信仰"色彩，但也都可以算作一种历史哲学。

在欧洲，真正意义上的、有系统地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近代历史哲学，则是在人们逐渐摆脱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束缚而形成独立思维意识的过程中开始萌发的。一般都认为，最早使用"历史哲学"一词的是伏尔泰。不过伏尔泰并没有刻意地去研究过历史哲学，他之所以使用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强调历史研究不应该以堆积史实为能事、还必须对史实有一种哲学上的理解。近代欧洲历史哲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让·波丹，他的《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中实际上已经包含着近代历史哲学的基本涵义。然而，欧洲近代历史哲学的全面勃兴是在18世纪。这应该归功于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思潮。因为它倡导人们将所有的事物都纳入到"理性"的高度、用"理性"的方法去认识和理解，而且绝大多数启蒙史学家也都是用"理性"的精神去探讨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不仅如此，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致力于研究历史哲学的历史学家。

⑴维科及其《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 人们通常认为，在启蒙史学家中，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是最早试图系统地论证和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开创"历史哲学"这门学科的历史哲学家。 维科出生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王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书店，为他从小博览群书创造了良好条件。成年后他曾在一所耶稣会办的大学里读书，但是由于对学校里的教会势力和闭塞的气氛不满，于是最终愤然离校辍学。后来他在担任一个贵族的家庭教师期间，充分地利用主人家的丰富藏书，得以饱览历史、文学、哲学、法学等各方面的作品，才学与日俱增。1697年，他应邀担任了米兰大学的修辞学教授，然而由于微薄的薪金不足以维持家庭成员的正常开支，因而他不得不同时靠做讲演或奉旨作颂诗来增加收入。到了晚年，他获得了那不勒斯国王的宫廷史家之职，经济境况开始好转，但不久便身患精神忧郁症而去世。

1710年，维科出版了《论古代意大利人民的智慧》一书，企图以古圣先贤的事迹来唤醒意大利人的民族自觉。1725年，他出版了其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 《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全书共分为5卷：①一些原则的奠定，②诗性智慧，③发现真正的荷马，④世界各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⑤各民族复兴时各种人类制度的复归历程，附全书的结论。 这部著作范围广阔、内容庞杂，其中包括了多种学科的知识，不过它主要还是一部详细地论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鸿篇巨作。在这里，维科的意图是要把历史学系统地改造成为一门与中世纪史学迥然相异的"新科学"，把它引入近代科学的殿堂、使之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该书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诗性智慧。这是他的诗学和美学，也是他的史学，是了解他的历史思想的基本概念。维科把古代人类的各种实践统称为"诗"。他指出："世界在它的幼年时代是由一些诗性的或能诗的民族所组成"。他论证了这样一个公理：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都开始于神话传说，世界通史就应当以此为起点。他认为：《荷马史诗》以及其他民族的许多类似的神话故事并非人类的幼稚幻想，而是原始先民的诗性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早期历史的一种折光。

人类历史运动的"三阶段"论 维科认为：虽然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纷纭复杂、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表现，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发展过程。他接受了古代埃及人对于人类历史的一种传统说法，认为：正如一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要经过童年时代、青年时代和壮年时代等不同的阶段一样，每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毫不例外地要经过依次衔接的3个阶段，即神权时代、英雄时代和人权时代。 神权时代──这是人类的童年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随着宗教信仰、婚姻家庭和丧葬制度的建立，人类完成了由野蛮状态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具体情形如下：

由于人类对可怕的自然现象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只能凭借想像把它们神化或人格化，因而产生了对各种神灵的崇拜和敬仰、产生了占卜术，并随之产生了最早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又因出于对神灵的敬畏，人类开始在比较隐蔽的地方居住下来、过着贞洁的男女结合的生活，并逐渐转变为比较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出现了结婚仪式、生育能得到共同体承认的子女后代，从而建立了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制度。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宗教信仰和家庭的形成，人类也逐渐改变了死去家庭成员遗体的处理方法，逐渐形成了各种繁复的收尸和埋葬的仪式及程序、并将它制度化。维科认为，这3种制度是世界各民族最早建立的人类社会的基本制度，是人类语言和艺术得以产生的源泉，是人类开始步入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在这个时期里，父系家长具有无限的权威，因为他们被视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他们往往代神立言、发号施令，借助于神的威势统治着人间的一切，因而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形态就表现为神权政治。

英雄时代──这是人类的青年时期，开始于神权时代的后期。在这个时期里，人类进行着激烈的生存斗争，并由于种种原因而强弱渐分；一些弱者在被强者逼迫得东奔西迁之后，最终纷纷投靠若干"父主家长"们那里去寻求庇护；这些"父主家长"们为了更有效地防止或征服来投者的反抗，于是就联合起来组成了最初的国家，并由他们自己组成元老院、实施具体的统治。因而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形态就表现为贵族共和政治。换而言之，在维科看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形式是贵族共和政体。很明显，他的这种观点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者的主张是相悖的，因为理性主义者普遍认为君主制才是国家的最初形式。

维科以古希腊历史上的"荷马时代"为例，进一步对英雄时代进行了分期。他明确指出："荷马时代"就是古希腊人的"英雄时代"，《荷马史诗》里所描述的阿基理斯和奥德修斯就是这一时代两种不同类型的英雄人物，阿基理斯的勇猛顽强与奥德修斯的足智多谋分别代表了英雄时代早晚两个阶段人们所崇拜的英雄典型。他由此而证明《荷马史诗》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古希腊"英雄诗人"集体智慧的产物；同时他还在历史上第一次否定了荷马其人的真实性，指出荷马只不过是古希腊"英雄诗人"的一个象征而已。轰动欧洲学术界的"荷马问题"也就由此而起。

人权时代──这是人类的壮年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神话被遗忘了，诗让位于哲学，形象思维转化为抽象思维；与此同时，平民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立了新型的民主制度，出现了政治平等、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局面。 在谈到英雄时代向人权时代过渡的时候，维科这样写道："随着岁月的推移和人类心智的巨大进展，各族人民中的平民终于对这种英雄体制的各种权利要求发生了怀疑，认识到自己和贵族们具有平等的人性，于是就坚持自己也应参加到城市各种民政机关里去；到了适当的时机，各族人民自己都要当家作主了，天意就让先有一段长时期的、平民对贵族的英勇斗争；斗争的目的是要把原由贵族们独占的宗教方面的占卜权推广到平民方面去，以便达到把原来被认为都依靠占卜权的一切公私机构都推广到平民们；这样一来，正是对虔敬的关心和对宗教的依附就把民政最高权移交给人民了。……这样一来，随着原来自然秩序日渐合并到各种民政秩序里去，民众政体就产生出来了"。

在维科的笔下，人权时代并非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点。在他看来，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人权时代的内在活力开始逐渐丧失，于是就导致了贫者与富者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内战频繁、纲纪废弛，整个社会腐化堕落、世风日下，即使该行君主独裁政体也只能维持暂时的安定和繁荣。维科进而认为，到了这种时候，只有两种结果可能出现：一是由那些富有朝气的蛮族从外部来征服这个颓废不堪的社会；二是听天由命，任凭无休止的内战和派系斗争把社会搞得不堪收拾，以至于退回到原始野蛮的状态中去；而无论出现哪一种结果，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就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周期性运动，重现"神权时代──英雄时代──人权时代"的变化历程。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维科笔下的"三阶段"周期性运动并不是一个裹足不前的封闭圈，而是一个渐进的、不断上升的螺旋形发展过程。在第一个周期中，维科实际上描述了欧洲社会从原始阶段到奴隶制阶段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是在不断地进步着的。维科所设计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二个周期始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时代"是人类又回到"野蛮时代"的标志，而从但丁的时代开始又转入了英雄时代，但丁是荷马第二，是新的英雄诗人。尽管维科在叙述这第二个运动周期的时候语焉不详，但是他依然在告诉人们：这个周期运动与第一个相比，只有形式上的重复，并无内容上的契合；中世纪的基督教野蛮主义不同于原始时代的野蛮主义，但丁也不同于荷马；他对蛮族国家建立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近代欧洲国家的文明成果更没有丝毫的贬低之意。他所描述的两次周期运动中的某些相似性，只是为了显示出人类历史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普遍性。因而我们不能把维科的"三阶段"周期运动看作是一种封闭式的单纯循环，也不能把第二次周期的复演过程看成是第一次周期的简单重复，而应该将它视为一种渐进的、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人类世界确实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在近代欧洲史学家中，维科是第一个试图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家，在论述过程中，他还提出了一些具有近代意义的、宝贵的历史哲学思想。在西方史学中，他也许是第一个企图设计出一个没有神灵参预的历史体系的人。在维科那里，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运动是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的，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维科的世界史体系中，首先是人类创造了天帝及其神的世界，并由此而产生了宗教信仰以及婚姻家庭制度和埋葬制度等等；其次是部落的形成，城市的建立，部落自然法　的开始，贵族与平民的区分和斗争，各种政体的形成，所有权的划分，法律体系及一切文物典章制度的建立，语言文字的形成，家庭、部落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战争与和平、联盟与吞并等等；最后在这一系列过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维科笔下的这部世界历史完全是人类自身的创造物，同时也是自然的结果，是根据各族人民的共同人性、共同思想和共同习俗逐渐发展起来的；它既不是由某个杰出人物按照其个人意志创造的，也不是由命运或偶然因素所决定的，更不是神的意志的体现。

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 在维科的思想中，还闪耀着阶级斗争思想的火花。尽管它还比较原始、还处于雏形状态，但它却是一个“天才的闪光”。 在维科看来，人类从“神权时代”发展到“英雄时代”、再推进到“人权时代”，其间的更替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这些社会变革又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的这个思想在《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中随处可见，尤其是他对罗马历史上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以及平民取得最后胜利的过程所进行的描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35年，法国史学家把《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译成法语出版以后，维科的历史思想对法国史学家的历史观念、包括阶级斗争的学说，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于集体心理的观点 维科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都会产生一种共同的社会集体意识。它不是这一社会中个体意识的简单综合，而是这个时代人类经验、知识、价值观、行为意识等诸要素的组合，是整个阶级、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加思索的判断。 维科的"集体心理"说，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具有革新意义。在他之前的或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在解释历史发展和变革的原因时，或者着眼于杰出人物的个人因素、或者归之于天命神意等超自然因素、或者诉诸于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因素。唯独维科用"集体心理"的观点进行解释，把一切民族的集体心理看成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变化的创造性力量。这对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和改进历史研究的方法，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不仅如此，维科的这个观点对西方近现代史学理论、尤其对风靡今日欧美史坛的"历史心理学派"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例之一，我们从年鉴学派的历代史学家那里，都可以找到他们对维科思想的有力反馈。

然而，维科不属于18世纪 他的思想不仅在自己的故乡找不到知音，即使在整个理性时代的欧洲也鲜有反应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维科的思想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笛卡儿的学说不相符。在他看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不能成为哲学知识的基础，因为"思维"不可能是"存在"的原因，而存在的事物也并不都能思维。维科强调"知"与"行"、真理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人类既然能够创造世界，因而也能认识世界，因为人类认识的内容来自于创造的实践活动。可见，在理性主义思潮广泛蔓延的时代里，他的这种观点是难以为理性主义者所接受的。

其次，维科的文字晦涩、深奥，思想游移不定，有的地方还显得互相抵牾，并且被包裹在层层神学的纱幕之中。如他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都用“天神意旨”等词语作掩护。这对他来说也许有难言的苦衷，但却不易为读者所理解，因而他在世时这部著作传之不远。 维科的《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及其历史思想，是在米什莱的法语译本出版之后才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的。1835年，法译本出版以后，各种文字的译本也相继问世。时隔一个世纪，维科才被重新发现了。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兴起了"维科热"，并且势头始终不减。在美国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维科的学术机构，创办了期刊《维科研究》。这位18世纪的历史学家在当今西方史坛的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⑵孔多塞及其《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在法国启蒙史学家中，让·安托尼·孔多塞(Jean Antoine Condorcet，1743～1794年)是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总结理性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并由此而比较完整地提出了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的历史哲学家。

孔多塞早年曾参加过百科全书派的活动，并逐渐成为一名反封建的斗士，后来又满腔热忱地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担任过立法会议的议员和主席。他在政治上属于吉伦特派，因而在雅各宾派掌权期间遭到通缉，最后被捕、死于狱中。在四处藏匿期间，孔多塞撰写了这部充满着乐观主义的历史哲学名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书中不仅表达了他对扼杀人类理性的专制主义制度和愚民政策的强烈不满，同时也寄托着他那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 与伏尔泰等理性主义史学家一样，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也把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因归之于理性，提出了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观念，认为一部历史实际上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然而孔多塞的贡献并不仅限于此，他同时还提出了科学推动社会进步的观点。他坚信知识的积累和增进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认为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他在此书中回顾了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以此具体论证了"科学的进步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进而预言道：随着科学的进步，每一种自然科学的具体发现及其科学理论都将给人类生活带来福音，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必然会促进社会科学的进步、从而推动社会政治、道德、法律和艺术等各方面的进步，而所有这些又都将推动人类社会向着幸福与真理的方向前进。

孔多塞也企图寻找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并认为揭示社会进步的规律应当成为一门指导人类进步的新科学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要求从事这门新科学研究的人们必须仔细观察和记录人类社会的各种变化、分析社会"进步的不同阶段"、"揭示变化的秩序"和各个阶段发展的连续性。孔多塞从人类历史进步的角度出发，把世界历史的整个过程划分为10个发展阶段：

①原始时代，②牧畜时代，③耕稼时代，④古希腊时代，⑤古罗马时代，⑥黑暗时代(因为这时科学完全衰微)，⑦文艺复兴时代(从此人类文明史开始酝酿着巨大的变革)，⑧以印刷术发明为标志的革命时代，⑨由笛卡儿的思想所引发科学革命时代(该阶段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而宣告结束)，⑩尚未到来的空前繁荣和幸福的时代。虽然他的这种历史分期方法并不能揭示出每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但是从中体现出来的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仍然属于当时的先进思想家行列，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⑶赫尔德及其《人类历史哲学思想》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是康德的学生，出身贫寒、以勤奋苦学而闻名。他一生著述丰富、涉猎广泛，包括文学批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等领域，还有不少诗作留传于世。他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因而西方有不少学者都把赫尔德看成是历史哲学的真正创立者。

1784～1791年，赫尔德分批出版了他生平最重要的著作──4卷本的《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对各国的历史、哲学、艺术、以及科学做了深入的研究，而且还对维科的历史思想进行过全面的考察，并将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的历史哲学理论。在整个18世纪，可以说只有赫尔德真正重视过维科的历史思想。赫尔德认为：历史哲学就是要从整体上宏观地考察和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要在大量的历史事实中、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看到其中的统一性和联系性，最终找出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他的《人类历史哲学思想》，就是围绕着浪漫主义历史哲学的两个基本理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有机联系性理论和民族个性理论而展开的。从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更加直接地体会到赫尔德对同时代大多数启蒙史学家宣扬"理性决定论"、鼓吹"人性的普遍一致性"、将世界历史概念化以及全盘否定中世纪等错误倾向的批判。

赫尔德在系统地考察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之后，坚信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自然过程、是一个不断趋于人道理想的进步过程。在他看来，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人类本身也在不断地趋于完善，这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内涵所在。他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认为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这个有机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然性，因而不能根据某一个固定的标准(如理性)随意地将历史上的某一个时代(如中世纪)否定掉，否则人类历史将会变得不可理解。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没有像绝大多数启蒙史学家那样将中世纪说成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中断，而是将它视为人类进步过程中一个必然的、与前后互相连接的重要环节。赫尔德同时还指出，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直线运动过程，而是一个曲折的辩证运动的过程。他也和维科一样，把人类社会历史分为3个递进衔接的发展阶段：最初是"诗歌时代"，这是人类的童年时期；其次是"散文时代"，这是人类的青年时期；最后是"哲学时代"，这是人类的成熟时期。在赫尔德那里，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螺旋形"特征被阐述得更加明确。

赫尔德反对理性主义者关于"永恒的人性"和"普遍的人性"的观点，并否定了他们将世界历史概念化的倾向。赫尔德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要素有两个，一是外部因素，即由外部的自然力量所构成的人类生存环境，一是内部因素，即所谓的"人类精神"(或曰"人性")；二者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人类历史的演化与进步，而后者却是其中更为基本的力量。他强调指出：由于各个部分的人类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中，因而这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人类精神"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不同的民族特性；不同的民族特性和不同的生存环境产生出了不同的文明与文化，从而使得各民族和各地区的历史进程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变化；世界历史正是由各个独特的民族个体和文化个体构成的，所说人类的历史进步也就不可能沿着共同的轨迹、按着统一的模式齐头并进，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速度。

基于这种对民族个性的深刻理解，赫尔德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十分反感。在他看来，各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都是在各自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产物，它们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因而不能用所谓"野蛮"、"文明"之类的概念对世界上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简单的分类，应该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和评判不同的民族。他公开宣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也不是精选的民族，欧洲文化是最不可能被当作人类的善良和价值的标准的"。因此，他非常强调东方各民族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提出研究世界历史必须要研究亚洲等非欧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辉煌成就。在这一点上，赫尔德与伏尔泰是一致的。只是由于预言上的隔阂以及史料文献的匮乏，限制了他对中国、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历史文化的研究，使得他因此而无法对之做出更为深入详尽的评述。

在近代欧洲的历史哲学领域中，赫尔德的历史观念和史学思想有许多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人之处，对后世的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促进历史主义思想的发展、开创浪漫主义史学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一般情况下，"理性主义史学"一词往往被用来指代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方史学，几乎成了"启蒙史学"的代名词。然而我们同时必须看到，启蒙史学的理论决不只此一家。在这些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既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论争，同时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以致于我们既找不出一个纯粹的理性决定论者和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也找不到一个纯粹的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因为这些启蒙史学理论在当时拥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和目标，即彻底批判和否定以基督教史学为主导的旧史学，从不同的角度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形成提供理论依据、从而确立资产阶级史学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历史学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