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基础 之《史学》 收藏夹114--管理网址导航 http://www.shcj114.com/

一、中国史学之性质与意义 二、史家的精神与传统 三、中国史学的三个系统

一、中国史学之性质与意义

释“史” 《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江永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冠断庶民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案卷也。故掌文书者谓之史。”

中国史籍之富 梁启超说：“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之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名家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 黑格尔道：“中国‘历史学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史与经的关系 刘知几说：“经犹日也，史犹星也。” 王阳明云：“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史学之性质 中国史学是在“经典”的道德精神哺育下生成的一个以记事为主旨的价值判断系统。 中国史学像人类行为的一个监督系统与导航系统，对历史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史学之意义 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徧，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历史的面前，任何人都会作出思考，都会考虑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一个有历史意识的人，决不会苟且自己的行为，而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人生，对待生与死。而一个丧失了历史意识的人，一个漠视历史存在的人，我们则很难想象他们怎样对待历史的。 （人生四重境界之一）

二、史家的精神与传统

1、史官是政治体制中的 一个执法系统和监督系统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

《新序》卷一说：周舍事赵简子，在赵简子门前站立了三日三夜，赵简子问他有什么事，他的回答是：“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随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 《国语·晋语》中提到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向献公进谗言的事 。

2、“据法守职”是史家坚持的精神 《吕氏春秋·先识》：“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韩诗外传》说： 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也。

《左传·宣公二年》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竞乃免。”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崔杼杀齐庄公）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晋国太史蔡墨云：“一日失职，则死及之。”

3、秉笔直书是史家坚持的传统 《汉书·司马迁传》：“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

班固《汉书·夏侯胜传》曾借夏侯胜之口说：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徳泽于民，不宜为立庙。”

《三国志·吴志·韦曜传》： 吴主孙晧即位，想把他的父亲孙和作“纪”中。史学家韦昭坚持：孙和没有即帝位，应当立“传”，不应作“纪”，否则破坏史家规矩。如此者非一，最终招致杀身之祸。他虽然被杀，但史家的精神与传统却获得了保留。

4、史官有抗拒权力干扰的制度保证 《贞观政要》卷七：“贞观十三年，禇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政要》卷七：“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5、史家有抗权力干扰的技术手段 或曲笔达意，或示疑于后人。或转载权贵劣迹于他人之传。

曲笔达意例：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示疑于后人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乘卒，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

劣迹载于他人之传例： 《项羽本纪》中的刘邦 《张丞相列传》中的刘邦 《郦生列传》中的刘邦

三、中国史学的三个系统

史学的三个系统 1、国史系统，主记王朝兴替与制度变迁。 2、方史系统，主记一方之山川风物与民生。 3、野史系统，代表民间叙事与私家述说。

1、国史：王权兴亡录 “国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史录，及王朝兴衰更替的记录，如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之类等； 二是典志，即典章制度的变迁，如“十通”类。

2、方史：社会生活录 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记载历代地理的“地志”，二是记载各地方事物的“方志”。 《淮南子·泰族训》言：“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髙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说：“自黄帝之方制万国，夏禹之分别九州，辨方经野，因人纬俗，其揆一矣。”

地志代表著作：《山海经》 、郦道元《水经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志》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

“方志”即地方志，是记一方地理、历史、风俗、物产、名胜、人物等情况的书。 明成祖永乐十六年下诏编郡县志书时，在《编纂志书凡例》中就提出：“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

方志可分为总志、通志与分志三类。 总志，是总汇全国各地方志资料编撰而成的。如《清一统志》 。 “通志”是指各省的总志。如《山西通志》、《山东通志》之类。 “分志”则是指府、州、县志。 如《平阳府志》、《霍州志》、《会稽志》之类。

地方志像一座宝库，它保存了大量正史中没有的与地方相关的人物、历史事件、著述等方面的资料。

以光绪三年大旱的记载为例： 《清史稿·灾异志》中仅记：“三年四月，武进、沾化、宁阳、南乐、唐山旱，应山夏、秋大旱。四年春，东平、三原旱。七月，内丘、井陉、顺天、唐山、平乡、临榆旱。八月，京山旱。”

河北《元氏县志》记载：“荒旱，大饥，人相食，县令请赈灾。” 山东《齐东县志》记载：“元、二、三年均大旱，民饥，树皮草根采食殆尽。” 河南《宜阳县志》记载：“四年春，斛谷万钱，人相食，甚至母食子肉，弟爨兄骨，先死者一家人聚食，继死者以次吞馓，虽有情不忍食者，亦不敢野葬，穴圹于家暂揜其尸，阖邑户口流亡十之六、七，牲畜杀无遗种。”

《洪洞县志》：“光绪二年，县南有火自田间出，远望如球，光敷天，东西睛无定向，时灭时见。占者谓旱征。果大旱数年……三年至四年，岁大祲，米麦制三千六、七百文不等。树皮草根，剥掘殆尽，人相食，饿殍盈途，目不忍睹。”

山西《临晋县志》记载：“赤地千里，荒旱异常，民苦无食，往往衣履完整，一蹶则不复起。又多疫疾传染，几于全家。” 内蒙古《清水河厅志》记载：“粟贵如珠，百姓食糟糠，剥树皮，掘草根，甚至人相食，鬻子女仅易一餐，在襁褓者父母弃之道路不顾而去。商旅不敢独行，饥莩盈野，惨不忍睹。”

“十日并出”例： 乾隆《江南通志》：明正德四年，“苏州于正月望日，见日初出时，如日者十数，至清明日乃止。” 《长山县志》记明天启七年元旦，“十日环之，渐高乃散”。 《新泰县志》载：明崇祯十年，“空中蓝日无数，磨荡飞舞”。

《辽阳县志》载：明天启元年，“有数日并出”。 《朝城县续志》载：宣统三年，“六月初四日，日初出，高丈余，忽日上有五六日。少顷往南飞有二十余日，向北飞去十余日。”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将五千年气候分为四个时期，而将1400年—1900年之间的这段时间命名为“方志时期”，就是因为研究这个时期的气候资料主要依靠的是方志。

3、野史：黑暗中的眼睛 笔记野史是指私家编撰的带有历史记述性的史籍，与官修的史书不同的另一种史书。古代有“稗官野史”的说法，稗官是采录民俗民情的小官。 《汉书·艺文志》引如淳说，“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历史疑案类： 释文莹《续湘山野录》： （宋太宗赵光义夜见宋太祖赵匡胤）“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内。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 帝已崩矣。太宗 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暴君酷刑类 王圻《稗史汇编·国宪门·刑法类·皮场庙》： “国朝初严于吏治，宪典烈火，中外臣工，少不承旨，非远戍则门诛，死者甚众。吏守贪酷，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四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以为将来之戒。于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大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于公座傍各置剥皮实草之袋，欲使尝接于目而儆于心。人皆惴惴焉，以得免职为幸，有诈死而逃者。在京官员每入朝，必与妻子诀别。至暮无事则相庆，以为更生。至以鸩血染衣带，闻捕系之命，亟吮其血，顷刻死矣。”

名人隐私类 《笑笑录》（韩崶少年时在书斋中）“于无人时以手弄阴，适有猫戏于旁，见其蠕动，跃登膝上。韩出其不意，惊而精咽，遂痿。然不敢告人，久而失治，终身不复举。娶顾夫人，伉俪甚谐，徒有虚名而已，人怪其贵至极品，不蓄姬妾，乃稍稍言之。”

奇闻轶事类（姚明类巨人） 《桯史》：“姑苏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长皆丈有二尺，里人谓之唐大汉，不复能嫁娶。每行卷，倚市檐憇坐，如堵墙。” 《觚剩》：“沈丘枳店民秦大汉……王赐袍一领，制布十二匹，尚不掩胫对立。其足尺有四寸，植其靴，高与食案等。”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十九：“孝丰南郊有宋姓者，治圃为业。忽一日锄韭畦，丛草中得物如婴孩掌，当腕截，锄口尚有血痕，宋骇异，持归，以为不祥，气遂索然不振，家渐替。俗传为祟。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仙。” 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二：“长洲漕河之滨，有农妇治田，见湖滩一物，白如雪，趋视之，乃一小儿手……尝读《神仙感遇传》曰，兰陵萧静之，掘地得物类人手，肥润而红，烹而令之，逾月，发再生，力壮貌少……所食者，肉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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