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中俄关系的历史特点 和历史形态

一、中俄关系的历史特点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邻国没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这一点与中国同其他邻国有很大不同。中国与其他邻国都有上千年交往的历史，比如说东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的越南，南亚的印度，中亚诸国以及阿富汗，可以说都是世世代代毗邻而居。

•在17世纪之前，中国和俄罗斯不仅没有什么正式的国家关系，就是民间的往来也不多。13世纪上半叶，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曾经远征欧陆，包括现在俄罗斯的一部分，建立了跨越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没，其中包括钦察汗国（1223-1480年，俄罗斯各邦臣服蒙古钦察汗国）。

•蒙古帝国的建立客观上造成了欧亚大陆的大交流。随着蒙古人的铁骑，关于亚洲的信息大量传到欧洲，同时，蒙古人在整个帝国内建立起了大量交通驿站，金帐汗国与蒙古帝国中央的交通往来畅通无阻。

欧洲中世纪著名的马可波罗的故事发生在元朝时期不是偶然的，是蒙古人带去的关于东方的神秘传说激起了马可波罗的好奇心，也是由于蒙古帝国创造的便利交通条件，才使他完成了中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东方之行。中国和俄罗斯最初的了解和接触可能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当时一部分被俘俄罗斯人被带到了北京，在大汗的军中服务，他们可能是最早到达中国的俄罗斯人。

•不过，成吉思汗的帝国后来没有保持统一，蒙古帝国对各蒙古封地的统治松散，蒙古在中亚、西亚、东南欧建立的政权逐渐脱离了蒙古大汗的管辖，最后成为独立的汗国。

•中国的元朝与统治东欧大草原的钦察汗国虽然都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但后来完全分裂，各成一统，变成两个独立的王朝，相互没有多少关系，对促进中国和俄罗斯交往交流的影响很弱。

应该说，元朝和金帐汗国基本上是蒙古皇族内部的关系，不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国家关系。1368年元朝被推翻，1395年后金帐汗国也逐渐解体，由于蒙古人的统治而形成的欧亚大陆的这种联系也不复存在，中国和俄罗斯的“距离”变得更远。

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值得书写的悠久交往历史，主要原因是两个国家在17世纪之前不是邻国，两个国家相距遥远，隔着浩瀚的沙漠和莽原，信息不通，交通不便。俄罗斯居于东欧大草原一隅，中国则在亚洲东部的广大土地上生息，除了有些零星的传说和中转的商品交流外，两国相互知之不多，不相往来，相安无事。

从16世纪开始，沙俄开始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到17世纪中叶，沙俄势力推进到了太平洋沿岸，并侵入中国的东北边疆，中国和俄罗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从遥远陌生的邻国变成了邻国。

据记载，中国和俄罗斯最早的官方来往是在明朝万历年间的1618年。这一年9月，俄罗斯的一个哥萨克使团到达北京，其主要代表人物叫彼特林。明朝政府把彼特林使团作为来自俄罗斯的第一个使团，并给予了适当的外交礼遇，万历皇帝还回复了国书。

彼特林把国书带回了莫斯科，但由于没有人懂中文，万历皇帝的国书没有被阅读。尽管这次交往对两国关系没有产生明显影响，但被认为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第一次正式官方往来。如果把这次接触认为是中俄关系开始的话，那迄今中俄关系的历史也不到400年。

中国和俄罗斯真正开始大规模交往还是从清朝初年开始，一般把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作为两国正式建立国家关系的时间。这样算来，中俄国家关系的历史只有300年多一点。

•中国和俄罗斯自从成为邻国之后，就拥有了极其漫长的边界线。17世纪末期中俄第一次有了条约划定的国界后，中俄边界即穿越了从东到西的整个西伯利亚，绵延7000多公里。

•19世纪俄罗斯征服了中亚，中国和俄罗斯的边界线从太平洋沿岸的远东蜿蜒经过中国的蒙古，最后到达中亚，全长超过11000多公里，几乎横穿了整个亚洲大陆。

20世纪初中国的外蒙古独立后，中俄边界减少了4000多公里，变为7300多公里。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中俄在中亚地区几乎脱离了直接的领土联系，两国又缩短了3000多公里，但仍有4300多公里。这可以说是中俄自由边界以来共同边界线最短的时期。

•漫长的边界是中俄关系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主要是它对两国能够产生重要的政治、安全和经济意义。

•漫长的边界线始终是中俄关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中国和俄罗斯考虑两国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许多时候也是它的归结点，这一因素对两国关系产生的影响是持久和深刻的。中俄关系300多年的恩恩怨怨最主要的根源是边界和领土问题，这也是中俄关系中的基本矛盾和问题。

中俄边界本身的形成也是冲突的产物和结果，两国围绕边界和领土问题发生过无数冲突，积下了不愉快的历史记忆。在中俄关系中，没有一个问题比领土和边界问题更深刻和持久地影响过两国关系，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中俄的意识形态之争，最后的落脚点和爆发点也归到边界和领土问题上。

中俄于2001年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最终在法律上解决了两国的边界和领土问题，但在心理上,这一问题的潜在影响还不可能完全消失。

中俄两国不仅是邻国关系，而且是大国关系，这是中俄关系的又一基本特点。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历史上，都曾有过与强悍的大国为邻的经历，如中国与花剌子模（为今日中亚西部地区的古代国家，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境内），俄罗斯与波兰、奥斯曼帝国等，但自从中俄在17世纪后半期历史性地遭遇，就再也没有比彼此更大的邻国了。（印度与中国隔着高峻的喜玛拉雅山脉，两国实际上几乎彼此隔绝）

世界上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到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两个大国为邻的例子。也许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与此可有一比，但也只是在地域广阔这一点上与中国和俄罗斯相似，因为加拿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冷战后，国际关系出现了时代性的变化，已不再仅仅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上，地缘政治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单一性影响趋弱，但仍将深刻影响两国关系。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邻国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两国各自有自成一体的文明和文化传统。俄罗斯自公元988年起接受东正教，从此东正教文明成为俄罗斯的文明根基，中国则是传统的儒教文明国家。

这两种文明一东一西，一阴一阳，相互间有一种难以逾越的隔膜和陌生，两者间不易交融。中俄尽管毗邻而居300多年，但在文明和文化上始终是泾渭分明，相互影响和相互接受很少。

俄罗斯从1715年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团，常住中国进行传教和其他活动，前后历时200多年。但俄罗斯在中国传教没有多大结果，除了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留下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东正教堂外，东正教在中国的土地上完全没有扎下根基，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微乎其微。俄罗斯受儒教文明的影响就更小。

从13到15世纪的200多年里，俄罗斯曾经处于蒙古的统治之下。不过，蒙古统治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与儒教文化没什么关系，它带到被征服地区的是草原游牧文化。

中国和俄罗斯文明的不同不一定导致两国的冲突，但却存在文明和文化上的隔膜。在中国所有的邻国中，只有俄罗斯一个国家属于“西方”文明圈，其他国家都在“东方”宗教和文明圈中，它们信奉或是儒教，或是佛教，或是伊斯兰教，这些都是中国所熟悉和能够亲近或接近的，而俄罗斯的宗教和文明却使中国难以亲近。

反过来，中华文明对俄罗斯来说也是如此。中国和俄罗斯在文明文化上的这种特点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悟性和隐性的，但同时也是深刻和持久的。

中国和俄罗斯交往300多年，两个国家都是大国，也曾经都是雄心勃勃的帝国，两国边界线极其漫长，但两国虽然发生过多次武装冲突，却没有发生过全面的战争，甚至大规模的战争次数也不多，这是中俄关系史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

•在中国与俄罗斯所有的军事冲突中，1685-1687年的雅克萨之战属于精心准备的军事行动，前后持续两年，称得上是一场小型战争。20世纪上半期，中俄（苏联）在东北地区曾发生过大规模武装冲突，如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与沙俄进行过一场大战，1929年7-10月张学良的东北军与苏联红军打过一次大仗，双方投入的兵力都达到几十万人，其他多是小规模、零散的武装冲突。

中俄关系史中最后的一次武装冲突发生在1969年，以珍宝岛事件文明而闻名，当时在中苏西段边界也同时发生有武装冲突。

确实有一些客观因素降低了中国和俄罗斯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中俄接壤的地带漫长广阔，但接壤的地区在政治上是两国的边缘。中俄接壤的地区是新疆、蒙古、东北，它们都是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央地带；俄罗斯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是中亚和西伯利亚，而俄罗斯的政治中心地区在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部分。

在经济上，中俄边界地区是两国的外围地带，都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在地理上，中俄交界线是两国的边陲，与两国的心脏地带相距遥远。简而言之，它们不是两国的国家生存基础，不是两国战略发展的主要方向，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愿意在这一方向上投入决定性战略力量，不希望在这一方向进行战略性决战。

这一因素反映在俄罗斯的对华关系上，就是俄罗斯在中国获取利益的方式，包括领土扩张，主要采取的是利用清政府的孱弱，威胁利诱、巧取豪夺、趁火打劫、蚕食渗透，而尽量避免直接和大规模战争的手段。沙俄向中国的扩张一般是遇弱则进，遇强则退，然后卷土重来，直至进到无可进之时。

从中国来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整个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史中，中国在战略上基本上处于守势，既没有向俄罗斯方向进行战略出击的意图，也不具备这种能力。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清政府积贫积弱，腐败无能，完全不可能进行任何侵略性挑战，也无力支持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大规模战争。俄罗斯虽占有军事优势，但它无力长期控制中国东北，这是它与中国进行战争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二、中俄关系的历史形态 中俄两国在300多年的交往历史中经历过不同的历史时期，双方关系主要经历了6种基本形式或模式，即鸦片战争之前的一般国家关系的模式；鸦片战争到1917年前的不平等和以强凌弱的模式；中华民国时期不稳定的国家关系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到1960年代初期的战略联盟模式；1960年代中期到1989年的战略对抗模式；冷战结束后至今的战略伙伴关系模式。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约一个半世纪里，中国和俄罗斯保持了长期的和平，其间虽也有过冲突和曲折，不过总体上两国关系保持在正常状态。它形成了中俄关系的第一种形态或模式，这种模式可称为一般国家关系模式，其特征是两国国家关系平等，政治上相安无事，边界平静，保持着正常的经贸往来，但没有更深层次的合作。

•中俄一般国家关系模式形成的基础是两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平衡。从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1661-1722年在位），经雍正（1723-1735年在位）到乾隆（1735-1795年在位）的13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当时中国经济总量高居世界首位，人口达到3亿多，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同一时期正是俄罗斯从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到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的时期，俄罗斯在这两位很有作为的国君统治下，势力迅速增长，显示出咄咄逼人的发展气势和勃勃雄心。这个时期的中国和俄罗斯可以说是棋逢对手，虽然当时的经济总量中国远高于俄罗斯，不过两国都有保卫本国利益的充分力量，都没有把对方置于屈从地位的能力，两国是势均力敌，大致平衡。这是中国和俄罗斯在17世纪到19世纪初的约一个半世纪里保持正常和友好国家关系的基本条件和背景。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是中俄关系充满紧张、不安、矛盾、冲突的时期，这是中俄关系史上一段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中俄关系中的深层积怨也形成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中俄关系形成了两国关系的又一种形态或模式，其基本特点是两国之间的严重不平等，一国凌驾于另一国之上，以强凌弱，肆意侵害另一国的利益。这一模式可称为不平等的国家关系。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越过《尼布楚条约》划定的中俄边界，进入到了中国的东北边疆，两国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和友好关系自此结束。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开始了对中亚的征服，在基本征服中亚之后向中国的西北边疆继续扩张。这样，中国在东北和西北全线都遭到俄罗斯咄咄逼人的侵犯。

这一时期中俄关系最大的遗产是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这三个条约使原属中国的约150万km²的土地被划归俄罗斯。此外，在俄罗斯和苏联的鼓动支持下，原属中国的漠北蒙古在20世纪初期独立，成为今天的蒙古共和国。

•中俄不平等国家关系模式出现的基本条件是两国国力的严重失衡。19世纪中叶之后，中俄的命运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的统治者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落入到丧权辱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而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学习西方的改革这时显示出了巨大成果，国家迅速发展，跻身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

17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3.1%，俄罗斯占3.2%，但到19世纪后已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中俄国力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而且这种失衡是向着当时具有进攻性的俄罗斯一方发展的。俄罗斯积极加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俄罗斯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虽不是打头阵的国家，却是获利最多的国家。

从191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是中俄关系史上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动荡、多变、复杂，既有友好合作，也有冲突摩擦，既有关系密切的时期，也有紧张不安的时候。因此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形态可认为是不稳定的国家关系模式。

20世纪初，中俄相继推翻了帝制，中国在1912年创立了共和国，俄罗斯也在1917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国内的巨大政治变化为中俄关系奠定了基础，启动了两国关系的新开端。

这一时期中俄关系总体上是平等和友好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建立使俄罗斯脱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体系，同时苏联遵奉新的意识形态，实行新的外交政策，因此对华的基本政策是争取和支持。

中华民国在孙中山时期提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奠定了与苏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基本方针。

1923年5月，中苏签署了《中苏协定》，内容包括：（1）废除帝俄在中国或第三国签署的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条约；（2）放弃帝俄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放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3）重新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前保持原样；（4）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的一部分；（5）苏联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协定中关于两国领土问题的协议没能够实现。

1930年代和1940年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和苏联都置身于这场人类大战的漩涡中，这一时期双方的关系保持着良好的状态。1945年，中苏还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形式上说，两国关系具有同盟的性质。

中华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也曾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和矛盾。导致中苏矛盾和冲突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蒙古问题，另一个是中东铁路问题。

1920年代初，在苏联的鼓动和支持下，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宣布独立。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造成严重损害。

中东铁路问题是又一问题。1920年代末，中苏围绕中东铁路问题发生严重冲突，导致两国断交并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双方都动用了大量军队，也是中俄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之一。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错综复杂的因素，就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代初，是中苏关系的又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特点是中国全面倒向苏联。1950年，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此为标志，中苏结成了同盟关系，形成了中苏关系的又一种新模式，其中意识形态因素对两国的联盟关系起了巨大作用。

在联盟关系之后，中苏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9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破裂，从盟友变成了敌人。1969年的珍宝岛战争使中苏不仅成为意识形态上最大的敌人，而且相互成了军事上最危险的敌人。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是全面敌对，两国处于战略和军事对峙状态，成为中俄关系史上的又一种新形态和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