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 Week 06 03/27 台灣的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

工運與民主：對遠化工會組織過程的反思 趙剛

1. 前言 對新社會運動來說，並不總是由一個名義上的正式組織主導，而毋寧很大一部份取決於非正式的人際網絡。這也是一種直接民主的過程。 但正式組織仍是重要的，組織作為工具主義政治的用途還是重要，可讓更多人參與。

1.1 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與經濟 遠東化纖（遠化），在1988年2月和10月進行過罷工，1989年五月則罷工了12天。後者是台灣工運乃至社會的一個重大事件。此後，遠化工人一蹶不振。

工運和農運基本上遲至解嚴後才開始，此前以有許多黨外運動，包括原民、婦女、消費者和學生，議題包括抗議價格、娼妓、環保教育。

工運在這一時期藉著1984年公布但長期被冷凍的勞基法進行了一連串抗爭。國家與資本長期建立的合作關係對此尚找無應對之道（美國因內部保護主義抬頭，不滿台灣由國家代管勞工，遂以工會自由化施壓國民黨）。 由於幾年來各種社運的累積，媒體開始同情抗爭，台灣工運捉住了時機，遠化工人成為台灣工運先鋒。

1.2 資料 大部份是1989年五月罷工後一年收集，其他是1991和92陸續補上的。 檔案與訪談著眼於遠化工會與管理層或資方以及國家官僚的互動。 研究開始本來帶著將有單一組織工會的形式帶領抗爭的預期，然後越來越感受到不是如此。

2. 過程 2.1 搶奪工會機器 1977年遠化工會就成立了，但都是領班和管理層參加，完全附屬於資方。舉辦的活動都是團康，毫無為底層勞工發聲的運動。就算有，有馬上被打壓。 1986年工會改選，羅美文（1977年即參加工會籌組）和郭龍利用後者職位優勢和人團法，配票成功，拿下工會幹部。

2.1.1 從這次事件看非正式社會網絡的角色 工會幹部往往來自日常工作時較正義感、敢出頭的幾個人。這些人成了羅美文和郭龍與會員大眾的中介。 每天在正式生產組織中工作，形成了親密人際關係和連帶，以及排他性（以班為單位）。

這次工會搶奪戰的勞方動員，出現幾個影響之後工運行動的特徵： 羅郭二人在自主工會成立過程中，和其他工會幹部之間角色並不平等。 工會動員多只經濟語彙，沒有權利、民主或階級等政治語言。 對資方陽奉陰違作為策略，由於無記名投票，風險也較低。

2.2.2 建立全國層次的行動者網絡 羅美文積極尋求和當時剛冒出頭的其他縣市工會認識並串連，並和鄰近八個工會的幹部成立了兄弟工會。遠化工會基本上代表了這些工會。 加上都市知識份子的加入（他們往往也是認識工會幹部）。 當時鬥爭往往依據1984年修訂的勞基法。這是當時集體行動焦慮的特效藥，換句話說，行動的正當性來自於合法性。

2.3 二一零事件：國民黨當權期間的第一場罷工

年終獎金爭議：工人聯署要232天的底薪，寫信去台北總公司，被認為無禮、遭訓斥。1988年二月一日，遠化宣布年終，結果比鄰近較不賺錢的廠房還少，不爽啊！ 原本在二月一日動員，但許多工人其實不敢加入。總廠長站在廣場上，大家都不敢前進，除了羅美文。這時剛好一位知識份子要進來找人被擋下，於是爆發衝突，羅趁此讓大家都聚到廣場，原本不願加入的工人才加入。就地罷工終於發生。

結果拿到195天的年終，大家非常開心，工會當初要制度化年終獎金的目標則被遺忘。 意識的重要轉變：我們原來是有力量的！我們和他們（管理層）是不一樣的！並且在罷工期間逛廠房，瞭解到總的作業流程。 許多受訪者仍津津樂道罷工那一天，而爆發的那個當下真是個奇蹟呢！ 這些都會影響之後的參與，因為看來集體行動是可能的且是有效的！

當時機車車庫大門的罷工封鎖線

2.4 一零二五事件：休假罷工一天 1988年十月二十三日，工會幹部在台北總公司與資方就五大議題（加薪、加班費、年終獎金公式、修訂工作規則、與縮短每週工作時數）談判。最後資方只同意降1.5小時工時，與每週從48小時降為44小時的工會訴求不同，談判破裂。 十月二十四日早上，羅美文自行張貼依法休假的公告，稍後幹部開會通過（過程中一人認為違反程序，被趕出）。

十月二十五日，大家就在家放假。資方認定這是罷工，但工人都覺得這是依法放假，不是罷工。工會律師也是這麼回覆資方來信的。 在此案例中，有些問題：(1) 太過倚靠法律，等於請國家干預。(2) 羅的行為確實有違草根民主程序。(3) 使大家有種「罷工就是待在家」的心理，沒有讓大家回到公共場域，而是使大家回到私領域，集體行動成為集體不行動。作者認為這次罷工算是失敗的。

2.4 統治精英再度整合與工運分裂 1988年，工運抗爭不段升溫。二月有桃園客運罷工，五月有台鐵司機罷工，九月有苗栗客運罷工以及影響日後媒體報導工會立場的中時工會事件。 88年開始，國家積極介入勞資糾紛，都是站在資方的。一位知識份子行動者便警告值此官資精英聯盟之際，工會應避免冒進。 此時，遠化內部也出現錄像監控，將工會遷到安全部門旁，並雇了有名的反工會律師，並在工會幹部中利用差別待遇進行分化。

這時工會內部也被政治議題所分裂。1989年三月，統派人士組的勞動黨成立，羅美文成了首任主席；這使工會內部某些行動者和外來知識份子的關係更為政治性，職能上也有些模糊。 獨派人士組成的勞工運動支援會，是遠化最早接觸的工運團體，也因民族主義因素與他們漸行漸遠。 整體環境最不利工運時，工運內部竟開始不團結了！

2.6 罷工與關廠：1989年五月11日至25日 1989年三月，白領工人鄭方遭調職。這是合法的。但他是很重要的行動者。四月，廠方以鄭不接受調職而開除他。這時工會幹部和其他外來工運行動者雖都不認為應該罷工，但認為至少要開會員大會，進行罷工投票，使工會握有罷工武器。 縣政府認為工會開會員大會不何法，幹部門只好採如下策略：工人到工廠大門假裝要集會投票（廠方必不準），大家不滿就會轉往縣政府抗爭。

如計劃的是，大家確實在五月八日上午聚集在大門，不如計劃的是，五十個以上的知識份子行動者、工人行動者和記者，已在大門口等著。 當外來行動者提高示威熱度時，遠化自家工人卻躲在後方看他們自己的運動。

五月11日，羅和郭被開除。工會再次開會，決議罷工。此時起決定影響力的是知識份子魏來。決大數會員同意罷工，但投完票卻繼續上工。對大多數人而言，這麼做只是加強談判籌碼而已。 之後幾天，羅重回罷工領導位置，但很多人不是繼續上工，就是不上班待在家，不加入行動。對此，廠方於五月十六日宣布無限期停工關廠，並顧臨時契約工，並以他們為主體成立了復工運動。罷工失敗，遠化作為台灣工運龍頭的位置亦黯然失色。

3. 討論 3.1 國家法律、傳統家庭與社會運動 國與家是社會中最難以鬆動和改變的結構。1987年的台灣，國的部份稍微鬆動了些，勞基法可從裝飾變為勞工武器。然而，資方還是持續將家當作綁住工人的工具。公司如父，工人如子。五月罷工中，最多反對壓力來自於工人家庭。 罷工得靠法律支持，形同每個工人心中都有一個法官，罷工還需取得許可證，增加了資方準備的時間。二一零和一零二五兩次罷工，雖然時間短，但都無國家介入。

3.2 集體行動的組織基礎 工會和一般工人溝通往往靠文宣，這固然重要，但卻顯示溝通之單向以及幹部會員之間民主程序之缺乏。（擴音器之功能也類似） 遠化工會這個社運組織其實是小團體自發行動的象徵。五月罷工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動員，但仍能發動，因此我們有必要突破正式社運的邊界，去尋找運動中實際產生效用的行動單位。

所謂工會，按照的仍是自由主義代議制下「工會（幹部）」代表工人的思維模式。雖然遠化工會看似有這樣一個結構，但其實它更常倚賴的是私人關係，以羅美文為中心的非正式擬家庭之父權關係網絡。 參與工運的知識份子往往不在工會中有任何正式位置，也是透過與工會幹部的私人關係發揮影響力。

3.3 網路與差別參與 班和班之間平常無接觸，罷工過程中未必會有機會溝通，罷工時也不同步。班既是團結也是分裂的基礎。 在管理層和工人之間，還有領班中介，他們生活習性和後者較像，常扮演了資方柔性勸導的角色。罷工中，他們還會打電話或拜訪他們班裡的成員，叫他們不要罷工。

然而，上述現象卻在女性勞工之前止步。遠化完全沒有女領班（雖有三四百位女勞工，且集中在管理和工作條件最差的假撚廠），反罷工時，各廠領班影響了許多男性工人，但女性由於平日網絡堅實、工作環境更惡劣、和男領班之間只有正式獎懲關係而無非正式關係，所以在五月罷工中，最積極不屈的勞工參與者，女性佔很高比例。

此外，技術型勞工多是站在資方立場。他們往往更接近管理層，而形成堅實的反罷工團體，這與西方某些理論家的期待不同。再加上他們的薪資也比較好。 勞工與同盟者的聯合必須透過辛苦、長期、實質的關係聯繫，同官資間的制度性結合（在危機時一拍即合）不同。前者必須長期組織才能成為一個有意識的階級，後者則不用這樣。也正是在前者辛苦的過程中，真正的民主精神才會體現。

3.4 挑戰國家與資本的民主行動策略 二一零事件，行動者選擇場內罷工，國家無法干預，反觀五月罷工，國家對工運史無前例的壓迫，影響了罷工的成敗。但換個角度想，也是因為工運行動者選舉了合法罷工的途徑，為國家官僚的介入開了個口。現在看來，制度化罷工的成本其實是很高的。不少美國工運史的研究者就指出，當代美國勞工一定要迴避集體談判體系，盡量訴諸體制外的戰略，如野貓罷工。

雖然五月罷工失敗，但它頂觸到了後戒嚴時期國家對階級運動的壓迫性結構，並展示了國家與資本的結構性連結，以行動顛覆了後戒嚴時期的民主迷思。 或許這也給後來的工運提供了一個啟示：台灣工運發展應盡可能朝草根的非正式工運行動者網絡連結前進，而非制度化的合法勞資衝突。

以遠化罷工給我們的啟示來說，其失敗未必不是一種成功。

法國六八學運和義大利六九年的熱秋，都使生產場域成了鬥爭場域，我們很難說工人在這兩回合抗爭中贏了什麼，但它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政治，不是只存在於國家。政治存在於經濟和社會中，存在於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

跨世紀公民教育的問題

前言 戒嚴時期的公民教育常作為政府政令宣傳、馴化民眾的工具。 舊時代的公民道德教育無論基本精神、教學方式、教材內容均已過時，無法回應臺灣社會發展的需要。 教育制度與課程內容均急需改革，並且刻不容緩。

公民教育的檢討 90年代起，公民資格和公民教育的問題再度為學界重視。 兩個原因： 1. 70年代對正義的要求及80年代社群主義（communism），兩股趨勢匯流。 2. 世界各國對公民資格重新檢討：過度強調結構和制度，忽略公民德性及認同問題。 進行民主（深）化的台灣，正是深入探討公民教育的最佳時刻。

年代 1910年 （光緒28） 1911年 （民國） 1922年 1929年 （北伐成功） 1931年 1948年 課程名稱 修身 更改為「公民」 「黨義」取代「公民」 再改為「公民」 公民 課程內容 「治人」、「尊君」 修身及經學詞章 「自治」、「愛國」 三民主義 增加「訓育規條」強條「教訓合一」 年代 1952年 （戒嚴） 1962年 1968年 1983年 1994年 課程名稱 公民 國小-生活與倫理 國中-公民與道德 同左 加入「輔導活動」 課程內容 注重「培養學生作人態度」，強調「民族精神」 持續加強威權體制的教化，加入「生活教育」。 加強民族精神，培養愛國心、公德心、國家社會責任。 台灣本土化，開始注重「公民權利與義務」、「民主法治」。 加強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重治民主法制與公民教育

目前公民教育的缺失 強調民主以外還強調法治，表示對民主多所保留。 將民主法治教育與公民教育分開，意指兩者為截然不同而非相互關聯的領域。 課程內容將既有的法治灌輸給學生背誦，本身即違反民主精神。 課程目標過於空泛，欠缺說服力。

政治面： 1. 早期過度強調反共愛國；2. 後期主要強調法治權利義務與政府組織；3. 不強調民主，也不強調三民主義。 道德面： 1. 早期強調忠勇愛國，後期強調民主守法；2. 始終強調犧牲利他的精神；3. 70年代後才開始強調民主精神；4. 不強調公民道德；5. 一開始很強調守法，後來下降，70年代和民主同時被再度強調。

70年代後強調的民主法治，以及公民教科書的公德教育，只徒具形式，只是符合當權者政治理念與立場的空洞口號，為了塑造利於統治的保守順民。 所以，即便歷經了長時間的公民教育，台灣的公民素養，及對公民資格、公民精神的認知依然相當缺乏，和社會發展現實嚴重脫勾。

作者參與國中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第一冊研發及編輯過程 原有課程標準沒有學理依據（僅為統治需要的工具），又未能掌握社會發展需要。 改善計畫： 1. 翻譯參考國外相關經典 2. 召開焦點論壇，廣徵學者專家建議 3. 針對國中教師及學生進行問卷調查

作者認為此次（1994年）的編輯計畫透露出台灣的公民教育仍存在相當多問題，例如：課程委員會的任命無標準、課程標準依循舊例、課程內容缺乏「未來化」、「國際化」、「統整化」、「生活化」和「人性化」、缺乏妥善、詳盡的規劃，急就章的課程編修成果，卻要適用十年，給數十萬的國中生閱讀。

為何急需重視公民教育？ 臺灣正處與民主（深）化的過程中，民主程序逐漸成熟，然而過去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教育，嚴重扭曲了民主的價值和精神，公民的素養及精神遠不及制度面的發展，

跨世紀的公民教育 作者呼籲盡早重新訂定新的公教課程標準，從整體詳盡規劃、修訂。 跨世紀的公民教育應做到： 1. 避免因循舊例、墨守成規 2. 積極、實際地規劃培養公民德行，避免空洞口號。 3. 尋找適任的專業人才，而非直觀挑選 4. 深入研究相關議題，加強理論基礎

問題與討論 在你/妳的教育學習過程中，公民教育帶給你/妳什麼？ 你/妳覺得臺灣公民教育尚存什麼問題？ 如何改進？

張慶忠30秒闖關服貿

2014年3月18日起臺灣大學學生和公民共同發起佔領中華民國立法院所引起的社會運動事件。事件起始於當地時間3月18日晚間6時，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未依照先前朝野協商共識逐條審查的抗議群眾在立法院外舉行「守護民主之夜」晚會

之後有400多名學生趁著警衛不備而進入立法院內靜坐抗議，接著於晚間9時突破警方的封鎖線佔領立法院議場。

立法院外群眾

學生堆疊椅子以阻止警方進入

王金平 保護學生為主不會強制驅離

3月23日佔領行政院

行政院遭驅離

太陽花

街頭民主教室

政大的響應 政大民主學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