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铜时代

自禹的儿子启开始，部落联盟首脑从禅让转为世袭，国家随之诞生。 金属工具的使用和文字的发明使人类超越蒙昧时代（旧石器）和野蛮时代（新石器），进入文明时代（青铜器及铁器）。 东亚大陆文明初兴大约发生在距今4000年的夏朝，其后的商朝和西周，都是中国早期古典文明的辉煌时期。 青铜器在中国的使用，约相当于从夏代（公元前2000年）至春秋战国之交（公元前5世纪），经历了约1500年，习惯上将这一时段称为中国文明的“青铜时代”。

一、巫史勃兴 世界各民族文化史的前期，不约而同地都出现过职能范围宽广，权位十分显赫的神职社会成员。中国的殷商时期正是如此，当时巫史们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掌学坛。但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升，对神的力量的崇拜渐次淡薄。从西周开始，社会文化浓郁的宗教迷信氛围逐渐被注重世事的精神冲淡，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对天神无条件的绝对依赖，修正为有条件的相对崇拜。

殷商西周时期，巫史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巫是世袭的专掌人神交通的官员，随着文字的使用，他们的职责也由单一的占卜扩大为参与政治管理，主要方式是“掌官书以赞治”。既然他们是神的意志的权威阐释者和神权的实际掌握者，就有权训御君主的言行，因而地位崇高。 巫史从事的文化活动主要有龟卜和占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和医药。而巫咸、史佚、苌弘、伯阳父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

巫史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导致中华传统学术具有如下特点： 1.学术与政治纠缠。因为巫史的各种文化活动的目的都是维护现存制度，开了后世知识阶层对学术的探究与对政治的关注高度一致的传统。 2.神学与科学交织。 3.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杂，并为社会科学所笼罩，极大地限制了理论形态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 4.在社会科学方面，文史哲汇通。因为巫史同时是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

二、文明的初现 文明出现的标志：文字的使用、城市的出现、青铜器的使用、阶级与国家的建立、宗教性礼仪中心的筑成等。其中的一项或几项出现可被看做文明出现的标志。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近晚期的一些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了标志着文明初现的多种征象。

1.青铜器的使用（二里头文化，4000年） 2.城市的初现（宫殿基址、陵墓、居住及手工业遗址是中国城市出现的标志） 3.宗教性的礼仪中心 4.文字的使用 中国早期文明独有的特征如宗法血缘组织的连续性、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合一的特点、极其重视礼制活动等，都不是西方学者所能理解的，也不是西方的文明理论所能概括的。 中国文明出现的决定性标志是夏朝的首次完成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变，阶级分

化明显，国家体系完整。其地点主要集中在豫西和晋南地区。 但中国文明的源头是多元的，从东北到华南的广大区域里都有早期文明的遗迹（都邑）被发现，呈现满天星斗的面貌，所以黄河流域并非华夏文明的唯一摇篮，黄河也不能说是我们唯一的母亲河，因为长江流域的文明程度相比同期的黄河流域毫不逊色。其范本则以河南殷墟和四川三星堆为代表。 我们的文明更不是西来的。

目前推定商王武丁在位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250年至1192年间。武王伐纣克商的精确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比原有纪年提前了约400年。

三、青铜器及三代的物质文明 我们祖先最早使用的金属是红铜，但红铜熔点高，质地软，这时属于铜石并用的时代。 青铜则是铜锡的合金，性能优于红铜，在夏代已大量出现，一直沿用到东周时期。战国铁器逐渐普及，进入铜铁并用的时代。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有：1.饪食器，2.酒器和水器，3.兵器，4.生产工具，5.乐器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大多成组成列出土，器物的组合具有规律性；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其次用作生产工具。

青铜器的鼎盛期在殷商及西周时期，在此之前铜石并用，在此之后铜铁并用。 《考工记》明确记载了不同器具中铜锡的比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太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工匠们还能根据火焰的颜色来判断熔炼的进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成语“炉火纯青”就来自于此。

青铜生产工具出土较少的原因：今大批出土的皆为贵族墓葬，贵族生前不事农事，不会有生产工具随葬。从事农作的庶众，既无工具随葬，其后人也不愿其在另一世界仍辛苦勤劳，将非享乐的生产工具随葬。且废旧工具无纹铭，不为金石家珍视。加之铜器本身有金钱价值，出土即经改铸，而废旧石器只有弃掷一途，故今天见到的石制工具反较青铜工具为多。 青铜器充作国家政权的要件，可能优先制造礼器和兵器。礼器是政治权力的象征，拥有数量的多寡，象征着其等级之高低和身份的贵贱。兵器则是国家强制力量的物质保证。

青铜礼乐器以钟鼎为主，其留存最为壮观。如司母戊大方鼎重875公斤，西周编钟更是精巧绝伦，皆能一钟双音，四羊尊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这两类器皿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平。 出土青铜器中兵器数量最多，以戈最为常见，虽不废木石，但杀伤部位无疑都已采用青铜。 饮食器也极多，其中酒器种类占了压倒多数。

商代四羊方尊，1938年湖南宁乡县出土

饕餮纹饰 饕餮纹宝鼎 饕餮纹方尊

云雷纹

夔凤纹匽侯盂 商代青铜夔龙纹枭首方簋

商代中后期及西周前期是青铜器的兴盛时期，此期青铜器的纹饰以饕餮纹、夔龙、夔凤、鸱枭等为主，尤以饕餮纹为代表。这是一种非牛非羊、非虎非豹的传说中的动物，它带给人一种狰狞、神秘、恐怖和威吓的力量。这些凌驾、超越于世间存在的种种具体动物形象之上的抽象的图案，象征着贵族阶级雄踞社会之上的威严、权势和暴力。它们是巫史的脑与工匠的手共同创造出来的神的意志的表象化。它们作为某种象征符号，其背后隐藏着人们心中确乎存在的超世间的权威力量。它

们与坚实、厚重的造型相配合，体现出一种难以用概念语言表达的原始宗教情感、观念和理想，反映了那个“有虔秉钺，如火烈烈”时代的惨烈、威严和凝重气象。 西周后期，随着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向，用作祭祖敬神的青铜器皿，也日益失去其神圣光彩和威吓力量。雷纹几乎绝迹，饕餮纹缩小降低于鼎足等附庸地位。战国时期，青铜器已从厚重严正转为轻灵奇巧，刻镂由深沉转向浮浅，纹饰由定式转向多变。这标志着煊赫千年的青铜时代的终结。

目前发现的夏代都城为二里头，商代为偃师、郑州、殷墟，西周有丰、镐（宗周）和洛阳（成周）。其共同特点有四：一、选址讲究、有城墙、护城河等，说明有军事攻防功能；二、城内的朝堂、宗庙、寝殿等标明具有政治功能；三、宫殿区、墓葬区和作坊区分布很规律，表明阶级分化和身份等级分明；四、城门、街道、中轴线和内外城套合等，说明城市的建筑先有整体的规划。总之，政治控制、军事攻防、神圣崇拜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三大主要功能。 和西方城市的区别是，中国先城后市，西方先市后城。

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连座通高2.62米。重180公斤，铸造历史距今已有3000多年，如此庞大的青铜巨人，迄今为止，在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尚属首例，因此被誉为“东方巨人”。

此像横径1.4米，双目突出眼眶16厘米，脸部肌肉如刀劈斧削，形象夸张，神秘意味浓烈，令人震撼。因古籍有“蚕从纵目”的记载，有人推测为古蜀王蚕从的形象。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

四、文字创制 （一）文字的起源应从陶符开始。 仰韶彩陶文化期出现了陶器刻划符号。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钵口沿上，有二十七种刻划符号，最常见的是一竖划，其次是“z”形，显然是一种抽象的记事符号。 陶器刻划符号

更复杂的图形符号发现于大汶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4500年。其中最复杂的一个如右图所示：上部表示太阳，中部可能为火或云气，下部为山峰，与后来甲骨文和金文的“旦”字很相似。

可以说汉字是由原始社会晚期已经普遍存在于陶器上的具有明显表意功能的抽象符号和概括式图形符号分化、质变、创新而产生出来。 但符号的本质是记事，它尚未与语言中的具体词相结合。距今4000余年的龙山文化晚期，与口语中的具体的词意相对应的刻划文字“共”，出现在河南阳城出土的陶器上。阳城是夏代的都城，那么，中国最早的成形文字出现在夏代初期。

（二）甲骨文，殷墟发掘出约16万片，有5000个以上的单字。大致分为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词四部分。

甲骨文上承陶符，下启金文，地位重要，且它们是“六书”理论最早、最基本的实际依据。象形字，约占已识别字的37%，会意、指事字约占40%，形声字占20%，假借字是借同音字来代表，转注字是同一部类中字互相通用，这两类字后来也一直比较少。 甲骨文以单字连成句，记录了当时人的实际会话，给汉语语法以深远的影响，今人的九种词序规律中，仅被动态不见于其中。 甲骨文还展示了殷商时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关于人、动植物的字所占比重最大，而关于宗教活动的字使用频率最高。

（三）金文，又称钟鼎文。发达于西周。笔画粗肥。 毛公鼎

1843年陕西岐山周原出土，与大盂鼎、大克鼎并称青铜礼器海内三绝，以铭文字数第一著称。为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叔父毛公瘖铸造，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盂鼎，周康王时器物，道光初年陕西眉县出土。铭文291字。现藏国家博物馆。 大克鼎，周孝王时器物，1890年陕西扶风出土。现藏上海博物馆。

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大克鼎铭文洋洋洒洒，无论在布局书写上、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字体大小统一不失灵动，圆润古拙不失劲健，呈现出一种舒展、端雅的风尚。

虢季子白盘，西周晚期作品，为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盘，现藏国家博物馆。铭文111字，结体修长峻拔，布局疏朗。

铭文19行357字。结构奇古，线条圆润凝练，字迹草率，字形扁平，给人以生动和浑然天成之感，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散氏盘，周厉王时期器物，盘高20.6cm，口径54.6cm。康熙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器形庄重华丽,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铭文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涉及散、矢二国之间的土地公案。被学者列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之首。

金文字数大增，形声字比例也陡增，所以从甲骨文到金文，汉字的形声化已是大势所趋。文字组合、语法规则方面，金文和甲骨文变化不大，但篇幅明显加长。甲骨文最长者不过180字，而金文的《毛公鼎》铭文达497字，成为研究周代社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五、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神权弥漫的时期，是一个鬼神观念盛行的社会。 商人信仰的神：上帝神、祖先神、自然神。以上帝神为主，但也频繁祭祀祖先神，有旬祭制度。尚鬼。 周代发展了殷商的至上神观念，称至上神为“天”，或“昊天上帝”。宗教、政权、族权三位一体，水乳交融，形成以天帝为皈依，以宗法家族为基础，以

君权为核心的国家民族宗教。“敬天法祖”至此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历三千年而不衰。“左昭右穆”为周人的祭祀制度。 周人的天命观与夏商相比不同在于：一是对“德”的强调，且“德”、“孝”并称；二是对“民”的重视。

商代是一个宗天、尚鬼、嗜酒的时代，迷信的空气笼罩着整个社会。事无巨细都要先卜而后行，几乎到了无事不卜、无日不卜的地步，且一卜总要连问多次。宗天观念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特色，这意味着对自然神的虔诚崇拜，其中地位最崇高的是“天皇大帝耀魄室”—太阳神。殷人可能每天皆有迎日出、送日入的仪式。至上神也是其祖先神，因此殷人宗天和祭祖不分。 殷人祭祖有五种祭礼，依次而行，周而复始。每一循环称为一祀。而祭祀某一祖

先的日期必与其祭日相符。不知耗费了多少财富精力，耽误了多少正常的劳作。 殷人认为“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天神、地祇、人鬼都在他们的顶礼膜拜中。日常起居有诸多禁忌，疑神疑鬼，几乎无处不祟，动辄得咎。残暴的殷王为了取悦鬼神，除了日复一日地虔诚祭祀外，还不惜残民以事神，杀人以殉己。新居落成、陵寝竣工时，为了避祟，除了宰杀牛羊，还要斩杀几十上百的奴隶，以种种姿势埋于墓前屋隅来消灾避祸。这里有兽性的残忍，更有人性的愚顽。

与宗天尚鬼相联系，殷人尚酒。因为酒醺朦胧之际，似乎可以置身与神共处的美妙氛围。当时关于酒的称谓：酒，即黄酒，用黍酿制；醴，即甜酒，用稻酿制；鬯，即白酒，用秬（黑黍）酿成。酒器众多，出现专以制作酒器为生的氏族，如长勺氏、尾勺氏。 《尚书·酒诰》追溯了殷王帝乙以前“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到后来的殷王“惟荒湎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以至“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的教训。

这不仅是西周统治者对殷人荒湎于酒的严厉谴责，也是对他们泛滥成灾的宗教迷信思想的批判。周人从这种批判出发，拨乱反正，发动了一场以疑天、敬德、保民为旗帜的宗教—政治革新。 周人也敬天，但在对“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殷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而无所忌惮最终导致覆亡的教训的深入思考后，得出“天命靡常”的结论。这既警告了殷商遗民不要轻举妄动，也是告诫周初统治者应“宜民宜人”，才可能获得上天的眷顾。

周公接着提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德”不见于殷商卜辞，可见是周人独创。“德”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构，文化形象的塑造，都起到基础和骨架的作用。它具有宗教、政治和个人修养等多方面的理论内涵，而以伦理内容为核心。 这种思想包含“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无所启也”的因子，开启了春秋战国民本思想的先河，后世德治、仁政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至尊地位盖滥觞于此。

六、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 王国维认为殷周文化的根本区别是立嫡、庙数和同姓不婚三种制度。 宗法制度：以父系血缘为前提，以父权和族权为维系力量，将同姓同氏者结成一个有共同经济政治利益的族群。 中国的宗法制萌芽于父系氏族晚期；商代前期为兄终弟及，后期已有嫡庶之分，宗法制初步形成；而西周宗法进一步严格化、完整化，形成周密有序的

宗法制，包括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其核心内容是在维护父权的基础上，确立嫡长子继承的世袭特权，使权力早有归属，以免争夺残杀。 封建制帝王按照宗法的等级秩序分封诸侯，授爵授民授疆土，使之在封域内建立邦国。商代已有分封，但在周代得以完备化，并盛行于西周。封建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 同时周代又系统地制礼作乐，以达到对人的主观情志的控摄，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

礼和乐本是两回事，在西周时代，统治者人为地将二者结合起来，相须为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独有的礼乐制度。再结合刑政，使万民能同心同德，成就治道。礼乐制又和宗法分封制相表里，达到对人的全面控制。对贵族的约束用礼，对庶民则多用刑。贵族的基本修养为“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 夏代是服从命定的“尊命文化”，殷代是“尊神文化”，周代则是“尊礼文化”。

商人尊神重鬼，其艺术风格神秘威严；周代尊礼尚施，其艺术风格规整有序，具有明显礼乐化的趋向。因此从商到周，中国艺术走过了从重鬼神的巫教艺术发展为重王权的礼教艺术。 礼乐制度的确立与周公有重要关系，所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并以礼乐为形式的等级制度作为政治和人伦制度，有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五类。因此绘画、音乐无不寓警戒诱掖之意，各依当时之礼教而寓象征之意，成为一种推行教化的工具。藏礼于艺、藏礼于器为重要文化现象。

西周艺术的礼乐化表现在礼制乐舞、礼制玉、礼制建筑、礼制服饰等方面。 《周礼·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

古籍中关于吴国公子季札观乐盛赞《大武》、孔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等都可证上古音乐的魅力。 礼乐教化的目标见于《尚书·尧典》：帝曰：夔！命尔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吁！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八音：土埙、竹管、皮鼓、匏笙、丝弦、石磬、金钟、木柷。

礼制建筑包括不供居住的台、阙、牌坊、华表、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祠堂、钟楼、鼓楼等；和居处建筑宫殿、住宅等。陵墓也属建筑之列。 法天象地与礼乐教化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建筑设计法则。西方住宅外透内秘，东方则内透外秘。 古代的服饰更是无处不体现着等级的规范。官员按品级使用不同图案色彩的官服和配饰一直有严格规定，百姓也不能任意选择。

《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总结性的工艺文献，又是全世界最早的工艺理论著作。后被放入《周礼》之中，成为经书。它确立的造物思想和造物制度，被历代引为范式，加之是经书，故研究者众多。它在系统记载周代工艺典章制度的同时，表现出深刻的哲学思想，极为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人特有的道器观、礼乐观、宇宙观。重要的如器以载道、天人合一思想都在其中有集中的体现，当然也有不少科学思想的阐发。

七、神奇的八卦与《周易》 周人也对未来加以预测，但多用占筮而舍龟卜，两者相较，前者更重人为，强调分析推理，逻辑判断，更能体现人的主观力量。王夫之即认为前者“人谋”，后者为“鬼谋”。而占筮之术所暗含的人类抽象思维意向和主观能动精神不断发展，终于推衍出博大精深的《周易》哲学体系。 占筮方法有连山、归藏和周易三种，前二种早已失传，只剩《周易》所记的八卦之法，但使用起来颇为繁琐，50根蓍草须排列组合18次，方能得出一卦的卦象。

八卦的顺序是乾、坤、震、巽、坎、离、艮(gèn)、兑。其卦象口诀为“乾三连，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盌，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八卦各有象征：乾象天，坤象地，震象雷，巽象风，坎象水，离象火，艮象山，兑象泽。每种卦象既有内涵的规定性，又有外延的模糊性，这是其奥秘与魅力的基本所在。八卦两两相叠，又成64卦，大大扩大了卦象的信息量。

《周易》是西周前期巫史们对积累的大量筮词经过筛选、整理、编排而成的，应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它由卦象、卦辞和爻辞组成，卦辞解说卦象，爻辞解说爻象。从本来意义上讲，《周易》只是一部有关占筮的迷信典籍，并非哲学或文学著作。 因周人占筮内容极广，卦辞、爻辞本身又直接反映周人朝乾夕惕、居安思危的精神风貌，矛盾转化、否极泰来的辩证思想以及尚节贵敬的文化心理。因此，它又成为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热门对象。

巫史们运用卦象这种高度概括、浓缩的信息符号论证宇宙万物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论能力，让后人赞叹。人们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它观察世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宏观把握能力上来。以之为基础，经过思想家们的清理，逐渐形成一套完整严密、有鲜明民族特色、阴阳变异的逻辑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进程。荀子“善为易者不占”，证明它已从卜筮之书转变成指导生活、分析矛盾、解释世界的圭臬。

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朱熹总结《周易》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流行，即过程；二是对待，即矛盾对立统一。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 冯友兰认为周易哲学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它是一些代数公式而不是具体的数字，因此它虽不讲具体的天地万物，但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