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中國領導的特色(三) 授課教師：何世同博士/將軍

以統御為主軸的兵家領導戰略思想 一、孫子兵法 二、吳子 三、孫臏兵法 四、司馬法 五、尉繚子 六、六韜 七、三略

「兵家」，可以說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之間交相 征伐的產物，雖未入春秋諸子「九流十家」之列，但 歷朝歷代論軍議戰者眾，故「兵家」輩出，傳世「兵 書」豐沛，對後世之領導，影響很大。 尤其是，前述「九流十家」對領導議題論述的重心 ，多放在理論、心靈與哲學層次，有時甚至成為高深 學問，難以理解與施行。 但「兵家」不然，談理論之外，也談實踐與實用層 次之事務，道理較簡單，蘊含管理概念，易懂易行， 能結合實作，而常為「將帥領導」所採用，形成中國 領導的另一大特色。

《漢書‧藝文志》載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 職，王官之武備也。」並概分其項目為四： 一、「兵權謀」類 二、「兵形勢」類 三、「(兵)陰陽」類 四、「兵技巧」類。 其中的「兵陰陽」，專論天時、陰陽、五行之變，並 夾雜鬼神迷信，今已少人再論。 「兵技巧」，主研攻守器械之巧，則隨文明的進步， 軍事科技的發達，也無用於今世。 「兵形勢」，主談兵勢變化，其概念或與現今看法有 共通之處，惟所列「兵書」，除《尉繚》外，所存無幾 ，故亦無足論。

唯有「兵權謀」類，傳世之書最多，歷久而彌新， 這些「兵書」包含之範圍甚廣，它們不但是歷朝歷代 練兵、帶兵、用兵的準則，也是治軍與培養指揮氣度 的寶典，更是戰略思想與行動之搖籃，以及指導戰爭 之理論基礎和原動力量；歷代的英君名將，無一不接 受其哺育。 而其特色之一，就是一些「兵學」思想家對「將帥 修養」與「指揮藝術」的重視，從而提出了許多以軍 隊「統御」為主軸的「領導理論」；《孫子兵法》即 是其代表。

不過，中國之「兵學」，雖盛極於二千餘年前的春 秋戰國時期，並長期致用於秦、漢以迄元、明、清初 ，但卻衰退於近世，此政治昏聵下的人謀不臧所致， 無損於中國「兵學」之博大精深。 至於西方之「兵學」，雖早萌芽於希臘、羅馬時期 ，但卻也經過中世紀之長期停滯，一直等到十五、十 六世紀以後，隨伴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大航海時期 、工業革命、啟蒙運動、自由主義的出現，才開始興 盛茁壯，終成世界主流。 觀察西方後來居上的「兵學」發展過程，與中國之 先盛後衰相較，剛好相反。

近代西方「兵學」雖獨領風騷，成為世界主流；但 其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如：約米尼(Jomini，1779~1869) 的《戰爭藝術》(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克勞塞維茲 (Clausewitz，1780~1831)的《戰爭論》(On War)、史蒂芬(Schlieffen ，1833~1906)的《史蒂芬計畫》(Schlieffen Plan)、馬漢(Mahan， 1840~1914)的《海軍戰略論》(Naval Strategy,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n Land) 、魯登道夫(Ludendorff，1865~1937)的《總體戰》(Total War)、 杜黑(Douhet，1869~1930)的《制空論》(The Command of the Air)、 富勒(Fuller，1878~1966)的《戰爭指導》(The Conduct of War：1789~ 1941)、以及李德哈特(Liddell Hart，1895~1970)的《戰略：間接 路線》(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等，均以戰爭理論、軍 (兵)種戰略、用兵原則為主要內容，較不涉及「領導」 領域之問題，不若中國之博大精邃。

中國之「統御領導」思想與理論，概於春秋戰國至 秦漢之際發展成熟，「成一家之言」的傳世「兵書」 ，或「兵家」之立言，除《孫子兵法》外，著名者尚 有《吳子》、《吳起》、《孫臏兵法》、《司馬法》 、《尉繚子》、《六韜》與《三略》等。 其後繼之「兵書」與「兵家」，有關領導之立言雖 多，但範圍與意境均無法超越前述諸書；要之，亦不 過在前書基礎上，取其所需，加以注釋、總結或運用 而已。 茲舉前列諸「兵書」有關領導思想與主張部分，述論 如下：

一、《孫子兵法》 本書為春秋晚期「兵家」、齊國人孫武仕吳之前所 作，共十三篇；包括：重兵慎戰、知兵知戰、戰勝不 復、因形無窮之「戰爭觀」；廟算致勝、勝兵先勝、 不戰屈人、伐謀伐交、取用於敵、機動速決的「戰略 理論」；及正合奇勝、詭道詐立、用間用火、重視地 形的「用兵藝術」。為影響中國「戰略思想」與「領 導藝術」最深遠的兵學巨著。《孫子兵法‧始計第一 》開宗明義載曰：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 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 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將者，智 、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兵」，是指「戰爭」而言。孫子認為，「戰爭」是 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國家「領導者」，應以「道、天 、地、將、法」等五件事，作為經營戰爭的基礎，並須 經過「計算」，比較敵我力量之強弱，而探索雙方優劣 之情勢。 這是孫子的「國家領導」及「國家戰略」層級的「狀 況判斷」概念。「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則是國 家「領導者」須揭櫫戰爭目的，使全民瞭解「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進而爭取全民的支持，而不畏危險 ，全力擁戴；此一上對下「綁心」，下對上「交心」的 過程，正是「溝通式領導」之最高要旨。

「將」者，「智、信、仁、勇、嚴」，則是孫子「論 將」的條件，唯有具備此五項「武德」，才足擔負艱巨 的軍隊「統御領導」重責大任。 「法」者，是指軍事制度與法規，包括：(一)「曲制 」：軍隊的編制、編組與作戰序列；(二)「官道」：軍 隊成員應遵守的營務營規、內部管理、陞遷賞罰等人事 勤務；(三)「主用」：軍費、兵器、糧彈、裝備等軍隊 所需的主要用度。 此三者必須密切配合，強力運用，始可稱為「建制」 之部隊，始能勝任作戰任務。 孫子在二千多年前，已發現編制、人事與後勤支援的 重要性，此屬「軍事管理」範疇，亦為孫子「領導思想 」的最基礎認知。

孫子曰：「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兵勢第五)；「部 曲」為「分」，「什伍」為「數」。將軍隊按「分」、 「數」原則編組，建立「指揮系統」，層層節制，運籌 帷幄，此「軍隊管理」之神髓也。 此外，在孫子的認知中，「管理」的基礎，應建立在 嚴格紀律之上；平時治軍無法，律民無方，訓練不實， 戰時就不能發揮戰鬥效能；故除應「令素行以教民」(行 軍第九)外，更須因應情勢，「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九地第十一)，才能「號三軍之眾，若使一人」(九地第十一)， 落實領導效果。

再者，戰爭的本質殘酷；因此，孫子主張「慎戰」。 非至確實有利之時，決不採取行動；非到掌握致勝之機 ，決不用兵；非在危急存亡之際，決不言戰。目的除在 避免「亡軍亡國」的嚴重後果外，也在體恤生靈，不遭 塗炭之災；這是明主良將的「指揮道德」問題，也是以 「人」為中心的「領導思想」中，最核心的價值問題。 故而，《孫子兵法‧火攻第十二》載曰：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 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 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復 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在「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互動上，孫子非常重 視將帥對士卒的態度，提出「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 失眾也」之告誡。意思是，將帥對部屬說話反覆叮嚀， 嘮嘮叨叨(諄諄)，而且神色不安(翕翕)，這就是「失眾 」的現象，可與領導失敗劃上等號。 此外，孫子認為「獎賞」是將帥「統御領導」的法寶 ，但須適度，不可浮濫；故接著又曰： 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 也，不精之至也。(行軍第九)

孫子的意思是：將帥以連續獎賞方式，取寵部下， 此領導無能之反映；以連續處罰方式，樹立威信，此 領導困窘之投射。兩者均能陷將帥於被動，皆應避免 而先對待部下殘暴，致「失眾」而成亂軍，將帥反 畏怕而將就之，這更是最不懂「帶兵」與「知兵」之 道的領導失敗現象。 而為了達到「帶兵」能「服眾」之目的，「統御領 導」當須講求賞罰分明；當罰則罰，當賞則賞，文武 兼施，恩威相濟；此即孫子所曰：「卒未親附而罰之 ，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 可用」，故應「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道理。如此 ，軍隊才能成為精練之師，用於戰場，必可取勝。 (行軍第九)

其次，將帥治軍，雖以「嚴明」為第一要義，但也須 有「愛兵如子」的認知，以剛柔調合，換得部屬「交心 」；此即孫子：「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 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地形第十)之「愛兵」主張。 但是，「愛兵」也不能毫無節制，變成溺愛，適得其 反；故孫子接著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 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地形第十)；以提醒將帥 注意。 孫子又認為，在未戰之前，可以透過對五種狀況之判 斷，預知能否取勝。其中，強調將帥「帶兵」應先「帶 心」的「上下同欲」，及放手讓第一線指揮官適度「獨 斷專行」的「將能而君不御」，都是領導成功的效果投 射。(謀攻第三)

不過，在孫子的「軍事領導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合 現今時宜的地方；例如《孫子兵法‧九地第十一》載孫 子之言，曰：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 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 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 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 之。 這是標準的「愚兵主義」。

觀察中國歷史上的將帥，多喜士卒出身農村，能刻 苦吃粗，又知識淺薄，思想簡單，只做事，不說話。 領導這些士卒，只要白天施以連續訓練或服行粗重勤 務，累其筋骨，晚上就會力盡而眠，無多餘工夫玩耍 花樣，而唯將帥之命是從，有如羊之被驅。 老師認為，這種傳統中國「窮兵」、「累兵」、「愚 兵」的帶兵模式，若上探源頭，多少應受到孫子「驅羊 論」之推波助瀾影響。但在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中， 這恐怕也是很正常的現象；瑕不掩瑜，並無損其整體思 想的偉大精深。

二、《吳子》 《吳子》，又稱《吳起》、《吳子兵法》、《吳起 兵法》，傳為戰國初期吳起(？~前381)所著，是吳起 與魏文侯、武侯論兵對談之記錄；今本有圖國、料敵 、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是繼《孫子兵法》 之後，又一部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先秦「兵書」。 《吳子》與《孫子兵法》向來相提並論，被奉為「 兵學」經典，是戰國後期家戶必藏之書。(韓非子‧五蠹) 司馬遷《史記》，將孫吳同列一傳，曰：「世俗所稱 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史記‧孫 子吳起列傳)即是。 《漢書‧刑法志》論天下「兵家」，亦曰：「吳有 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 ，垂著篇籍。」可見《吳子》一書的歷史地位。

若以孫子、吳起兩者相較，吳書以「正」，似《論 語》；孫書以「奇」，似《孟子》；(宋‧羅大經《鶴林玉 露》甲篇卷2)思想一以貫之，但各有特色。 吳起的領導思想，大體站在君王立場，對「治國」、 「論將」與「治軍」等方面，提出見解。 在「治國」方面，吳起認為「國家領導」的基本概念 ，就是「內脩文德，外治武備」；《吳子‧圖國第一》 載曰： 昔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 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 脩文德，外治武備。

《尚書‧甘誓》有載：「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 故「有扈氏」是夏初的一個「部落聯盟」(或曰「方 國」)；而「承桑氏」亦可能是其前後時期的另一個 「部落聯盟」。 吳起以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有扈氏之君「恃 眾好勇」，俱遭滅國之禍為例，提醒魏文侯，「國家 領導」之道，一方面應「內脩文德」，以教化人民， 增強全民道德意識；另一方面，亦應「外治武備」， 以建軍備戰，防敵侵犯。兩者須雙管齊下，才能確保 國家安全。 吳起既強調「治國」之基礎，在於「文德」與「武 備」兼具，而將帥身繫國家安危重擔，因此「論將」 就不能僅放在「勇」上。

「勇」只是條件之一，所以必須選取「文武兼備、 智勇雙全」者，求其「均衡性」，才能上下連貫，落 實君王的「治國方略」；《吳子‧論將第四》載曰：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 。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 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 戒，五曰約。 依照吳起的解釋：「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 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 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吳子‧論將第四)

而將帥除須做到上述「五慎」之外，更須知「氣機、 地機、事機、力機」等用兵之機，方可成為「得之國強 ，去之國亡」的「良將」。(吳子‧論將第四) 其實，上述的「五慎」、「四機」，很大一部分屬於 「軍事管理」的範疇；這可能就是論者以「吳書以正」 的原因。 吳起的「軍事管理」概念，還用於「治軍」之上。吳 起認為，軍隊的編組，須以士卒的專長與特質為依據， 「聚為一卒」；有了這樣的「戰鬥編組」，就可以成為 「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的精銳勁旅。(吳子‧ 圖國第一)

吳起又認為，軍隊致勝的關鍵，在素質，不在數量， 而強化素質的工夫，就在「治」上；《吳子‧治兵第 三》載曰：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 問曰：不在眾乎？對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 金之不止，皷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 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 可追…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不過，再好的「治軍」方法，也必須以嚴格的訓練為 基礎，才能達到「父子之兵」的戰力標準。故吳起的「 用兵之法」，強調「教戒為先」，採取類似今日「多層 次直銷」的「幾何級術」概念：「一人學戰，教成十人 ；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 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吳子‧治兵第三)

此外，吳子的「軍事管理」思想也用於「教戰之 令」上，又曰： 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 旌旗，勇者持金皷，弱者給廝役，智者為謀。 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皷整兵，二皷習陣， 三皷趨食，四皷嚴辦，五皷就行…(吳子‧治兵第三) 吳起認為，將帥必須根據軍隊成員的特點與背景， 賦於適當的戰鬥、勤務或參謀任務，並將同鄉里、同 什伍的人編組在一起，以鼓聲統一作息行止，才能發 揮最大戰力；這些都是「統御領導」的本務與基礎工 作。 吳起在兩千多年前，就有這樣合乎科學的「軍事管 理」觀念，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三、《孫臏兵法》 又稱《齊孫子》，為戰國中期孫臏受刑後的論兵之作 文志》著錄八十九篇、圖四卷，但已不見於《隋書‧經 (「臏」，古代削去膝蓋骨之刑罰也；故此孫子，即孫臏)；《漢書‧藝 文志》著錄八十九篇、圖四卷，但已不見於《隋書‧經 籍志》中，判斷原書在東漢至隋之間已佚失。 直到1972年，大陸考古學者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挖 掘中，出土《孫臏兵法》殘簡364枚，約有11000字，經 整理編為三十篇，才使這篇失傳千餘年的偉大先秦時期 「兵學著作」，得以重見天日。 此一「地下史料」，也旁證了孫子與吳起「兵書」的 真實性。更難得的是，孫臏的「兵學」思想，曾經透過 「桂陵」與「馬陵」兩次戰役的驗證，創造了「圍魏救 趙」與「增兵減竈」的用兵範例，是一位「理論」與「 實踐」結合的一代「兵學大師」。

孫臏曰：「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孫臏兵法‧見威王) ；他和孫子、吳起一樣，都重視戰爭的勝敗，但孫臏更 具有以「權力」概念為主軸的「現實主義」思想。 孫臏強調，在戰爭及君王施政中，沒有比「人」更可 貴的東西，故有「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孫臏兵法‧ 月戰)之言。而「人」既可貴，為了贏得戰爭勝利，建軍 重心，就得放在「人」素質之上；《孫臏兵法‧篡卒》 載曰： 兵之勝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勢，其 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歸，其強在 於休民，其傷在于數戰。 「篡卒」，就是「挑選士卒」之意。唯有注意上述八 項事情，君王或將帥才能獲得士卒的擁護，而贏取戰爭 勝利。

而除了「篡卒」之外，孫臏更注重對將帥的選拔，提 出「信、忠、敢」的明確條件。 「信」，就是「信賞」；「敢」，就是「敢去不善」 ；「忠」，就是「忠君」。(孫臏兵法‧篡卒)也就是說，作 為一名將帥，必須信賞明罰，敢於改正錯誤，去除不良 習性，以及效忠自己的君王，否則就得不到部屬的敬重 與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孫臏的「統御領導」思想中，強調 了孫子、吳起所無的「忠君」概念。孫臏歸納戰爭勝與 不勝的原因，曰： 恒勝有五：得主專制，勝；知道，勝；得眾， 勝；左右合，勝；糧適計險，勝…恒不勝有五 ：御將，不勝；不知道，不勝；乖將，不勝； 不用間，不勝；不得眾，不勝。(孫臏兵法‧篡卒)

其中，「主專」、「御將」、「乖將」、「得眾」、 「左右合」等觀點，都應是孫子「統御領導」思想的延 伸，無足再論。 較有特點的是，孫臏以「矢弩」的結構與發射原理， 將士卒、將帥、君王，比喻成矢(箭)、弩(弓)、射手， 進一步論述君王、將帥與士卒的互動角色，也反映了他 的「統御領導」基本概念。 孫臏認為，士卒的編組，猶如箭的構造，唯有「金在 前，羽在後」的「前重後輕」設計，才能射中目標。 將帥的指揮，就像弩的原理，兩臂平正使力，引張弩 弦方法正確，才能有效發射；君王的決策，則好比射手 的技巧。必須三位一體，同心協力，才能贏得戰爭勝利 。此即孫臏所曰：「兵之適(勝)敵也，不異於弩之中招 也」的道理。(孫臏兵法‧兵情)

四、《司馬法》 成書於戰國中期，乃齊威王仿效春秋晚期齊國名將司 馬穰苴用兵，命大夫追論其兵法，附穰苴於其中，是一 部官修「兵書」；司馬遷譽之為「閎廓深遠，雖三代征 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史記‧司馬穰苴列傳)。 其思想主軸，在強調「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司馬法‧ 人本第一) ，主張「以戰止戰」(司馬法‧人本第一) ；其所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人 本第一)，更是千古警世之言。 《司馬法》認為，古時候王者的「治國」與「興兵」 ，都會遵循「仁、義、禮、信、智、勇」等「六德」， 以教民、理軍；並在戰爭準備上，提出「順天、阜財、 懌眾、利地、右兵」的「五慮」要求。(司馬法‧定爵第三)

而一切無慮後，才能去和敵人作戰；這是一種戰爭前 以「安全」為考量的「狀況判斷」概念，與《孫子兵法 ‧始計第一》所揭櫫之「廟算」觀念略同。 此外，將帥「統御領導」的才能，應表現在作戰指揮 之上，如此才能「服眾」，才能贏得勝利；因此，其對 將帥要求的標準是「完美化」，將帥不但須有孫子「智 信仁勇嚴」的條件，更要有「定靜安慮」的修養，以及 「親兵」、「愛兵」的工夫，能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 。(司馬法‧定爵第三) 司馬法非常重視國君與將帥「統御領導」內外在作為 的融合，他認為：領導者平時治國要注意恩惠與信用， 創造和諧環境；帶兵要威武有豪氣，維護嚴明軍紀；作 戰要勇敢而敏捷，並保持冷靜思維。

一個國君與將帥，唯有做到以上要求，才能成為在國 家有好名聲、在軍隊是好楷模、作戰時受部屬信賴的好 領導者；當然，有了這樣的領導者，就可以取得戰爭勝 利。 此外司馬法也強調「賞罰」的重要性，其原則是「公 正適當」、「從重從快」，以收宣教目的；故曰：「賞 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 不善之害也。」(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 司馬法又認為，將帥不可但憑一己好惡私念，而濫施 賞罰；否則就是「專權」。而在作戰過程中，領導者除 應「重賞罰」外，尤須：戰勝時「與眾分善」，戰不勝 時「取過于己」，再戰時「誓以居前」。(司馬法‧嚴位第四)

不過，「賞」與「罰」之間，司馬法似乎更重「罰」 ，認為「嚴罰」具有警惕作用，使人不敢犯法；故有「 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的主張。(司馬法‧嚴位第四) 總之，老師觀察所見，司馬法領導概念的最大特點， 在於具有較強的「整體感」，與向下紮根的「務實感」 ；此與同一時期以「理論見長」的孫子、吳子、孫臏等 人相比，層次與內涵均有不同，但具互補作用。

五、《尉繚子》 成書於戰國中期，出於梁惠王時尉繚之手(隋書‧經藉 《尉繚子》崇尚「法治」，具濃厚的法家思想，亦有 三)。 《尉繚子》崇尚「法治」，具濃厚的法家思想，亦有 較強的兼容性；其開宗明義第一篇，就談「天官」問題 ，標示其「無神」看法。 所謂的「天官」，就是古時候對天體星象的總稱，以 此推算陰陽時日的向背變化，決定人世間的凶吉，也用 於預測戰爭的勝敗。但尉繚不同意這種觀點，在與梁惠 王對談時，曰： 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 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城者，城高 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 若城下池淺，守若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 時日，不若人事也。(尉繚子‧天官第一)

尉繚認為，唯有「人事」，才是戰爭的主體與勝負的 主宰者，和「天官時日」並無關連。比如攻城，若東西 南北都無法攻破，難道這四個方面都沒有適於破城的「 良辰吉時」嗎？其實攻城成敗的關鍵，在雙方「人為」 的作戰準備，而不在將帥對「天官時日」的迷信。 為將者，必須有「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 於人」(尉繚子‧武議第八)的氣魄與修養；這樣將帥領導士卒 、指揮作戰時，才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 ，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 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尉繚子‧兵談第二) 因此，尉繚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 人所貴，人事而已」(尉繚子‧威戰第四)的見解，此觀點與孟 子相同。

尉繚認為，將帥與士卒間的互動，應以「誠」為基 礎。 (尉繚子‧攻權) 尉繚對王者與將帥又有「不私於一 人」(尉繚子‧攻權)的期許，認為唯有領導者「使民無私 」，才能「天下一家」。(尉繚子‧治本) 《尉繚子》崇尚「法治」，強調「武禁文賞」(尉繚子 ‧治本)，著重「軍事管理」；以全書的一半篇章(篇十 三至篇二十四)，詳述與「統御領導」基礎工程相關的 「軍事法令」條目。 總而論之，老師認為，尉繚不僅是一代「兵學宗師」 ，更是一位古典「理性」兼「現實」主義的思想家；其 能在當時打破神權與封建禁錮，出現「注重人事，不求 鬼神」的「無神」思維，尤其難得。

六、《六韜》 或稱《太公六韜》，約成書於戰國後期，托名於齊太 公姜望(即姜牙或呂望)；包括文、武、龍、虎、豹、犬 等六韜，故名。全書共六十篇，惟部分內容已佚。 《六韜》之政治思想，首論「君道」；「君道」，也 就是「國家領導」之道。作者以儒家思想為主，融合諸 子觀點，對君王提出「仁」、「德」、「義」、「道」 修養的要求。(六韜‧文韜‧文師第一) 《六韜》主張「天下為公」，「唯有道者處之」(六韜‧ 武韜‧順啟)。其「國家領導」思想，認為國君須與人民共 享天下利益，才能得到天下；若獨享天下利益，就會失 去天下。只有不掠奪人民利益者，才能獲得人民擁戴。 (六韜‧武韜‧啟發第十三)

七、《三略》 《六韜》對將帥修養的要求很高，希望將帥都能做 到「智勇雙全」、「才德兼備」、「人格完美」與「 忠於人君」；唯有這樣條件的人，去帶兵打仗，才能 獲得全勝。 七、《三略》 又稱《黃石公三略》，或《黃石公記》。舊題黃石公 著，或稱下邳神人撰，因出於秦漢之際人物之手，偽托 姜太公所作，由黃石公受張良，故名。(史記‧留侯世家) 不過，黃石公授張良者，分明是《太公兵法》，但卻 由此流傳成為《三略》，至今無人能曉，也因此出現 《三略》成書的一些不同說法。

《三略》兼採儒、道、法、墨諸家思想，與讖緯迷 信之說，因其很多內容，講求人情世故，能與世俗人 性結合，容易深入人心，故為歷代領導實務者所推重 。 全書分上、中、下三略，是一部著重政略、心略與 修養心性，成為「帝王師」的兵書。本書作者認為， 不論為國之道，為將之道，都要體察眾心，收攬民心 ，注重民事，關心民命，更要崇禮重祿，才能收到萬 眾一心的領導效果；這是《三略》在「領導思想」上 的主體價值觀念。

在將帥修養與能力方面，《三略》引《軍讖》之言， 認為將帥應「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 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 ，能制軍權。」(三略‧上略) 也就是說，優秀的將帥，必須具有智、賢、能、勇、 仁等「均衡」條件於一身。按，《軍讖》可能成書於商 朝或更早時期，應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戰爭理論著 作；和其同時期的兵書，還有《軍勢》與《軍政》，但 均已無從考據。 《三略》進一步提醒將帥，應以公正開闊的胸襟，修 己安人，建立良好的領導風格；將帥切不可犯「拒諫」 、「策不從」、「善惡同」、「專己」、「信讒」與「 貪財」等缺失。(三略‧上略)

以上六項缺失，《三略》作者認為：「將有一，則眾 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 及國。」(三略‧上略) 此外，《三略》一方面要求將帥要有「恕己而治人， 推恩施惠」(上略)的修養，另一方面亦強調「將無威」而 「軍必喪」的概念。(上略)而維持「將威」的關鍵，就在 「軍令」與「賞罰」之上。(上略) 《三略》作者，深知人有好面子的天性，故將帥應待 士以「禮」；又知人有自私的本性，重賞之下，不止有 「勇夫」，更能招致「死士」。因此，又引《軍讖》之 言，從「人性面」論述「賞」與「禮」在「將帥領導」 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曰：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 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上略) 不過，《三略》對「將帥領導」最生動、最務實的論 述，莫過於將帥除須愛兵如子外，更要刻苦吃粗，生活 與士卒一致，以身教代替言教；甚至有樂士卒先享，有 苦自己先擔，如此才稱得上是「將」。載曰：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軍井 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 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揮扇，雨不 張蓋，是謂將。(三略‧上略)；「醪」(音勞)，古時含有 渣滓的濃酒。

《三略》道出了「人為知已者死」的最深層意義，也 是「統御領導」的最高境界。反之，如果將帥高高在上 ，將士卒看成「路人甲」，那麼士卒也必會把將帥視為 「路人乙」。 總之，對領導者而言，《三略》是一部「實用型」的 「兵書」，言簡意賅，本身沒有太大理論，多為領導實 務投射的論述。 黃石公《三略》之問世，正是秦末喪亂之際，也是黃 老思想逐漸抬頭之時，故本書受此歷史政治背景影響， 雖曰兼採儒、道、法、墨，但卻偏向黃老。 故本書自稱「衰世作」，意在期望人主(領導者)通曉 治道，安邦治民。

老師認為，本書之所以受到歷史上「兵家」的重視， 一方面應是其多引《軍讖》之言，反映了上古中國王者 治軍、治國之道；另一方面，也與黃石公以本書授張良 ，張良助劉邦平天下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