중국시가연구 이연(2008121094) 2010.05.20발표함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중국시가연구 이연(2008121094) 2010.05.20발표함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本章概述 源于语言学研究的结构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把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当做学术研究的普遍方法，以具有客观结构的语言取代个体主体存在的人来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力图超越传统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和心理主义的的理论框架，它们或致力于寻求固定的结构，或强调结构的流动变化，或把结构主义理论用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思想界形成了巨大影响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作为一种非常流行的国际性思潮，结构主义还对后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并成为其中的主要力量之一。本章主要介绍结构主义的概况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概况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法国哲学中出现过两次重要变更。第一次是以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结构主义向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提出挑战。第二次是结构主义内部的衍化。德里达、福柯等人要求消解结构主义的固定和僵化的概念结构和理论框架。 结构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是具有不同倾向的学者因在不同意义上将原来主要在语言学中运用的结构主义方法推广用于从事其他研究而形成的一种庞杂的思潮。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是还原主义的就是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方法的中心课题就是从混杂的现象背后找出秩序或者结构来。 结构主义的产生与现代自然科学对事物的深层结构的研究、特别是系统和模型方法的运用相关，由于这些方法被移用于众多领域，就具有了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的哲学意义。不过，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正式形成则直接源于20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哲学中出现的所谓语言的转向。语言转向的根本意义是把哲学理论的出发点由作为个体主体存在的人转向超越个体主体而具有某种“客观”结构和体系的语言。结构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当做学术研究中的普遍方法。 各派结构主义的的共同特征是从既定的语言结构（系统、模式、型式）及与之相应的思维结构出发来解释其所研究的领域的现象。他们对结构概念的解释在如下几个方面有一致之处。第一，认为结构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是按照一定的模式（规则、秩序）由许多成分（要素、单元）组成，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而作为系统、整体的结构正体现了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通过揭示和阐释这些关系，就可理解所涉及的领域的各种现象。第二，把结构划分为深层与表层等不同层次。第三，认为结构作为一种理智和观念的存在具有超越作为主体的个人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是无人格的。第四，大都否定结构的历史性，认为结构超越时间性。 结构主义作为当代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最早出现在法国，也一直以法国为中心，但它很快成了一种国际性思潮而在西方国家流行。

第二节 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模式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瑞士著名的语言学家。他认为语言是一个体系，也就是一种先验结构。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网络，成为一个语言的体系（符号体系），这就是语言的结构。一切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者与所指者。索绪尔把同时性的语言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与历时性语言研究（作为个人现象的语言）区别开来，强调同时性研究的重要性。同时性语言研究就是从一个时期的语言的横断面来研究这个语言，而历时性语言研究则是从一种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个语言。他认为由此结合成一个结构有两种关系，一是结构段关系，一是聚合体关系。前者是一个单词同其前后可能出现的单词的关系。后者指一个句子中的一个词可以用另一个词置换而不会引起这个结构段不能接受。由此可见，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是以同时性研究为基础，把言语和语言区别开来的语言体系，它由结构段关系与聚合体关系形成语言中的差别体系。这种语言学的分析模式成为以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索绪尔之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的语言学观点也对结构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强调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现象。他把语言分为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通过提出短句结构规则和推导模式说明了他的结构与转换的方法。他认为人有一种先天的语言生成能力（他认为这是大脑的作用），小孩由于这种能力，所以在听到少数句子之后，就可以说出他没有听到过的句子。因此，语言生成中决定性的是生成能力，而不是经过经验而形成的语言。他提出语法是语言的深层结构，而根据语言的生存能力、语法所形成的话语则是语言的表层结构。

第三节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社会理论 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是从法国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 Levi-Strauss,1908-）开始的。他早年攻读法律、哲学和心理学。主要著作有：《亲族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热带闲愁》（1955）、《结构人类学》（1955，1973）、《野性的思维》（1962）、《神话学》（1946－1971）。 他的结构主义哲学观点主要表现在他对人类学中的亲属关系和神话等的研究中。他对它们进行结构分析，从复杂和混乱的现象中发现秩序即固定的模式、结构。他认为以往人类学研究的缺点在于只看到亲属关系中的成分，而没有看到它的结构。在他看来，亲属关系的各个项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它们结合成一个体系，即亲属结构，这与词结合为句子一样。亲属结构与语言结构都是在人类心灵活动中的无意识层次中建立起来的，所以这种婚姻规则与亲属结构在不同的社会中也有相似的地方。亲属结构的意义和作用是杜绝乱婚。神话可分为神话结构和神话故事。前者是不可见的，从它派生出来的各种神话故事，只是这个神话结构的各种表达。神话结构相当于语言，是无意识的产物；而神话故事则相当于言语，是有意识的产物。有意识只是无意识的一种表达。 从哲学视角上说，列维－斯特劳斯的核心思想就是用结构、模式的观点来反对和取代强调主体的作用的传统哲学，特别是萨特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因为按照他的看法，无论是亲属关系或神话，其存在及其特性都取决于先验的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无意识结构，或者说是这种无意识结构的体现，它们超越作为主体的个人的认识活动，而主体本身被看做是构成模式、结构的复杂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他由此认为，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构成人，而是去分解人。他声称构建了一种反主体性形而上学和人类中心论的“新人道主义”。

第四节 阿尔图塞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 第四节 阿尔图塞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 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生于阿尔及利亚，194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在《读，<资本论>》（1968）一书中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对立起来，企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他区分了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了独特解释。他由此形成了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还有《保卫马克思》（1966）、《列宁与哲学》（1970）《政治与历史》（1972）等。 一、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对立 阿尔图塞把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认为意识形态是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的体系，具有独特逻辑和规律。它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中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意识形态的实践和社会功能压倒了理论职能，因而不同于科学。他赞成科学，认为只有科学才是理性的批判，并主张对意识形态进行严厉的批判。 他认为“意识形态”这个词本来是指“概念的发生学理论”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用以指统治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集团的思想概念和表象体系。他 企图由此证明意识形态不像科学能超越阶级利益和人们的实际利益。阿尔图塞从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的理论出发，认为马克思一生中经历了一次从意识形态的前科学状态到独创的科学体系的革命转变。这个转变发生于1845年，成分开展于1857年以后，他把这次转变叫做“认识论上的决裂”。他认为马克思青年时代把政治利益加到理论中间，不科学；后期著作《资本论》讲到了资本主义的结构，因而是科学。他还以反对经验主义的名义反对反映论。认为经验主义模糊了思想对象与实在对象的区别，知识是理论实践所制造出来的，并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他认为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都犯有这种经验主义的错误。 二、理论与实践 他把实践分为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四种前三种实践构成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实践则形成理论知识。他提出“依据症候的阅读”方法，其实质在于采用弗洛伊德的方法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无意识的结构来。他反对经验主义，认为科学认识的对象不是现实的客体而是概念的客体。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以劳动价值论和法国社会主义这两种概念的抽象为原料，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形成理论的工具，而《资本论》则是这种理论的产物，是具体的。这种理论产生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

第四节（续1） 三、社会的多元决定论 阿尔图塞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观点运用于说明社会的发展，认为社会发展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决定的。他由此提出了多元决定的辩证法或者说结构的辩证法。 他认为，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决定社会发展的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又是由绝对精神这个惟一的内在的原理所决定，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元决定的。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则是多元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决定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阶级对立，而且有上层建筑方面的许多矛盾。这些不同的矛盾彼此并存、处于平等的地位。阿尔图塞把他的多元论叫做“结构因果性”，同时批判“线性因果性”和“表现因果性”。线性因果性是指一个因素对一个因素的作用，实际上是机械的因果性。表现的因果性是指整体决定部分，但又把整体当做本质，把部分还原为整体的表象。这是使整体简单化了的因果性，特指黑格尔的辩证法。 阿尔图塞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最大成就就是把资本主义理解为没有主体的过程。他还认为社会的各种结构的联系与各结构轮流占有主导地位，以及“归根到底”由经济这个成分决定的说法，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的解释。

第五节 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说 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生于巴黎，在那里学习医学和精神病学，并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医疗活动。他把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学说结合起来，也把精神分析的医疗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由此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作了新的解释。 他的主要论点是“无意识的话语具有一种语言结构”和“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拉康的“镜像阶段”是对弗洛伊德的里必多学说的新解释。他在俄的浦斯情结之外提出了“镜像阶段”。该阶段是婴儿对外界事物的一种识别活动，揭示出了里必多的精神活动。从这个时候开始，婴儿总是对外界保持一种疑问状态，通过想象和对幻想的事物的反省，形成他对世界的了解。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婴儿通过想象与外界建立了一种双元对立关系，这也是一种对话，一种语言的结构，这就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运用于研究婴儿最初的无意识的认识活动中了。 他还把这种双元对立关系运用于说明人的个性的形成。人的个性分为想象、象征和现实三个层次。想象通过镜像阶段把有意识地、无意识地所知觉的和想象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形成世界的图像。象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所说的“能指者”。象征的结构决定了主体的是非善恶的原则与人的行为的准则。现实的东西是由想象的东西与象征的东西结合而成。在象征的东西限制之下所实现出来的想象中的要求就是现实的东西，这就是人的个性中能够实在存在的东西。 拉康的精神分析观点还强调语言在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作用。他提出了本能的语言与欲望的语言的理论。在治疗中，从患者讲到的东西推测他被压抑的东西，把他所没有讲出来的东西补充起来，构造出他的本能话语的全部，也就是“按照症状来阅读”。拉康的这种观点强调精神病患者所压抑的本能具有语言性质，而且通过语言就可以启发患者把他压抑的东西发泄出来，这就把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把结构主义运用于无意识的研究，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理论。

第六节 发生学结构主义 发生学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是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1895-1980）.他早年研究生物学，后任日内瓦 大学儿童心理学教授。他把心理学研究与生物学。数学。哲学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发生认识论”。主要著作有“《儿童的语言与思想》（1923）、《儿童的道德判断》（1932）、《逻辑学与心理学》（1953）、《发生认识论》（1970）。 他认为儿童智力发展经过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演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和形式运演阶段。皮亚杰用认识的内在结构的变化来说明认识阶段的发展，把认识的发展看做是内在结构的组织和再组织的过程。他认为智力发展的动力有四个因素，一是成熟；二是个体对物理环境中所发生动作而获得的经验；三是社会环境中所取得的经验；四是平衡，这是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他以为智力本质上是一种适应，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主体不断自我调节而 构造出不同的心理机能。适应有两种形式：同化和顺应。前者把环境中产生的新因素纳入机体已有的图式或结构之中，使主体原来的动作结构得以加强和丰富。后者是在主体原来的动作不适应于客观变化时，主体改变原来的动作，以新的动作适应环境。同化和顺应都是为了达到平衡，主体与客体不适应就产生了不平衡，通过适应过程，又达到了平衡。因而智力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 皮亚杰还论证了结构的整体性3、转换性和自调性。整体性是说结构具有内部融贯性，各成分在结构中具有有机联系，整体与其部分都服从内在规律。转换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止的，有一些内在的规律控制结构的运动发展，语言按照它的转换规律，由旧的句子转换出许多新的句子。自调性是说结构由于其本身的规律而自行调整，并不借助于外在因素，所以结构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 总的说来，发生学结构主义是新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一个中间阶段。结构主义主张有一种固定的结构，后结构主义则认为结构是流动的、变化的、不固定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正是从发生学来说明结构如何发生变化的，这为流动的结构论奠定了基础。

第七节 巴尔特结构消融论与文本批判论 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主要研究文艺理论，不把文艺批评和社会性研究结合起来。他曾同意萨特的观点，以后转向结构主义，后来又批判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取消结构的分析文本的理论。主要著作有：《作品的零度》（1953）、《论拉辛》（1964）、《批判与真实》（1960）、《S/Z》（1970)、《文本的喜悦》（1973）。 文学的“零度‘是指离开对现实的确切描写的文学态度，主张去掉文学中的华丽修辞以及不必要的结构而找出其“无意识的原型”。这个理论就是结构消融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文学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的统一体至少有两种记号系统第一种是由所指者、意指作用和能指者这三个层次所组成的语言交流系统；第二种就是文学系统。他认为我们读一个作品时，总要追求作品文字后面的意义，甚至第一次读时是一种理解，而第二次读时又寻到了另一种理解。这样，作品的结构就不是固定的了，作品的结构可以由于阅读的进行而经常变动。那么，如何去进行这种消融结构的工作，即如何阅读呢？按照他的理论，阅读首先是把文学放在语言的上下文中去了解，而不是把它放在与事物的关系或与思想的关系上去了解。符号就是符号本身，不代表任何事物。文学的意义是读者或文学批评家所赋予的。意义的结构是流动可变的。但总的说来。这种变动的意义是在一个框架之内，读者或文学批评家就是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多价解释。对文学作品的了解不是绝对的，而总是相对的。 巴尔特对了解作品文本的过程又作了可读性与可写性的划分。后者（特别是在阅读新小说、荒诞派等作品时）要求读者就像一个作者那样，与原作者一道去进行创作，创立我们现在的世界。因此，可写性的阅读只是一种“信碼的游戏”，人们不是得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进行无休止的创作，在分析创作中得到快乐。巴尔特的文本批判也就是结构分析。 总的说来，巴尔特的后期结构主义观点仍来自列维－斯特劳斯，文学作品是一种符号的观点也来自列维－斯特劳斯之把神话等等看成符号，他的消解结构，对文本的多价解释则是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模式与结构的相对性质的发挥。从结构的主观性质来说，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主张有固定的结构，另一个则认为没有固定的结构。二者的区别毋宁说是来源于研究对象的不同。

第八节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是著名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他提出了著名的解构战略，并且以此为指导对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经典文本进行了解构性的读解，在欧美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主要著作有：《文字与差异》、《论文字家》、《声音与现象》（1967）、《哲学的边缘》（1972）、《撒播》（1972）、《立场》（1972）、《海德格尔和问题》（1990）、《从法律到哲学》（1990）、《论友谊的政治》（1994）等。 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就是消除和分解结构。这里的“结构”实质上是指西方文化之“根”，即“逻各斯中心主义”。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就是这些隐喻或换喻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确定为“在场”。它将证明，所有这些与根本法则、原则、或中心相联系的名称都提示着某种不变的存在。他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指在场的形而上学与语音中心论的结合体，它意味着语言能够完善地再现和把握思想和存在。传统哲学总是将存在规定为在场，寻求确定的基础和第一因。而语音中心论则是指一种把语音或言语作为语言之本质的语言观。它认为鲜活的言语比不在场的文字能更好地表达思想。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主要是通过批判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来进行的。他认为索绪尔囿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坚持将差异局限在语言系统之内，认为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者一一对应的纵向关系，能指被认为是反映或控制了意义，也即“再现”了所指。德里达力图打破这一纵向关系，用能指与能指之间的横向关系。他认为语言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参照的系统，酷似一种漫无头绪的游戏，各种因素在其中互相作用、变化，所有的因素都互为“踪迹”。德里达进一步否定在场 和中心，认为在场和非在事实上都不是独立自主的，每一方都在唤起、暗示、激发、需要另一方，在场和非在是相互延异、相互替补和互为踪迹的。延异表示在场延搁到非在，同时非在又延滞了在场。撒播表明了每篇文本的意义的不自足性，或者标志着一种不可还原的和生生不息的意义的多样性。踪迹既是一种在场，又是一种非在。因为踪迹意指受到磨损而残存下来的东西，意味着半隐半现的标记。说它在场，是因为它已经存在；说它非在，是因为它曾抹去。因而，踪迹就是延异本身，它在“在场－非在”的游戏中起作用。但是，这种游戏是没有中心和原因的，它是一种符号之间“替补”的活动。这种替补活动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文本不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集子，而是一种起区别作用的网状结构，是由各种踪迹织成的织品，这织品不停地指出其自身之外的东西，指出其他起区别作用的踪迹。 德里达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字概念：源初文字，它是一种广义的文字，包括了原来狭义的文字和声音，但是它还不仅于此，雕塑、壁画等等都是它的表现形式。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实践不仅仅是简单地指出形而上学的结构界限，而且在打破和消解这一传统的基础是，既要显示出体系内部的停滞和矛盾，又要提出一种新思想的可能性。显然，这种新思想不再是以在场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相反，在场的形而上学是以其为条件和根据的。德里达的问题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和限度？”。他还提出“潜结构”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开放的结构性”。

第九节 福柯的后结构主义 福柯（Mirkel Foucault,1926-1984）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他从各个f方面对这种控制形式作了深入研究，包括病理学、医学、监狱和性学等等。他的计划旨在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进行批判，也即质疑和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权力和控制结构。主要著作有：《癫狂和非理性：古代时代的癫狂史》（1961）、《诊所的诞生》（1963）、《词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1976，1984，1984）等。 一、对现代性的批评 福柯把现代性分为两个时期：古典时期（1660－1800）和现代时期（1800－1950）。在古典时期，一种强有力的控制人类的方式开始形成，并在现代时期达到高峰。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其实只是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和技术日臻完善。福柯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强制力量，他集中关注个人在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会主体。在古典时期，人的理性从神学束缚下被解放，它试图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中重建社会秩序。它用知识系统和话语实践来区分和规范各种经验形式。启蒙的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妄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福柯用不可沟通性、差异性和离散性来对抗现代性的理性压抑。在其思想早期，他把自己的立场定义为“知识考古学”。这一考古学方法既不同于解释学方法，也与结构主义划清了界限。福柯认为那些组装我们话语理性的各种规则并不是普遍和不变的，它们都将随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并且只对特定时期的话语实践有效。这些规则只是知识、知觉和真理的历史的先验条件。它们构成文化的基本信碼，即知识型，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里各种经验秩序和社会实践。 考古学方法关注一个“推论的空间”，即研究在推论空间中各种要素如何历史地被整合到某一规范结构之中，而后这一结构又如何解体和被新的结构所取代。因而福柯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历史只是历史中各要素不断离散与重组的水平域展开，没有任何终极目标在引导历史。

第九节（续1） 二、尼采和谱系学方法 1970年前后，福柯从考古学方法转向了谱系学方法，也即从对理论和知识的考古学研究转向对社会制度和话语实践的谱系学研究：把话语置入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中，揭示其中的权力机制。谱系学方法并不与考古学方法相对立，两者是互补的。 福柯受到尼采《道德谱系学》的强力影响。和尼采对道德、禁欲、正义和惩罚的谱系学分析一样，福柯对那些被主流社会和科学所排斥和遗忘的边缘性话语进行了历史研究。认为这些边缘话语，诸如癫狂话语、医疗话语、惩罚话语和性话语。都有着独立的历史和制度。这些微观话语是无法用宏观的国家和经济制度来解释的。现代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提倡规范严谨的总体性话语，因而也无法解释这些微观话语。 三、权力－知识－主体：福柯的后现代分析 从70 年代起，福柯开始在非总体化、非表现性和反人本主义的框架下重新思考现代权力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提出了一套后现代的微观权力论。他反对两种现代宏观权力论：马克思的经济主义模式和现代法律模式前者主张经济决定论，后者则在法权、道德权力和政治主权的意义上解释权力，它是专属于法人主体的。福柯认为“权力”是一个尚未规定的、推论的、非主体化的生产性过程，它把人体不断地构成和塑造为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主体，它本质上不是压迫性的、而是生产性力量，它只关注生产性力量，让它们发展并且规范它们，而不愿阻碍它们、压抑它们或者毁灭它们。此外，福柯认为“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不开的。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因而，现代性的理性观念和解放观念受到质疑和批判。但他也肯定理性对独断论和教条的批判作用。 四、伦理学和自我的技术学 从80年代起，福柯关注“自我的伦理学”。即阐述个体是如何通过一套伦理学和自我塑造的技术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同一性。他力图显示出古希腊罗马的伦理与中世纪基督教伦理、现代伦理的差别，它们之间的连续与断裂。连续性在于，它们都强调欲望必须用道德来规范；但它们的规范方式则大不相同，从而形成了从古希腊罗马的伦理到中世纪－现代伦理之间的断裂。他认为要走出中世纪－现代的禁欲伦理学，我们有必要重新研究古希腊罗马的适度伦理学，因为它是一个可供后现代文化借鉴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