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ek 15 台灣政治

1979 與警總完捉迷藏的日子── 1979年黨外雜誌健將 司馬文武

戒嚴時許多文章無法刊在主流媒體上，司馬就將它們轉投黨外雜誌。 當時中時內部有「兩大匪類」：統派共匪南方朔，台獨份子司馬文武。這些人「雖然很專業，永遠不會紅」。 中時老闆余紀忠雖是國民黨中常委，情治人員照查，報老闆為了應付政戰系統壓力，只能派有軍方背景者擔任主管。

那時記者不能算真正記者，頂多是文宣人員。 可以看到有見解、有良心、憂心國事的君子，一碰到敏感問題就只能求自保。 司馬認為：在新聞界能夠真正發揮監督力量之前，社會上需要培養一股健全的政治性制衡力量，否則新聞自由只是沙上築塔。一個有力的巨人也無法把自己撐起，國家一定要有反對黨，才能與執政黨一起把天花板撐起，才有言論學術新聞等自由。

1975年，《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海外留學生在美抗議。 東歐、拉美、南韓等國，政府為打壓異議人士，但不會讓他們活不下去。報老闆往往被迫讓敢言的記者走路，但又暗地裡幫他們找工作，甚至在時候到了再請他們回來。

1976年，申請到獎學金，赴德進修新聞專業課程。 1979年，《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過世，報上只出現一百字的簡短報導。 後來康寧祥辦雜誌，找司馬幫忙，於是去《八十年代》工作，成為第一個有記者經驗的黨外媒體工作者。

其實黨外雜誌並沒有多偉大，只是剛好那時的台灣社會需要這些東西。 那時有不少體制內記者、教授，甚至是國民黨內的人主動投稿到黨外雜誌，想要說出是實、申張正義。他們也想透過黨外雜誌給他們的政黨和報社更大的改革壓力。

美麗島事件後，《八十年代》遭查禁，先後以《暖流》和《亞洲人》等名義再行發刊。 辦黨外雜誌是很特殊的經驗，從採訪秘密消息來源、寫稿、到印刷、發行，都是偷偷摸摸、跑給警備總部追。很多消息還源看到報社記者都避之唯恐不及，看到黨外人士那更不得了，敢跟我們見面的實在不多。每次約會或計畫，都是秘密單獨，不讓人知道，因為到處都是線民。

所以經常換印刷廠，講電話也都有暗號，假報印刷時間；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闖關經驗，讓每一個環節和組織慢慢培養出躲避查禁的模式。 後來甚至和查禁人員產生「共生關係」，玩出遊戲規則。好比先印幾本假雜誌給他們抓，他們拿去領錢，剩下我們再繼續印真正要發行的東西。彼此還會套交情，聊聊天。

堅持新聞專業，不像鄭南榕較為基進，認為「你亂判，我叛亂」，新聞亂寫。 黨外雜誌分兩派，一是行動派，如《美麗島》與黨外政治活動結合，而《八十年代》主張的是言論報國，強調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不搞政治活動。當然有人就會笑後面這一派是「放水派」，認為戒嚴時期沒什麼客觀可言。我們是走體制內、溫和改革的路線。

後來學習美國的《華盛頓郵報》，以小方欄的方式，把政壇內幕消息登出來。由我執筆的「台北耳語」，以簡潔筆法和犀利用語，報導並評論政界內幕。 後來我仔細觀察，很多黨外人士，都是生活過得很好的中產階級，從黨外到民進黨，很多農工階級跟著走；但事實上，領導階層都是中產階級，所以基本上都是保守派、既得利益者，不可能真正激進。那些領導階級的人都是心有餘裕才參加。我才開始體認到，自己絕對不能搞政治，人家都是什麼身份、什麼條件才去搞。

解嚴時，擔心未來失去使命感，沒有解嚴當奮鬥目標，要找別的目標才行。於開始關心司法獨立、司法改造和議會改革。 其實美麗島事件和林宅血案後，台灣新聞工作者就沒有真正的危險了。相當少人因政治而死亡（鄭南榕除外）。

1990年，李登輝提名郝柏村任閣揆，反對聲浪四起，這是一大倒退。「幹！反對軍人組閣！」是那時新新聞的標頭。

辦首都日報時，有個天真想法，不想被財團和政客控制，所以沒有大老闆，由六十幾個小股東組成，以為這樣最獨立，不會被控制。結果碰到問題時，才知道這樣最笨，因為沒有人願意負責。我才瞭解辦報的為什麼都是財團和家族企業，因為不管賺賠，都要一直投資才辦得下去。

Taipei Times花了許多心血，但報老闆對英文報的概念很薄弱，要我節省資源，直接把中文稿翻成英文就好，還叫我把英文報辦成語言學習刊物，看能不能刺激銷路。

其實接觸到許多國民黨好人與才才，但為什麼那麼多優秀人士在國民黨做官，整個黨的表現卻那麼差？顯然是制度問題，因此我認為國民黨應該要輪替。 我當陳水扁總統就職演說起草人時，其實並沒有放「四不一沒有」上去，那是後來他們自己加的。 後來接國安會副秘書長是為滿足外交軍事方面的學習。任職其間，我完全不和記者往來，工作內容無關政治也不寫文章、不對外發言，因為我在政府工作，沒有權力在媒體上寫文章。

當專欄作家是最過癮的事，可以主張理想、推銷正義，自己都不用做。但要能做出好評論，文章必須讓讀者容易懂。 記者是公共服務業，理當成為一門專業，在許多威權國家，記者往往由知識份子兼任，但記者本身應是一門新聞專業，做久了也會培養出特殊的職業個性。

1971 來自中南部的聲音── 1971年台灣時報總編輯 俞國基

具有自由主義理想，在中華日報時就感到格格不入。以前在服役時，長官半夜叫我起來填表格入國民黨，我死都不填。有一次日報採訪主任出缺，請我擔任但又要我入黨，我還是不要，因此也失去升官機會。

後來轉到由高雄地方仕紳吳基福辦的台灣時報工作，任內我能盡情發揮，並幫報社建立了工作程序、內勤工作制度等。 雖然台灣時報的收入不多、報社規模小、人才也不如大報，但言論都能盡情發揮。由於地處偏遠，不易引起中央注意，受到政治控制較弱，遂能偷渡許多自由思想進去。

當時管制新聞的黑手，有四條線：警總、調查局、國民黨文工會、軍方政工單位。 他們消息靈通，監視無孔不入。 我們常在文章中加一些隱喻諷刺的文字，看會不會怎樣，一旦沒事，就會有「有過了一關」的感覺。 現在解嚴了，不像當時想的都是如何「衝破」體制的問題。但更慘的是，現在的政府和政治人物，再怎麼刺、怎麼衝他們，都沒有反應，現在記者寫什麼，都好像丟到水裡面一樣沒反應。

南部很多老記者，收錢風氣很盛，王玉雲當高雄市長時，每年除夕夜，都會找記者到家裡打牌，固定輸錢給記者。打牌錢還會預訂價碼，說輸三萬，就會輸三萬。 另外，當時也有些報老闆只是想借辦報來「養寇自重」，進行黨內鬥爭，都是從政治考量出發，不懂得尊重新聞專業，頂多靠黨外提高身價。台灣日報老闆傅朝樞就是這樣。

後來到舊金山遠東時報服務，這是相當具規模和水準的報紙，因為許多僑民希望藉這些力量制衡國民黨。後來我離開遠東，傅先生又跟我聯絡，我希望可以訂立合約，第一條就是「不受黨派、政治的介入」。

後來我去美洲中時擔任總編輯，這段期間，余老闆很少干預我們。 但後來我們刊登了希望雷根別連任的新聞，這篇文章直接傳到蔣經國面前，最後我只得離開。美洲中時後更因報導江南案而承受莫大政治壓力。1983年11月終於停刊。

解嚴後我做中時總主筆八年，有些敏感問題仍不能暢所欲言，我感覺很像代書。 後來在自由時報十年，其實解嚴沒了、警總廢了、國民黨文工會也無力管制言論了，但報業還是會根據政黨力量和利益選邊站，自己把自己手腳綁起來。以前是國民黨在控制新聞自由，現在卻是媒體自己在控制新聞自由。

總的來說，台灣報老闆的政治性都太強，即便是較天真、沒有心機的吳基福都希望能夠影響政治。 台灣媒體人應更充實自己的人文修養，對藝術文學也能涉足，同時堅守新聞專業。我不是戀舊，但報業品質向下沉淪是事實，我們從業人員新有餘而力不足啊！

1972 一輩子的評論志業── 1972年民族晚報記者 南方朔

碩士去跑記者，從頭學起，且當時記者薪水很低。但也因為跑小報，奠定了新聞實力。 因保釣運動的學生集會，於是有了案底。調查局和警總人員長期跟他「喝咖啡」。

這輩子最得意的一條獨家：蔣介石死，治喪會議是全國最高機密，但卻讓他採訪到，包括哪一天出殯和扶厝，由誰主持。因為去問了青年黨主席和民社黨主席，才跑出這樣大新聞。因此多跑各個機關，多認識人是非常重要的。

在那時，有些新聞還用偷的。直接進官員辦公室，只要辦事人員不在，快得很，兩三秒內偷瞄公文，去打字室拿文件，或直接搶秘書桌子上的月會簿。正常時期新聞是正常跑法，不正當時期當然不正當手段囉。

對台灣新聞界的貢獻之一，是建立了報館完整的言論系統。過去台灣新聞界的社論都是寄託給學術界，但學術界的人寫社論，不知道在講什麼。每一個報館應該是自成一個言論體系：新聞記者如果有綜合思維能力，這種記者應該變成專欄記者；假設這個專欄記者有抽象思維能力，將來應該變成主筆。

後來辦新新聞，但其實也沒什麼。其實就是解嚴後，一堆人失業，決定去辦雜誌。講偉大點，就是新聞媒體人、自由知識份子跟政治人物分道揚鑣。以前我們靠他們混，大家混在一起，現在他們有他們的舞台，我們只好辦自己的舞台。

我始終認為，記者是人生最好的觀察位置。芸芸眾生都在演戲，記者是第一排觀眾，不是演員，對於幕後部份並不清楚；但因為記者是第一排，所以門開門關，那個縫隙開開入入的時候可以瞄到裡面一點點。 評論與文學是不可分的，必須要有很強的文學底子，古代人寫政治評論和文學都是一起的。

我認為，堅持不只是道德的堅持，包括知識的堅持都要更多。我對現在台灣媒體超級不滿意，解嚴以後台灣的媒體生態發生最大的變化，就是「公共」不見了，通通變成八卦。台灣媒體界都不好好思考，台灣哪有什麼新聞？通通都是八卦。

台灣社會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脈絡下，什麼都不談，只談競爭力。離開學校之後叫你充實自己，充實什麼呢？不是人文關懷，而是競爭力。另外一部份，人就是「消費」。所以現在消費變成一個很大的價值。大家拼命地消費，最後是媒體也消費、新聞也消費，一切東西都是消費。 現在的媒體控制，還自於誰的群眾比較凶你就怕誰！這是當前媒體最大問題。

連寫二十年個人專欄──1975年自立晚報撰述委員 吳豐山

在自立晚報工作，原本想從政，以新聞報導作為經驗累積的基礎。最滿意的就是寫出《今天的台灣農村》的代表作，實際訪談了各類相關人士，對農村有深刻瞭解。 如此馬上被警備總部注意，因為毛澤東搞造反第一個文件就是〈湖南農民調查報告〉。

雖然長期支持並參與黨外運動，但我跟黨外激進派的想法與作法，始終有程度上的差異。我認為，打倒國民黨沒有好處，只是另一個罪惡的循環。 辦報不造反，造反不辦報，應堅持新聞與政治各有各的領域。但黨外民主運動確實需要老百姓支持，自立晚報在那時幫忙做了這事，我認為還是應該的。政府常跟我接觸，希望我們同情國民黨主政的困難。他們以為只要自立晚報不支持民主運動，民主運動就無法發起。

我們的目的是：我們要求的這些事情，政府都有能力解決，我們並非要把政府推翻，我們只想要改革。 1977年，我當自立晚報總編時，開始處理升高的對抗事件。我認為民主不可擋，我在報社擔任編務工作，義無反顧地支持民主運動。1977年中壢事件發生後，我們的社會記者也去採訪，做了全版報導。

和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我也認識，但我從頭到尾拒絕他的要求。而真正令人徹夜難眠的是林宅血案，我深深覺得台灣命運好可憐。 1981年到87年間，自立晚報、民族晚報和大華晚報三家晚報競爭激烈，最後自晚大勝。但後來報業競爭又進入完全不一樣的格局，自晚變成與中晚、聯晚競爭，自立無法像前一波競爭脫穎而出。 自立股東──台南幫成員，都做賺錢的事業，他們認為報紙無法賺錢。有的股東是國民黨中常委，認為投資報紙很累贅。吳三連先生去世後，增資就變成很困難的事。

後來自立報系轉賣他人，自立工會抗爭。他們當時抗爭，不願賣報指給他們不信任的買主。然後開始訂編輯室公約、推動編採自主等協議。我的處境很為難，我必須代表原業主進行交易，也要照顧員工利益。但我認為工會抗爭過頭，我不認為員工可以選擇老闆，員工沒有權力決定報紙要賣給誰。

一般人認為，吳三連先生對台灣人民抗日和政治民主發展都有貢獻。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吳三連先生是大器的台灣人。我和他對國家社會理念大部份都是一樣的。 早先自晚老闆是外省人，有大中國主義，後來才轉向本土關懷。在我服務的二十幾年，報社核心價值就是本土關懷。台灣人民的利益、經濟、稅務負擔、地方建設，到後來鄉土文學論戰，我們都投入心力。自立更首開風氣之先，百萬元徵求本土長篇小說，還舉辦國自立盃棒球賽等。

後來我接管公視，也面臨很大的營運壓力。而立院應該只管預算，卻干涉公視內務。我們只能想辦法讓收支平衡，偏偏政府一直砍經費，沒有兌現當初的承諾。 公視後來也成立工會，我對工會有一貫的態度。我鼓勵工人組成工會，發揮影響力，這是伸張人權。不過我也認為任何事情做過頭都不好，這是天理。

回顧台灣媒體環境的演變，戒嚴時，大部分人屈從高壓，反而一些小媒體表現較好。解嚴後，大家都很勇敢，但也開始荒腔走板。現在的媒體和政治環境是亂世。 記者，應該永遠是社會改革先鋒。

1979 美麗島事件見證人── 1979年台灣時報採訪主任 李旺台

大二時，台灣時報由吳基福創辦。 當時社會對於記者的評價並勿好，尤其在鄉下。我決定不去教書而去跑新聞，父親知道後很生氣。兩三個月後，報紙上出現「本報記者李旺台特稿」時，父親偷偷剪下印有我名字的特稿與圖片。

吳基福經常說，辦報紙的人怎麼能跑去當中常委。這個觀念如今看來，仍算進步。具備這些先進想法，使台灣時報成為南部第一大報，開創出與中時及聯合不同的風格與視野。

印象最深是，我寫了一篇特稿，批評中山大學西子灣海岸填平作為籃球場。沒想到當時中山大學校長李煥，正是吳基福恩人。吳對我說，「我在這方面的意見雖然一直與國民黨相左，但一直以來都是李煥在幫我。這條新聞他很不高興，雖然我疼惜你這人才，但……」 後來，吳把我調到資料室，並囑咐我絕不能離開，也不可以生氣，一定要忍過這段期間。三星期後，我被升調為台北特派員。

後來有機會進中時和聯合，吳卻告訴我，去那邊你寫的東西一定為被埋沒。我也逐漸將自己定位為「以南部在地觀點為思考的記者」。 在台北那段時間，有很多東西可以報。時常訪問黨外大頭。後來被貼上「寫黨外新聞的記者」的標籤。最後連國民黨中央黨部都跑不進去，等於被封殺。

親自見到世界人權日遊行當天，明明大家手牽手喊口號，但真不知哪來的黑衣人，開始拿鐵鎚木棍毆打憲警。之後警察就來催淚瓦斯，大夥退都來不及。這就是我看到的美麗島事件真相──黑衣圍事者真不知從哪來的。 事後主流媒體就以暴民流氓來形容示威者。還派一堆明星去慰勞受傷警察。連自己都始懷疑自己支持的對象和理念。國民黨當時就是這樣利用媒體來整肅異己。

到八十年代工作後，我一直問自己，我是黨外人士還是媒體工作者？按理說，記者不應該直接參與遊行隊伍，但自己卻已那麼深入其中。 我認為，把自己抽離出來的第三者寫法，是敘述黨外活動比較適當的方式，因為我們是媒體。

解嚴前後，比較深刻的體認是：「解嚴前，我必須要有勇氣、要堅持、要有技巧；解嚴後，我必須克制，避免過渡放大與渲染。」 民進黨當選後，林義雄夫婦和陳菊邀請我擔任中央黨部的副秘書長，我也答應了。突然間，從報社副總變成黨工，對我的衝擊很大。此後，我就覺得很難再回去新聞界了。一旦當上黨工，就會有立場問題。

其實我很不會講話，在從政時就如此了，後來主持客家電視台政論節目，卻已游刃有餘。因為我曾每天回家就打開電視看人家怎麼說話，觀摩說話技巧，心境有很大轉變。 陸游兩句詩：看盡人生興廢事，不曾富貴不曾窮，這大概也是我的寫照了。

1987 破繭而出的政論雜誌──1987年新新聞總編輯　 王健壯

一開始是文藝青年，幾個朋友嘗試辦雜誌仙人掌。余紀忠看到第二期，就找他去當中時人間副刊主編，那時才24歲。 當時台灣的自由主義寫手都集中在人間副刊，形成批判的聲音，也必成警備總部、總政戰部外圍系統關心打擊的重點，前任主編高信疆就是在這種壓力下離開的。

國民黨那時不分左中右獨，只要挑戰國民黨的就是壞人。陳映真和都被視為「三合一敵人」。國民黨更策動第二次文藝會談，主題就是聲討中國時報，重點就是在人間副刊、批鬥鄉土文學。

1977年底，第六屆省議會時，黨外勢力第一次集團在議會出現，之前黨外在立院的只有康寧祥和黃信介。而這時省議會已經成為台灣政治中心，為了因應這個新情勢，余先生要我去跑省議會新聞。 當時不見得每個記者都會收到錢，還要大報記者才有，美其名為「潤筆費」。而且不是你寫省議員的正面新聞才送錢給你，只要可以見報、有曝光率，就有錢拿。你會看到新聞界文化和記者最脆弱的一面。跑新聞時如何面對利益誘惑？這些是在立法院看不到的景象。

我走過每一個縣市，在霧峰期間，我開始知道怎麼樣做一個政治記者。立法院新聞不是那麼真實，所以很難找到一個位子，省議會則是政治人物硬碰硬，新聞記者和採訪對象硬碰硬，另外最大的衝擊是知道「在野」是什麼、在做什麼。 我二十八歲做採訪主任，後來因國民黨高層又干涉文章，故理念不合又離開中時。

後來我報導了菲律賓政變，讀了許多相關資料，並且採訪到馬可仕的老婆伊美黛，那大概是我這輩子聞過最濃的香水味。 我最後也採訪到反對黨領袖艾奎諾夫人柯拉蓉，但那是我第一次跑新聞落敗，聯合報記者周玉寇比我早十七小時訪問到艾奎諾。我以前跑新聞都不輸人啊，雖然第一次落敗，但我比周採訪到更多人，我是亞洲第二個專訪政變領袖安瑞利的記者（第一個是日本讀賣新聞的記者）。

菲律賓回來後，我被調去籌辦時報新聞週刊。我們翻譯了德國明鏡周刊的文章，裡面寫蔣氏家族在台灣推行法西斯統治。老先生看了質問我：為什麼要提法西斯統治？我們跟你講過多少次，蔣家父子沒有過世之前，你要尊重他們。 當時雖然已日漸開放，但還是和許多報紙一樣，誰都可以罵，蔣家父子就是不行。最後只好離職，這是我第二次離開中時。

1987年解嚴，同年3月12日新新聞創刊。以前台灣媒體只有兩種：一是以報紙為主的大眾媒體，但受限於三大張、政治禁忌等限制，無法像黨外雜誌大鳴大放。二是黨外雜誌為主的小眾媒體，但在民進黨成立後也走到歷史任務的末期，只能伴演主流媒體的補充角色。

新新聞強調要做「自由報業第一聲」，我們參考了許多國外雜誌，嘗試摸索自身路線與核心價值。我們是第一個翻譯美國國務院解密資料、帶頭做張學良、孫立人等資料的媒體。我們也沒有金主，而是每個人借三五萬湊出來的，所以每人都是老闆。 但坦白說，一開始大家都是有想法沒辦法，有意見沒主張。其實我不怕政治壓力，新新聞真正問題還是經營壓力。

解嚴已二十年，台灣社會出現反政治傾向時，新新聞卻還以政治為主，越來越無法跟《商業週刊》的輕型故事競爭。 不過這幾年雜誌社最大問題是人才流失。商周成功、中時聯合競爭、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引進等，都讓新新聞人才大量流失。文化再難累積、傳統無法延續，讓人感傷。

嘿嘿嘿事件與對紅衫軍的報導也讓我們面臨重大壓力。 民進黨執政後，台灣批判文化消失，批判精神扭曲。媒體也受到影響。 當然我也有挫折過，曾經累到不只想放棄記者身份，還根本想重新做一個人。

回看這一生，很後悔沒帶老婆小孩好好出國玩一趟。 我是受自由主義理念驅動的人，但我也知道市場。我跟自己對話當中產生的最大痛苦是，大眾媒體到底能做到怎樣的幅度與深度？黎智英常常笑我說，王健壯的肩膀上是一整個台灣，肩膀就被壓下去了；當然獨派可能會說我的肩膀上是一個中國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