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中的思想分途： 晚清梁啟超、嚴復與章炳麟所譯社會學之研究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前言 翻譯研究的歷史轉向 晚清翻譯史的特點 晚清「社會」與「群」的競爭，以及 「社會學」緣起

甚麼是翻譯？ 為了溝通，而將一種文字轉變為另一種文字。『化』的功夫 字典 原著中心論：翻譯原文的重現，與原文相同、相似便好，不相似便壞。 翻譯的標準：信達雅（嚴復），翻譯界的金科玉律（郁達夫）。

譯者易也 翻譯者即背叛者 （義大利諺語Tradutore, traditor」） 信達雅之困難（天演論是達旨而非筆譯） 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08-2000）的「翻譯的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他懷疑：作為語言符號的字，在一個物理現象（如一個姿態、手勢或聲音，或兩者與三者的結合）與「觀念」之間存在一種固定的、社會上形成的心理關聯， 作為同義與異義之判準。 對蒯因來說，這樣的問題甚至在同一語言之中也難以避免，對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其問題更是嚴重。質言之，除了甲語言、乙語言，或丙語言能各自表述之外，並不存在著超越所有語言的共同的標杆，可作為對等翻譯所憑藉之基礎。亦即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 翻譯研究不但是文本對比也是整個實踐的過程。如何與為何操弄？ 翻譯者如何以詮釋、挪用、引伸等手法，在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之間建立一個宣稱具有假設性對等關係的比喻。此一中間地帶（middle zone）是變化的基礎 。對等關係的建立是一個歷史過程。

晚清翻譯史 晚清中、日、歐之間的翻譯 思想互動與士人交往：兩者交織為一 學科與制度 內容上的三重的混雜性： 傳統與現代 中國與西方 專業與通俗

群與社會的語彙競爭 晚清兩者並用 如在〈天演進化論〉一文中他說： 1902年新民叢報讀者的迷惑 任公的回答 嚴復對此二詞彙的使用 有所區隔 群指涉一群人，社會則為由群衍生而來，是一特殊之群，或是說有法律規範的群。 如在〈天演進化論〉一文中他說： 必欲遠追社會之原，莫若先察其么匿之為何物。斯賓塞以群為有機團體，與人身之為有機團體正同。人身以細胞為么匿，人群以個人為么匿。最初之群，么匿必少。 斯賓塞曰：生物么匿無覺性，而全體有覺性。至於社會則么匿有覺性，而全體無別具覺性。是故治國是者，必不能以國利之故，而使小已為之犧牲。蓋以小己之利而後立群，而非以群而有小己，小己無所利則群無所為立，非若生物個體，其中一切么匿之部，舍個體苦樂存廢，便無利害可言也。

嚴復， 《群學肄言》 〈譯餘贅語〉 東學以一民而對於社會者稱箇人，社會有社會之天職，箇人有箇人之天職。或謂箇人名義不經見，可知中國言治之偏於國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僕觀太史公言《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謂小己，即箇人也。大抵萬物莫不有總有分，總曰「拓都」 ，譯言「全體」；分曰「么匿」，譯言「單位」。筆，拓都也；毫，么匿也。飯，拓都也；粒，么匿也。國，拓都也；民，么匿也。社會之變相無窮，而一一基於小己之品質。

1904-5 的轉變 金觀濤，劉青峰的關鍵詞研究指出，在1904-05年間，「群」已被「社會」所取代。 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50號的新釋名一欄，對「社會」的定義作了詳盡的解釋。 嚴復於同年翻譯甄克斯A History of Politics，書名被譯為《社會通詮》。此即代表“society”和「社會」兩詞彙之間的「對應關係」，已更為普遍。

1902-3的兩本社會學譯本：嚴復， 《群學肄言》（1903）、章太炎，《社會學》（1902）有何意義？ 學術史的脈絡：社會學傳入的背景（見姚純安，《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1895-191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思想史的脈絡：清末民初思想史的背景。

主要論點 翻譯研究理論：譯者易也。 西學東漸背景下，傳統中學如何作出「回應」？以社會學翻譯為例。 晚清譯介社會學的三大主力：嚴復，梁啟超，章太炎三人為討論對象。 三人的中學傳統，思想交涉互動，政治思想傾向，如何影響其社會學翻譯。 嚴復在梁、章二人思想發展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嚴復 天演論 (味經本, 1896)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社會學研究） 嚴復譯，群學肄言1903

First Edition

疑為盜版

群學肄言的流傳 首刷即印行了6000本，此外，盜版也十分猖獗，湖南、廣東、江蘇等地均出現許多盜版。 1908年，嚴復將版權轉給商務印書館，此後直到1919年，至少發行了10版以上。從發行數量來看，嚴譯《群學肄言》在清末民初曾廣泛流傳於市面上。

梁啟超 主要發表在新民叢報上 介紹斯賓塞社會學說，以及日本社會學者建部遯吾（Takebe Tongo, 1871-1945）的《社會學序說》 建部遯吾學說的特色：嘗試結合儒家思想與西方社會學（特別是孔德和斯賓塞。與日本同時期學者相比，建部更重視前者）

章太炎 章太炎於1902年翻譯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這是受到美國心理學派社會學家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 1855-1931）的影響。 章太炎和岸本能武太同，反駁斯賓塞式的生物社會學。這部分是緣起於1898年他與嚴復的爭論；章太炎自身佛教思想的背景；著重從心理學角度解釋中國歷史及語言。

吉丁斯的心理學取徑 吉丁斯最顯著的貢獻便在於其所提出的「同類意識」。 岸本能武太結合吉丁斯，與斯賓塞。此種社會學思想影響了章太炎。

兩種社會學想像 嚴復與梁啟超採調適取向來看待社會變遷，章太炎則採轉化取向。 1907年，章太炎基於革命的立場，撰文批評嚴復翻譯自甄克斯 A History of Politics的《社會通詮》，以及嚴復於此書所展現對中國未來規劃的藍圖 。 此分歧部分是植根於1898至1903年間，雙方在社會學理解上的歧異。

嚴復的社會學思想之特點 嚴復對「社會」與「社會學」的觀點，受赫胥黎和斯賓塞的影響。 科學方法：以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進而能制定出明智的政策。 演化的社會學: 演化是個客觀法則，無論自然世界或人類社會的運作皆得通過競爭。 有機體：一個社會是由許多彼此相關之個體所組成的有機體，其中個體素質的高低，決定了其所組成社會整體素質的高低。 批評聖王觀念：嚴復批評傳統的聖王觀念（斯賓塞亦在《社會學研究》中批評great man theory），並提倡以漸進調適方式去培養國人的「民德」、「民智」、「民力」。

批判聖人觀受到斯賓塞影響 Yan introduced Spencer’s criticism of “the great man” theory: …you must admit that the genesis of the great man depends on the long series of complex influences which has produced the race in which he appears, and the social state into which that race has slowly grown. If it be a fact that the great man may modify his nation in its structure and actions, it is also a fact that there must have been those antecedent modifications constituting national progress before he could be evolved. Before he can re-make his society, his society must make him. So that all those changes of which he is the proximate initiator have their chief causes in the generations he descended from. If there is to be anything like a real explanation of these changes, it must be sought in that aggregate of conditions out of which both he and they have arisen. (pp.34-35) 然後知聖賢豪傑之起，其為因至繁，其為原至遠，必有人事政教為之根柢，尤必有天設國土為之首基。夫非闖然無所憑依，如海鳥隕星之飛來遙集者，斷可識也。夫曰：得賢可以興邦，立法期於持世，此其說固非誕也。然而僿野之種，非明哲之所崛興，檮奇之宗，非元愷之所鍾毓，此其說尤不誣也。天演之事，苟莫為其先，斯必無其應，故必有既進之程，而後能益為其光大。欲得偉人之鑄其群者，非其群之先鑄偉人必不可。彼所為變革轉移，開創戡定之業，固即其身而得其近因，亦於其群而得其遠因。非其局之既成，本之先具，將其業無由立。且其人無由興。必總其時之全局而言之。世無人固不治，人無世亦不生。世與人有相成之功，斯天演之行見矣。 (p.27)

嚴復觀點的傳統根源 易經：《易經》與邵庸的「運會」觀。 荀子 嚴復指出中國正歷經自秦代以來最大的變化，然而我們卻無法得知促成此一變化的理由。如果要用一個詞彙來描繪它，就是「運會」。所謂「世運至然後聖人生。世運鑄聖人，而非聖人鑄世運也」。 荀子

荀卿之言曰，人之異於禽獸，以其能群也。（卮言十一，頁18） 荀卿曰：人之性惡。（卮言十二，頁21） 荀卿子曰：刑者，所以禁未也。（論四，頁43） 語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治化之名，所以常與天行相對也。班固曰：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群而不足，爭心將作。斯言也則與天演言治者，又何間乎？（卮言十四，頁23）

嚴復思想中的荀子 天人關係: 嚴復徵引《荀子》: 「荀卿性惡而善偽之論未必非。偽者人為，以別於性」，肯定荀子對人性的描述。 荀子認為「 明於天人之分 ， 制天命而用之」，此即意味了必須先明白天人分際後，人們方能應制天命。嚴復肯定此種論調，這不僅承自荀子，還與中唐時期柳宗元、劉禹錫等談論「天人相分」的思想家，有一明顯相承的關係 嚴復這部分的思想，顯示了他並未全然接受決定論（determinism），其立場是徘迴於決定論和唯意志論（voluntarism）之間。（高瑞泉，〈嚴復：在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

荀子的聖王觀 世運至然後聖人生。嚴復對聖王的看法與荀子異同。 侯外盧的解釋： 孟子的法先王與王道觀，是一種以形上學為基礎的看法。 荀子的法後王與霸道觀，則是從自然經驗的角度來看待聖王。 語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出自天演論味經本)

園丁的比喻 今設此數十百人之內，乃有首出庶物之一人，其聰明智慮之出於人人，猶常人之出於牛羊犬馬，此不翅中國所謂聖人者也，幸而為眾所推服，而立之以為君，以其人治之必申，而不為天行之所勝。是聖人者，其措施之事當如何？曰彼亦法園夫之治園而已。聖人之於其民，猶國夫於人其草木也。

荀子思想中的群 荀卿之言曰，人之異於禽獸，以其能群也。（卮言十一，頁18）

荀子的勸學與解蔽 勸學: 在1897至1898年間，嚴復翻譯了《社會學研究》第一章“Our need of it”刊於《國聞匯編》上，名為27〈斯賓塞爾勸學篇〉 嚴復與張之洞思想異同

解蔽 嚴復的翻譯受到荀子「解蔽 」例如：翻譯斯賓塞 “objective difficulties”（客觀蔽害） 為「物蔽 」；“subjective states”（主觀狀態）為「蔽於心習 」（p. 69）. 嚴復與荀子在《群學肄言》中的關聯，之後 被潘光旦於194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荀子與斯賓塞論解蔽〉點出。

晚清思想中的荀子 嚴復對荀子的觀點與梁啟超早期對荀子的看法不同。梁啟超，譚嗣同，夏曾佑三人皆批評批判荀子的「專制」、「小康」等觀念，以及其和考據學之間的關聯。

譚嗣同批荀子 荀乃乘間冒孔之名，以敗孔之道。….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托之於孔。（仁學，頁335-337）

排荀運動 梁啟超，夏曾佑，與譚嗣同三人的「排荀運動」（見：《清代學術概論》） 章太炎則抱持尊荀的態度（見：薛裕民， 《晚清「排荀」與「尊荀」》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05）

嚴復翻譯斯賓塞群學的政治意涵 透過介紹社會學研究的科學方法，嚴復實為倡導一種柏克式保守主義的政治論述。在《群學肄言》的序言中，他強調「審重」與「咨於學」兩種觀念對推動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他說: 淺譾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為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而未必其果有合也。（譯群學肄言序） 序言所指之人，應就是清末那些高倡激進革命的人士

通群學則可以息新舊兩家之爭 嚴復將“extreme parties”翻譯成「維新」與「守舊」。: 得吾說而存之，彼兩家之難可以解。夫維新之急者，有所蘄也，守舊之篤者，有所懼也。為羣學通則蘄與懼皆可以稍弛。蓋深知夫羣之差數功分，皆取決於其民德之何如，使本弱也，而忽強；本貧也，而忽富；本僿野也，而忽文明。必無是也。其有外力逼拶，論稍異此。民德未孚，雖以術為之，久乃廢耳。[1] Thus, the theory of progress disclosed by the study of Sociology as science, is one which greatly moderates the hopes and the fears of extreme parties. After clearly seeing that the structures and actions throughout a society are determined by the properties of its units, and that (external disturbances apart) the society cannot be substantially and permanently changed without its units being substantially and permanently changed, it becomes easy to see that great alterations cannot suddenly be made to much purpose. [1] 嚴復譯，《羣學肄言》，頁362。

梁啟超引介斯賓塞的 sociology 在《新民叢報》第六期卷首，梁啟超放置了斯賓塞的照片，同期還有達爾文，彌爾，赫胥黎等「英國碩儒」。

Japanese tr. of Spencer 在《新民叢報》 第九期，有一讀者來信詢問日本翻譯斯賓塞書籍的概況。 其翻譯成果如右表所列。 第三本書名與譯者不詳。事實上，那是斯賓塞《代議政府──有何好處？》（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What is it Good For?） (1857). 此書在明治時期就有三種譯本： 鈴木義宗(1878)，宮城政明(1883)，島田豐(1890) 。 原名 譯名 譯者 Social Statics 《社會平權論》 松島剛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社會學之原理》 乘竹孝太郎 不明 《代議政體論》 Principles of Morality 《[斯氏]倫理原論》（未全） 田中登作 First Principle 《綜合哲學原理》 藤井宇平 抽譯《社會學原理》之第二章 《政法哲學》 濱野[定]四郎　渡邊治

梁啟超的思想轉變 梁啟超在1902-03年間，歷經一次激烈的思想轉變。 這主要是肇因於一趟美國之行，以及他所閱讀嚴復翻譯的《群學肄言》，與一些日本翻譯斯賓塞思想的作品。

任公的美國之行 這趟旅程從1903年2月20日到12月11日。對任公的思想轉變非常重要。他對於中國民主發展的未來變得悲觀，以及對孟子的看法也從早年的肯定轉為保留。 丁文江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篇初稿》中敏銳地點出:先生從美洲歸來後，言論大變。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至是完全放棄，這次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轉變。

嚴復對任公思想的影響 嚴復所翻譯的《群學肄言》在梁啟超斯想轉變的因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可從《新民叢報》 第38-39 期合本內容看出。此期為梁啟超所編。

38,39期合本 此期為紀念斯賓塞於1903年12月8日過世，刊出了一些特別的文章。 斯賓塞的照片 梁啟超《新民說》系列中有關「私德」的討論。兩次徵引嚴譯《群學肄言》。 一篇介紹斯賓塞的傳文，〈大哲斯賓塞略傳〉，作者為彗厂。經張國鉅的考證，此為梁啟超的筆名。此文的作者應該就是梁啟超本人。 一些報導斯賓塞逝世的新聞。

彗厂的文章 梁啟超強調斯賓塞反對革命的觀念：先生以天演言群治，極言天下無不果之因，亦無不因之果。故急激之破壞，非先生所賛也。 梁啟超也注意到斯賓塞的思想取向是一種介於基近與保守之間的「中間路線」:先生之學又英國民族之產物也，非在進取與保守兩主義相調和之國，而先生之學派必不可得出現 。 這應該是首次以「調和」來描述斯賓塞的觀念。

梁啟超的文章，1904年 〈記斯賓塞論日本憲法語〉，《新民叢報》，號４２－４３(１９０４) 任公介紹金子堅太郎(Kaneko Kentaro,1853-1942)，森有禮(Mori Arinori,1847-1889) 與斯賓塞討論關於日本制定憲法的種種問題。 1892年8月23日:斯賓塞去信對金子堅太郎表明，「保守」是日本改革應該採取的路向。 此文顯示梁啟超的思想傾向轉為嚴復漸進調適的模式。

Kaneko and Mori

梁啟超對荀子的看法 任公對荀子與孟子的看法，亦隨著此次思想轉變而變動。 重新評估荀子思想。三個方面：性惡論，心學，政治思想。 擷取荀子思想作為解釋社會形成的基底，與嚴復類似。

梁啟超「超出嚴復」之處 Society的翻譯，確定採日譯「社會」一詞。 1904年，《新民叢報》第50號， 〈新釋名〉。 日本社會學者，建部遯吾對社會的描述。 「意識」與「人格」的必要性。 《先秦政治思想史》：「箇性為中心的仁的社會」。

社會學與史學的關係，任公的看法 這是他一個始終未動搖的立場。 宋學勤的研究：〈梁啟超與社會學〉。 《新史學》：「凡政治學、群學、平準學、宗教學等，皆近歷史界之範圍。」 進化思想為基礎。 任公與章太炎有類似之處

嚴復與梁啟超的調適思想 美國學者Hofstadter指出，十九世紀晚期制二十世紀，美國的斯賓塞哲學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指引著一個「保守」的論調。 嚴復和梁啟超在1903-4後，兩人在文化與政治改革的立場上十分接近。 這與章太炎有明顯的不同。 新學中的今古文之爭

章太炎 斯賓塞的文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及“Manners and Fashion”兩文出現在清末社會。 透過曾廣詮與章太炎的努力，前者負責採譯，後者擔任筆述，1898年，刊登於《昌言報》上： 〈論進境之理〉、〈論禮儀〉。 嚴復撰文批評章太炎的翻譯，甚至親力為之來展示何謂正確的翻譯。 嚴復於1898《國聞報》上登載〈論譯才之難〉。表示章太炎與曾廣詮，兩人「何必取此以苦人自苦」。 請友人翻譯一段，「以供諸公共鑒何如」。

翻譯對照舉例 斯賓塞原文：It takes in not so much the reality of progress as its accompaniments－not so much the substance as the shadow. 嚴復譯文：夫言進有道，今既置其本而求其末，追其影而失其形矣。 章、曾譯文：至微之理，或虛而無所薄，迹象所不能顯。

嚴復與章太炎在1900年於上海會面。 兩人均參加中國國會，嚴復為副會長。 章太炎不同意國會的政治意見： 庚子拳亂，八國聯軍入北京，唐才常輩藉勤王名，主張革命，發表宣言，粵人容閎手筆也，嚴復譯成漢文，大意詆毀清政，別立政府，而又云戴光緒皇帝為主。余不然其說。

在1902年，章太炎基本上是接受斯賓塞的進化觀念。這也成為章太炎此時詮釋事物的理論框架。 1902年，章太炎的日本之旅，促使他的思想轉向。

遠藤隆吉譯吉丁斯社會學 ギッヂングス（F. H. Giddings, 1855-1931）著，元良勇次郎（1859-1912）閱，遠藤隆吉（1874-1946）譯。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明治三十三（一九零零）年九月初版，爲「早稻田叢書」之一

岸本對章太炎的影響 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思想，包含吉丁斯的心理學社會學，斯賓塞的生物學社會學。 幫助章太炎理解歷史變遷。 1902年爲章太炎學術前後之轉捩點。其時，太炎融合西方社會學新知與古文經說，將早年之經學成就全行拆解，鑄造成一種迥別于傳統古、今文經學之新經史學

Kishimoto’s book （一）原人狀態，（二）社會與境遇，（三）社會之起原，（四）社會之發達，（五）社會之性質，（六）社會之目的。

章太炎，〈社會學自序〉 余浮海再東，初得其籍，獨居深念，因思劉子駿[劉歆]有言：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固知考迹皇古，以此先心，退藏於密，乃能斡人事而進退之。考迹皇古，謂之學勝；先心藏密，謂之理勝；然後言有與會，而非夫獨應者也。岸本氏之為書，綜合故言，尚乎中行，雖異於作者，然其不凝滯於物質，窮極往逝，而將有所見於方來，誠學理交勝者哉！ 考迹皇古，謂之學勝；先心藏密，謂之理勝

社會學始萌芽，皆以物理証明，而排拒超自然說。斯賓塞爾始雜心理，援引浩穰，於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尋也；又其論議，多踪迹成事，顧鮮為後世計，蓋其藏往則優，而匱於知來者。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會所始，在同類意識，俶擾於差別覺，制勝於模效性，屬諸心理，不當以生理術語亂之。故葛氏自定其學，宗主執意，而賓旅夫物化，其於斯氏優矣。

章太炎的社會學思想，與對進化之看法 章太炎認為吉丁斯社會學強調人類的同類意識，優於斯賓塞的生物社會學。 嚴復與之相反：用生學之理以談羣學 。

其說以社會擬有機，而曰非一切如有機，知人類樂羣，亦言有非社會性---章太炎，〈社會學自序〉。 章太炎批評有機體論，與對人類未來的樂觀主義論調。 章的社會學並非當時流行的斯賓塞的進化論。

章太炎批評嚴復 1906年，《民報》第七號，〈俱分進化論〉苦樂俱進 有進有退 1907年，《民報》第十二號〈《社會通詮》商兌〉 1910年，在〈與人論文書〉，章太炎批評嚴復的文字: 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舉 1915年完成的《菿漢微言》

嚴復又譯《社會通詮》，雖名通詮，實乃遠西一往之論，於此土歷史貫習，固有隔閡，而多引以裁斷事情。是故……知總相而不知別相者，嚴復也。 嚴復僅知「總相」，社會的共同點；不知「別相」，自我的獨特性或地域與文化的差異。

逐漸形成的兩種社會學模式 嚴復與梁啟超：受斯賓塞影響 章太炎：受岸本能武太影響。 生物學式社會學：以生物學作為闡發社會發展的理論根基 社會有機體論 漸進調適的政治改革 樂觀主義之傾向 章太炎：受岸本能武太影響。 早期受斯賓塞社會學的洗禮，後轉向心理社會學派，結合兩家之長 批評生物因素。肯定「同類意識」 激烈的革命主張 批評樂觀主義傾向，對進化較悲觀

劉師培，國粹學派繼承章太炎 書寫中國歷史。 考證中國古文字，與社會學相互證明。 劉師培：小學與社會學互為發明。 以「社會進化」為基本觀念。結合了嚴復與章太炎。

嚴譯《群學肄言》與五四前後中國思想 近代中國政治保守主義的起源 章士釗、李劍農、李大釗 Compromise譯為「得半」

調和論 嚴復在《群學肄言》內展現對政治與文化改革的調適取向，間接對1910年代「調合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的發展產生影響。此即顯示了清末與民初思想發展之間的連續性。

章士釗，李劍農，李大釗等人，均徵引嚴復的觀念：「得半」。此詞彙便是嚴譯《群學肄言》內，對斯賓塞原文“compromise” 的翻譯。意指建立一種融合各式不同政治觀點的理論。稱作「調和」論。

嚴譯原文 蓋蛻嬗之羣，無往而非得半者也。其法制則良窳雜陳。其事功則仁暴相半，其宗教則真妄并行，此雜而不純者，吾英之所有，正如是也。其衝突齟齬，自亂其例，上自國政，下洎學術，所樊然日多者，即以演進方將，損益之以與時偕行之故。[1] For it cannot be too emphatically asserted that this policy of compromise, alike in institutions, in actions, and in beliefs, which especially characterizes English life, is a policy essential to a society going through the transitions caused by continu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illogicalities and the absurdities to be found so abundantly in current opinions and existing arrangements, are those which inevitably arise in the course of perpetual re-adjustments to circumstances perpetually changing.[2] [1] 嚴復譯，《羣學肄言》，頁358。 [2] 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p. 396.

章士釗 1914年，章士釗發表一篇〈調和立國論〉於《甲寅》。 章氏此舉，實是為了提倡調和論，並反對袁世凱大總統的「大權總攬主義」。他試圖去調解袁世凱「大權總攬主義」與中華革命黨之間的衝突。

李劍農 章士釗的政治調和論，李劍農也曾闡釋過此論點。在1917年三月號的《太平洋》上，李劍農撰寫了一篇名為〈調和之本義〉的文章。文中，他也引用與章士釗相同斷落的嚴復譯文。

李劍農還進一步解釋章士釗所援引的斯氏觀點，其實另有一位英國學者約翰‧摩利（John Morley, 1838-1932）亦運用於其書《妥協》（On Compromise）。摩利是英國自由主義的政治家、作家與報社編輯。李劍農將摩利的文字譯介如下： 吾輩執持斯義，不可越乎其應行之程。蓋人生天性弊機所伏，多在避難而就易，習固而安常。作者（指斯賓塞）之意，亦僅在陳述調和為人事演進之象，歧力相濟之結果如斯耳。並未嘗界劃斯境若吾人實踐之義務。（調和之本義，頁2） Yet we must not press this argument, and the state of feeling that belongs to it, further than they may be fairly made to go. The danger in most natures lies on this side, for on this side our love of ease works, and our prejudices. The writer in the passage we have just quoted is describing compromise as a natural state of things, the resultant of divergent forces. He is not professing to define its conditions or limits as a practical duty. (Morley, On Compromise, pp. 204-205)

李大釗 類似李劍農、章士釗對「調和」的看法，也可在李大釗身上發現。於1917年8月15日寫了一篇〈辟偽調和〉，刊登在《太平洋》雜誌之上。文章內，李大釗不單引用嚴譯斯賓塞之《群學肄言》，甚至還有摩利、彌爾，以及丹麥學者亞瑟．克里斯坦森（Arthur Christensen, 1875-1945）的見解，用來支撐章士釗和李劍農的論述。

從政治保守主義到文化保守主義 在1917年以前關於「調和」的討論，均是環繞著嚴復的翻譯，即「得半」的概念與政治保守主義在進行。然直至1918年，章士釗受到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倭伊鏗（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846-1926）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等人的影響，當他再次談及「調和」時，其詞義卻已相異於前。這一次，章士釗是用來反駁達爾文主義者的「競爭」概念，以及胡適、陳獨秀倡行的「五四新思想」。此後，杜亞泉亦跟隨章之論調，並發表許多與「新舊調和論」相關的文章於《東方雜誌》上。於是，嚴復所鼓吹的政治上調和概念，至此轉向文化保守主義。 民初新思潮－胡適，陳獨秀：「五四新思想」；章士釗，杜亞泉：「文化保守主義」。 另一種五四啟蒙傳統：嚴復漸進調適的取向。

餘論 專業化與制度化的發展要到二十世紀以後才有所展。 此前的發展，均處在一個傳統中學轉型，與現代知識建構的過渡期。知識分子的翻譯，會與自身的價值取向糾結在一起，影響翻譯成果。 清末民初的社會學，是學術理論，也是政治思想。 此一社會學傳統是在馬克思主義盛行之前，中國思想界最強勢的社會理論。此期的社會理論中的演化觀念促成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另一方面它所支持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亦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