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新自由主義相遇的經驗：金融業工會的觀點（2001~2009） 夏傳位
台灣有新自由主義嗎？ 定義：市場應該暢行無阻，包含了：市場觀、國家治理方式及主體觀。 政策內涵： ―國營事業私有化。 ―削減福利國家。 ―對付工會、勞動市場彈性化。 ―開放市場，鼓勵自由貿易。 ―減稅。 ―營造友善投資環境，解除資本及產業管制。 台灣：相同政策在不同脈絡下有不同意義，同時也有不同的政策組合。發展型國家？還是新自由主義？
早期批判：勞陣的《新國有政策》(1999) 1991年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用市場來對抗威權國家，其政治文化邏輯是：市民社會vs國家==民主化vs威權政體==市場vs黨國資本。 勞陣的工運路線與民進黨新潮流逐漸分道揚鑣：體制外的運動路線vs體制內的議會路線；以國營事業工會為主的路線vs民營化、自由化政策。 市場意識形態逐漸取得超越政黨對抗的文化霸權：國民黨必須「拿香跟著拜」：假民營化現象，新制度主義的「脫勾」現象。 民營化=財團化（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提出「公共性」問題的思考。
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 1998年本土型金融風暴 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中，台灣是唯一沒有受波及的東亞國家，原因：金融高度管制。 1998年本土型金融風暴的原因：特權貸款氾濫與金檢無法落實，跟「民營化的政治學」有關。 危機卻成為開啟新自由主義深化（金融併購）的濫觴：2001年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
二次金改 2004年10月20日，陳水扁總統經濟顧問小組會後，宣布第二次金改四大目標： 明年底前至少3家金控市佔率超過10％。 公股金融機構的家數今年底以前由12家減6家。 金控家數明年底前減半成為7家。 至少一家金控到海外掛牌或引進外資。
金融併購的批判及反抗： 《禿鷹的晚餐》 金融社會學的觀點：金融市場的社會前提及後果。 工會的焦點：勞動市場的變化（彈性化、外包、部份工時）、工作權的捍衛；反駁金融整併的官方說法。 「財團化」的解釋，無法說明新自由主義的制度＼治理形式為何被採納。 缺乏制度如何被傳佈及模仿的觀點：經濟學者、管理顧問公司、外國投資銀行是重要的行動者。 但是在田野報導中仍然紀錄了新組織、新策略和新產品的誕生：以業務為核心重整組織、市場分級、雙卡及衍生性金融產品。 提出了金融服務必須公眾可及的想法，企圖將工運「社會化」。 遇見新自由主義的主體觀，uneven development?
台企銀罷工事件 2005年7月《禿鷹的晚餐》出版，9月台企銀大罷工，二次金改的詮釋權鬥爭自此急轉直下，官方失去推動「改革」的正當性。 黑金、財團化的論述再度適用；但「公共性」、對市場的檢討仍然付之闕如。 造成改變的三項關鍵因素：(1)工會共識動員：認識到受苦的共同根源，認識到集體行動的正當性。(2)關於「金融改革」解釋權的爭奪：從工會單獨反對到社會普遍質疑，有賴於將工會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連結。(3)國會內三黨不過半、朝小野大的政治結構。
雙卡風暴的反思： 《塑膠鴉片》 這個議題挑戰工運社會化的極限，反映台灣金融業工會的「工會主義」內在限制。 聚焦本土脈絡：(1)金融併購和卡債風暴之間的關連；(2)發展型國家的結構困境，如與美國市場的緊密連動、台灣企業資金外移、中小企業危機、內需不振…等等；(3)金融市場區隔化跟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化之間的關連。(4)台灣金融監理和金融學界的觀點失衡：完全是業者觀點，缺乏消費者保護和公共性概念。 忽略全球脈絡：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和過度積累(overaccumulation)的關係，不久之後美國次級房貸和金融大海嘯接踵而來。
結論：反思台灣金融業的新自由主義化 首先是以外在的壓力形式存在：金融危機、WTO開放壓力、金融及生產的全球化、具正當性的制度、組織和策略引入台灣….。 中介行動者的角色：經濟學家、管理顧問公司、通俗管理論述，對反對運動、對二次金改以及對民營或官股銀行不同的影響力。 Uneven development: 台灣金融制度與監理模式仍然維持著相對嚴格的管制以及自己的傳統及特色；但另一方面，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壓力又迫使台灣政府及金融業不斷尋找新的競爭策略（如第三次金改）、引入新產品；我們可見全球同質化和在地多樣化的趨勢同時並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