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Psychological Stress To The Emotions: A History of Changing Outlooks 報告者：陳怡潔

前言 從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至今，時代和研究者觀點的互相影響特別顯現在心理壓力和情緒的研究。 作者對情緒和壓力的議題特別有興趣，並試圖在本篇文章中揭示此類議題歷史更迭的重要時刻。

早期壓力的研究取徑 壓力一詞代表的是艱難和逆境，從14世紀起就可找到探討壓力的蹤跡(Lumsden 1981)。 「壓力」最初被視為具有完成物裡技術的重要性。 在17世紀，著名的物理生物學家－Robert Hooke關注人們如何建造建築物，例如在造橋時，必須設計成能負荷重物、抵擋風的侵襲和地震。 負荷(load)指的是所能承受的重量，壓力(stress)則是撞擊負荷的區域，而壓力狀態(strain)則是指負荷和壓力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構變形。 現在，壓力概念的主軸指的是存在於生理、社會及心理系統的內在負荷或需求。

耗竭的心理動力重要性就如同戰鬥疲勞(battle fatigue)或戰爭恐懼症一樣。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學者對於個體與壓力搏鬥時所產生的情緒耗竭（emotional break-down）反應有濃厚的興趣(如Grinker & Spiegel 1945)。 耗竭的心理動力重要性就如同戰鬥疲勞(battle fatigue)或戰爭恐懼症一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個觀點是神經學而非心理學。 「耗竭」當時指的是震嚇癡呆症(shell shock)，由槍彈的爆破聲響導致大腦損害所造成的功能失調，概念意涵是模糊且不正確的。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壓力在日常生活的許多狀況下顯而易見，例如婚姻、考試和生病等，都可造成相當於戰爭時的壓力效果。這導致了將壓力視為人們憂傷和功能失調的原因的研究興趣。 主要的研究模型類似於Hooke的分析，以輸入(系統的負荷或需求)和輸出(壓力狀態、變形和耗竭)為基本。 當時美國心理學學術的認識論是行為主義和實證論，強調以科學化和明確的模型展現，然而這樣的模型解釋力並不足夠。

Lazarus開始在這個場域研究時，壓力還是個難理解的議題，沒有過多的概念可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當時軍方希望能選擇出可以抵抗壓力的人，並訓練他們管理壓力的能力，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主要的研究問題是在於壓力的效應及如何解釋和預測，其以實驗法為研究方法。

在1950年代，研究發現在壓力的狀況下並沒有一致的效果。 對某些人而言，高壓的狀況可激發壓力，對其他人的效果則很小；隨著任務的不同，某些人會降低表現，某些人會提升表現，其他人甚至不具效果(Lazarus & Eriksen 1952)。 要了解這樣的情形，必須考量個人在動機和認知變項上的差異。 這些變項可能是壓力源和反應的中介變項(Lazarus et al 1952)。 Brown & Farber(1951)以新行為主義來分析挫折感，將情緒處理作為中介變項。 在早期認知革命階段，心理學幾乎不能由刺激－反應(S-R)模型到刺激－有機體－反應(S-O-R)的模型中跳脫，而調節變項則與現今壓力和情緒理論所建立的相同。

這樣的類推可以在個人特質和適應過程的研究中看到，能夠幫助個體比其他人更能抵抗壓力。 長久以來心理學對於個別差異的觀點是矛盾的，Hooke認為金屬彈性的個別差異是抵抗壓力狀態的一個因素，例如熟鐵的特性。這個物理現象可以作為個體抵抗心理壓力的隱喻。 這樣的類推可以在個人特質和適應過程的研究中看到，能夠幫助個體比其他人更能抵抗壓力。 與抵抗壓力的相關個人特質： 結構化思考(Epstein & Meier,1989)、抗壓性(Maddi & Kobasa,1984; Orr & Westman,1990)、樂觀(Scheier & Carver,1987)、自我效能感(Bandura,1982)。

壓力研究受到壓力歷程變項使用不一致所苦惱。 在醫學傳統中，壓力被視造成心理和生理反應有害的起因。 Selye將壓力源視為起因，壓力則為其反應 社會學家認為壓力是擾亂的起因(如社會失調；Smelser 1963)，壓力狀態為集體反應(如恐慌和暴動)。

不論形容壓力的字詞怎麼變化，都包涵了四種本質上的概念： 引發內外部壓力的起因 Hooke稱之為精神上的負擔(load)，其他研究者則稱之為壓力或壓力源， Lazarus則認為是人與環境的關係與該關係的意義。 藉由心理或生理系統的評估，可以從原先為好的事物，區辨出什麼是具有威脅性或有害的。 運用身心的適應歷程來處理緊張的需求。 複雜的身心影響模式常與壓力反應有關。

Lazarus的焦點是心理而非生理上的壓力，故應先釐清兩者之間有何不同。 早期，這兩種壓力在自我平衡(homeostatic)的概念下，被視為是相同的，且被認為是一種與活化(activation)相似的概念。這樣的原則一開始是由Claude Bernard提出的，其後由Walter Cannon修正。 Selye的一般適應症候群(GAS)強調，任何對動植物組織有害的物質(壓力源)將會產生或多或少的生理防禦(壓力反應)。 心理壓力因子也會產生GAS，Mason等人(1976)發表了一份數據支持腎上腺類固醇分泌物對心理的壓力會有影響，但對生理壓力，則不會有特定的反應。 雖然兩者有重疊性，但在分析層次上仍應有所不同，一般的生理壓力對動植物組織有害，但這與心理壓力的有害物質並不相同。

心理與生理壓力的不同是深且集中的議題。心理壓力具有長期且難以處理的個人意義，關鍵的問題在於壓力因子的定義。 Lazarus處理個體的問題時會考慮到傷害、威脅、挑戰、或利益，當注意到這點的時候，便決定要放棄早期的想法。 早期Lazarus將壓力僅視為一種活化的類型，並視為一種單向度的概念，卻忽略了品質上的不同。

影響壓力概念的擴大： 第一：雖然Selye一開始的假設是廣泛性的，並沒有特別針對生理的反應，但之後他提出了”健康中心”以區辨良性壓力與痛苦之不同。 良性壓力是好的壓力表現，與正向感受、健康的身體情況有關，但痛苦則與不好的壓力有關，如負面的感受，不正常的生理情形。 但Selye並沒有清楚的告訴我們兩者生理與心理的不同，兩者的不同可能在於腎上線類固醇，當毀滅性因子出現時，也會有保護因子的出現。 例如，當痛苦削弱了免疫系統時，良性壓力可以增強免疫系統的抵抗力。

不同的心理壓力起因也不同，且會引發不同的後果。 第二： Lazarus曾區分出三種壓力： 傷害 是種心理上的損失，是一種不可撤回的損失。 威脅 是一種預期會受到傷害，尚未發生但很可能很快就會發生。 挑戰 起因於難以達成的需求，但那些需求可能可以透過有效的調動和運用資源而完成，是我們有信心可以克服的。 不同的心理壓力起因也不同，且會引發不同的後果。 威脅是一種內心不安的狀態，有礙心智運作且會造成功能受損，但當挑戰發生時，則常會增進表現。根據以上這些差異，我們可以得知，壓力並不只是單一的向度。

認知調節取向：評估 儘管早期有些著名的學者(e.g. Arnold 1960; Grinker　＆ Spiegel 1945; Janis 1958; Mechanic1 962)採納了心理壓力是取決於認知中介的觀點，但是在北美心理學中，直到1970年代，認知運動並未完全在觀點下進行。 這個觀點是以評估（appraisal）為其核心概念，評估是一個中介歷程，在這之中，一方面是需求、約束、及環境中的資源，另一方面則是目標層次與個體的個人信念。

Lazarus與他的同僚在1960年代由其研究計畫中指出了“評估”在壓力反應中的重要性，用以說服那些仍執著於輸入—輸出（input-output）概念的人，在心理學領域中興起一股有力的潮流。 除了Skinner（1953, 1990）之外，我們的心理學是一種比較不會遲疑於探討心智所發生的事；我們比較願意去解釋人與動物的行為，也比較願意以思考歷程的觀點來探討反應。

實驗一 研究方法 在實驗室情境中讓受試者自然的產生心理壓力。讓受試者觀看會帶來沉重壓力的影片，並同時要求他們報告主觀的壓力狀態，並紀錄受試者的自主神經系統活躍程度（主要是心跳反應與膚電反應）。 影片 成年禮的過程—在澳洲的阿蘭塔（Arunta）之男性須通過切開陰莖下部包皮的儀式。 教導木工如何避免工廠工作時所發生的意外，影片中描述了一位工作者在裁切木板時，不幸地被圓鋸切傷並導致他的手指被切斷等的流血意外。

研究方法 在影片播放之前，利用一段模擬的錄音來將觀看者定向，目的是為了要影響受試者對於電影中發生的事所進行的建構。這方法（passage）是以自我防衛理論（ego-defense theory）為基礎，假定個人會以某些方法來保護自己免於威脅。 否認（denial）的模擬 「當這件事情發生時，影片中的人物沒有受到傷害或是痛苦」。 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或疏離(distancing)的模擬 「這是一個針對原住民習俗所進行的有趣的人類學研究」。 強調影片中主要的威脅來源（sources of threat） 「你在影片中所看到的大部分人，在這些儀式中都經歷了嚴重的痛苦或感染」。 這些實驗處理的效果會相互進行比較，也會與控制組進行比較。

為了試圖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Lazarus對於自我防衛的強調轉變為強調評估的一般性概念（壓力反應的認知中介）。 結果： 這些將受試者定向的方法，對於受試者針對痛苦感的自陳報告以及心理壓力反應（心跳與膚電反應）都有很強效果。 相較於控制組，否認與疏離顯著地降低這些反應；而威脅則提升了這些反應。 方法的傾向會導致壓力水準的下降，可以作為預測觀看者認知形態間差異的基礎。 為了試圖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Lazarus對於自我防衛的強調轉變為強調評估的一般性概念（壓力反應的認知中介）。 他將評估視為一種普同的歷程，在這個歷程中，人們會不斷地評估事件的發生對他們個人的健康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Lazarus認為心理壓力是對個人的傷害或各種威脅的反應，並且人—境關係是這些傷害或威脅的來源。

實驗二 讓受試者透過不同歷程來等待壓力的來源 預期會有電擊但卻從未發生，或是影片中的流血意外以插敘的方式作為預兆。 該研究與其他的生理心理學研究顯示，壓力反應的程度有賴於個體對評況情況的想法（評估與適應）。 這些見解的內容，例如「它將會多糟」，取決於他們需要等待多久才能和傷害對抗。根據一個強而有力的實證個案研究指出，評估和適應歷程會型塑壓力反應，而且這些歷程也會受到環境變項與個人變項的影響。

心理學中的認知中介觀點在1960和1970年代擴張，這樣的觀點被許多北美心理學的傑出人物所預期。 包含Asch、Harlow、 Heider、 Kelly、McClelland、 Murphy、Rotter及White，也包含Lewin與Murray，以及在精神分析架構下工作的其他人。 無論如何，心理學者現在可以嚴謹且有計畫性地探問「在大腦中，什麼樣的歷程正在進行，才能影響個體的行動與反應」。

適應壓力 隨著認知調節觀點更進一步的發展，壓力適應(coping)過程的重要性也提高(Lazarus, 1966; Lazarus et al 1974)。 心理壓力被定義成是一種人與環境之間協調不良的關係，本質上是一種過程與改變。我們改變自身的環境或者去解釋他，讓這個關係變得更和諧－這種努力稱之為適應。

儘管穩定的適應型態確實存在也重要，但適應是高脈絡性的，需要長時間的改變以及經歷不同的壓力情境才會變的有效。 傳統取向對於適應主要強調特質或是類型，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但， Lazarus的分析與研究強調的是一種過程，是個人在思考與行動上一種不斷的努力，努力去處理那些被評估為超載、負荷過重的特殊要求。 儘管穩定的適應型態確實存在也重要，但適應是高脈絡性的，需要長時間的改變以及經歷不同的壓力情境才會變的有效。 柏克萊壓力與適應計畫從1970年代後期至1980年代便以此方式進行研究。

適應對壓力反應的影響： 問題焦點適應（problem-focused coping） 個人與環境的關係，是透過適應的行動，心理壓力也會同時有所改善。 例如透過說服我們的鄰居避免將樹葉的葉子掉在我的草坪上，那將會改善壓力的原始狀態。 情緒焦點適應(emotion-focused coping) 改變我們的想法，或者試著去解釋發生甚麼事，我們可以避免去思考壓力，或許只有短暫時間的避免，但它卻不能打擾到我們。同樣地，重新將威脅評估成無威脅性的，能夠改變基本認知的壓力反應。 例如一個人能夠將配偶對其批評重新解釋成是非預料中的，是因為他生病或是工作壓力造成的，對於生氣的基本評估將會消失。 在控制心理壓力上，否認與疏遠是有效的技巧，因為這能夠使個人將衝突視為是良性的。。

Lazarus等人建立了一個測量適應不同壓力情境過程的程序。 The Ways of Coping Questionnaire (Folkman & Lazarus 1988b)是由67種對於思考與行動的陳述所組成。晤談者可以視當時情況使用，或者受試者可以在自我管理程序中回答這些題目。問卷詢問個人在面對一個一般壓力衝突下，是否曾經使用某種思考與行動以及其程度。 透過詢問思考與行動，可以避免受試者推論自身的適應。除此之外，讓觀察者以一個八因素量表來進行推論，每一個因素代表不同的適應策略。過程被設計成允許長時間、不同壓力情境下重複評定同一個受試者。

研究結果 適應是複雜的，是人們最常使用來因應所有的壓力衝突的基本策略。 適應是建立在我們評估可以做到，並改變該情境之上。如果評估說某些事情可以完成，問題焦點適應優先；如果評估說甚麼事都做不到，則情緒焦點適應優先。 當壓力衝突型態固定不變，男人與女人適應方式會漸漸相似。 當與一般壓力情境連結時，某些適應策略在不同壓力衝突下較穩定。

研究結果 每個複雜的壓力衝突階段，有著不同的適應策略。如果我們將所有複雜衝突的階段相結合，會得到錯誤的答案。 適應行動對情緒後果變項而言，是強力的中介變項，正向反應與某些適應策略有相關聯，負向反應則與其他適應策略有關聯性。 各種適應形式的效用隨著壓力衝突的類型、人格類型的壓力與後果變項的形式而改變，在某一個情境中有效，可能在另一個衝突中無效。

視壓力為一種情緒的主題 心理壓力應該被視為情緒主題的一部分： 第一，心理壓力理論等同於一個情緒理論，因為兩個文獻都共享了相互重疊的想法，因此這兩個領域可能會在一個情緒理論的領域中產生交集。 第二，壓力已經從一維向度發展到多維向度的（傷害，威脅，挑戰）概念。相反的，這15種特殊情緒代替了幾種壓力的向度，大大提升了我們所說的個體模仿和適應功能。 壓力的功用有如一種關於個體對環境壓力適應的資訊來源，充滿大量情緒的使用。

1980年開始對“情緒”的興趣大幅提升顯然發生在所有相關的科學學科上，學者們從不一樣的觀點和不一樣的分析水準來看待情緒。 專書：Calhoun 和 Solomon (1984) 、 Harr6 (1986) 、 Izard 等人(1984) 、Plutchik 和 Kellerman (1980, 1983, 1986, 1989) ， 與Scherer 和 Ekman(1984)。 專題論文：Averill (1982) 、 Frijda (1986) 、Sousa (1987) 、Gordon (1987) 、 Izard (1971, 1977) 、Kemper (1978, 1984) 、 Ortony 等人 (1988) 與 Tomkins (1962, 1963) 和Lazarus（1991)。

60年前的心理學家似乎準備要放棄“情緒”這概念。1933年，Meyer做了以下關於“情緒“的陳述： 當我們必須去描述的每件事情都已經有科學的項目時可對應時，為什麼還要採用不必要的科學項目，像是情緒。

Lazarus在1984年逐漸在這領域開始研究時，Duffy認為情緒沒有甚麼特別的，平常的適應性活動是藉由有機體維持它自身的內部平衡來面對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壓力威脅。 她認為適應性的反應，是對關係的反應，和引起能量的調動。因此，應該放棄情緒概念並取代活化概念（activation）。 一個人突然跑到他／她的房子和一個人看到火災在驚恐中跑到一樣的地方，這兩者間有任何心理上顯著的不同嗎？她的答案是no，因為： 所有的行為都是具有動機的，沒有動機就沒有行動，這個反應叫做“情緒的”(emotional)，從個體其他的調節反應來看似乎不會跟隨不同的行動原則。 對個體而言內部或外部條件的改變，通常會導致內部的改變以適應，這些連發自內心連續不斷的活動，伴隨著在能量水準的改變，是ㄧ種生命本身的功能，不僅只是一種叫做＂情緒＂的特殊狀態功能而已。

在當時，Duffy的思想對Lazarus來說似乎是合理與可靠的，雖然他現在拒絕了這個立場。那些研究情緒心理歷程的人(如Lazarus)聲稱非情緒和情緒事件是兩個不同的世界。雖然有行為和心理上的重疊，但突發動機與驚恐動機的行動在心理組織上是相當不同的。 一個人的房子引起個體的動機，看法，評價和適應的歷程與那些突發事件是不同的，且有些情緒理論認為“驚恐”有它自己所擁有的特殊心理反應元素，ㄧ但被激發，情緒就是他本身所擁有的一個系統。 Duffy的問題和反應使人聯想起Skinner的主張，即從一位行為學者的觀點來看生氣的眼淚和悲痛的眼淚，會認為兩者間並沒有甚麼不同。

為什麼“壓力”這個概念可以在認識論對“情緒”概念如此對立的氣氛中生存和興盛？ 最初非認知的心理壓力S-R觀點，是由Hooke提出的工程分析法(engineering analysis)，稱做認知革命。 例如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中常被用來測量壓力的生活事件表(life events lists)，它強調客觀存在的環境改變，像是配偶的死亡，離婚，失業等壓力源。無論如何，1970年代很多北美的心理學家已經開始改變與接受壓力和情緒的認知調節法。 這個歷史的發展意涵並不是認為壓力的研究不再有用，而是說明情緒的概念中包含了壓力。

情緒的認知動機相關理論 情緒的議題比壓力提供更多的反應類別， Lazarus相信我們或多或少可以認出15種情緒： 負面情緒：憤怒，驚嚇，憂慮，內疚，罪惡，羞辱，悲傷，嫉妒，以及厭惡。 正向情緒：幸福，得意，放心，和愛。 混合的、不太明確的情緒：希望，同情，感謝。 每一種情緒都來自於不同的人和環境間的互動關係；如：生氣有它自身特別的情境。因此我們要從發生了什麼事以及人們在心理上會如何反應中學習不同的適應方式。

Lazarus的研究動力是透過關係意義（relational meaning）的評估歷程。

關係的意義：核心的關係主題 情緒是對關係意義的一種反應，關係意義指的是一個人在特定的「人－環境」關係中感受到傷害或益處。 性格變項和環境特徵在關係意義中會一起評估。情緒不只是因環境的需求、限制、適應而已，同時也受個人的動機和信念所影響。 壓力的反應不只是受到環境的壓力源，還有遭遇壓力的人是如何評估它的。

雖然人們可能將質量關係意義拆解為性格變項和環境特徵變項，但關係意義在於更高的分析層次。 在分離的變項層次中可能會失去某些有用的新概念。如：感覺需求，不確定的威脅感，對自我實現的失敗感等。我們傾向減少心理方面的分析，但常常讓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分離的變項如何合成到同一個質量。 如：配偶Ａ和Ｂ，從同樣的遭遇中建立不同的意義。 對Ａ來說，“發生了什麼”的關係意義是他／她被要求或是輕視，這樣的意義會激勵其修補受損自尊的欲望。 對Ｂ而言，這樣的關係意義表示婚姻關係受到威脅。 Ｂ感受到的經驗是生氣，而Ａ是焦慮。

假如必須證明關係意義是認知的情緒基礎，我們必須憑經驗來定義和測量關係意義， Lazarus稱之為“核心的關係主題” （the core relational theme）。每一個情緒都涉及了不同的核心關係主題。（表一）

不同的評估成份 一些不相同但有些重疊的提案，進一步的提出了情緒的潛在分子評估成份。 如：Frijda(1986) 、Lazarus(1991c) 、 Roseman(1984, 1991) 、 Smith & Ellsworth(1985, 1987) 等等。 這些提案分享了許多的評估成份，這些系統大都假設有一個關鍵的評估成份叫做動機。 同時大多假設情緒的化學價值取決於評估條件是否對達到的目標有利或不利。 多數的提案同樣也將責任放入情緒，好處或壞處是歸於自己或別人。別人的責任是評估為生氣的重要因素，而自己的責任是評估為自豪、罪惡、羞愧的重要因素。

在Lazarus評價憤怒模式的論述中，採取某些爭論的立場： 他把憤怒視為個體評價自尊受到傷害的結果。責備是主要評價憤怒的成份。憤怒的人在外部原因中找到責任—如，決定一個人所造成的傷害可以藉由做某件事而避免。 對照傳統的挫折攻擊假說(Berkowizt, 1989)， Lazarus認為人們不會受到責備，因為不是憤怒的目標。在此情境中沒有惡意或藐視行為，在複雜社會歸因中，憤怒會被應用在別處。

關於評價和相關意義的三個重點應該被說明。 第一、有兩個層級的分析，為核心相關主題和個體評價成份，在情緒中是補充概念和評價特殊相關意義的方法，一個單獨的評價成份只有提供部分意義。 第二、基於長久歷史的觀察和思索，一致同意評價模式最需要情緒。 第三、評價理論之間只有Scherer(1894)考慮評價歷程是一個連續的評價問題的研究，因此意味著有意識且慎重的做決定的歷程。

我們意識到人們和環境的關係無法用言語表達。我們的情緒通常反映短暫的一種認知和評估(Lazarus & Smith 1988)，就如同在現代認知心理學中有更多慎重和分析的歷程研究(如 Lazarus 1991a; and Varela et al 1991)。 儘管現在的情緒概念和推論是分離且相對的功能，但Lazarus認為理論的任務就是去決定每個情緒推演的邏輯性。

適應和情緒 因應是藉由影響個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與評估來形塑情緒。 (a)對個人與環境間背後的負向情緒(問題-焦點因應)試圖做改變；(b)對個體關心的事件或對它的評價(情緒-焦點因應)試圖做改變。 情緒在適應研究中提供豐富的觀點。例如，在一個表達憤怒的脈絡中，憤怒是被大眾所拒絕的，情緒就必須被妥善處理--如：藉由抑制或否認。 比起從前的動機影響人們與環境間的關係，我們更應關心適應理論（coping theory）。 Laux & Weber (1991)研究了婚姻伴侶如何因應憤怒交換和威脅所產生焦慮。

兩個主要模式： 第一，因應顯示了在焦慮遭遇中的部分不同論點。當遭遇包含憤怒時，比在焦慮遭遇中會更努力地消耗雙方受傷的自尊。 在憤怒中，這種努力的補償包括攻擊其他人，逐步上升的怒氣，自我保護，及故作姿態。在焦慮遭遇中，會更努力去安撫對方且維護彼此的關係。 第二、即使在憤怒遭遇中，婚姻伴侶會適應與他/她不同的意見方法和相異目標與情境的意圖。假如伴侶是全神貫注地在維護被憤怒所受到威脅的一段關係，此時會避免憤怒逐步上升。伴侶若是從憤怒中的損害關係而受到威脅，可能會抑制隱藏他/她的憤怒。

結論 從古至今，情緒的哲學研究本質上是屬於認知的概念，西元前四世紀的Aristotle可能是第一個研究情緒的認知學者 「憤怒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我們或我們的朋友被不公平的忽略，這種感覺信念（brief），會使我們有痛的感覺，且有想報仇的衝動。」這個論述包含了評量理論（appraisal theory）的基礎，其中聯結了信念、欲望、報仇的動機與本能（現今我們稱為行動的意圖）。 為了瞭解生氣為何會被激發，亞里斯多德要求我們理解：(1)人們生氣時的心理狀態是什麼？(2)人們對於哪些人較容易生氣？(3)在什麼場合會對他們生氣？

然而在四個人為什麼會表現的不一樣？在一個情形中他們都是相同的：他們都知道這件事。 Averill(1982)嘗試用歷史的方式來闡述憤怒，他特別描述Seneca、Lactantius、Aquinas、Descartes的觀點，其中有一些是懷疑認知會中介情緒的觀點， Lazarus為擔心讀者認為古代中世紀認知-激勵-相關的觀點會被隱藏，因此引用了Robertson(一個19世紀英國哲學家)所寫的文章： 有四個差不多年紀、性格的人乘著同一台車旅遊，在一個特別的地方，有一個人忽然出乎意料的死亡了，第一個朋友看起來很冷漠，第二個朋友知道發生這件事，但卻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第三個人看起來明顯有點難過，第四個人則過分的悲痛，用眼淚、嗚咽、驚叫來表達他的情緒。 然而在四個人為什麼會表現的不一樣？在一個情形中他們都是相同的：他們都知道這件事。 第一個為局外人，他們之間並沒有很多聯繫，第二個人並未見過死者，也沒有特別留心過他，第三個人跟死者曾經有過社會交往，且有生意上的往來，讓他對死者充滿尊敬，第四個人是死者的兄弟，與死者間有天生的情感，且有許許多多的連結(tie)。

企圖丟棄情緒的想法是科學研究的焦點，但對Lazarus來說這情況是種歷史的失常，這種失常，像是激進行為主義者的樣子，這個觀點在心理學學科的發展中曾提及，在百年之前這個想法的主要重點並未被反應出來，在近十年來則逐漸被恢復。 Lazarus在一個高變動的時代進入心理學學科，心理學是從西歐及北美的哲學中分化出來的，且心理學家被劃分在實徵科學中，是為避免做出偏離現實的推論。僅在近幾年，許多心理學家才又看到哲學分析的價值 ，試圖用此方法去產生一個大規模的理論，而不從實驗室的研究中來發現，避免枯燥乏味的科學主義。